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德暴動

1929年秋，中共廣德縣委秘密組建了農民武裝，在發動分糧鬥爭中壯大了農協組織，並將鬥爭中湧現的積極分子組建皖南紅軍游擊隊，公開走上了農民武裝暴動的道路。

1930年4月，縣委書記王金林率領游擊隊到獨樹街活動，策動民團30餘人攜帶槍支起義成功，一批農民參加起義隊伍，游擊隊不斷發展壯大。7月，中共廣德縣委在獨樹街將游擊隊正式整編為皖南紅軍獨立團，王金林任團長。部隊整編為1個營4個連，兵力300餘人。8月中旬，在郎溪畢家橋收編沈雲山、畢小田為首的土匪武裝200餘人，兵力擴充到7個連600餘人。

紅軍武裝力量的擴大，蘇維埃運動也隨之發展。花鼓、西塢、沙塘頭、侯村等鄉村相繼成立鄉蘇維埃政府和群眾團體。中共廣德縣委召開廣郎宣蘇維埃準備委員會代表大會，籌建廣郎宣地區的蘇維埃政府，並選舉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

1931年10月，在國民黨重兵的“清剿”下，王金林負傷，不久在養傷地被其警衛員出賣被捕，11月在廣德縣城英勇就義，年僅28歲。皖南紅軍獨立團被打散，暴動失敗。

廣德農民暴動爆發后，中共皖南特委、中共安徽省委、中共安徽省臨時工作委員會、中共蕪湖中心縣委都曾先後派人或致函指導工作，指示廣德縣委發展紅軍不僅要數量，更要注重質量；要建立蘇維埃政權，建立農民協會組織；要沒收地主階級一切土地平分給貧苦農民；建立鞏固的黨的基層組織，大力發展黨員。但是這些指示都沒有得到有效貫徹執行，暴動最後還是失敗了。

失敗的主要原因有：

其一，沒有能反映群眾的意願，切實地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分配土地給農民，沒有與群眾行動配合起來，沒有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結果，紅軍逐漸脫離群眾的掩護，只得孤軍奮戰，採取上山主義。

其二，單純的軍事觀點和個人英雄主義，沒有在紅軍中建立堅強的領導集體和政治工作制度。負軍事領導之責的王金林同志本是學生出身，不懂軍事。另外，王金林同志英雄思想較強，使紅軍基本上脫離了黨的領導；紅軍中黨的組織不健全，又反過來助長了他的英雄思想。

其三，沒有能及時改造土匪武裝，用革命理論教育他們。他們革命意識不強，革命意志不堅定。平時他們在隊伍中進行封建小組織活動，戰時經常攜槍逃跑，形勢惡化時，不少人被裹脅嘩變，臨陣變節，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