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

大伯，一般指大哥。而 大伯（大伯），一般指爸爸的兄弟姐妹家中年齡最大的親哥哥（或者爸爸的兄弟姐妹家中唯一的親哥哥）。大伯公（大伯爺），一般指爺爺的大哥哥。

目前比較常見使用地區：兩廣、港澳以及海外粵語覆蓋地區使用。港劇比較常見，如 公主嫁到電視劇的第22集15：23秒有提到。

*對於年長的男人，在粵語里，一般尊稱為“阿伯”、大叔、阿叔等名稱。所以，粵語里 大伯和 阿伯的稱呼是有很明顯區別的。

大伯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

大伯從來沒有這樣風光過：

他躺在漆成黑底色、畫著鮮艷的龍的圖案的柏木壽棺內，被十六個精裝的漢子抬著，緩緩地走在瀰漫著哀傷的街道上。前面，他的子孫後代穿著孝衣、打著幡兒、舉著花圈在慟哭；再前面，是吹吹打打的民間藝人。間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在空氣中震蕩著，似乎是在昭告，一個善良本分的老人，在一個陽光混濁、偶有樹葉飄落的晚秋午間，離開了他生活了75年的這個小山村。

大伯命運不濟，一生坎坷，並沒有過過多少好日子。他生於1931年，當時還是民國的戰亂時期。生不逢時的他，在成為剛剛懂些事情的孩童時，又不幸地趕上了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華北不抵抗政策，大伯所在的這個位於冀南華北平原西部邊緣的只百餘口人的小山村，很快便淪為敵占區。這裡是丘陵地帶，滿眼都是望天收的山崗坡地，並不盛產糧食，但日本人卻格外的“青睞”，是因為這個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煤炭資源，佔領者自然不會放過，於是，便在這裡修築了鐵路，開挖了礦井，構築了碉堡、炮樓等軍事要塞，並蹲踞了重兵進行把守。據村子里的老人們講，僅我們村周圍的小山上，就有三四個炮樓，解放后被老百姓拆掉了，在那些遺址上至今還能看到一些破碎的藍色磚塊和白灰渣子。出於對煤炭資源的掠奪的需要，佔領者實行的是高壓政策，把這裡打造成鐵皮一塊。村子里，不時地有全副武裝的日本軍隊經過，將不寬的街道踩得嘩啦嘩啦之響。村人們便趕忙拉起自己的孩子躲進自家低矮的石屋內，瑟瑟發抖，連大氣都不敢出。日本人在這裡侵佔了8年，大伯的整個的童年，便是在日軍的令人驚悸的鐵蹄聲和刺刀的寒光中度過的。

日本投降后，我們這裡成為較早的被解放的地區之一。很快，土改運動開始了。據大伯講，我們的家族當時在村子里算是相對富裕的。這樣的富裕，也只不過是比一般的人家多置了幾畝的薄田，而且，這些田地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從一些變賣土地吸大煙的人手裡買來的，在劃定的家庭成分時，便被定成了富農。在那個沒有法制近乎蒙昧的時代，土改過了火，這樣簡單樸素的相對富裕，於是，就被一些人理所應當地認作是大大的罪過，一夜之間，家裡的老老小小都因此成了“罪人”。帶來的災難，便是家裡不但喪失了所有的財產，還搭上了正值壯年的爺爺的性命。那一年，大伯16歲，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姑姑6歲，他的弟弟、我的父親剛剛滿周歲。

