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玉亭

郭雨順的叔叔郭喜慶是北京富連成科班的頭科學生。雨順七歲那年，家中無力撫養，也把他送進富連成學戲。雨順生在貧寒人家，小小年紀也不知什麼禮，入科的頭一天，剛練完功，已到開飯時候，伙房師傅把飯菜抬了上來，早已餓得前心貼后心的雨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過去就狼吞虎咽吃起飯來。老師一見，這還了得，如此犯了大忌，就因為“搶飯”，雨順被革除回家。

父母把雨順帶回家又急又氣。多一張嘴，多一份負擔，經過一番教訓，雨順二次來到富連成。這次雨順謹記父母教誨，練功在前，吃喝在後，不招災，不惹事。誰想一天早上剛天亮就被老師的藤條打醒，原來是自己身邊的同學在半夜裡逃跑了。老師責問他那個師兄跑到哪兒去了？雨順說不知道。老師便不由分說把他劈頭蓋臉痛打一頓。雨順又委屈又生氣，以致被打急，張嘴罵了老師一句。徒弟敢罵師傅，大逆不道，為此，雨順二次被科班革除。雨順挨打是冤枉的，但為了生活，父母含淚托其叔叔喜慶再次把他送進富連成。這次三進科班總算踏實了，雨順也有了行當，學文武花臉。該著他與富連成無緣，沒過幾個月，由於孩子們睡的是又潮又濕的地鋪，雨順漸漸生了一身濃瘡，每天疼痛難忍，科班只好告知家裡把他接回。等雨順的疥瘡養好之後，再進富連成也沒那麼容易了。此時，海參崴（今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來人邀郭喜慶等人去演出，父母便把雨順交給喜慶，取藝名月樓，叔侄很快踏上了北去的征程，這年他才九歲。

海參崴有個由俄國人開辦的小科班，班主是中國人叫張殿華。郭喜慶一行人到此以後，便把月樓寫給了小科班學戲，喜慶除演出外，也在科班裡教戲。1917年爆發了十月革命，科班解散，郭喜慶只好帶月樓坐上狗爬犁離開海參崴。

叔侄來到三岔口（今黑龍江省東寧縣），這裡有個女武生，丈夫在電廠當電工。女武生一看月樓長得很精神，便與郭喜慶商量把月樓寫給她做徒弟。郭喜慶本來帶著這個侄兒就感到累贅，所以慨然應諾，並向女武生夫婦索取了二百塊大洋的酬金。他拿到錢后，便終日出入於賭場，過他那“快活”的日子去了。從此，月樓隨女師傅改學武生。女武生教徒很嚴厲，這倒使月樓在少年時代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月樓跟隨女師傅不到三年，一次練功不慎，竟把腿摔折了。女師傅很惋惜，無奈，派人把郭喜慶找來，將月樓交還給他。月樓在三岔口的三年學藝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隨後，郭喜慶又把月樓帶到了哈爾濱。這時的月樓已能上場演一些角色了。郭喜慶嗜賭成癖，為了賭錢有本，他又把月樓以三百塊大洋寫給了當地戲班的李大麻子，期限三年。李大麻子收下月樓有兩個用意，一是想把月樓當作搖錢樹，演戲給他掙錢；二是還可以給他當仆佣，為他端屎端尿、幹些家務。月樓在李大麻子家除去練功外，還得當使喚小子，起早睡晚服侍主人的一家，稍有不到，就要挨主人的打罵。時間沒過多久，可巧有個北京人，看到月樓在此受罪，回到北京后告訴了月樓的父親。郭維元心急如焚，於是變賣了家中僅有的生活用物，登車直奔哈爾濱。郭維元找到李大麻子，請求把孩子領回去。李大麻子哪裡肯干，言說期限未到，不然就退還三百塊大洋。郭維元被逼無奈，只得哭訴於街頭。一天，偶然一位北京籍的郵電局長路過，對郭維元的困苦十分同情，在他的協助下，郭維元告到法院，請求從李大麻子處領回孩子。法院判處倒也公允，責令李大麻子將月樓交給其父帶回。正當月樓與父親慶幸團聚的時刻，又有人來告：李大麻子父子對法院判決不服，決心要把月樓父子弄死才得罷休。月樓父子聞訊不知所措，欲走無錢，幸好還是那位好心的郵電局長借錢相助。月樓與父親乘坐一輛馬車逃出哈爾濱四十餘里，在一個小車站登上火車到瀋陽。到達瀋陽不久，郭維元這個老實巴交的車夫，連驚帶嚇一病不起，離開了人世。月樓掩埋了年僅三十七歲的父親，隨即又去尋找叔叔，跟他一起搭班，跟他學戲。隨著年齡的增長，月樓的技藝也日漸提高，如《摩天嶺》、《獨木關》、《武松殺嫂》等已成為他經常上演的劇目，而且很受觀眾歡迎。

