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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明

中國攝影家，代表作《大國志》

嚴明，中國著名攝影家。70后，安徽定遠人。大學學的是中文，曾做過十年搖滾樂手，做過十年記者。2010年辭去公職，成為自由攝影師，現居廣州。

2010年憑作品《我的碼頭》獲法國“才華攝影基金”中國區比賽紀實類冠軍、大理國際影會獲最佳新銳攝影師獎，2011年憑作品《大國志》獲第三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入選《Vista看天下》（2011）年度圖片大賞。2012年受邀擔任Thinkplus2012“大聲思考”大型演講活動演講者、2012連州國際攝影年展策展人，2013年擔任TOP20·2013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評委。作品由多家藝術機構及國內外收藏家收藏。

1獲獎記錄 2人物經歷 3主要作品

4對談導演 5對談葉錦添 6對談汪涵

7專訪

獲獎記錄

2010 獲2010法國“才華攝影基金”中國區比賽紀實類冠軍

2010 獲大理國際影會最佳新銳攝影師獎

2011 獲侯登科紀實攝影獎

2012 獲《Vista看天下》圖片大賞（2011）年度大獎

2018 憑藉《我在故宮修文物》獲第二屆京東文學獎年度傳統文化圖書獎

人物經歷

2012 “Thinkplus2012 大聲思考”活動演講者

2012 連州國際攝影年展策展人

2013 與漫畫家王卯卯進行跨界攝影繪畫衍生品合作

2013 擔任TOP20—2013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評委

2014 擔任色影無忌2014年度十大新銳評選活動導師

2014 出版首部攝影隨筆集《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

2015擔任新浪圖片“拍照吧少年”大學生攝影活動導師

出版圖文隨筆集《大國志》以及同名畫冊

2017 《大國志》個展喜瑪拉雅美術館上海中國

2019 出版最新個人攝影隨筆集《長皺了的小孩》

主要作品

影像隨筆集

《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是素有“詩人攝影師”之稱的中國著名攝影家嚴明的首部影像隨筆集，也是中國內地首部攝影師創作手札。

本書收錄了嚴明自2008年以來的代表作品，包括“我的碼頭”系列、“大國志”系列等（包括部分從未發表過的部分新作）。全書分四章，以“抉擇”“思量”“因果”“恩典”為題，有故事的影像與影像背後的故事互為註腳，延伸出攝影家通過攝影，對業餘與職業、肉體與精神、局部與整體、現前與長遠等主題的洞見，也是作者“預感到路走過一半”，對“沿途所受的周濟和體恤”，以及“對被稱為作品之外的那些萬水千山”的一次整體思量。

正如作者所說，本書“是個機緣，如果可以，我願意心懷惴惴地說出來。無意告訴別人我走過了多少路，倒是可以讓人知曉我在每一個路口的徘徊，哪怕是讓人看看這個不擅閃躲的人身上留下的所有車轍。”

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見過嚴明兄本人，他的作品（是指那種懸於素牆之上的原作）我看過的應該也不超過十幀，但是，這絲毫都不妨礙我通過凝視他的作品而形成的對他篤定的認知——他是一位誠實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心懷悲憫，直面蒼生，苦行僧般探尋並記錄著這個時代的真實，念念在定。

——汪涵

真摯作為一種情懷，已經日漸罕見了。在這一本書里，沒有這麼多吶喊與判斷，並不嘶聲力竭，卻處處都是娓娓道來的熱愛與無奈，輕輕笑著的，略帶幽默的智慧，就這麼潺潺流淌出來，匯成了江河。

——七堇年

最有詩意的低調，微言攝影之大義。

——陳漫

他的作品充滿詩性，以獨立的個性方式融入紀實攝影的空間，拓寬了人文紀實的影像領域。他拍攝的場景好像某一天我們都曾經看到過，但是卻是容易被忽略掉的，這種帶著觀念性的紀實文本，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冷靜的觀察。他是攝影師嚴明。

