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德秀

元德秀（約695–約754），字紫芝，唐朝河南（今河南洛陽市）人。約生於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約卒於玄宗天寶十三年，年約五十九歲。少孤，事母孝。舉進士，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菌席。家貧，求為魯山令。歲滿去職。愛陸渾佳山水，乃居之，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見，嘆息道：“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卒，門人謚曰文行先生。學者高其行，稱曰元魯山。德秀所著季子聽樂論及蹇士賦等，《舊唐書文苑傳》為高人所稱道。

相關記載另有《新唐書》卷二一七；元結《元魯山墓表》；宋代錢易《南部新書》

開元二十一（公元733）年登進士第，任邢州（今河北邢台）南和縣尉，因施政有名升為龍武軍錄事參軍，后因車禍傷足辭去軍職，於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調任魯山縣令，三年期滿後到陸渾隱居，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九日病逝於河南陸渾山中（《元魯山墓碣銘（並序）》）；一說天寶十三載，見《舊唐書》）。他道德高尚，學識淵博，為政清廉，譽滿天下，名重當時。深得人們尊敬和愛戴，被世人稱為魯山大夫、元魯山，被魯山人民稱為元青天、元神仙，並在縣城為其築琴台共賀，史稱“琴台善政”。他去世后，被其門人和學生謚曰文行先生。唐代著名文學家李華為他撰寫《元魯山墓碣銘（並序）》，文學家元結為他撰寫《元魯山墓表》，大書法家顏真卿親書，散文家、雕刻家李陽冰雕刻，被稱為“四絕碑”。其事迹歷史多有記載，民間廣為流傳。自唐以後不少歷史名人和文人騷客賦詩作文，予以歌頌。

元德秀質樸敦厚，很少文飾。年輕時就死了父親，對母親十分孝順。被推薦參加進士考試，不忍心離開母親左右，就背著母親進了京城。考中進士后，母親去世，他在母親的墳墓旁邊建一間茅棚守護，吃飯不放鹽酪，坐卧不墊坐墊和席子。服喪期滿，因為貧困調到南河縣任縣尉，（治理期間）有仁惠的政績。黜陟使把他的事迹報告給皇上，朝廷提拔他做龍武軍錄事參軍。元德秀沒有來得及在母親健在時娶妻，就不肯結婚。有人認為他不可以斷絕了後代，他回答說：“我哥哥有兒子，我的先祖可以得到祭祀，我為什麼還要娶妻呢？”當年，他哥哥的兒子在襁褓中就成了孤兒，又沒有錢請奶媽，德秀就親自餵養他，等到侄子能吃飯了才停止餵養。侄子長大后，將要為他娶媳婦，家裡十分貧窮，就請求任魯山縣令。有個小偷被關押在牢里，當地正碰上老虎作惡，小偷請求打虎贖身，元德秀答應了他。有個官吏對他說：“那是小偷的詭計，將來他逃走了，你不是要受到牽累嗎？”元德秀說：“我已經答應了他，不能背棄約定。如果有牽累，我當承擔罪責，不牽連到別人。”第二天，小偷帶著老虎的屍體回來了，全縣的人都為此而感嘆。唐玄宗在東都時，在五鳳樓下設宴，命令三百里內的縣令、刺史都要拿出歌曲到他那裡彙集。當時人們都傳言皇帝將要排出優劣，施加賞罰。河內太守用車裝著幾百個演員，披掛著錦繡，有的裝扮成犀牛大象，十分新奇而美麗。只有德秀帶了演員幾十個，集體唱一首叫《於蔿於》的歌，《於蔿於》是德秀所創作的歌。皇帝聽到后，十分驚奇，讚歎說：“唱的都是賢人說的話呀！”對宰相說：“河內府的百姓恐怕都生活在苦難中吧？”於是罷免了太守，元德秀更加出名了。元德秀所得到的俸祿全都用來供給那些孤兒棄兒吃飯穿衣。（作縣令）滿一年，他用來盛物的竹筐里僅剩一匹細絹，便趕著一輛柴車離任。他喜愛陸渾那秀麗的山水，於是（在那兒）定居。他的住宅不造圍牆，不設門鎖，也沒有僕人小妾。碰上荒年，有時整天不燒火做飯。他喜歡喝酒，悠然地彈著琴來自娛自樂。元德秀擅長於寫文章，寫了一篇《蹇士賦》來自比。房琯每次見到他，總是嘆息說：“只要看到元紫芝的面貌，便使人的名利之心都忘卻了。”蘇源明也常常對別人說：“我不幸生活在衰敗和庸俗的環境中，使我不感到恥辱的，是因為我結識了元紫芝呀。”天寶十三年，元德秀去世，死時，家裡只有枕頭、鞋子、竹盆和舀水的瓢一類東西。族弟元結哭喪時極度悲哀，有人說：“你哭得過於悲哀，符合禮節嗎？”元結說：“你只知道禮節過分，卻不知是情感真摯。人們感情上所沉溺、喜愛的事物，他從來沒有。他活著的六十年中不曾接近女色、正視錦繡，不曾謀求富足、苟且言辭、貪戀女色，未曾有十畝大的土地，十多尺長的房子和十來歲的僮僕，也未曾用完整的布做衣服穿，用多種調料做飯吃。我哀悼他，是用來告誡那些荒淫貪佞之徒和紈絝子弟呀！”