郭月樓跟隨叔叔在瀋陽等地演出已有一年多的時間。他扮相英俊，兩眼雖然較小，卻非常有神。他身材適中，長靠、箭衣、短打戲均能勝任，而且作為武生，還具備了沖、猛、漂、帥等特點。所以，觀眾對他的演出十分讚賞。

月樓十八歲那年，叔叔帶他來到長春演出。叔侄來到長春之後，看到隆春戲院外面斗大字的廣告卻寫出了“特邀大武生蓋玉亭主演”。郭喜慶莫名其妙地找到戲院老闆侯八說：“你這兒既然接來了大武生蓋玉亭，還邀我們來幹什麼？”侯八沖郭喜慶神秘的一笑，然後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原來侯八最先邀請的是名武生張玉亭，這張玉亭在東北一帶頗有聲望，技藝出眾。不料張玉亭嫌隆春戲院地方偏僻，不好賣座，沒有答應，反而去了地處繁華街面的燕春戲院，生意十分興隆。侯八一見張玉亭拒絕自己邀請，在燕春演出又很上座，心中非常嫉恨。為了出這口氣和招徠觀眾，終於想出了寫出“特邀大武生蓋玉亭主演”廣告的主意，意思是你張玉亭的技藝好，我這兒還有蓋過你的。侯八的“妙計”果然見效，觀眾慕名而至。第一天月樓上演《收姜維》，第二天上演《金錢豹》，過硬的戲碼，出色的技藝，台下掌聲雷動，從此隆春戲院每日門庭若市。張玉亭所在的燕春戲院日漸冷清，很快張玉亭就離開了長春。為了叫座，郭月樓正式更名蓋玉亭，一連在長春演了兩個月，每月掙三百塊大洋，這是蓋玉亭成名邁出的第一步。

在長春演了兩個月戲之後，哈爾濱的華樂戲院又將蓋玉亭叔侄接去，在那裡可巧又與張玉亭打了個對台，經過一番台上的較量，蓋玉亭以年輕武生的有利優勢，為華樂舞台爭得了觀眾，張玉亭再次悄悄離開了他所在的劇場。一個月後，瀋陽共益舞台又將蓋玉亭接去，不僅演出了不少拿手好戲，還排出了新戲《張紋祥判馬》，他扮演竇一虎，也很轟動。這齣戲成為他後來常演的劇目之一。藝人出名處處接迎，繼瀋陽之後，他又在大連演了四個月戲。當然，戲越演越精，人也越演越紅。大連演罷，他又來到了海河之濱的天津衛。