——Thinkplus2012推薦語

內心深處的真誠，與結實的個性化語言，共同構成了嚴明作品不同尋常表達。——李媚

嚴明作品中影調的浪漫以及畫面人物之荒誕，構成了現代人生的二律背反。因此嚴明才會說：“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還有什麼能比這樣的註解更有力量？——林路：《現實深處的虛無與荒誕——嚴明作品解讀》

不同於有些刻意營造某種不安與危機的的照片，嚴明照片中的不安是通過相對安詳與穩定的形式來呈現，而照片中的荒謬也是一種源自於平淡中的荒謬。而人與其所處環境的關係，也是既疏離又無法分離，人身處其中，卻又不屬於它。通過這種方式，他給出了也許比較能夠揭示當下中國社會的某種世事滄桑的視覺隱喻。

——顧錚：《中國當代攝影藝術》

時代在改變，於大他十歲的攝影師們比，嚴明這一代攝影師的生存的環境和體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要堅持，那麼首先將自己放在社會的邊緣——這是在考量他們的勇氣和真誠度。嚴明做到了，並在堅持中獲得了尊嚴。他是值得尊敬的攝影師。

——穀倉當代影像館

《大國志》

2015年11月出版圖文作品集《大國志》，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出版。

本書是攝影家嚴明繼《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之後的第二部隨筆；同時，這又是一本製作極為精美的攝影作品集。全書以數萬字的誠摯文字，追溯了作者從事攝影藝術的源頭，追溯了童年記憶，點明了攝影的關鍵和要義，同時對大國上下古典浪漫的消逝和文明的流失發出無限感慨。在書中，他不但交代來路，並且很願意將尋路問道所得到的，展示給在這條路上孜孜以求的年輕人。書中，嚴明提出了“決定性氣氛”的攝影理念，引申了布列松“決定性瞬間”概念，把攝影的要義和理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里，我講了不少路上的事情和想法，但這一本，我更多地講了我的童年。昔日齷齪也並未讓我感覺寒磣羞澀，因為那是源頭。它讓我成了怎麼樣的人，它教給我為什麼事心動、關切並且執拗，也導致我為什麼人而在意、心軟和捨不得。而後這些東西都會跑到我的畫面上去，越聚越多，成為我精神的後路，成為我的大國。”

“雖然總是跌跌撞撞，儘管常常後知後覺，但我還沒有停止過尋路和問道。我也願意回答所有人關於路的探問，方言加手勢，這些文字就是我最初的方言，這些圖畫就是我一直舞動的手勢。因為，我的路是因為他人才得以知曉，是路上的一切給了我完整的磊落。”

《大國志》畫冊封面

同時出版的，還有著名設計師陸智昌操刀全文設計的《大國志》同名畫冊。一時間，攝影圈為之雷動。

對談導演

北京（2014）8月3日電(唐云云) 著名攝影家嚴明推出首部影像隨筆集《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8月2日下午，在該書新書發布會上，著名導演賈樟柯、知名編劇史航也到現場助陣，與嚴明就影像的時間存在感、三峽題材、如何對待拍攝對象等展開對談。

素有“詩人攝影師”之稱的嚴明，用充滿詩性與人文關懷的影像和文字，在書中傾訴了自己對攝影的熱愛，對生命的熱情，展現出當下中國社會真實的荒誕與浪漫。嚴明表示，藝術在最痛的地方，最需要真實、真切。“我拿起相機時，想起了自己心中那個懷著純真念頭的少年，而我所做的一切，不過只是想去答應它、完成它。”

