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院

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

喬家大院是最早修復開放的一座晉商大院，更因為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而蜚聲海內外，幾為晉商大院的代名詞，甚至連許多從未到過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宮，民宅看喬家。”專家們稱：喬家大院充分體現了中國清代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北方地區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發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蕩口外的小夥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發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喬家大院歷經三次大規模興建、擴建始成今日格局，時間跨度長達一百六十餘年。喬家大院佔地8724平方米，建築面積3870平方米，分為六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共313間房屋，整個大院的布局為雙喜字造型，又稱在中堂。

喬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臨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磚牆封閉。大院內，以一條80米長的甬道分隔，甬道盡頭是喬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個大院，北面三個大院，從東往西，依次為老院、西北院、書房院，南面依次為東南院、西南院、新院。

喬家大院的最後一次擴建是在民國十年，由喬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並改建了西北院。喬映霞為喬致庸長孫，人稱成義財主。喬映霞思想進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視劇和傳統思維的影響，人們往往以為這座古樸宅院里的少爺小姐們身穿著傳統繡衣玩著古老的遊戲，而事實上，到喬映霞掌家的時候，喬家子弟們已經穿著西式服裝打開網球了。正因為如此，喬家大院的最後一次擴建，體現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色彩。新院的風格不變，但窗戶全部換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裝飾，屋檐下的真金彩繪，也在原來的“麻姑獻壽”、“滿床笏”等傳統創作內容中，加入了鐵道、火車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風格裝修了客廳，增設了浴室和西式廁所。

日本侵略軍佔領祁縣后，喬氏家族遠走避難，喬家大院則通過與教會的關係，掛上義大利國旗躲過了日軍的侵擾。解放后，喬家大院先後被機關、部隊、學校佔用。文革期間，一些革命幹部曾經準備“拆院建校”，並且拆掉了幾間過廳和廂房，所幸沒有造成更大的破壞。1986年，喬家大院闢為民俗博物館。

喬家大院內，除了明清傢具外，還收藏著“犀牛望月鏡”、“九龍宮燈”、“萬人球”等喬家珍品。此外，有四塊牌匾頗為引人注目，它們是李鴻章親自書寫的“仁周義溥”、山西巡撫丁寶銓受慈禧太後面諭贈送的“福種琅環”、民國十六年祁縣昌源河東三十六村送給喬映奎的“身備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書的“丹楓閣”匾額。

渠家大院——晉商文化博物館

坐落在明清之際經濟繁榮，富商雲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祁縣東大街33號，人稱“渠半城”。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發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採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衝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佔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開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為田喜財主渠源潮的住宅，佔地面積五千餘平方米，建築面積三千餘平方米。

為全國罕見的五進式穿堂院，內分8個大院、19個小院、240間房屋，大院內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戲台與戲園。渠家大院被開闢為晉商文化博物館，以七大系列28個展室向遊客系統全面的介紹了晉商的發展與衰落歷史。

申家大院——長治顯赫家族

山西人如果不知道申氏家族，那就等於不懂我們山西的厚重歷史，時任山西省副省長的申聯彬、長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申紀蘭、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都出自顯赫一方的申氏大家族，申氏在明初從潞城縣天貢村遷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遷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開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時有七子，第七世時發展為三十子，第八世時發展到五十子，成為一大家族。申家最旺盛的時期在第七、八代之間，其後至嘉慶末年（公元1814）開始衰敗，從興盛到衰敗大約270年。其興盛、衰敗的家族史與潞商的發展軌跡頗為相似。