在天津戲不好唱，尤其初來乍到的藝人想在這塊地上站住腳，沒有出類拔萃的功夫是很難辦到的。為了打開局面，蓋玉亭以自己的拿手戲《懷都關》打第一炮。他這齣戲與眾不同，扮相上為改良派，他扮演主角鄭莊公，穿改良靠、裹腿、打鞋。最惹人注目的是他使用的大刀，僅刀頭就有二尺多長，寬一尺左右，上有三個大刀鼻環，舞動起來滿台生風。在這個戲中，除去武打外，他僅一個會陣上馬的動作就令台下觀眾“炸窩”，他扮演的鄭莊公，從兵丁手中取過大刀（此時是以刀代馬），一個上馬的跨腿動作，緊接著單腿不落地，飛快的三個乾淨利落的轉身，然後既脆又穩的提刀亮相，立時台下喝彩之聲幾乎震耳欲聾。這齣戲演出之後，觀眾送他一個美稱——大刀蓋。從此以後，大刀蓋玉亭的名字便廣為傳開。

蓋玉亭二十一歲時，在戲班裡打武行的薛三大爺等人的撮合下，與天津貧苦人家的萬姑娘結婚。次年，蓋玉亭把母親接來，一家人隨著郭喜慶奔赴上海。

蓋玉亭到上海之後，即住班在丹桂第一台。在上海戲好唱，只要有本事、賣力氣，觀眾是喜歡捧場的。蓋玉亭很快在上海紅了起來，成為丹桂第一台的頂粱武生。一天，蓋玉亭收到一封紅幫組織的來信，要他在指定地點、指定時間把五十元大洋寄到某某處，否則將有性命危險。蓋玉亭一家看到這封信焦急萬分，為了以防不測，只好照信行事。一連幾個月，有時全家的日子過得很緊，但給紅幫們的這筆錢是不能躲過的。

蓋玉亭的錢由他叔叔掌管，叔叔郭喜慶愛賭博，常常把生活費用輸得精光。有時蓋玉亭要用錢，只有向別人借。為了要錢，往往叔侄倆發生口角，郭喜慶以長者的身份，動不動對已成名的侄兒使用武力。蓋玉亭不堪忍受，一次挨打后，偷偷約了四個傍角的藝人一塊兒坐船到了大連。因為戲衣、盔頭都在叔叔手中掌管，他們空手而來，只得求助於唱花臉的崔湘亭。崔把他們介紹給戲院經理，經理一聽正求之不得，當即為他們借了行頭。蓋玉亭以《挑滑車》等戲打炮，一下子又紅了，經理高興得把他們留了下來。

郭喜慶發現侄兒逃跑，也慌了手腳，蓋玉亭在時每月掙六百塊現大洋，他一走，錢就沒有了。郭喜慶打聽到侄兒的去處后，親自追到大連，要侄兒隨他回去。蓋玉亭執意不肯，最後郭喜慶再三表示決不再打了，而且在崔湘亭等人面前寫了保證字據，蓋玉亭這才與叔叔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沒多久，丹桂第一台的經理死了。戲班的老闆為了拴住蓋玉亭在這裡長期演戲，極力主張讓他接任經理，並擔任主演。蓋玉亭性子執拗，堅決不肯，由此又惹怒了叔叔，郭喜慶又要動手打人了，畢竟侄兒已經二十六歲，又有上次出走的先例。郭喜慶準備以冷不防的方法來打蓋玉亭，不料被侄媳萬氏知道了，她把事情悄悄告訴丈夫，蓋玉亭決定再次出走。一天，蓋玉亭以戀戀不捨的心情，告別了懷孕的妻子，乘船去天津岳母家。

從1927年至1931年，蓋玉亭在上海總共生活了四年。四年間，他與上海觀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以高超技藝而蜚名上海劇壇。1930年他在丹桂第一台與著名演員蓉麗娟、劉筱衡、陳筱穆、筱蘭芬、張韻樓合作演出的新編連台本戲《開天闢地》曾轟動一時。蓋玉亭在劇中扮演蚩尤，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單獨演出的傳統劇目也頗受歡迎，常演的劇目有《艷陽樓》、《惡虎村》、《鐵公雞》等。他演每一個傳統戲都具有自己的特色，都有絕招。如他演《拿高登》飾花花太歲高登，身穿箭衣、褶子，頭戴扎巾，口掛長長的“黑扎”髯口，腳蹬二寸半厚底靴，腰系幾乎拖至腳面的大帶，在這樣繁雜的穿戴下，他舞蹈自如。在表演上馬動作時也有一絕，即接過馬鞭緊跟著一個右腳向前“踹燕”，同時頭向後仰幾乎著地，全身形成水平狀態，就在這一剎那的舞蹈動作中，他表演得美中見險，險中見美，每每到此，四座驚嘆，一個武生演員若沒有堅實的功底，是很難取得如此舞台效果的。