通過影像找到時間的存留感

從30歲出頭拿起相機，如今是嚴明從事攝影的第12個年頭。之前的嚴明當過貝司手，去過唱片公司、音樂雜誌，也做過文字記者。當他的工作與攝影有了交集，便對器材著迷，並且在攝影作品找到了時間的存留感。他覺得可以用影像去見證事情，記錄一段時間的心情、體驗，也通過它們找到打量世界的借口和出口。嚴明表示，自己對於攝影是沒有預設的，只帶著閱歷上路，尋找與內心呼應的人、事、物。“攝影其實就是一種瞬間決斷，是一種視覺上的生理本能反映。有時候看到一個場景，感到頭皮發麻可能就對了。我只去拍‘我爽我愛’的一切，不喜歡就會離開。”

作為電影人的賈樟柯對攝影也是情有獨鍾。“我是見什麼就拍什麼，目前正在準備個人的攝影展，在整理多年來拍到的大量圖片，應該會推出諸如‘紋身人’這樣的系列展。”

對於三峽題材的共通關注

在藝術創作上，嚴明和賈樟柯對於三峽題材有著共通的關注和喜愛。重慶是嚴明“自搞攝影以來，決定前往的第一個目的地”。他在書的開篇就提及，“我常想，如果最初到達的地點不是重慶，而是別的什麼地方，我的攝影之路會是怎樣？難以想象。”嚴明說，在三峽人身上，他感受到一種天生的達觀。“他們甚至對於庫區移民沒有絲毫怨言，以至於當我在當地五十塊錢還包三餐的旅館住下，對著長江吃飯的時候，覺得就那樣呆著就很好，不拍照也可以了。”

賈樟柯表示，嚴明的新書帶給他很多共鳴，讓他想起很多在路上的故事，激起了他對2000年到2006年經歷的回憶。他也曾親臨夔門，感受到“今古不分”的錯覺，就像在重走李白走過的路。“三峽是古典的，也是超現實的，有一種複雜的、綜合的氣息，而且是接觸人的最好的空間。在那裡，個體生命力很強，人與人之間關係很親切，很容易就回到過去的、自然如山水般的人際關係中，跟他們自然地攀談起來。在船上，每個人找到讓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因陋就簡地幸福起來。”

嚴明也感慨於這種“船上的慢生活”。 “古人講，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可見‘同船渡’和‘共枕眠’都是古人很在意的，因為都是講緣分的。”史航則表示，在水上，人的命運被暫時定格，擁有自己的小宇宙。“這時，陌生人之間沒有利益衝突，充滿善意。”

與拍攝對象不溝通

在拍攝人物對象的時候，嚴明信奉的是“絕不溝通”。“在他們看到我之前，已經按下了快門。讓其保留本色，不受交流、攝影師的影響。因為害怕他們在得知被拍攝后，面對鏡頭不自然的表現。”賈樟柯對此也有相似體會。他說，自己在拍紀錄片的時候，是拒絕與對象交流的。那時候，談話已經不重要了，人的狀態是一目了然的。

尋找靈感的“轉世靈童”

談及嚴明的攝影作品，賈樟柯認為最主要是詩意。而且這種詩意不是捕捉到的，是創造出的。“只有心中滿懷詩意，才能找到外化。嚴明有超越他人的情感、學養、美術審美，他的攝影只是在尋找靈感的‘轉世靈童’，將它們變成膠片。他不是去記錄，而是去深刻地創造。 ”而對於嚴明本人，賈樟柯則評價為“心裡有勁，內心強大”。“他不懼怕外面的世界，接觸能夠去感受、理解，獲得豐富，也尋找到詩意。”

史航對於嚴明攝影做了如下評價：“他不是往前湊，而是往回跑。看他拍的《朝天門碼頭貴婦》，能感受到比薩斜塔般的傾斜感。嚴明沒有拉近鏡頭，而是留下很大的空間，彷彿這樣才能容納下貴婦的氣場。不把臉湊上去，是一種留白的詩意，所以嚴明的作品不是發現，而是發明。”