爺爺的一條命，並沒有換來一家人的平安和免責，而只是災難歲月的開始。“土改過火”使得一些人徹底紅了眼，兇殘暴戾到了極致，叫囂著要“株連九族、斬草除根”，對村子里的“異己份子”要趕盡殺絕。迫不得已，一家人的逃難生活開始了。剛剛三十齣頭裹著小腳的奶奶，只是個不曾見過世面的農家婦女，應對這樣突如其來的橫禍顯然是一件殘酷的事情。為了生存下去，一家人被迫分散了。奶奶帶著姑姑和父親在幾個親戚家裡東躲西藏，四處尋找避難場所。而大伯則在族人的幫助下跑到了城裡，在本家的一個爺爺開的一個馬車店裡當了小夥計。在近十年裡，殘缺不全的這一家人像乞討般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這期間，姑姑長大了，出落成了一個大姑娘，再跟著奶奶四處躲藏也不方便了，便草草地嫁了人。像姑姑這樣的情況，一般的出身好的人家是不敢娶的。所以，所嫁的人家出身成分在那個村子里也是比較高的。好在，那家人很善良，對姑姑不錯。尤其是姑父，身材魁梧，是個很能幹的莊稼漢。婚後的日子清苦但平和，姑姑算是有了一個不錯的落腳。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後期。當時，建國已經有幾年了，局勢比較穩定，農村成立生產合作社，需要補充勞動力，逃亡了多年的奶奶與她的兩個兒子才得到了“特赦”，被獲准回家參加勞動，並在村子里的那條溝邊分到了幾間破房安身。大伯原本一直想在城裡做下去的，但趕上了公私合營，那間馬車店收歸了國有。大伯的出身不好，不能被錄用為正式職工，被辭退了，不得已，也回到了村子里。

此後的很多年，一家人雖沒有了性命之虞，但飽受了長期的受壓制和歧視，忍氣吞聲地過著低人一等的凄然生活。村子里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抑或說是一些靠“運動”走紅的投機分子，還不斷對奶奶以及大伯、父親恣意地進行攻擊謾罵。好在，這一家人家族傳襲的為人的善良與厚道，是三鄉五里的老百姓們所公認的，很多人在私下裡對他們偷偷地接濟和照顧。在一些好心人的張羅下，大伯與大娘成了家。後來，公社裡開辦了自己的煤礦，要招錄一批挖煤的人。那個年代，生產技術還相當落後，下井採煤是很危險的職業，沒有人想去做。出身好的人命值錢，且頗有優越感，自然不必去冒險；出身不好的命賤，死不足惜，於是，大伯便成了公社煤礦的一個採煤工。雖是在礦上幹活，但並不發工資，勞動報酬是依然在村子里算工分。大伯人好命大，雖然煤礦時不時有礦難事故發生，也死了不少的人，但大伯每次都能倖免於難。

之後的二十多年裡，中國又有很多“運動”，如“四清”、“反右”、“文革”等。每次大的“運動”來了，村子里的像我們家這樣的出身不好的人，都會首當其衝地受到衝擊，被按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挨批鬥、遊街，都成了家常便飯。有的時候，社員們在地里集體勞動。中間休息的時候，大家原本是圍坐在一起隨便拉拉家常的。生產隊長如變態般的突然心血來潮，不懷好意地讓隊里的那些“四類分子”站在人群中央，進行批鬥，以顯示自己的威風和地位。這樣的次數多了，那些樸實的社員們也並不往心裡去了，只是機械地跟著喊口號而已。也是因為這樣特別的遭遇和經歷，造就了大伯和父親他們都有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也磨礪了他們的意志。後來，大伯到礦上去上班了，依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他成了礦上的骨幹，也靠自己的忠厚和誠實，贏得了大家在人格上的尊重。所以，當“運動”來的時候，礦上的領導和工友們都會以“工作忙”等理由，不開他的批鬥會。實在頂不過去了，就走走過場，做做樣子，算是有個交待。我想，在那十多年裡，大伯雖然每時每刻冒著生命危險在礦井下採煤，但他在心理上應當是相對輕鬆的。在這個時期，他心裡最大的壓抑和痛苦，並不是他自己的處境，而是自己已快到了古稀之年的年邁的母親依然在挨批鬥、自己的兒女因為出身問題不能上學甚至連婚姻都受影響的無奈。