1930年春節前，他還參加了由上海梨園公會會長周信芳主持的“救濟貧苦同業”大義務戲的演出。這次演出由上海十三個戲班的主演們參加，可謂名流薈萃，盛況空前。丹桂第一台則是以蓉麗娟、蓋玉亭等人為首。這次演出，周信芳先生親自執排了一出《大觀園》（《紅樓夢》中元春省親的一段故事），由蓉麗娟主演，而蓋玉亭卻與劉漢臣、林樹森、高雪樵、王虎臣等名武生、名老生扮演太監。蓋玉亭與其他名演員不計牌位，不計角色大小，通力合作，這在上海劇壇中成為一段佳話。

十里洋場的從藝生活，使蓋玉亭飽受坎坷，而在藝術上卻眼界開闊、廣聞博採。由於受到海派京劇的進一步影響（他在東北期間已深受海派藝術的熏陶與傳授），他在劇目上對《反西涼》、《廣泰庄》等都採取了海派的演法。《收姜維》是一出典型的海派戲，扮相上別於京朝派，不勾臉，只是揉臉，在額頭處畫一小太極圖，扎改良靠，戲中連打帶罵（一種演唱、表舞形式）。演出中力求火爆、節奏快，觀眾十分愛看。上述劇目逐漸成了蓋玉亭的代表作。除此，他在上海的最大收穫，是在演出中結識了以演關羽戲而馳名的李吉來，並向他學習了一些老爺戲，為他以後演出關羽戲奠定了基礎。

1931年蓋玉亭回到天津，應中原公司劇場管事何茂卿邀去演出。歷來演員打炮唱戲都要對當地的權貴、把頭登門拜望。蓋玉亭這次既不是初來，心裡也討厭這一套，所以就沒有這麼做。誰想在演出中卻被權貴、把頭們來了個“下馬威”。這一天是他和著名京劇演員譚富英同台演出，他情緒飽滿、精神抖擻地出現在舞台上，剛演了一會兒，忽然台下爆發出一片喝倒彩的聲音，蓋玉亭莫名其妙。台下秩序混亂，觀眾議論紛紛，戲已經很難往下演。蓋玉亭暗自思忖自己沒出錯呀！再一琢磨，噢！一定是自己事先沒登門拜客，所以權貴們雇來一群無賴故意搗亂吶。想到此，他火冒三丈，立時把手中的大刀往台上一扔，把頭上的盔頭一摘，氣乎乎走到台口，沖著台下鼓倒掌的人群厲聲喝道：“你們搗什麼亂？我蓋玉亭哪兒錯了？叫倒好兒，不就是因為我沒登門拜客嗎？在台下起鬨沒能耐，有種的到台上來！”台下被這突如其來的斥責驚呆了，坐在前邊看戲的權貴們面面相覷十分尷尬。風波最終在何茂卿等人的調解下平息了，蓋玉亭不畏權勢的行動，總算為戲班的同行們出了一口氣。