對談葉錦添

嚴明對談葉錦添

鳳凰文化訊（徐鵬遠報道）2015年11月18日，攝影師嚴明攜新書《大國志》做客理想國沙龍，與葉錦添共話攝影美學與人生美學。

《大國志》是嚴明繼《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之後的第二部作品，分影集和圖文書兩種形式。圖文書除了收錄百餘幅攝影代表作品，還用數萬文字追溯了照片背後的一些故事。

嚴明說自己的書雖然叫《大國志》，但是可能是大國的背影，也許是大家在一起，回想它曾經大國的樣子。關於大國，他關注的是歷史文化的東西，經濟發展背後的殘敗、消退的迅速遠遠出乎人們的意料，他想把那些美的東西、智慧浪漫的東西留下。所以《大國志》的英文名取作“Country Of Ambition”，實際上是野心之國，作品中很多的拍攝場景已經消失了，在這些碎片中看到的是若隱若現的一個大國曾經的樣子。

不過他並不喜歡主題先行，他一向認為所有的照片是它們各自本身，不屬於某一個另外的名字，或者每張照片都不應該有名字，書名只是一個代號。在他看來，所有悲愴的故事都是時間的故事，最浩大的成本其實都是時間成本。

因電影美術而著名的葉錦添，其實也從很早就開始從事攝影藝術。他說小時候哥哥很會拍照片，而且有很多女朋友，這讓他很羨慕。他與嚴明的這次對談，是二人第一次見面，但他對嚴明的作品卻並不陌生，並且一直很欣賞很喜歡。葉錦添說：“我們為什麼喜歡攝影，因為攝影師交流的方法很自我，用真的感覺拍東西，所以很舒服。”而嚴明的作品剛好符合葉錦添的這一標準：“藝術家都要拍自己，我看到他拍自己的時候，我發現這是一個乾淨的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乾淨的人會帶出乾淨的能量，當我們看它的時候，我們好像死過一遍一樣。”

對談汪涵

2015年11月22日，“詩人攝影師”嚴明攜新書《大國志》來到長沙，與著名主持人汪涵對談。

對談實錄見理想國官方微信：嚴明 · 汪涵 : 要走的路與來時的路有關

嚴明對談主持人汪涵

嚴明：黑白寒暑之間，我真的動用了靈魂

（《瀟湘晨報》採訪節選）

嚴明的名片，如他的黑白照片一般乾淨，白底黑字，只寫著他“自己”，繁體的“嚴明”二字下是純粹的空白。

他說，這讓他倍感奇妙，“從眾”的生活變為“從己”，原先的同事協作、行業經驗、個人脾氣都不好使了，都消失了，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

“脫掉了種種外殼，低頭看看自己尚有一些天真還在，甚好，今後就要過與它相守的日子。”

然而，離開體制，最立竿見影的難為就是錢，他常與幾個朋友聯手，一起“干票大的”，車費、住宿、吃飯合夥，因為省錢，而一個人是拍不起的。

為錢所困的他，也曾惡狠狠地抱怨上帝，“最不負責的事之一就是讓人有靈魂但又不能脫離肉體，肉體需要吃飯獲得熱量、能量，每天還要吃上三次，真是不嫌繁瑣。”

他自問，對於攝影，如果不做“體制內的熟練工”，會不會來到“體制外的生意場”？如何讓對攝影的熱愛，和依靠它謀生兩件事很好地共存下來？

他自己的回答是，我可能不是一個“活”得很好的人，但我想了吃飽飯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如何寫好一個“愛”字，比“活著”和“生意”都要難和緊迫。

“因為，我清楚什麼可以變賣，什麼我始終不捨得。”

現在，做自由攝影，可以基本解決生活問題嗎？嚴明說，“暫時還可以，每年賣些照片，現在又出了新書，但未來卻說不清楚。”

殊不知，當我問出這個問題時，他卻在書里嘀咕：“為什麼總有人跟我討論能不能吃飽飯的問題，怎麼沒有人跟我探討吃飽飯後應該幹什麼的問題？”