道家思想對元德秀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第一，表現在性格特徵上。他耿介、忠厚、樸實、無華，沒有修飾，崇尚自然，喜歡簡易、清凈。如《舊唐書·元德秀傳》稱他“性純樸，無緣飾”。《新唐書·卓行》稱他“質厚少緣飾”。唐著名文學家李華在《元魯山墓碣銘（並序）》中稱他“《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凈，惟公備焉”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稱“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

第二，表現在生活作風上。他對自己的要求十分苛刻，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元德秀母親去世后，他在墓旁蓋了間茅屋，“食無鹽酪，藉無茵席”。歸隱陸渾后，“歲屬飢歉，庖廚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 （《舊唐書·元德秀傳》）。

第三，表現在治理國家上。一是關愛百姓，主張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反對增加百姓負擔，反對形式主義，反對鋪張浪費。李華在《三賢論》中稱“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這個“道”字我們既可以理解為聖賢之道，也可理解為老子的“天道、人道、治道”。他在魯山任縣令時，察民情，訪疾苦，撫流民，修水利，興農桑，治匪盜，採取一系列親民惠民措施。五鳳樓演出時，他僅親帶樂工數十人，衣著樸素，步行至洛陽去參加演出，硬是戰勝了河內太守組織的幾百人的歌舞團，諷諫取得圓滿成功，為百姓免除了許多賦稅和徭役（《新唐書·卓行》）。唐玄宗給他許多賞賜，回到魯山後，他將這些錢用於興修水利、賑濟百姓上，真正做到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二是淡泊名利，廉潔奉公，兩袖清風。李華稱他“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富貴之辨，吾得其真”（《元魯山墓碣銘（並序）》）。他把百姓的利益看得比什麼都重，而把功名利祿和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都看得很輕。如義釋大盜（《舊唐書·元德秀傳》），五鳳樓冒死請命（《新唐書·卓行》）等。在魯山任縣令期間，他提倡道德，教化人民，以聖賢之風勤勉於政，把持操守，潔身自好，從不收受別人賄賂，終日素餐，一身布衣，縫縫補補，過著“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的生活。他經常把節省下來的錢用來救濟那些貧窮和生活困難的人。有時候奉祿剛發下來就全部給那些困難百姓買衣服和糧食了，自已則過著一日二餐甚至一餐的生活。《新唐書·卓行》載：“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三年任滿離開魯山時，只有一匹薄布，別無分文，百姓與之揮淚而別。《新唐書·卓行》載“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仆妾。歲飢，日或不爨”。唐玄宗、肅宗兩朝宰相房琯，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秘書少監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去世后“家唯枕履簞瓢而已”。其族弟大詩人元結哭之過哀，有人以為禮節上有點過了。元結卻說：“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哀之以誡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三是在文學創作上，他主張表達真情實感，崇尚自然淳樸，反對刻意做作，雕琢華艷。《舊唐書·元德秀傳》稱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為高人所稱。”李華在《元魯山墓碣銘（並序）》稱他“所著文章，根元極則《道演》，曠達而妙則《現題》”。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道家的“道法自然”， “以百姓之心為心” ，“知足常樂”，“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簡易”（老子《道德經》）；“鄙視功名利祿，糞土王侯”（《莊子》）等思想，在元德秀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可見，道家思想對元德秀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他對道家思想的領悟和修為已達到了融於心而流於表的至高境界。

元德秀出身北魏皇族後裔，官宦之家，書香門第。自幼言行處處以古代聖賢為榜樣，品德高尚，志向遠大，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學識淵博，精通音律，有經世之才。為人忠誠厚道，樸實無華，氣質儒雅，神態安詳，舉手投足之間有仁者氣度，聖賢之風。為了表達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他還象當年諸葛亮寫《梁父吟》一樣，寫了一篇很有文彩的《蹇士賦》來比況自己，愛到當世高人稱頌。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38歲的元德秀以“才行第一”一舉考中進士（見《舊唐書》、《新唐書》、《元魯山墓碣銘》、《三賢論》）。在大唐帝國全盛時期，想通過科舉入仕的飽學之士不知有多少，通過鄉試等層層選拔，能到京城參加殿試的人就很少了。而在大考之年一次錄取的進士也只不過有幾十人而已（據史書記載開元二十一年共取進士二十五人）。而元德秀以“才行第一”一舉得中，若非有超常的才華和學問是不可能做到的。