蓋玉亭在中原公司演了三個月戲，又轉到大舞台。1931年陰曆八月，他攜帶剛剛生過孩子的妻子來到大連，年底轉赴哈爾濱。1932年初，東北三省淪陷，在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下，蓋玉亭為了一家人的生存，不得不攜妻帶子奔波於東北的大小城市。然而，每到一地，看戲者寥寥無幾，一家大小常常忍飢挨餓。自1932年開始，蓋玉亭曾先後到過吉林、長春、瀋陽、海龍、齊齊哈爾、海拉爾、遼源、琿春、撫順、敦化、丹東、旅順等地，並且在長春、大連兩地曾各呆了四年左右。他在長春演戲期間，又結識了著名文武老生唐韻笙。蓋玉亭在藝術上又吸收了唐韻笙的一些特點，使自己的表演風格更為突出。尤其在演出關羽戲方面，他將李吉來的南派演法與唐韻笙的關東派演法融為一體，既表現出關羽的威嚴、肅穆、威風凜凜，又在舞蹈的上馬、趟馬錶演中，以大幅度並頗有激情的動作，展示出這位武將的神采。他演出的海派戲《吳漢殺妻》、《七擒孟獲》，也受到了唐韻笙的教益。

1945年日本投降，蓋玉亭在大連與同業們歡慶抗戰勝利。春節過後，他應煙台藝術救國會二分會的邀請，到煙台丹桂戲園演出。日本投降后的煙台，已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當地群眾非常喜歡京劇。蓋玉亭到煙台的頭三天演出《懷都關》、《拿高登》、《古城會》。此時蓋玉亭已年過四十，藝術上更臻成熟、老練，功夫、表演無一不佳，蓋玉亭成了煙台丹桂戲園鼎鼎大名的主要演員。在煙台一年多的時間裡，蓋玉亭經常與解放軍接觸。他第一次看到這樣紀律嚴明、愛護人民的隊伍，與他在上海、天津所受的欺凌、壓迫及在東北日本侵略軍鐵蹄下的生活形成了鮮的對比。最使他久久難以忘懷的是一次給解放軍演戲，戲台搭在露天，演出中忽然下起大雨，在部隊同志再三勸說下才停演。在回家的路上，因路滑他不慎掉進了污水坑，頭被碰破，鮮血直淌。過路的解放軍發現后急忙把他救起來送到部隊醫院。部隊負責人仲曦東等到醫院看望他，還送來豬肉、糖果、點心，讓他好好治療，他感到解放軍真比親人還親。1947年春節前夕，解放軍戰略轉移，國民黨部隊進入煙台。藝人們重新過起了苦難的生活。國民黨部隊劇團乘機招兵買馬，動員蓋玉亭參加，但他拒不加入，並把戲園的底包演員們組織起來，與大家同舟共濟。

國民黨軍隊敗退撤離煙台之際，威脅蓋玉亭跟他們走。蓋玉亭寧死不從，國民黨軍隊就暗地把他的妻兒和戲箱弄走，然後派士兵用槍押著他上了輪船。國民黨軍官為了尋歡作樂，強迫蓋玉亭唱戲，而蓋玉亭託病拒演。他們恐嚇要槍斃他，他也從不示弱。蓋玉亭在國民黨軍隊的脅迫下，經上海、鎮江、蚌蜱又進入大別山，最後到達宿縣，這時已經是1948年了。宿縣很快被人民解放軍解放，蓋玉亭的心情格外激動，他和藝人們組織起來為解放軍指戰員演出，並且寫信給仲曦東同志要求參軍。仲曦東接到信的當天夜裡，就把蓋玉亭和其他藝人接了去。從此，蓋玉亭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

蓋玉亭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以後，很快投入了震驚中外的淮海戰役。在戰火紛飛中，他和同志們冒著槍林彈雨為廣大指戰員演出，沒有戲台，就在曠場上把雪堆積起來上面鋪上木板進行演出，給指戰員們清唱、翻跟頭、演戲中的片段。到部隊醫院慰問傷病員時，有條件就演他的拿手戲，沒條件就給傷病員表演武功。在演出中，蓋玉亭看到服裝、道具不夠用，便找到部隊負責同志，毅然決然地將自己多年來用血汗錢購置的戲箱，全部無代價地交公，這些行頭價值萬金，滿滿裝了一大卡車。淮海戰役結束后，他又隨部隊南下，進南京，下滬、杭，不論條件如何艱苦，走到哪裡，演到哪裡。

