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賦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司馬相如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楊雄

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征。——左思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

英辭潤金石，高義籌雲天——沈約

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於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摯虞

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劉勰

《子虛、上林》非徒極博，實發於天才，揚子云銳精揣練，僅能合轍，猶《漢書》於《史記》也。——方孝孺

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陳之。...賦當以真偽論，不當以正變論，正而偽不如變而真。...屈子之纏綿，枚叔、長卿之巨麗，淵明之高逸，宇宙間賦，歸趣總不外此三種。...賈生之賦志勝才，相如之賦才勝志。相如之淵雅，鄒陽、枚乘不及；然鄒、枚雄奇之氣，相如亦當避謝。——劉熙載

就我本人而言，對漢賦，整體上不喜歡。不喜歡它的鋪張，不喜歡它的富麗，不喜歡它的雕琢，不喜歡它的堆砌，不喜歡它的奇僻，當然，更不喜歡它的歌頌阿諛、不見風骨。我的不喜歡，還有一個長久的心結，那就是從漢代以後二千年間，中國社會時時泛起的奉承文學，都以它為範本。——知名文化學者 余秋雨

漢賦在結構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漢賦在後期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讚歌，只在結尾處偶爾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漢賦分為 騷體賦、大賦、小賦。騷體賦代表作為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問》的影響，保留著加“兮”的傳統，其語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結合，表現手法為抒情言志漢初六十年是騷體賦的時期。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彙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制。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捨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採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中國漢代文體。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於荀子的《賦》；作為哲學思想與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黃老思想、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由於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漢賦注重的是其“述客主以首引”這種“本於庄、列寓言” ( P87) 的虛擬，以及於鋪陳敘事中對神祗鬼物的暗喻。漢賦的虛構集中表現為: 散體大賦習慣於鋪陳敘事中暗喻神祗鬼物; 騷體賦習慣於體物抒懷中追慕人神同游的超脫; 某些漢賦直接以祭神和頌神為主題內容; 個別漢賦甚至直接涉及人鬼交通的文化題材。漢賦表現出一種體物寫實與神話想象相結合的審美取向。這種神話與現實交錯並舉的手法, 確實產生了“窮山海之瑰富, 盡人神之壯麗” ( P494) 的藝術效果。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後期便已經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並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雲》、《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後人偽托，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後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於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於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賦大致分為五種，也正是五個重要時期：西漢人將楚國詩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視為賦體，沒有一定的限制性，這稱做楚辭體的騷賦；漢賦篇幅較長，多採用問答體，韻散夾雜，其句式以四言、六言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長的句子，漢賦喜堆砌詞語，好用難字，極盡鋪陳排比之能事，卻被後人視為賦體正宗，也稱古賦；六朝賦是東漢抒情短賦的變體，其特點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齊，多為四言、六言駢偶組成，而又講究平仄，通篇押韻，又稱俳賦；唐宋又有律賦，題目，字數韻式，平仄都有嚴格限制；文賦是中唐以後產生的一種散文化的賦體，不刻意追求對偶、聲律、詞采、典故，句式錯落多變，押韻較自由，甚至大量運用散文的句式，文賦實際上是賦體的一種解放。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楊雄、枚乘等人。

漢賦，無疑是古典文學中一種影響深遠的體裁。

西漢前期，自高祖、惠帝、呂后、文帝至景帝，歷時六十多年，是漢賦的肇始期。在這一期間，由於文化政策相對寬鬆，優待士人，一改秦代 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焚書坑儒 的暴虐，故而使戰國後期從楚國開始興起的賦體文學，得以利用四海統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機，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發展。但是，又由於繼亡秦之後，百業凋弊，百廢待興，社會經濟曾極度困窘，正如《漢書·食貨志上》所說：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錢），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純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所以當整個社會皆處於如此嚴重的饑饉之中時，自然是不可能談得上文學發展的，即使 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也仍然遠遠未能解決問題；到文、景之治，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才逐漸形成富庶繁榮景象。而與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相應，賦體文學也必然是走著一條相對漸進的道路。另外，為恢復生產、發展經濟，這一時期在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道家黃老 清靜無為，以省儉為本的思想。這種政策注諸文學，固然不會扼制漢賦的興起，也不可能為以 鋪采摛文 為特點的大賦的產生與發展，創造優裕的條件與豐厚的土壤。鑒於上述，這一時期賦體文學在創作上，還大體繼續著楚辭的餘緒，以騷體賦為主流，在相對緩慢的發展進程中，逐漸顯現向散體大賦的過渡與分流，因此有的文學史家稱：漢初，……只可算是辭的時代，而不是賦的時代。是基本合乎實際的。