潞商早期以鹽鐵為主，中期開始多元貿易，鐵業、絲綢佔主導，後期則以手工業製品為主。潞商的崛起始於鹽鐵、鐵糧的交換。明代“開中法”的實施為潞商的發軔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處河南、晉中、晉南交通要衝的區位優勢則加速了潞商的發跡，並很快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商業集團。到明中葉，潞商已經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商幫。而此時，晉中商人基本上還沒有什麼大的作為，更沒有什麼顯赫的喬家大院。清代以後，食鹽貿易逐漸被徽商壟斷，絲綢生產亦日漸衰微。同一時期，晉中商人以經營匯兌業務而後發制人，成為晉商的主流，閃爍在潞商頭上的光環被晉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關，帶來一個好的結果是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紛紛內附，蘊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機被釋放出來。在遍地黃金的北方邊疆地區，單是草原上牧民帳篷中堆積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內地奇貨可居的名貴物品。而拉回這些東西，當時只需要鐵鍋、鹽、茶葉這些在內地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物品。在這波創業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黨？由於史料所限，至今不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晉商中還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晉乘搜略》載：“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就是說，就經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當時山西境內還是南勝於北。今天，從申家大院現存的實物和資料中不難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鹽鐵，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當時申家將糧食、鐵製品等商品用騾馬馱運至平陽，賣后買進食鹽再運回囤積、轉售從而牟其利潤。從現存村東的三座鐵礦之一，以及鐵鋪院、歇馬店等遺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鐵業在當時已經形成了採礦、冶鍊、銷售一條龍的模式。另外，在當時北中國最大的鐵貨交易市場——長治縣蔭城鎮，申家還擁有一半實力雄厚的鐵貨交易店“福順永”。除經營鐵業外，絲綢業也是申家的支柱產業。創作於明萬曆年間的《金瓶梅》中有17處提到潞綢，同時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恆言》也多處提到潞綢。據順治《潞安府志》載：“洪武初年，潞州六縣有桑樹8萬餘株，織機9000餘張”，可謂“登機鳴抒者，奚啻數千家。”足見潞商經營絲綢業之輝煌。除此之外，申家還兼營當鋪、客棧、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當鋪在當時頗具影響力，數量達32家，西安、臨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現存較好的有河北省邯鄲市涉縣河南店的“大申店”。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遠一支遷至今邯鄲峰峰礦區八特古鎮，成為當地八大顯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興盛。潞商作為晉商中最早發跡者之一，從“豪富大賈甲天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首先，調整產業結構要選對產品。潞商發軔於販鹽，鹽被徽商壟斷後，潞商轉向鐵業和絲綢。順治《潞安府志》載：“上黨居萬山之中，商賈罕至，且土瘠民貧，所產無幾，其奔走什一者，獨鐵與綢耳。”它說上黨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貧窮，所生產的沒有幾樣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鐵和絲綢。儘管當時鐵業已經發展到“萬里蔭城”，達到年交易1000多萬兩白銀的規模，但畢竟鐵貨笨重，比起晉中“匯兌天下”的銀票來，有不便於運輸和攜帶的弊端。絲綢雖然輕，但潞綢的發展不是靠市場槓桿撬動起來的，而是靠“朝中有人”發展起來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職，從而朝廷在山西設立織染局（主管為皇家派造潞綢），潞綢也不會興盛。畢竟潞土不適合栽桑。當年滿天遍野的桑樹，以及後來大面積種植的泡桐，今日還剩幾棵？當然也有官府重稅盤剝的因素。但誰違背大自然的規律，大自然就懲罰誰。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發展經濟，短期看環境，長遠看文化。官本位越濃，商業味越淡。申氏的起家靠的是鹽鐵，其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實質問題是官商文化。從申氏家譜可以看出，申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此間，申家出了一個官。天貢村申家四子的後代——河北永年縣的進士申綸從平陸縣調到太原縣，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這層關係開始從事食鹽的販運。這也是後來鹽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關係打天下。申家興盛的時期正是申家子嗣官運亨通的時候。申家最後一個掌實權的官員是申受祉。據申受祉的墓碑載，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還在廣東儋州任上。嘉慶末年（公元1814）申家開始衰敗，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於受地形的影響，上黨人自古崇官而輕商，面對官府的強權力量，他們是默然無聞的一個群體，沒有說話權，又大錢掙不上，小錢看不起，唯一發跡的辦法就是讀書做官。所以等級制、官本位在上黨有相當大的市場。商人和文人兩個階層始終沒有成為獨立的階級，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撐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壽”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長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發展經濟的潛力就有多大。太行山擋住了昔日潞商的視線，煤焦鐵束縛了新潞商的腳步。資源優勢成就了潞商，也毀了潞商。對資源和手工業依賴太強，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終沒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黨盆地最大，大也不過1100多平方公里。因為封閉，所以思想保守。因為單線條思維，所以缺乏一種闖呀冒呀的精神，創新意識不夠，缺乏與時俱進的思想。其實，我們離大海不過5個小時的車程，崇尚流動、競爭、開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們招手。山西加入環渤海區域經濟圈的思路，河南構建中原經濟區的舉措，對我們來講，是挑戰，更是機遇。今天，透過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檢索潞商歷史，研究“修舊如舊、原汁原味”的宗旨與過度開發、人造景觀的錯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導致旅遊經濟後勁不足的硬傷；研究祖宗產業一派繁榮的背後對子孫幸福指數的褻瀆，必將對長治今後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王家大院——三晉第一宅