想傳遞一種安慰給每個大國小民

既然無人討論，乾脆埋頭自己做。

重慶、河南、甘肅、陝西、內蒙古……他帶著相機，穿越大半個中國。

抗拒命題作文的他，珍惜每一個“頭皮發麻”、“眼睛一亮”的瞬間，它會說話，會告訴你，引誘你，讓你的心狂跳，手顫抖，“當情緒積累到一定濃度，直覺會告訴你該掏相機了！”

幾年前，一個冬天的傍晚，嚴明在河南的雪夜，偶遇無頭將軍石像的剎那，陡然一驚，幾乎不敢與它對視，身體姿態動作還在，卻偏偏掉了腦袋，它肩頭剛落下了一層白雪，像正上方有月光灑下，也像舞台上打下的一道追光，恰凸顯出了它肩脖上空無一物，著實是一片精神的空白，“我好像成了惡的人類的代表，被捉回來接受指證”。

“無頭將軍”被拍進了嚴明的相機里，又印在了《大國志》的封面，將軍雙手作揖，屹立於風雪中。莫非，嚴明想用這種方式，讓每一個人都站在將軍面前，接受這場遲來的指證？

或許，我們可以在書名里找到些許蹤跡，細心的人會發現，《大國志》中文書名下，悄悄寫下一行CountryofAmbition，翻譯成中文即雄心之國。

為何中英文名會不一樣？嚴明低頭一笑，“其實，這是我文化復興的願望！”

經濟發展的熱潮背後，傳統的人文環境早已顯現了孤寂、落寞的狀態，並且越來越不能被人們在意和重視。實利主義碾壓過的地方，寸草難生。這些“中式”景象的遺存，顯示了我們文化基因的流逝，而那曾是我們生存的精神依據。

“黑白寒暑之間，我真的動用了靈魂；天真地用詩意去對抗實用。”

“在這個變與不變的故事中，我想傳遞一種安慰，給也在流逝的你。給每一個大國小民。”

專訪

過去五六年裡，每見嚴明，都是一副從南方來的裝束：黑色T恤，中褲剛剛過膝蓋，一雙“洞洞鞋”踢踏出聲，斜挎的運動包里常常塞著祿萊雙反相機。這些年，包里又多了一把布魯斯口琴。

他依戀北方。有一年離開北方時，他坐在山崖上，對著散落在黃土與枯木之間的村莊，吹奏了一曲《送別》。

連續五六年，他都像只遷徙的候鳥，一攢夠膠捲和盤纏，就往北飛，落在那些無名的鄉村荒野，在那裡安靜地等待倏忽而逝的意義——“那麼多的精彩意義散落，等我去感知，我總要把我的心一次次運過去。”

拈花細嗅的大叔，下班的米妮，豬小姐在樹上，夔門的猴子，便溺的馬……在取景框里糅進荒誕、憂傷和嚴明特有的灰色幽默，這些魔幻現實主義的畫面，拼合成他鏡頭裡的馬孔多，他將其命名為“大國志”。

日光灼烈的天氣，是不適合拍照的。嚴明每次出門拍片見著晴好天，就狠狠甩一句：“白花花的！”若是有點霧，那才是最好的氣氛。於是，整個夏天都成了他和兒子共同的暑假。

南方暑假的陽台上，有他種下的喇叭花和四季豆，那是他從冬天的北方採摘回來的，“這讓我在整個春夏可以一直看到北方的樣子，可以看到我不在的時候它們的季節。”

這一年，嚴明把自己和陽台上的植物關在一起，任朋友電話呼叫，都不理會。朋友開始擔心他自閉。直到最近十萬字書稿——《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面世，朋友才舒口氣：“嚴明說：我們都是基因的俘虜、體制的敗將，最終也都不是時間的對手。所以一切都只是時間問題啊！”

