戴維·布魯斯

戴維·布魯斯當時是美國資歷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後任駐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大使。在美越舉行巴黎會談期間，布魯斯又是美方特派代表，這在西方外交界無人可比。

“聯絡處”顧名思義顯然低於大使館(聯絡處官員名字甚至列不到各國駐華外交官名錄上)，但中美關係又十分重要和極為敏感，在當時的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起著關係全局的作用，因此尼克松刻意選拔一位最資深的外交官擔當此任，由此可見其用心良苦。在中國方面，毛澤東主席確定黃鎮大使的職務后，於1973年4月12日召見黃鎮主任和韓敘副主任及外交部幾位領導人，曾幽默地問黃鎮：“你是升了還是降了？”毛主席意味深長地說：“聯絡處比大使館還大使館。”足見中國領導人對這一職務的重視程度。

1973年5月14日，布魯斯夫婦抵達北京。他們意外地發現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和美大司司長林平已等在機場歡迎他們。姬鵬飛外長很快會見了布魯斯，喬冠華副部長在風景如畫的香山飯店會見和宴請他們夫婦。更令布魯斯難忘的是，周恩來總理5月18日會見了他。

一向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對所有駐華使節一視同仁的中國政府為什麼破例地高規格接待這位美國使節呢？這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一，中國駐美聯絡處副主任韓敘先期到達華盛頓后，受到了美國政府的破格接待。美國國務院和白宮派出高級官員遠道到西海岸的舊金山歡迎韓敘一行。韓敘一到華盛頓，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就多次宴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和尼克松總統本人親自會見。周總理得知后即指示外交部，對美國派來的聯絡處主任要提高接待規格。國與國之間講究“對等”，既然美方以高規格接待中國外交使節，中國當然應還之以禮。其二，當時中美領導人之間經常有一些重要口信需要傳遞。周總理5月18日會見布魯斯，除了對他表示歡迎，也確實有事情要談，要他轉達給華盛頓。

布魯斯到北京任職時已73歲高齡，妻子叫伊萬傑琳·布魯斯，在她4歲時(1948年)曾跟隨其父親(美國駐華高級外交官)在北京待過一年，長大后又學過一些中文，總算同中國有一定緣分。布魯斯沒學過中文，但他一生愛好藝術，喜歡收藏古玩和藝術品。

美國任命駐外大使時有個習慣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選擇第二把手，這樣在工作上易於協調合作。至於下面的外交官，則由國務院和有關部門選派。布魯斯選擇了當時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亞洲事務的霍爾德里奇當副主任，負責政治事務，即兩國關係事務。為了不引起國務院的反感，又選擇了國務院當時的中國和蒙古處處長艾爾弗雷德·詹金斯為副主任，主管領事、行政等事務。一個駐外機構任命兩個副主任，這在美國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

布魯斯到達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辦公，同時加緊裝修日壇公園附近的官邸和辦公樓。7月1日，新址正式啟用，布魯斯舉行了莊嚴隆重的升旗儀式，並開始在官邸接待客人。美國聯絡處僱用中國工作人員(廚師、會計、翻譯等)都通過外交人員服務局申請和安排。

布魯斯的任務是儘速同中國有關機構建立聯繫，開展兩國間的各種交往，溝通兩國間的高層外交信息。他在最初兩個月內就在外交部禮賓司的協助下，拜會了外交部有關司、局領導，國家體委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等有關部門的主管官員。對一些重要的美國訪華團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紹情況，並派聯絡處官員隨同訪問。布魯斯也招待中國訪問美國的重要代表團，如中國古代文物展覽團等。

布魯斯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在兩國領導人之間傳遞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來總理5月18日的會見，主要談了印支問題，周總理強調解決印支問題對緩和遠東局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催促美國在結束印支戰爭問題上早日採取實際行動。布魯斯把這一重要口信及時傳回了白宮。不久，周總理又在6月25日會見布魯斯，他以嚴峻的態度表達了中國政府對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反對立場，認為該協定限制不了蘇聯擴充核軍備的勢頭，反而對世界人民造成虛假的安全感。布魯斯通過這次談話，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戰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魯斯是一位謹言慎行、彬彬有禮的外交家。他多次講到：中美經過20多年的隔離，現在兩國人民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友誼，在美國已出現“中國熱”。兩國利益有時不同，但從根本上說，兩國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我們各自設立聯絡處，也正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由於國情不同，中美外交人員對處理家屬問題是各不相同的。當時中國外交人員出國都不帶家屬，除非配偶也是外交人員，子女都留在國內。美國駐華聯絡處人員大都帶著家屬，包括小孩，到了北京以後分散住在公寓內，辦公與住處分開，宴請一般都在家內舉行。本來法國人和巴基斯坦人已在北京辦了學校，但美國人由於種種原因不願送小孩去入學。中國在外交公寓附近辦的學校也收外國小孩，但美國人也不想入。美國聯絡處決定自己辦學校。開始時只有6名小學生，地點就設在美國人住的公寓的門廳和陽台里，教員由聯絡處人員的家屬擔任，有時美國外交官也去講課。課程則選用美國教材。聯絡處曾向中方提出，希望解決小學的校舍問題，但中方當時也有困難，暫時只能因陋就簡辦下去。後來也有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員家屬到美國辦的學校入學。這件事，也算是布魯斯任職期間的“政績”之一。