漢初之賦，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八家，即陸賈、朱建、趙幽王劉友、賈誼、庄忌、枚乘、淮南王劉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門下群臣賓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陸賈三篇、朱建二篇、劉友一篇，劉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無法具論；餘下四家之作雖也不全，然畢竟尚可窺豹一斑。

西漢中期從武帝經昭帝至宣帝，九十餘年間是漢賦的鼎盛期。這一時期，由於積七十餘年休養生息的持續發展，政權鞏固，國力強大，疆域遼闊，封建皇權至高無上，思想觀念也趨向雜儒霸的輿論一律。與此相應，統治集團已不再以省儉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於聲色享樂，並形成風氣，因此上自皇帝，皆喜愛最適於形象地再現這種時代風氣的賦體文學，從而給予大力提倡。這樣就為賦體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極其豐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幾乎所有的文士為之嘔心瀝血，殫思竭慮，馳騁才華，於是迅速出現了繁榮景象。僅據班固《漢書·藝文志》中依照劉向在成帝時經過審查篩選，論而錄之 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賦家和九百三十篇賦作統計，這一時期就佔了絕大多數。此時的賦又以枚乘《七發》所展示的散體大賦為主流，並將其發展到定型的極致，而繼楚辭餘緒的騷體賦則退居支流，為世所輕了，所以這時才真正是賦的時代。

西漢後期經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間，國力日頹，王朝日衰。

在政治上，皇權削弱，外戚專擅，吏治腐敗，豪強大戶肆意兼并，統治集團日益侈靡，導致百姓愈發貧困化，無以為生。僅據《漢書》，從元帝即位開始，在這一時期無論史實記錄，抑或大臣所上奏書，一句 人至相食，竟多次出現，社會矛盾迅速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遂使局勢動蕩不安，不可收拾，整個政權漸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哀帝時，諫大夫鮑宣就曾上書痛切指陳：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王莽篡位，西漢滅亡。如此政局，勢必給文學以深深的影響。作為漢賦主體的散體大賦，其創作精神既然主要是 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那麼經一百多年的發展，隨著王朝的興旺，當其躍上全盛的頂峰之後，這時又隨著王朝的衰頹，既無什麼 鴻業 可供 潤色，又無多少 上德 可供 宣揚，所通 諷諭 不過起到 勸百 的作用，所盡 忠孝 亦只能為虎作倀，再加上本身結體龐大臃腫，對客觀事物的靡麗鋪排往往淹埋主體情志，大量羅列奇詞僻字更使作品生澀詰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漸露衰敗，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騷體賦，則在自身變革中，頑強地表現出繼續發展的態勢。

公元8年，西漢王朝被自身的腐敗擊垮，掌握大權的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從此以後的十五年中，王莽打著變法改革的旗號，實際推行更加殘暴的統治，很快就激發了遍及全國的農民大起義，整個社會陷於戰亂之中，王莽新朝被摧毀。到公元25年，南陽豪強劉秀稱帝，重建漢朝，因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東漢自光武帝、明帝至章帝的六十餘年，史斷為前期。這一時期大致可稱新建政權的經營、鞏固和發展期。值王莽新朝農民大起義之後，各地豪強並起，紛紛割據一方，因此光武帝首先面臨的是削平割據，安撫百性，整頓吏治，恢復生產。經過十多年用兵，國家得到統一，實行一定程度的讓步政策，政權逐漸穩固。到明帝時，甚至出現了 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後漢書·明帝紀》）的繁榮局面。

如此社會狀況，反饋到文學藝術主體的賦的創作中，就使得一個時期之內，前後景觀頗不相同：光武帝建武年間，繼西漢末世仍為散體大賦衰歇，騷體賦活躍發展；而明帝永平年間，散體大賦卻猶如迴光返照，再度復燃，但畢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成為註定要退出歷史舞台的最後一搏。

公元88年，漢章帝死，年僅十歲的和帝即位，外戚竇憲掌握了朝權；四年後，和帝依靠宦官鄭眾誅殺竇憲，又開始了宦官干政。從此，東漢王朝進入了由盛入衰的後期。經安帝、順帝到桓帝、靈帝，百餘年間，外戚、宦官往往通過野蠻屠殺交替專權，政治極其腐敗黑暗，豪強勢力惡性膨脹，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各種矛盾不斷激化，最後終於觸發了黃巾大起義，導致全國性的軍閥混戰，而東漢統治也就讓位於三國鼎立了。這樣的時代環境，使班固重新提倡的以 雍容揄揚 地頌聖為特點的大賦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正直的文學家無論是 抒下情而通諷諭，還是 宣上德而盡忠孝，都隨時面臨受排擠、迫害甚至殺戮的危險，他們經常陷於憂思感憤之中，現實迫使他們對朝政失掉信心，總要在作品里強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緒、思索。再加上文學領域除賦之外，詩歌也逐漸擺脫傳統經學、夷夏觀念的束縛，衝破音樂附庸的地位，成為語言藝術的重要形式，走上自覺發展的道路，文苑已經不再是賦體一統天下。凡此種種，都必然給賦的創作以深刻的影響，促使其從內容到形式都一定要革故更新，從有固定模式，熱衷於脫離實際地聚事征材、纂組辭藻而忽略、淡化主觀情志的抒發，轉變為靈動自由，短小精悍，在對客觀事物的生動描繪中抒情述志的新體制，否則就勢必被不斷發展的文學所淘汰。而這一時期，恰恰是漢賦完成了自身轉化獲得新生的重要時期，張衡則為傑出的代表。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餘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後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徵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後，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佔據統治地位。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於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後來那種純然出於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於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　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誇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象，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誌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