1949年初，他所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京劇團，改編為第三野戰軍七兵團政治部京劇團。劇團設在杭州。這時他在京劇團不僅是主要演員之一，還擔負起培養年輕演員的工作。演出之餘，為弟子王天柱等人說戲、練功。他還擔任了劇團戲委會委員的職務，為劇團的建設、發展出謀獻策。1950年，因三野九兵團政治部京劇團需要主演和教員，他奉命調到九兵團政治部京劇團工作。同年8月，經過兩年多的戰爭考驗，蓋玉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0年9月，蓋玉亭隨九兵團政治部京劇團到上海演出。一天，他在街頭盤查一個可疑分子時，不慎手槍走火，子彈從大腿穿入膝蓋。傷口剛剛癒合，全國就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高潮，劇團奉命北上慰問部隊。在東北慰問赴朝志願軍的演出中，他從不因身體有傷而喊苦叫累。一次，有位在《將相和》劇中扮演廉頗的演員鬧情緒，晚上的演出眼看就要“亮台”，蓋玉亭十分生氣，竟然不顧傷口疼痛，立刻化妝扮演。演出結束，觀眾才知道舞台上那位威風凜凜的“老將軍”原來是個靠拄雙拐杖走路的重傷員。

1952年，七兵團政治部京劇團奉命調北京組建軍委總政治部京劇團。部隊首長考慮工作需要，於第二年又將蓋玉亭從九兵團政治部京劇團調回，從事教員工作及演出。總政京劇團服務於全軍，經常跋山涉水奔赴各地演出。1953年冬天，他隨劇團到西北高原慰問部隊，每天坐在大卡車上，寒風刺骨，汽車顛簸，尤其在翻越六盤山等高山峻岭時，有人膽戰心驚，而他卻若無其事的和大家有說有笑。在冰天雪地的露天舞台上演戲，在繁重和艱苦的工作面前，蓋玉亭總是以愉快的心情積極去干。有人問他：“給部隊演出這麼艱苦、危險，你又是五十來歲的人了，難道一點兒都不害怕，一點兒也不為自己以後著想嗎？”蓋玉亭回答說：“我是個共產黨員，是黨給了我新生，我服從黨的需要，不能總考慮自己。”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曾無條件地應邀到總政歌舞團負責輔導工作，除京劇之外，又為舞蹈事業做出了貢獻。

1955年，總政京劇團與西南軍區京劇院合併改建為中國京劇院四團，蓋玉亭擔任教員組組長。1958年，劇團提出在一年裡演出“千場戲”。蓋玉亭等一隊人馬頂著烈日奔波於石家莊、保定、望都、深縣、滄縣、安國、正定、辛集等地，除了演出自己拿手的關羽戲《古城會》、《走麥城》外，還經常演無名配角。若沒有擔任演出角色，他就在後台為大家打洗臉水、端茶、遞毛巾，千方百計找工作干。只要能擠出時間，他還給青年人說戲。

1958年9月，中國京劇院四團奉命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蓋玉亭放棄了大城市的優裕生活，攜帶妻兒老小來到了寧夏銀川。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初期，條件十分艱苦，身為寧夏京劇院學員隊教師的蓋玉亭，長年跟這群十幾歲的孩子們一道，頂著炎熱的酷暑，冒著刺骨的嚴寒，在露天的院落里練功、排戲。蓋玉亭本來是專說武生戲的教師，但是為了使學員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他還兼管孩子們的基本功和武功課。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無論是簡單的腿功或是繁重的毯子功，他都認真對待，十分負責，每天累得滿頭大汗。到寧夏初期，他還為自治區越劇團演員教授基本功，為秦腔劇團培養青年演員。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拜師收徒又開始盛行起來。這本是件好事，但有些地方卻又搞起了請客、送禮之類的舊儀式。劇團里也有人勸他這樣做，他一口回絕了。他說：“我是共產黨員，可不能搞舊意識啊！年輕人都是我的學生，誰學我都教。”他有求必應、誨人不倦。在總政京劇團時他的學生有王天柱、劉松超、石鐵梁、劉昭倫等。到“四團”和寧夏以後，又教了舒茂林、李韻章、張元志、義維華、錢振國、劉海生、班增奎等。他教戲總是誘導學生為黨的文藝事業勤學苦練，將來都能成為人民的優秀演員。在三年生活困難期間，蓋玉亭不但不收任何禮物，反而看到學生演出或練功時，自己掏腰包買些酒菜去關懷、獎勵他們。到寧夏二十幾年的時間裡，他先後為劇團里的中青年演員教了《石秀探庄》等一批優秀傳統劇目。1962年初，他與梁連柱、樊富順老師合作，為學生示範演出了《古城會》，頗得好評。