碼頭

2010年初，嚴明辭去9年的報社工作時，妻子陳雪也辭去待遇優厚的工作。家中兒子剛入小學。嚴明對辭職的解釋是：“破釜沉舟。”像蕭瑟風沙中的俠客，頭也不回地說：“我要去實現理想了。”

之前，他已經開始了為自己的拍攝。自2008年，他一次次往返於廣州和三峽之間。每次拍攝歸來，都被報社年輕攝影師團團圍繞，他們欽慕他時常“開溜”去尋找“意義”拍攝。

夏天，眼中閃著光的年輕人，興奮地跟隨他把報社灰塵斗亂的暗房打掃乾淨，他們從此有了自己的“夢工廠”。在10平米的小黑屋裡，聊著新聞之外的藝術創作，定影、顯影，興起時抄起吉他彈唱一曲。屋外，數碼新科技大潮早已吞噬了手工機械。

嚴明也曾渴望一台數碼相機。那時他是報社娛樂記者，那些印在紙上的八卦娛樂帶來的成就感越來越淡。與攝影部同事接觸，讓他對相機有了興趣。

他買了一台數碼卡片相機，開始邊拍邊學，迅速發現相機滿足了他對世界的好奇。每天坐公交車上下班變成了走路，“瘋狂掃街”。迷戀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之外，他的照片有令人失笑的趣味。報社把他的“掃街”照片刊發出來，命名為“一個文字記者的街頭觀察”，他發現“照片竟然還可以分享和留存”。

“八卦之外原來還有數不清的卦象，我預感到這可能是我的一個出口，它好像就是我的那一卦。”他索性“棄筆從影”，轉當攝影記者。

新聞帶來了訓練，很快也成為他的枷鎖。2003年，他捏著一萬多的工資單，走在天橋上時，也曾有過衣食無憂的優越感，但每當投身於無盡的活動、會議、圖片故事……另一種束縛隨之而來。掙扎的結果是，雙腿情不自禁要邁向心馳神往的地方——自己的碼頭。

2009年夏天，第一場個人展“我的碼頭”開幕。即便在這種場合，嚴明依舊不善言辭，討厭交際，只在無聲時突然冒出一兩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幽默之語，引來一片鬨笑，他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報社旁邊10塊錢的雞蛋炒刀削麵，大多數觥籌場合他都拒絕。

找自己

火車是他穿梭南北的主要交通工具。讀初一時，嚴明腳踝患骨髓炎，隨父親到山西稷山縣求醫。父親背著他日夜兼程，那對他和父親來說都是第一次出遠門。每到一地，父親安頓好嚴明，就會焦慮地去問詢車次、吃住。“看著他忙碌而緊張的樣子，我第一次感覺到出門是一件很艱難的事。”

火車站轉車留宿。因為沒錢，父子倆要在站里過夜。父親進出查看，再背起嚴明到母嬰候車室，鋪開小席，父子倆枕著行李睡一夜。早晨被耳邊的腳步聲踩醒，父親恐慌地查看行李，收拾鋪蓋，背上他繼續趕車。“我又一次感覺到出門的不易，這次分明是狼狽。”

時隔兩代人，有一次兒子看到火車興奮地在電話里喊：“爸爸爸爸，火車來了，正在開過來，還有50米……40米……”嚴明意識到：“生存的全部秘密就在於無所畏懼。”

現在他每年出門四五次，每次在路上月余，以為自己已經練得“無所畏懼”，但面對家人，“我怎麼又怕了。”

《火車上的不高興女孩》和《我的父親和兒子》兩張照片里都是嚴明怕與不怕的情緒。他沒有在自己的照片里出現，但照片里卻都是他自己。

與所有外在身份說再見，他把自己2010年前的簡歷清零。“我想看看自己什麼都不是之後，究竟會是什麼。”不出4年，嚴明就能通過鏡頭，發現人群中那個能被一眼認出來的自己。