靜升王氏祖籍琅琊（今山東膠南），后西遷至山西太原。南宋初年，族人王實由太原南遷至靈石縣峪灘村。元皇慶二年（1313），王誠齋又率家族遷至靜升村。清初，族人王興旺開始經商，做小買賣，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王正居等，資本見厚，店鋪增多，逐步成為豪商巨賈。到清中葉，王家便由原來的平民百姓發展成為居官、經商、事農綜合型的名門望族。王家大院包括東大院、西大院和孝義祠，總面積34650平方米。

大院選址於北傍高坡，南望開闊，高出平地約八九米的台地上。開放的兩處，西稱紅門堡，建於乾隆年間；東稱高家崖堡，建於嘉慶初年。東堡院有院落26個，東中西並列為六路。中間的三路院落為主院，西邊的兩路為書院和花園，東邊的一路為廚院；西堡院共有院落28個，中間有一主幹道，貫穿著三條橫巷，與東堡院用一石橋相連，東西對峙，氣勢震人心目。如若再加上修復完好的王氏宗祠，那麼，王家大院現對遊人開放的總面積已達31956平方米。假若不到王家大院走一走，看一看，確實很難讓人置信，在這塊黃土高坡上，怎麼會建有這樣一座可與皇宮一比氣宇的大院？

王家大院與其說是一組民居建築群，不如說是一座建築藝術博物館。它的建築技術、裝飾技藝、雕刻技巧鬼斧神工，超凡脫俗，別具一格。院內外，屋上下，房表裡，隨處可見精雕細刻的建築藝術品。這些藝術品從屋檐、斗拱、照壁、吻獸到礎石、神龕、石鼓、門窗，造型逼真，構思奇特，精雕細刻，匠心獨具，既具有北方建築的雄偉氣勢，又具有南國建築的秀雅風格。這裡的建築群將木雕、磚雕、石雕陳於一院，繪畫、書法、詩文熔為一爐，人物、禽獸、花木匯成一體，姿態紛呈，各具特色，稱得上北方地區民居建築藝苑中的一顆璀璨明珠。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築群，稱“三晉第一宅”，入選《中國民族建築集·漢·北方民居》一書，我省僅此一例。

常家莊園——中國第一儒商舊居

常家莊園位於晉中市榆次區東陽鎮車輞村，車輞由四個小自然村組成，其布局呈車輻狀，故名。常祖先在明代由太谷遷居車輞，以牧羊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褳遠赴張家口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褳後來供奉於常氏宗祠內，與常萬達的名言“視有若無，視盈若虛”一起被常家子孫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萬（王已）、常萬達學有所成之後，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兄弟兩先後創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個商號，開闢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羅斯的數萬里國際貿易通道“茶葉之路”，成為首屈一指的晉商“外貿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際，擁有員工千餘人，駱駝上萬峰，獨佔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間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富商。