布魯斯的駐華聯絡處開始時人數不多，開館前通知中方將有29人，另外，還將僱用一些中國僱員，擔任會計、翻譯、打掃衛生等工作。實際上開始只來了26人，以後隨著工作量的加大而進一步增加人員。派海軍陸戰隊的做法有些特殊，美方解釋，這是美國駐外機構的通用做法，並非專為駐華機構而設。但就是5名海軍陸戰隊成員，卻鬧出了許多麻煩事。

這些海軍陸戰隊員平時著便裝，不拋頭露面。1973年7月1日正式舉行新址開館儀式時，布魯斯曾請示美國國務院，建議海軍陸戰隊人員不著軍裝，以免引起不良反響，但美國國務院徵求海軍陸戰隊司令意見后，否定了布魯斯的意見，所有海軍陸戰隊成員都穿正規藍色軍裝出席，不少人並佩戴在越戰中獲得的勳章、綬帶。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

美國軍人不能沒有夜生活，因此，聯絡處裝修官邸和辦公樓時，也在海軍陸戰隊成員居住的建國門外外交人員公寓修建了一個酒吧間，公開打出“海軍之家”和“海軍陸戰隊俱樂部”的招牌，並印刷、出售飲酒票券，招來許多駐京外國人員到此跳舞和飲酒作樂，有時相互打打鬧鬧，攪得四鄰不安，影響很壞。由於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發會員證，一位非洲留學生由於得不到會員證，竟在喝醉后發酒瘋搗毀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中國政府向布魯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軍陸戰隊人員。布魯斯只得承認美方人員行為不端，須嚴加管束，但希望該批人員能留下來。

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訪華時親自向周總理求情，希望體諒美方的困難，這批人才暫時免遭驅逐。但周總理當面提出三個條件：第一，對外不能以海軍陸戰隊的名義，要尊重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習慣。第二，不要穿軍裝。本人是否海軍陸戰隊隊員，中方不管，反正他們是美國駐華聯絡處的外交人員，如果在自己卧室內穿軍裝，我們不管，但不能穿軍裝到外面。第三，不能帶武器到館外，只能在館內佩帶。基辛格表示同意中方的三個條件。從此這批海軍陸戰隊成員老實了一陣，不再著軍裝，只在聯絡處內部活動，還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體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軍陸戰隊成員又鬧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強擊手”和“虎鯨”的署名向各駐華使館亂髮通知，提議組織壘球協會等組織。中方再次要求布魯斯撤走海軍陸戰隊人員。在此情況下，這批海軍陸戰隊成員不得不撤走，其內部保衛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員接替。但美方的安全人員實際上還是由海軍陸戰隊選派的，但不再著軍裝。

布魯斯在華任期很短，只有一年零四個月。前半期比較活躍，後半期默默無聞。可以說他在北京的作用還沒得到發揮，就結束了這段外交生涯。

布魯斯在後半期表現比較沉悶，這與當時的形勢有關。開始一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布魯斯作為高層傳遞信息渠道，但後來美方發現通過在華盛頓向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或副主任韓敘傳遞信件更迅速、方便、可靠，經常是由基辛格向他們口頭講述就可以了，逐漸地不再使用布魯斯這一渠道。其次是中美關係由於美方熱衷於搞“對蘇緩和”戰略，使中美加深了分歧。尼克松深陷“水門事件”，在中美關係上邁不出任何步子。在這種情況下，布魯斯在兩國關係上也不能有所作為。這時的布魯斯有了“失業”的感覺。

布魯斯在華任職期間，雖無大的建樹，但對溝通兩國政府高層對話，促進雙邊經貿、文化、科技交流和加強中美人民之間的了解，還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臨行前喬冠華副外長出面在頤和園為他送行，對他的工作表示肯定，並祝願他回國一帆風順。

1974年9月中旬，在布魯斯即將回國前夕，喬冠華副部長設宴為布魯斯餞行，美國聯絡處的主要官員都出席了，活動安排在風景如畫的頤和園內，而且是在晚上。

這次令人難忘的活動之後不久，布魯斯大使在1974年9月16日會見了到北京訪問的英國作家韓素音，再次談了自己臨走前的一些感受。他表示：他對離職感到惋惜。談到對中國看法時，他表示很崇敬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留下的著作具有極大的意義。他預見中國有一個光輝的未來，因為中國資源雄厚，財力也會逐步增加，5年內中國將加速工業化的發展，但中國必須保持紀律，控制浪費和奢侈，合理利用資源，改革才會取得成功。

9月25日，布魯斯夫婦離開了北京。不久，他被福特總統任命為美國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代表，常駐比利時“北約”總部。1985年布魯斯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