“文化大革命”前夕，蓋玉亭退休，但十年浩劫時，並未放過這位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的善良藝人，以莫須有的“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罪名，戴上白袖章掃大街。在逆境中，蓋玉亭對黨充滿信念，默默地等待著，相信黨總有一天會給他做出正確結論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強加在蓋玉亭身上的不實之詞被徹底推翻。1977年恢復演出傳統戲時，他又被寧夏京劇團聘任為教員。政策落實了，首先考慮的不是他那已住了二十幾年的兩間土坯房該拆遷了，也沒有去想他應按離休對待，工資該補了，卻一心想著如何把失去的十年時間搶回來，多為中青年演員說幾齣戲，把自己一生所學到的技藝統統傳給他們。他不顧年老多病，每天拄著拐杖，按時步行到京劇團的排練場，指導中青年演員練功、排戲。他雖然眼花、耳背、腿腳不靈，但培養後生力量的熱情卻絲毫不減當年。

1981年3月，中國戲劇家協會寧夏分會在銀川舉辦中青年演員學習班，要聘請自治區著名戲曲藝術家講課，蓋玉亭應邀向演員們傳授了自己如何演關羽戲的心得體會，受到與會中青年演員們的熱烈歡迎。1981年6月23日，《寧夏日報》在頭版顯要位置上登載了長篇通訊《我是共產黨員》，報導了他的先進事迹。寧夏人民廣播電台也全文播送了這篇通訊。

蓋玉亭是中國戲曲家協會會員，他逝世后，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追認他為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著名的戲曲教育家。

出生：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逝世：1984年3月18日，農曆甲子年二月十六日，3時

活動年表

1949年7月28日，農曆己丑年七月初三日，9時：中國戲曲改進會發起人大會舉行

中國戲曲改進會發起人大會在北京飯店舉行。

會場懸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題詞：“推陳出新”、“開展平劇改革運動”，指示了戲曲界當前的任務。到會者發起人百餘人。由歐陽予倩主席，他說明召開這個大會是接受了文代大會的指示，來完成改革戲曲的任務。接著由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講話，他說：在中國，舊戲曲的改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戲曲在群眾中有廣泛的影響，它是土生土長的民族形式，一種綜合的藝術，是很重要的社會教育工具之一。在今天這個嶄新的人民自己的時代，不僅舊戲曲要改進，一切舊文藝都要改進，連同我們自己也要改造，應該堅決走向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方向。改進戲曲，不僅是改進戲曲本身，而是為了改進社會，改造人民的舊思想。戲曲工作者首先要努力進行自我教育，從思想上改造自己，才能幫助教育別人，完成戲曲改革的任務。最後，他並就《霸王別姬》、《三岔口》兩戲提出改進的意見。

接著有前延安平劇研究院院長楊紹萱、全國劇協主席田漢、全國曲藝改進籌委會主任委員趙樹理、華北文委會舊劇處主任馬彥祥、北平國劇工會負責人葉盛章等發言，大家一致認為今後戲曲的改進要在毛主席的文藝方向下，為廣大的人民服務。並就“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組織、有計劃、群眾性、全國性的進行改革”以及“培養新幹部”等問題提出具體的意見。