常氏家族商業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這個家族堅持了以儒鑄魂，以商興業，儒商融匯，商儒互援，道德與經濟合一的良性發展道路。在常家200餘年經商、興學交融史中，僅取得秀才、舉人、進士等學位的就有170餘人，他們基本都放棄了仕途而投身商界，集合為晉商家族中最為出類拔萃的精英集團。

從清代康熙年間開始，常家投入巨資營建宅院。常家分為“南常”、“北常”兩支，“南常”萬（王已）立“世榮堂”，宅院以南北向的“前街”為主軸線；“北常”萬達立“世和堂”，宅院以東西向的“後街”為主軸線。經過二百餘年的修築，常家建有宅院80多座，樓房50餘幢，房屋3500餘間，佔地面積300餘畝，規模之龐大，世所罕見。常家環莊園而建的堡牆長達4公里，共開8個堡門，而平遙古城，城牆周長也不過6公里，開設4座城門，常家大院與其說是一所民宅，倒不如說是一座城市。常氏宅院的建設規模可謂三晉民居建築之首，修復開放的部分12萬平方米，僅為原有面積的四分之一，即令是如此，仍比王家大院大四倍，比喬家大院大十二倍。

“喬家一個院，常家兩條街”曾是晉商文化的縮影，但常家大院最大的特點不在其大，而在於高雅的文化品位，凝重的歷史底蘊，以及集南北風格之大成，融院落園林與一體的特色，因而，無論規模，還是建築藝術，常家大院堪稱民居之典範。

常氏家族衰落於清末民初，建國后，常家大院被分配給村民、學校使用，後街北側的近十個院落由省民政廳購買，被榮軍休養所佔用，北常所建的常氏宗祠被晉中棉織廠佔用。常家宅院的破壞一度相當嚴重，長期處於半荒半廢半民居狀態，南常前街兩側建築和北常後街南側建築基本不存。2000年5月，榆次區著手修復常家宅院後街北側建築。榆次區書記耿彥波曾擔任靈石縣委書記，王家大院就是由他主持一手開發，面積最大的兩座晉商大院在其任上被修復，這位書記的述職報告想必也會為之精彩。2001年9月29日，常家莊園正式對外開放，門票價格60元，為山西人文景觀之最，這裡也是山西第一個進行市場化運作的文保單位，省電力公司、榆次區政府等單位都是股東。

太谷曹家三多堂

從太谷縣城向西南走5公里，在一個叫做北洸村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這座大名鼎鼎的三多堂，即：多福、多子、多壽之意。三多堂亦名曹家大院，為太谷商業資本家曹氏舊宅。太谷曹家，以其始祖曹三喜創業，生意最興盛時，國內各地的商號竟達640多家，僱員近五萬人。

大院產生的歷史條件

寬鬆的政治經濟環境是山西大院出現的社會基礎，商人實力增強是山西大院產生的前提條件。明朝初期，朱元津出於掃清殘餘勢力和鞏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出兵塞北。為了解決駐邊軍隊餉需，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等九個軍事重鎮實行“開中”，商人以力役和實物向國家換取鹽引專賣權，控制鹽鐵資源的國家政權則視邊防軍情緩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輸糧。這一政策對相鄰九邊的省份特別有利，山西、陝西商幫就在“開中”實施之後，以臨近邊鎮的地利優勢，捷足先登，成為國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明代商品經濟發展迅速，經濟服務於政治的體製為商人與政權的溝通搭起了橋樑。明中葉正德、嘉靖年間的一系列政策，對商人的發展十分有利。前期參與國家重大經濟活動如鹽商一類的商人。通過交結官府的活動，為其子弟爭得以郡縣學籍參加科考的權利。萬曆年間政府明令允許商家子弟參加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為官的傳統習慣，商家子弟從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順地步人仕途。