作為一名政治家，只有出眾的才華和淵博的學問是遠不夠的，還必須有政治家的眼光、膽略和氣魄，元德秀就具備這樣的素質。元德秀在任魯山縣令期間發生了三件事，這三件事充分表現出元德秀政治家的眼光、膽略和氣魄。

第一件事：義釋大盜，為民除害。魯山是偏僻山區，土地貧瘠，災害頻繁，賦稅沉重，盜匪叢生，虎患盛行，民不聊生（見新、舊唐書）。原任縣令棄官而去。元德秀就是在此情況下走馬上任的，他來的是一個別人不想呆的地方，接的是一個別人不願接的爛癱子。既亂又窮，還充滿兇險，因為盜匪猖獗，弄不好還會死於非命。上任后，他穿著樸素，常深入田間地頭，一邊幫百姓幹活，一邊察民情，訪疾苦，撫流民，修水利，興農桑，治匪盜。人民群眾慚慚安定下來。不久，有一名大盜被捕入獄，這名大盜要求見元德秀一面，請求說願不惜性命殺虎贖罪，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此時正值魯山虎患猖獗，元德秀經過慎重考慮答應了他。手下官吏告訴他說：“這是盜賊陰謀詭計，他要逃走，您不怕因此受到牽連嗎？”元德秀說：“已經答應了，怎能違約？我願承擔一切責任，與別人無關。”第二天，那名大盜果然背著老虎的屍體回來見元德秀，全縣群眾聞聽此事無不嘖嘖稱嘆。這件事《舊唐書》和《新唐書》都有記載，前者用79個字概述，後者更精簡僅用59個字。寥寥數語，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初讀之使人心情頓時緊張，心裡為德秀捏把汗，最後長出一口氣，讚歎佩服之情無以言表。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元德秀的過人膽識和盜賊的義氣守信躍然紙上。

這個事件中心和焦點，或者說故事的高潮部分是圍繞著一個字展開的，那就是一個“放”字。“放”與“不放”成為當時德秀、德秀身邊的人、全縣百姓和大盜本人關注的焦點和中心。而唯一的決定者只是元德秀一人，其它人都只不過是為他擔心受怕而已。如果放了，一旦大盜不守信用，他要承擔三個方面的風險：一是放虎歸山，大盜重新禍害百姓，無法向全縣百姓交代，這是元德最不願看到的；二是有收受賄賂、私通匪盜之嫌，在全縣百姓之中將威信掃地，以後無法在魯山工作下去；三是身為朝廷命官，私放官囚，又造成惡果，按大唐律是要問罪的，輕則丟官，重則身陷牢獄，一生的功名和前程全毀了，人生的理想和抱負也將付之東流，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唯一有利的地方（還不是對自己，而是對大盜和百姓而言）就是義動天地，給大盜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殺死老虎，為民除害。同時教育感化其他盜匪悔過自新，改惡向善，既根除了盜患，又根除了虎患，一舉兩得，實踐自己以王道仁政和道德教化治理國家、造福百姓的施政理念，實現自己的偉大理想和抱負。如果不放，對自己則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只是大盜失去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百姓將繼續遭受虎患的威脅。應該說釋放大盜這件事風險太大了，大到無人敢做的地步。但元德秀經過深思熟慮，力排眾議，最終還是放了大盜。也就是這大智大勇的一放，成就了一代聖賢元德秀。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元德秀有三個特點：一是有膽，別人不敢做的他敢做。二是有識，目光高遠，見解獨到，超越常人。三是心中裝著百姓，輕名利，重大義，敢為百姓一搏。膽正氣壯，大智大勇，膽識過人，這正是一個政治家應當具備的優秀品質。