時光荏苒，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國家的撥亂反正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年已半百的大伯和自己的家人一道，徹底“摘帽”了，被平了反，像去除了常年壓在身上的巨石一般，終於可以直起腰桿長長地吐一口氣，堂堂正正地成了這個村子里正常的一員。他們第一次享受到了“村民”待遇，和村子里的其他人平起平坐，平等地分到了責任田，也第一次讓一家老小吃上了飽飯。可惜，剛剛過上好日子沒兩年，飽受了戰亂和動蕩、守寡半生、沉默寡言的奶奶，耗盡了生命最後的能量，在一個秋天去世了。那一年，我剛好上高中。奶奶下葬的時候，大伯和父親傾盡所能，為奶奶辦了一個風風光光的葬禮。出殯時，大伯和父親都哭得很傷心。

又過了兩年，大伯的唯一的女兒、我的堂姐出嫁了。男方是本村的，而且是村子里的一個大戶人家，家庭條件比較好。這樣的婚事如果要擱在過去，門不當戶不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堂姐出嫁那天，大伯非常高興，不善飲酒的他喝了不少，也很激動。在酒桌上，當著一家老小的面，他眼裡含著淚水，在平靜地訴說了關於家族的過去之後，不停地念叨著“感謝好政策，真想不到現在能過成這樣好。”這樣的感恩的話語，在這以後的很多年裡，他時常掛在嘴邊。畢竟，過去與現在，對於他這樣的飽經滄桑的人來說，感覺簡直就是兩重天地。他的這樣的感嘆，是發自內心的，也是由衷的。對於家族過去所遭遇的不平，他並沒有怨天憂人，相反，他只教育自己的子女，要與人為善，向前看，走好以後的路。大伯的這種寬宏和大度，也是他看透了人世間的善惡美醜所悟出的真諦吧。

此後，上了年紀的大伯辭去了原來的公社煤礦上的工作，回到了村裡。這個時候，國家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推行的政策是“有水快流”，村子里的一些人也紛紛開始興辦自己的小煤礦。像大伯這樣的多年來是一窮二白的家庭，剛剛翻身吃上了飽飯，是根本沒有任何積蓄的，搞投資是不大可能的。因為大伯常年在煤礦工作，有經驗也有技術，便受雇於一家私人礦主，做起了窯工的工作，相當於煤礦的總工程師的位置。在接下來的幾年，大伯上班掙了一些錢，手頭寬裕了。

1991年的春天，我已在省城參加了工作。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單身宿舍內看書，聽到了有人敲門。開門后，一個穿一身老式藍色中山裝、中等身材、謝頂、清瘦、有些佝僂的老人出現在門口。他，就是我的大伯。由於多年的生活艱辛，看上去，他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要老一些。他的身後，是他的正在上中學的最小的兒子，我的堂弟。

等我把他們讓進來坐下，大伯向我說起了來這裡的緣由。原來，本來歡蹦亂跳的堂弟，忽然一天腰疼起來，甚至到了不能直腰的地步。花甲之年的大伯，領著他在當地四處求醫問葯，幾個月間跑遍了大大小小的醫院，也沒有診斷出個所以然來。最後，抱著一線希望，大伯帶著堂弟坐火車來省城找我。臨末了，大伯歉意地笑笑，不好意思地說給我添麻煩了。我慌忙制止他這樣說，說都是自己一家人沒必要客氣什麼。

在單位外面的一個小飯館簡單吃了點飯後，我便領著他們去了鄰近的省醫院，找了一個熟人，很快就找到了病根，確診為先天性椎管狹窄。先後經過兩次手術，堂弟的病基本上治癒了。出院回家的時候，大伯的神情和來時大不一樣了，露出了歡愉和輕鬆。他搔著頭上稀稀疏疏的頭髮，忙不迭地向醫生表示感謝。他還要向我表示謝意，我趕忙拒絕了。