這樣的拍攝持續幾年後，他漸漸發現，當初那個讓他“說走就走”的理想，就是通過攝影找到自己，這個“自己”正通過照片與欣賞照片的人產生著強烈共鳴。

一位化工廠業務員收藏了嚴明的《趕豬人》。到處出差，陪人喝酒應酬是他的主要工作內容，他不喜歡這項工作，但卻迫於生計。“那個在一片泥濘中趕豬的人就是我自己。”另一位被拍攝者，看到照片的最初總覺得那不是自己，有一天突然覺得那是住在她心裡的另一個自己。

十年

攝影這件事降臨在嚴明身上，至少晚了10年。

10年前，嚴明還是南方搖滾圈長發飄飄的樂手。白天在音樂雜誌寫樂評，晚上跟著王磊在酒吧駐場演出，偶爾也站上舞台為還是新人的陳奕迅、盧巧音伴奏。

這都源於考上大學時，父親送的一把木吉他。大學畢業后，他是安徽淮南一名鄉村教師，那是當了一輩子教師的父親的夙願。但他卻深愛音樂，苦練琴技。在沒有網際網路的90年代，辭去被認為可以安穩一生的教師工作，北上又南下，拜師學琴。在師傅家中打地鋪，包攬所有家務活。

有一天，他發現苦學10年的音樂並沒有眷顧他，那些諳熟網際網路技術的年輕人三四年就走完了他10年的路，他決定掛靴。葫蘆絲、口琴、架子鼓、貝斯……被他一股腦打包扔進了床底。他去報社賺錢養家了。

直到兒子嚴亨慢慢長大，從床底下把那些家什都翻出來玩耍，擋不住的好奇心和天賦讓嚴明決定：不怕兒子結識音樂。

他一件件給嚴亨演示。嚴亨也耳濡目染了家中的自由氛圍，問母親：“要是有一天，我也不幸要每天上下班怎麼辦？”9歲的嚴亨認定自己是要搞藝術，而不是朝九晚五的。

嚴明每次外出拍攝，時間雖久，兒子也從不給他打電話，“不能打擾他的趕路和創作。”待到回家，嚴明給家中打電話，嚴亨總是頂著個毛茸茸的圓腦袋，蹦跳著下樓來迎他，嚴明知道該給兒子理髮了。陳雪則笑意盈盈：“歡迎回家！”

10年前的嚴明沒有這麼柔軟。還是娛樂記者時，嚴明受邀到深圳參加張楚的演唱會。現場，張楚被要求與酒吧老闆合唱《朋友》。嚴明擠到台前，指著張楚喊：“你是張楚，你為什麼要跟他唱？”

他當然有機會獲得世俗的體面生活。好幾個帶“總”字的職位找到他，他都一一婉拒：“我還有自己的事要去實現。”他的理論是：“錢的話，大家都能聽懂；靈魂的話，就不一定了。”

內心的摸爬滾打

人物周刊：你的《大國志》會一直拍下去嗎？會一直統攝你以後的拍攝生涯嗎？從《我的碼頭》到《大國志》僅僅是將自己放置到一個大場景中去嗎？

嚴明：在攝影這個行當中，宣布某個“專題”完結其實是件令人感到艱難和虛弱的事，“大功告成”不是那麼容易說出口。我還有繼續的慾望，希望能做到某個層面上的更加完備。從《我的碼頭》到《大國志》，是從最初的懷著攻城拔寨的雄心轉戰江湖，再到試圖回歸到內心，耐心體察我自己關心和關注的我們的歷史文化及藝術的失落，這是一種漸變，是多方尋找和碰撞后的著落點。我一直認為我們生活的地方滿地都是意義、遍地都有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發現和完成藝術創作可能是隨時隨地的，不應該被地域框定。聽從自己的內心，倒是必須的，我們的心應該是自由的，輕鬆、純粹才容易去衝擊極限。