第二件事：敢冒生死，五鳳樓請命。據《新唐書·卓行篇》記載，公元735年，唐玄宗駕幸東都洛陽，準備在五鳳樓下舉行歌舞會演。要求方圓三百里內縣令、刺史都要各自組織精彩的歌舞節目以供皇帝觀賞。當時據可靠消息說，皇帝還要根據所演節目優劣排出名次，進行獎賞和懲罰。消息一出，方圓三百里內，上至地方官員下至平民百姓無不震動，這在當時也是一件大事。首先，這是皇帝親自安排的一次重大國事活動，皇帝要親自參加並觀看演出，規格高，是國家級的。其次，事先下發有詔令，有明確的內容和具體要求，非常嚴格。其三，皇帝還要根據所演節目優劣排出名次，進行獎賞和罷免。對地方官來說，這是天大的事，沒有比這個事更大更重要的了。雖說這是一場歌舞演出，卻是一次難得的炫耀政績，展示才能，歌功頌德，邀功請賞的大好機會，它關係到自己的事業和前程。弄得好還有可能得到皇上的親自接見，討一個邀功請賞、陞官發財的機會。誰不想藉此機會各顯神通討好巴結皇帝呢？誰不想賺個頭籌，得到賞賜和提拔重用？官員們除了高度重視，精心組織，周密部署，傾盡心力辦好演出之外，準備一些地方土特產和稀有珍貴物品甚至黃金白銀進獻給皇帝或皇帝身邊的寵臣，都是完全必要的。於是，以洛陽城為中心，方圓三百里內各州、縣的地方官為籌備這場演出開始了人力、物力、財力的競爭和角逐。很多地方官為在演出中能奪得名次，不惜花費巨資，極盡奢侈豪華之能事，置辦演出服裝和演出道具；有的甚至藉此私立名目，強行攤派，搜刮百姓，勞民傷財。河內太守竟然組織了幾百名歌舞伶伎參加的大規模團隊，穿著華麗的服裝，扮成色彩瑰麗的犀牛大象形狀，乘著大車浩浩蕩蕩去洛陽參加演出。洛陽是當時唐王朝的第二大都市，方圓三百里內有省官、州官、縣官不在少數。級別越高權力越大，佔有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也就多。最不濟的就是縣官，人少物少財力弱。試想，縣一級歌舞團怎能和州里、省里相比？根本就不是一個級別，不是一個檔次。儘管如此，各地地方官們還是各盡所能，各顯神通。而魯山縣令元德秀僅親帶樂工數十人，步行至洛陽。在唐玄宗面前，元德秀和樂工們演唱了一首自編自導歌曲《於蔿於》。唐玄宗大吃一驚，看了半天都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只有這一場是反映百姓疾苦，懇請聖賢之君憐惜撫恤百姓，減免賦稅徭役，借歌舞之機巧妙諷喻、為民請命的。當時還頗為清明的唐玄宗連連讚歎《於蔿於》為賢人之言。並立即對身邊的宰相說：“河內老百姓不知要遭受多少苦難呢？”於是就罷免了河內太守的職務。

這個事件中元德秀表現出政治家四個方面的非凡才能：

一是大智。謀略過人。這次演出朝廷通知上說得很明白，就是飲酒聚會，歌舞助興，讓皇帝高興高興，多喝兩杯而已。別人都把它看成是歌功頌德、討好皇帝、提拔重用的大好良機。元德秀卻獨闢蹊徑，反其道而行之，把它看成為諷諫皇帝為民請命的天賜良機，巧妙地把歌舞表演和反映百姓疾苦、渴望皇帝普降甘霖、滋潤百姓結合起來，從而達到出其不意、與眾不同的效果。於是元德秀帶領一個簡單的縣級小歌舞團，硬是打敗了太守帶的幾百人大歌舞團，不但奪得第一，還讓皇帝當場罷免了一個高官。這在當時可是驚動朝野的大事，其影響可想而知。

二是大勇。膽量過人。在皇帝面前敢於不畏權貴，犯顏直諫，這是需要膽略和勇氣的。別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別人不敢說的他敢說，別人不敢唱的他敢唱。敢為天下先，敢於第一個吃螃蟹，出奇制勝。

三是大義。俗話說，伴君如伴虎，這次演出他是冒了很大風險的。他在河北任縣尉時已經出名，到魯山後又採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深得人民和上級的好評，名聲遠播，他在當時已經很出名了。（《舊唐書》、《新唐書》）如果這次失敗，以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將前功盡棄、付之東流。一旦失敗，輕則罷官，重則殺頭。可以推想，在前往洛陽之前，他肯定是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的。為了百姓他早已將生死、名利置之度外；為了百姓，他甘願捨生取義，殺身成仁。

四是大才。把純潔樸實的地方歌舞藝術和百姓的疾苦有機地結合起來，以自編自導自演的縣級小節目，一舉征服了同樣堪稱音樂專家的皇帝唐玄宗，如果不是出於大家之手那是不可能的，正所謂藝高人膽大。這次演出把他的藝術才華表現得淋漓盡致，其成功之處在於：作為一位音樂大師，他精選和培訓的樂隊具備了很高的藝術水平；他文采出眾，創作的歌詞質量非常高；形式和內容巧妙結合，完美統一，既反映了自己為民請命的心聲，又讓皇帝體諒他的良苦用心，讓皇帝易於接受，讓人耳目一新。