阿英同志報告籌備經過後，推選：王聰文、田漢、白雲峰、沙梅、阿英、阿甲、李一氓、李綸、李少春、吳天寶、周揚、周信芳、袁雪芬、夏衍、馬少波、馬彥祥、馬健翎、張庚、高步雲、梅蘭芳、程硯秋、焦菊隱、楊紹萱、葉盛章、董天民、趙樹理、趙子岳、劉芝明、韓世昌、齊燕銘、歐陽予倩等三十一人為籌備委員。隨後，周信芳、焦菊隱等多人發言，一致認為解放后舊藝人翻了身，今後應加強團結努力學習，改造自己為人民服務。最後並推出歐陽予倩、楊紹萱、田漢、阿英、馬少波五人負責起草宣言。

中國戲曲改進會發起人名單（以姓氏筆劃為序）：丁聰、丁國岑、丁濤、于山、於伶、於宗昆、方華、王一達、王聰文、王學民、王頡竹、王瑤卿、王亞平、王諭、王鐵夫、王元和、王若愚、王金璐、王少芳、王瑞林、王敏、六歲紅、尤金圭、石小英、尹月樵、仇戴天、田漢、白雲峰、白家麟、巴南岡、史曼尼、史若虛、江新熔、伍月華、沙可夫、沙梅、任桂林、任均、任開民、阿英、阿甲、何海生、何遲、李伯釗、李一氓、李和曾、李桂雲、李金鴻、李紫貴、李雲、李綸、李長山、李瑞來、李少春、李碧岩、李仲英、李永華、李桐森、李鐵英、李實、宋之的、邱玉成、呂君樵、杜雲振、沈金波、沈雲陔、沈知白、沈傅斤、吳天寶、吳寶華、吳幻蓀、郭沫若、郭蘭英、郭硯芳、柯仲平、茅盾、林岩、林秋雯、林鵬程、金素雯、金素琴、孟麗君、武幗英、周揚、周巍峙、周亞川、周璣璋、周正、周奇之、周信芳、周達仁、周天棟、周嘯天、洪深、哈鴻濱、南鐵生、侯相林、荒煤、梁一鳴、栗金池、梁小鸞、唐遠之、孫盛武、翁偶虹、范季高、范瑞娟、徐平羽、徐繼聲、徐特、徐玉蘭、徐菊華、徐一鳴、袁世海、袁雪芬、袁靈雲、袁廣和、秦友梅、夏衍、夏青、馬義蘭、馬少波、馬齡童、馬茂嶺、馬健翎、馬彥祥、張致祥、許萬恆、張凌霄、張國礎、張春山、張青、張一然、張文俊、張夢庚、張庚、張和元、張東川、張僖、張革非、張忠民、張魯、高玉倩、高連榮、高維廉、高步雲、陶鈍、陸定一、崔嵬、崔炳玉、崔東升、崔克、陳伯達、陳山、陳綺霞、陳其通、陳梅森、陳德明、曹禺、曹克英、曹慕髡、陽翰笙、雲燕銘、湯增桐、康生、康農、程硯秋、梅蘭芳、焦菊隱、楊紹萱、楊韻甫、楊菊萍、姜椿芳、景孤血、喜彩蓮、董大民、郭玉昆、黃松齡、黃韋、馮玉昆、葉盛蘭、葉盛章、虞棘、趙樹理、趙子岳、趙毅敏、趙更生、趙光、趙奎英、筱文艷、熊佛西、管韻華、管韻聲、魯誥、劉芝明、劉沛、劉子西、劉小雲、劉乃崇、劉念渠、齊燕銘、齊濟民、蓋玉亭、蘇恩厚、潘之汀、潘喜雲、鄭振鐸、裴東籬、魏靜生、魏晨旭、關鳳奎、鄧澤、歐陽予倩、應雲衛、韓世昌、羅合如、蘇堃、蘇世明、蕭長華、蕭盛萱、蕭慎、嚴朴、蕭三、欒少山、顧仲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