人物周刊：在攝影之前，你做音樂練琴也有10年，但最後發現年輕人依靠網際網路技術三四年就能達到你10年苦練的成果。如今，你堅持膠片、黑白、行走……也幾乎是最原始的拍攝方式，會不會擔心有一天新技術再次顛覆了你的這番執著？

嚴明：從表達的載體方面講，確實有這個擔心。就像音樂一樣，它跟承載媒介、技術技巧都有直接關係，每一次新的製作和播放技術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大眾的音樂生活，也嚴重衝擊了生產製作行業的生態。攝影也一樣，所以攝影師也需要在大時代中思考如何應變。我做這本書，其實也是開闢了另一種表達的方式。不過從創作的角度來講，藝術家對世界的觀察體會是不變的，不管什麼樣的載體出現，上面刻錄的，還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愛與嘆息。

人物周刊：你說“拍照就是在拍自己”，這些年，你對自己的了解是通過攝影一步步加深的，還是一開始就清楚自己要什麼？

嚴明：是通過攝影對自己的了解一步步加深的。離開了傳統體制，是我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行動空間，其實也就投入到了另一個生態叢林，需要面對的問題都還在，大同小異。只不過這是一個“從眾”到“從己”的過程，當我發現終於可以真實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時，我認為這是我創作的必須，這是珍貴的，我應該用這種身心合作的方式抵達心中的彼岸。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找到最適合你自己的表達風格的？你曾經也用徠卡瘋狂掃街，數碼、彩色等一定都有過嘗試，如何一步步發展到讓人一看到你的作品就能認出你來的？

嚴明：先按自己的興趣大量地拍，然後找到自己真正喜歡和擅長的。隨之而來的會是“語言”與自己關注點的契合問題，這應該就是被稱作風格的東西，它自然而然地給觀眾提供了一種辨識度。不過，這是觀眾說了算的問題。有人說：風格是一個藝術家的背影，他自己看不到。

人物周刊：“愛”與“謀生”常像愛情與婚姻一樣難以共存長久，對於攝影，如果不做“體制內的熟練工”，會不會變成“體制外的生意場”，如何讓對攝影的熱愛和依靠它謀生兩件事很好地共存下來？

嚴明：“活著”和“相愛”，本來不應該作為那麼切近的兩方面擺在一起，很多事都需要我們吃飽飯才能去做。我可能不是一個“活”得很好的人，但我試圖想了吃飽飯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如何寫好一個“愛”字，比“活著”和“生意”都要難和急迫。做得夠好，才是讓我感受到活得好的依據。

人物周刊：你的拍攝方式像不像修行悟道途中的苦行僧？有人說你是哲學攝影，你這麼認為嗎？

嚴明：不完全是，其實也沒有那麼苦，現有的各種條件可以被盡量好地服務於創作。我一向認為攝影不應該被簡單看作是“在路上”，吃苦終歸不是目的，苦行也不值得標榜的，內心的摸爬滾打才是真正的旅途。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聽隨內心的衝動，讓生命個體與藝術形式達到自由的統一才是重要的。我們沒有必要自費為別人表演方向不明的奔跑，搞一場無意義的苦肉計。哲學攝影實在不敢當了，許多藝術門類里的確是有一種共通的“道”的，如果這種“道”能被人讀出，能顯露出一縷禪意，那的確是我心所願。

人物周刊：可能是因為常年出門拍照，導致你身上有很強的漂泊感，這是你理想中的樣子嗎？你理想的生活和創作狀態是什麼樣的？

嚴明：漂泊感的確是有的。攝影的人會在長年累月中形成一種攝影式的思維，去接受、應對和處理，力爭做到最佳狀態。一般不去預想“應該的樣子”。好與不好，都是生活和攝影的贈與，都需一併體驗。至於理想的狀態，我想起了我經常在許願時心裡念出的話：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顆敏感的心，希望它不會因為時間和處境的改變而變得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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