第三件事：不畏權貴，秉公執法。這件事史書沒有記載，但在以魯山（唐朝魯山縣轄區和今天的不盡相同）為中心的民間流傳很廣，可以作為正史的有益補充。元德秀到任不久，一連受理了周誠偷羊、陳大年抗租和王虎搶劫三起要案。原告都是有名的姚半縣。元德秀心想，姚半縣是懷州刺史親眷，橫行鄉里，無惡不作，早有所聞，不知三位百姓是否有冤屈。元德秀沒有輕率斷案，而是微服私訪，終於弄清真相：姚半縣借故搶走周誠家僅有的一頭奶羊，那羊卻又跑了回家。周誠想：與其被搶走，不如殺了它救治病弱的老娘。姚半縣借故誣告周誠偷了他家的羊。陳大年租種姚半縣兩畝薄田，不欠分文地租，姚家見他家養有幾頭大肥豬，想強行霸佔，怎奈大年一身武藝，難以得逞。姚半縣懷恨在心，誣告他抗租不交。王虎媳婦才貌過人，姚半縣想佔為己有，以請她幫做針線為名，騙到家留住不放，被王虎兄弟奪回。姚半縣就趁勢誣陷王虎搶劫他家。元德秀通過走訪，掌握了姚半縣大量犯罪事實，最後排除干擾，依法處決了姚半縣。百姓無不稱快。後來三人皆在打虎中立功。

這件事體現元德秀四方面的品質：

一是聰明機警，辦事謹慎。此案被告已經供認不諱，按常理，依法結案，給予懲辦即可。元德秀看到原告是有錢有勢、橫行鄉里的姚半縣，被告是滿手老繭、相貌忠誠的老百姓，就知道此事恐有蹊蹺。於是就扮成老百姓的樣子到民間微服私訪，終於弄清真相。

二是不畏權貴，秉公執法。姚半縣，良田萬頃，家財萬貫，半個縣的土地都是人家的，更何況刺史大人又是人家的至親，在地方可謂有錢有勢、財大氣粗的大紳士。在殺他之前我們不難想像元德秀的阻力有多大。為免一死，姚半縣肯定要不惜一切代價想盡一切辦法、使出所有手段打通元德秀。金銀珠寶，珍奇古玩，良田豪宅，絕代佳人，重磅賄賂自不待說。地方紳士、親朋好友的說情，上級打招呼，甚至相威脅的種種情況都會存在。意志稍不堅強，就會動搖。可元德秀面對金錢美色、陞官發財不為之迷惑，面對強權威脅不為之屈服，高舉正義之劍為百姓剷除了邪惡，真正體現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尚品質。

三是知人善任，用人有方。他很會用人，並且會用人所長，從大盜和三位義士剷除虎患一事不難看出。這也是元德秀作為政治家的過人之處。

四是心中時刻裝著百姓。凡涉及群眾的事他都認真對待，慎重處理。百姓在他心目中重於一切，為了百姓，視金錢美色、陞官發財、富貴榮華為糞土；為了百姓，敢於向惡勢力、權貴宣戰，敢於伸張正義。

（三）具有政治家的能力和政績

唐玄宗採納張九齡的建議，制定官吏的遷調製度，中央和地方相互交流。將全國分為十五道，於各道置採訪使，監督考察地方官吏。限制進士科及第的人數，提高官吏的整體素質。對縣令一級的官員親自考核任用。元德秀就是其中的一個。任邢州南和縣尉時，因“惠政”有名，採訪使上奏朝廷，擢升了他的官職。他到魯山上任之前去拜見汝州太守，汝州太守對他非常尊重（見新、舊唐書）。元德秀到魯山上任后憐惜百姓，廣施仁政，採取一系列的施政措施，把魯山治理得民風淳正，社會安定，百姓樂業，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榮的景象。

徠歸納起來，他在魯山的政績主要有：

一是體察民情，解民憂難。他到任后經常穿戴成老百姓的樣子深入田間地頭微服私訪，一邊幫百姓幹活，一邊噓寒問暖、了解民情，還經常在茅屋草舍現場辦公，及時解決老百姓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他所到之處，經常有許多老百姓圍著他說農話桑，拉家長，促膝談心。他也是吃百姓飯、穿百納衣，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對百姓的事件件掛心，不迤不拉，及時辦理。關心百姓，嫉惡如仇。百姓待之如父母，愛之如親人，真正做到了與百姓達成一片。按現在的話說，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可謂為人民服務的標兵。正是元德秀這種腳踏實地、一絲不苛的工作作風，使他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為他制定施政方針提供了科學依據，百姓也從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實惠。在那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裡，一位縣令能做到如此，實在不易和難能可貴。

二是剷除四害，保境安民。受理三大要案，平冤獄，剷除了姚姓惡霸，為百姓除了人患；義釋壯士，殺死猛虎，為百姓除了虎患；平息盜匪，為百姓除了匪患；興修水利，為百姓除了水患。通過剷除四害，徹底解決了魯山百姓怨聲載道，流離失所，不能安居樂業的根本問題，為百姓創造出一個和諧安定的生產生活環境。