治好了堂弟的病，大伯並沒有完全輕鬆下來，他要完成最後一項大任務，為兒子蓋新房、娶媳婦。當這一切到變成現實后，他幾乎花完了自己的積蓄連同以後幾年的收入。所以，當他年近七旬終於放棄了在礦上上班的時候，已基本上沒有什麼錢財了。好在，已經過慣了苦日子，大伯並沒有特別在意。

即便是這樣的高齡，且兒成女就了，大伯依然閑不下來，不肯享清福。每天，他都要和大娘一起下地去勞作。打下來的糧食，除了老兩口自己食用，剩下的都給了在外面做事情的孩子們。一直到他去世的這年的春天，他還在地里做農活。

在生活上，大伯是個節儉的人，也不講究。他和大娘兩個人都很少置辦新衣服，但身上的衣服永遠是乾乾淨淨的。在飯食上，一直都是粗茶淡飯。他們很少買菜，鹹菜稀飯是家常便飯，有時候還蒸一些窩頭吃。孩子們為了表示孝心，給他買來雞鴨魚肉什麼的，他都拒收。實在拒絕不了留下來的，便保存下來，等孫子孫女們來了再吃。這樣的情形我也是知道的，因為，每次回老家去看望大伯，所帶的一些營養品，他都要推推桑桑好半天才勉強留下來。只是，因為工作忙了，也有了自己的家，我回家看望大伯的次數並不多，每年只有兩三次。到了大伯家，他都會很開心，忙著給我拿煙、沏茶，然後問一些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也嘮叨一些家務事，最後還囑我做人做事的一些注意事項。就是在這樣的間隔的看望中，我看到大伯慢慢變老了。他變得越發的清瘦，臉上的光澤在漸漸褪去，牙齒徹底脫落了，連抽了大半輩子的煙也戒了。他的耳朵也失了聰，只能藉助助聽器。到了後來的幾次再去，就連助聽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而且飯量也大不如從前了。

最後的一次去看望大伯，是在今年的國慶放假期間。我回到老家后，父親對我說，去看看你大伯吧，他病得很嚴重了。我有些吃驚，忙問是什麼病。父親嘆口氣，說是老了。

午飯後，我是和父母一起去看望大伯的。他剛輸完液，在客廳的躺椅上休息，幾個兒子守在身邊。看到我們來，大伯似乎想起身，但身上力氣不夠已經起不來了。他向我打了聲招呼“你來了！”我湊到他跟前和他說話時，他搖搖頭，說聽不到了。我又和堂哥說了幾分鐘的話，問問情況，才知道大伯已經幾乎不能進食了，主要是靠輸液維持生命，醫生說大約還有兩三個月的壽限。這時，大伯在躺椅上說自己累了，要躺一會兒。我趕忙攙扶他起來，讓他躺在床上。當我抓著他時，感覺他的胳膊已經很細了，似乎只剩下了骨骼。

臨走時，大伯對我說“你回去上班吧，不要惦記我，我沒事”，我諾諾地點點頭，心情沉重地出了房門。半個月後的一個晚上，我接到了父親的電話，說大伯不在了。

趕回去弔孝時，看到大伯已經穿好了壽衣躺在一張單床上。床邊擺放著香燭和祭品，兒子兒媳在地下的乾草上守靈。我跪趴在地上，哭了一通。然後，堂哥揭開蒙在大伯臉上的毛巾，讓我看大伯的遺容。他雙眼緊閉，嘴裡含著元寶，似睡熟了一樣的安詳。他的臉色焦黃，徹底失去了光澤。由於過度的瘦弱，他的兩腮凹陷進去，變成了兩個大坑……

按大伯的遺願，他去世三天後被火化了，一家人哭得一塌糊塗。找陰陽先生看過了，排了七，按傳統的儀式安排的葬禮。據家人的推算，按農曆，如果沒有今年的閏月，大伯去世的那個日子，和奶奶是同一天。時隔二十二年後，他們這對曾經飽受磨難、相依為命的母子，終於可以在九泉之下相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