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

走資派首要的特點是通過私人佔有實現人剝削人。走資派鼓吹私有化，通過資本的壟斷去剝脫被壟斷者的勞動的自由。搞剝削制度的走資派，只是將醜惡的東西打扮成漂亮的東西，以欺騙人民。走資派的罪與錯集中表現在其欺騙性、說謊性。

毛澤東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做出錯誤估計，並且形成了共產黨內也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認識，是形成“走資派”概念的根子。

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作了如下概括：“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概括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到後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認識都發生了變化，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概括也發生了變化。

實際上，毛澤東在八大閉幕不久，就對八大決議中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了懷疑。當時參加八大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後，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見。”

實際情況是：正是傳達這個意見的陳伯達，建議在八大決議上加上上述這段話的。

由於毛澤東早在1964年就認為中國出修正主義的主要危險在中央，所以他從那個時候起，就考慮要整中央的修正主義，而中央的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總代表是誰呢？毛澤東認定是劉少奇。但他認為，這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的問題，在中央有一批人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為了整掉中央的修正主義代表人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要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來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的這個決心，是在1966年下的。

1966年5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期間的5月16日，中央通過了一個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在這個通知中，還只是提到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赫魯曉夫那樣的物”的辭彙，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詞。毛澤東認為通知中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是個缺點。

為此，毛澤東在1966年8月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之後，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核心任務之一。毛澤東雖然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在他心中，還是把“走資派”問題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看待的。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宣布“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1月4日，江青、康生、陳伯達在北京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他們在講話中，誣陷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1月5日，張春橋向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６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颳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從此，在報刊上不點名地對劉少奇大肆攻擊。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講話，羅織和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５月８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中共中央在５月11日的通知中說：“希望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11月6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這篇文章首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概括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六個方面的要點，提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毛澤東的預想，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被打成了“走資派”。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不得不對“走資派”的概念進行重新認識。他重新認識的結果，是提出了“犯走資派錯誤”的概念，認為“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大多數是的，要團結這些人。按照毛澤東的這個觀點，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草稿中寫上了這樣的話：“對於犯走資派錯誤的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並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後，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並鼓勵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去，改造世界觀。”在九大和九大之後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談話中，他再也沒有提到“走資派”一詞。

徠在文革時期，劉少奇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即便到了1969年5月17日，他也只能帶著遺憾離世。不過臨死前，他堅信歷史會為他正名的。他逝世的時候，文革已經結束，但是他的冤案一直沒有得到平反。直到1980年，中央開始對劉少奇的案子進行審查。在調查中，果然發現關於劉少奇的審查報告是偽造的！隨後中央便對他進行了平反，還為他安排了舉國上下的葬禮。

在這之後，從全國來看，雖然仍有人偶爾提到“走資派”這一詞，但作為政治口號來提的情況少多了。但是，黨的十大以後，“四人幫”在黨內橫行，他們當年有一個說法----“走資派還在走”，提出要重新打倒“走資派”。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走資派”的概念就成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