三是甘冒生死，為民請命。在洛陽五鳳樓前冒著殺頭的危險，以一曲《於蔿於》感動了當朝皇帝李隆基，為魯山百姓免除了三年賦稅和徭役，為百姓爭得許多實惠。其實在此之前，元德秀每每見到上差都訴說魯山百姓的艱難和困苦，懇求減免百姓賦稅和徭役。魯山百姓自發為其修築琴台，是出自內心的深深感激，其深情厚意是不言而喻的。那一方樸實無華的土台之所以歷經千年而不衰，那是魯山人民用千萬顆赤誠滾燙的心凝聚起來的，它凝聚的是魯山千萬人民的心靈之魂。

四是廉潔勤政，兩袖清風。在任魯山縣令期間，他追隨堯舜，廣施仁政，提倡道德，教化人民，以聖賢之風勤勉於政，把持操守，潔身自好，從不收受別人賄賂。終日素餐，一身布衣。三年任滿離開魯山時，只有一匹薄布，別無分文，百姓與之揮淚而別。《新唐書》載：“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仆妾。歲飢，日或不爨”。

五是仗義疏財，扶危濟困。他一生節儉，常用節省下來的錢救濟那些貧窮的人。有時候，奉祿剛發下來他就全部給那些困難百姓買衣服和糧食了，自己則過著一日二餐甚至一日一餐的生活。《新唐書》載：“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五鳳樓演出結束后，唐玄宗賞給他黃金千兩，命他置田買地，永享榮華富貴。他回到魯山後，卻將這些錢用於興修水利、賑濟百姓上。他歸隱陸渾后開設義塾教育學生，有些學生贈送給他的錢財，他也全用來資助了那些附近貧困的百姓。自己則沒一點財物，住的地方門不上鎖，院無圍牆。最後，因陸渾山連續七日爆發洪水，與外界失去聯繫，元德秀餓死在家中，一代賢令星沉玉殞。

與一代名家並列文苑明星

《舊唐書·文苑傳》中將元德秀單獨列傳，全篇共424字。與李華、蕭穎士、陸據、崔顥、王昌齡、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李商隱等文壇大家一起，並列為文苑明星。《舊唐書》惜墨如金，大詩人李白傳全篇也不過319字，杜甫傳也不過478字。《舊唐書》稱元德秀“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為高人所稱”。《新唐書》也稱“德秀善文辭”。由此可見其名氣之盛。

培養出一批文壇知名人士

最著名的有盛唐文學家蕭穎士、李華、元結。蕭穎士與李華齊名，世稱“蕭李”，他們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李華又與韓衢、何長師、盧東美友好，人稱江淮“四夔”，當時士大夫多求他作家傳、墓碑。元結與陳子昂、蘇源明、李白、杜甫、李觀齊鳴（韓愈《送孟東野序》），與陳子昂、蘇源明、蕭穎士、韓愈並提(蘇源明《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其它為正史記載的還有喬潭、馬宇、程休、柳識、邢宇、邢宙、李萼、張茂之、李丹叔、李惟岳、楊拯、房垂等，大都以辭賦文章名世（見《全唐文》、《文苑英華》等）。

元德秀還是一位大學問家和大教育家。自開元二十六年辭別魯山歸隱，至天寶十三年的15個春秋，他置身於私塾教育，設義塾廣收學生，傳道授業，培養出一批當時在他們在政治、軍事、文學、道德修養方面有重要影響有建樹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及的蕭穎士、李華、元結等。《新唐書·卓行篇》稱“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新唐書·蕭穎士傳》稱蕭“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元德秀比簫、李大二十來歲，可謂忘年之交，元既是“蕭李”之兄長，又是“蕭李”老師，可謂亦師亦友關係。

元德秀培養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有不遠千里慕名而來者，如馬宇、李萼。他們品德高尚、成績優異、多才多藝、學識淵博，大多進士及第，當中有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學問家、教育家等，他們分別都活躍在文壇、政壇，成為大唐王朝風雲一時的人物，為正史記載並稱頌。李華在《三賢論》中舉例讚揚元德秀所教學生“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族子丹叔南誠庄而文，丹族子惟岳謨道沈邃廉靜，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宏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禮部尚書賈至在授邢宇司封員外郎制稱：“前戶部員外郎邢宇，雅志沖澹，敏識精達，養閑移疾，亦有歲年。南宮地清，列宿虛位，擢才進善，以佐邦理。可守司封員外郎”。由此可見元德秀本人德行之高、學問之大、修為之深。

受其熏陶和影響，其學生和好友李華、蕭穎士也都以培養和提拔後起之秀為己任，廣收門徒，傳道授業。史稱李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愈的二叔）、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后至執政顯官。”蕭穎士也同樣如此。《新唐書》載：“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蕭穎士門下有尹征、王恆、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並等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名揚朝鮮、日本。日本遣唐使稱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卒後門人謚為“文元先生”。後來的教育家梁肅、韓愈等重視教育，廣收門徒，獎掖後人，無不受其和李華、蕭穎士影響。元德秀的在唐朝教育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關於這一點後人和歷代學者對此多有論述，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如現代學者西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李浩在《論唐代關中士族的家族教育》一文中稱：元德秀退居陸渾山，以琴酒文詠自娛，弟子云集，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萼、李萼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皆號門弟子，卒後門人共謚曰“文行先生”。