枚乘主要生活於漢文帝、景帝時期，死於武帝初年。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通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於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遊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一篇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

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武帝至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餘篇，作者60餘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濟大發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為了進一步保衛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紛爭的局面。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裡，無疑是一個值得頌揚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借口下產生了。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這一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有一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於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也曾感到擔憂。這就構成了當時一些鴻篇巨製的大賦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誇耀於前，又諷諭勸戒於後，而這兩者統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容的複雜性。

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選》所載《子虛》、《上林》兩賦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據《史記》、《漢書》本傳，考定二賦或本是一篇，即《天子遊獵賦》。這兩篇以遊獵為題材，對諸侯、天子的遊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麗，作了極其誇張的描寫，而後歸結到歌頌大一統漢帝國的權勢和漢天子的尊嚴。在賦的末尾，作者採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後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司馬相如的這兩篇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華麗的詞藻，誇飾的手法，韻散結合的語言和設為問答的形式，大肆鋪陳宮苑的壯麗和帝王生活的豪華，充分表現出漢大賦的典型特點，從而確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和所謂“勸百諷一”的傳統。後來一些描寫京都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都規撫它，但在規模氣勢上又始終難以超越它。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漢武帝、宣帝年間著名的賦作家還有東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漢書·藝文志》著錄他們的賦作頗多，但傳世頗少。如枚皋，據記載有賦 120篇，現已一篇無存。東方朔流傳下來的《七諫》，是一篇因襲楚辭的騷體賦，並無新意。但他的《答客難》、《非有先生論》，雖未以賦名，卻是兩篇散體賦，對以後述志賦的發展有一定影響。王褒是宣帝時重要賦家，今存《洞簫賦》和騷體賦《九懷》。《洞簫賦》是現存描寫音樂賦作較早的一篇，對後世的詠物賦和描寫音樂題材的作品有過影響。

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 100多年間，《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範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於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後世常以“揚、馬”並稱，原因即在於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願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後世述志賦頗有影響。《逐貧賦》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於貧困，鄙視“貧富苟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於蕭統編纂《文選》列於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兩都賦》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他把描寫對象，由貴族帝王的宮苑、遊獵擴展為整個帝都的形勢、布局和氣象，並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實內容。

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采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後，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徵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始於張衡。

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二京賦》是他早年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他對統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表現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治的危機感。《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一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的《歸田賦》。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了自己的情志，表現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這在漢賦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機。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為個人言志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於平易流暢。在張衡之前，已出現過一些言志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通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徵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漢賦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誇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後禰衡的《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儘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賦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在漢末文人五言詩出現之前，它是兩漢四百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封建時代的詞章家非常推崇漢賦，但他們奉為漢賦正宗的卻是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及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但也正是這些大賦，在思想和藝術形式上表現了較多的局限性。西晉的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批評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他所謂“今之賦”就是指漢代興起的大賦。他認為它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摯虞對漢賦的社會作用以及藝術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

漢賦，特別是那些大賦，儘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築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這些作者並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儘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辭彙、鍛煉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後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

最後，從文學發展史上看，兩漢辭賦的繁興，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中國的韻文從《詩經》、《楚辭》開始，中經西漢以來辭賦的發展，到東漢開始初步把文學與一般學術區分開來。《漢書·藝文志》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立了《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晉則出現了“詩賦欲麗”（曹丕《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徵的探討和認識，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共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書中。

2014年，兩漢文化發源地徐州誕生了史上第一個賦社彭城賦社，專門從事辭賦的整理、創作、研究，重點開發“漢代五絕”之一的漢賦資源。

賈誼 《吊屈原賦》（后被視為“文”）《鵩鳥賦》

枚乘 《七發》（后被視為“七體”）《柳賦》《梁王菟園賦》

司馬相如 《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

揚雄 《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蜀都賦》

馮衍 《顯志賦》

班固 《兩都賦》《通幽賦》

張衡 《二京賦》《思玄賦》《歸田賦》

左思 《三都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