音樂造詣

他的音樂專著有《破陣樂辭》（見《新唐書》）、《季子聽樂論》（見《舊唐書》）、《廣吳公子觀樂》（見《元魯山墓碣銘（並序）》）、《於蔿於》（見《舊唐書》、《新唐書》）。李華在《三賢論》中稱“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意思說元德秀認為音樂的功能在於對人們進行道德教化，是人與自然達到和諧統一的最高境界，然而有關音樂方面的理論書籍太少，因此很多樂曲因不能得到流傳而消失，於是作《破陣樂辭》，對商、周以來的音樂進行修訂。可見這是一篇有關商、周以來的音樂方面的理論學專著。《季子聽樂論》，從篇名來看也是理論專著。《廣吳公子觀樂》，從篇名看有可能是一篇有關音樂方面的詩文。而《於蔿於》從史書記載看，則是一首配樂詩歌。唐朝詩人孟郊在《吊元魯山》一詩中稱讚元德秀：“簫韶太平樂，魯山不虛作。千古若有知，百年幸如昨。誰能嗣教化，以此洗浮薄。”由此可看出元德秀不僅是位彈奏家，能熟練彈奏古今名曲，同時還是一位音樂理論家和創作家。他既能對前人音樂不足之處進行改進，還能結合現實創作出時代名曲《於蔿於》。史書上提到的大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而已，他創作的其它音樂作品可能還很多，只是沒有留傳下來。

琴台善政美名傳

作為一位藝術家，他能深深領會音樂對人們的思想和心靈的教育和感化作用，任魯山縣令期間常常於公務閑暇之餘在衙門口彈琴給百姓聽，過往百姓常常駐足圍觀聆聽。百姓越聚越多，這時候他就會詢問周百姓生產生活情況，看到身邊有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人，他就把自已的衣服和食物送給他們。聽到百姓說誰家有困難的時候，他就用自已的錢資助他們，幫他們渡過難關。由於他沒有一點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謁可親，百姓們都願和他交心，訴說心裡話，他也從這裡得到了有百姓生產生活壯況的一手資料，了解掌握了民風民情，為他制定施方略、處理公務提供了依據。很多時候在彈琴與聽琴之間，百姓的很多問題和困難就得到了解決。因此百姓非常喜歡這位縣令，只要他一彈琴，圍觀群眾就會絡驛不絕。以琴理政成為一代政治家元德秀的首創。五鳳樓獻藝，他以政治家的膽略和藝術家的才華，自編自導自演了一曲《於蔿於》，征服了“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一代帝王、大藝術家唐玄宗（《舊唐書》），受到褒獎，為魯山百姓免除許多賦稅和徭役。魯山人民為感謝這位捨生忘死、為民請命的好縣令，自願集資並親自動手在縣城（為省錢倚城牆而築）為其築起一坐琴台，共同慶祝這百年不遇的大好事。從此之後，他把讀書彈琴理政的地點就搬到了琴台，還經常和一些好友登台遊覽，觀賞魯山風光，賦詩彈琴，抒發情懷。百姓們喜歡聽他彈琴，也聽慣了他彈琴，也都能聽懂他彈的琴，因為他的思想都融在了琴音里。每年秋天，只要他的琴聲一響，百姓就一傳十，十傳百，積極主動地把早已準備好的上好公糧送到縣裡。據民間傳說，其琴聲悠揚，可傳至百里之遙。這足以說明百姓對他的愛戴和尊重之情。他以琴傳情、以琴理政、勤勉敬業，與民同樂之舉，使得魯山萬民樂業，政通人和，一派和諧景象，受到上至皇帝和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一致稱讚，其“琴台善政”也名揚天下，人們競相歌頌，成為千古美談。

琴台善政

盛唐至清末，人們創作出很多稱頌元德秀的詩歌，作者有著名的大詩人、官吏、未入仕的讀書人等，不少詩作載入史冊，流傳甚廣。著名的有唐代詩人蕭穎士、元結、皮日休、孟郊、盧載、歐陽詹等，有宋代大文學家蘇軾、大詩人梅堯臣、詩人林同、晃沖之、徐鈞等。金代文學家元好問，明朝詩人黃桂林，明末清初著名詩人錢謙益等。地方官吏明代有魯山知縣羅文寶，魯山教諭陳孜、姚裕，魯山訓導蔣希周、梁純，舉人江溥、李正儒等。清代有汝州郡守宋名立，魯山知縣呂士龍、傅燮炯、王雍、臧眉錫、任基田，魯山教諭劉漢寵、汲縣教諭陳坤載、登封孝廉謝錩，讀書人有孔興魯、郭炎、劉善志等等。他們以元德秀和琴台、善政為中心，有的借景抒情、登臨懷古，如蕭穎士的《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皮日休的《琴台》、歐陽詹《贈魯山李明府》、梅堯臣《游元紫芝琴台》，黃桂林《琴台》、孔興魯《和琴台壁間韻》、呂士龍《琴台遠眺》、梁純《琴台》、羅文寶《重修琴台落成》、傅燮炯《琴台懷古》、臧眉錫《琴台懷古》、劉善志《琴台懷古》、仝軌《過魯山有懷元令》等。有的歌頌其道德操守和功德政績，如李華《元德秀墓碣銘》、元結《元德秀贊》、皮日休《七愛》、孟郊《吊元魯山》、蘇軾《和陽行先》和《寄吳德仁兼陳季常》、林同《二十四孝詩》、晃沖之《次二十一兄季此韻》、元好問《琴台》、黃桂林《琴台善政》、陳孜《琴台善政》、希周《琴台善政》、江溥《琴台善政》、羅文寶《琴台集宴》、錢謙益《二哀詩·劉司空敬仲》等，無不流露出對元德秀的崇敬和懷念之情。從這些詩作中不難看出元德秀之盛名和深遠影響。

大唐盛世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稱讚元德秀所作的《於蔿於》為“賢人之言哉！”。玄宗、肅宗兩朝宰相房琯，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成語“紫芝眉宇”即來源於此，形容人德行高潔。秘書少監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以上見《新唐書》）前守秘書省校書郎裴敬在《翰林學士李公墓碑》中稱：“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蘇、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蘇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

李華在《元魯山墓碣銘（並序）》中說：“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凈，惟公備焉。”“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富貴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沖邃冥冥，純朗朴渾，范於生靈。”“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元微，消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李華還專門作《三賢論》，把他和蕭穎士、劉訊並稱唐朝當世三賢。稱讚他：“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皆可為人師也”。

元德秀族弟和學生、唐代文學家元結在《元魯縣墓表》中說：“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誡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誡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誡占田千夫、室宇千桂、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誡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元結還在《元德秀贊》詩中稱：“英英先生，志行卓異。口唾珠璣，襯懷奎壁。家而孝弟，國而忠赤。至今魯山，琴台百尺。”

肅宗朝官中書舍人盧載在《元德秀誄》中贊德秀：“誰為府君，犬必舀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誰死元公，餒死空腹”。唐代著名的文學家皮日休有《七愛》詩、孟郊有《吊元魯山》全詩十章，五言古體，110句，稱頌他。而一代大書法家、刑部尚書、太子太師、魯郡公顏真卿和散文家、雕刻家李陽冰則用無聲的語言給予元德秀崇高的讚美。

唐代以後文人騷客給予他很高評價的人很多，如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稱讚他“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新唐書》）。司馬光稱“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資治通鑒》）。宋代大理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真德秀因十分仰慕元德秀，而將自己的名叫做真德秀，字景元（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一代大文豪蘇軾也發出“恨我不識元魯山”的感慨。《孝論》、《報恩儀文》、《鐔津文集》卷第三《廣孝章第六》還將元德秀列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大孝子之一，成為後代學習的榜樣。許多佛家經典如《佛祖歷代通載》將元德秀列為佛家尊崇和效法的對象，佛歷將元德秀之死作為大事予以記載。江蘇南京小蒼山的隨園有副對聯稱讚元德秀：“廉吏可為，魯山四面牆垣少；達人知足，陶令歸來歲月多。”

李華在他的《元魯山墓碣銘（並序）》中稱讚元德秀善為文章，“所著文章，根元極則《道演》，寄情性則《於薦於》，思善人則《禮詠》，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新唐書·卓行篇》載：“《於蔿於》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新唐書·卓行篇》還稱讚元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舊唐書·元德秀傳》則稱讚元德秀“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為高人所稱。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李華將他與蕭穎士、劉迅合稱“三賢”，特作《三賢論》，文中稱元德秀“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元德秀還著《神聰贊》一篇，內容是稱讚其學生馬宇（號馬孺子）。馬宇也因此而名聞當世，被郭子儀看重，跨入仕途。（見李翱著《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君墓誌》）。清初時大思想家、文學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將元德秀的《於蔿於》列為中國古代諷喻的代表作之一。根據《唐書》、《唐摭言》、《唐才子傳》等記載，元德秀在歸隱陸渾后，常與其好友和門人弟子賦詩唱和，創作的作品遠不只這些。由此可見，稱元德秀為一代文學家誠不為過。只可惜其著作大都失傳，不能讓我們一睹為快。留傳至今的有《歸隱》詩一首：“緩步巾車出魯山，陸渾佳處恣安閑，家無仆妾飢忘爨，自有琴書興不闌。”（《全唐詩補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