清代捐納制度為商人擴充政治資本提供了最佳選擇。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朝中央決定大規模削藩，為了彌補軍餉不足，頒布捐納政令，文職捐官始於此時。康熙本擬暫開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後，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開再開，文職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員（正四品），武職可捐至把總（正七品）、千總（正六品）直至參將（正三品）。雍正、乾隆兩朝，捐納更加頻繁，成為又一入仕途徑。富有的票號商人積極為自身和子孫捐官買爵，平遙蔚字票號首任總經理毛鴻翙，為家中從父親到玄孫五代共31人捐得“將軍”、“大夫”銜。大德通、大德恆票號財東祁縣喬家，喬景僖授花翎員外郎，喬景侃花翎四品貢生，喬景信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清初在張家口貿易發跡的山西介休范氏，因資助清兵有功，順治賜范氏張家口房地，康熙時范氏後人范毓（香奇）“以武舉授衛千總，以駝佐軍，擢守備，累遷直隸天津總兵（正二品）。”類似的富貴之家，山西並不鮮見。類似的捐官記錄舉不勝舉。捐得官職后的富有者，有了政府的庇護，活動限制較從前減少，財富聚積更加便捷。捐得官銜之後，擴建宅第的限制減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闊大更氣派。房屋佩件裝飾上就能顯示官商和民商之別，如宅屋的脊獸通常都裝飾鴟吻，此物性喜遠眺，尊為房屋守護神，且古人認為鴟吻屬水性，安放屋頂避免火災。鴟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狀並不相同，太谷曹家、靈石王家、祁縣渠家都是張嘴脊獸，祁縣喬家則為閉口獸，對於商人，招財進寶多多益善，閉口脊獸有財不外露之含意；而對官商來說，做官理當為民說話，說話必得張口。商人都希望家族裡有人捐官或科考入仕，有了一官半職時就會對外界張揚，以示其既富且貴的得意。

山西商人實力增強是大院群落出現的直接原因。康熙南巡時曾經談到：“夙聞東南鉅賈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經過三四百年的商業積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資財更加雄厚。晉紳劉大鵬在太谷私塾執教時記錄了當地的富庶繁華：“太谷為晉川第一富區也，大商大賈多基本於此間。城鎮村莊，亦多富室，放風俗奢侈為諸邑最。”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適遇冬標之期，故“今寓此，見夫街市之中，商旅往來，肩扛元寶，手握朱提（銀錠的代稱），如水之流，滔滔不斷。”作者有感於富戶被迫捐錢捐物一事：“嗟乎，太谷富戶甚多，五百萬金者一戶，百萬金者三四戶，數十萬金者數十戶，數萬金者則不計其數。”太原人劉大鵬的日記較杭州人徐珂的記載更詳細，從中看出太谷商人的實力更強一些。有雄厚財力作後盾且可以捐得官職的人，在家鄉大修宅第炫耀門庭不足為奇。關於民間修宅建第的資料比較欠缺，但清代山西商人實力不斷增強的現實，無疑是大興土木的必要前提。乾隆、嘉慶、道光幾朝，山西商人的資本如滾雪球般地膨脹，外出經商的人將大批白銀轉入山西，臨汾一地“方其盛時，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台，聚古玩，買姣童於吳閭，購美玉於燕趙，比比也。”在恰克圖從事對外貿易的眾多山西商號中，經營歷史最長、規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車輞常家。常氏一門，乾隆年間從事對外貿易，子孫相承，歷經乾隆至宣統150多年。商業發展了，家宅也隨之擴建，世榮堂與世和堂兩處宅院就是常氏商業繁榮昌盛的證明，以至於清末車輞村形成了佔地200餘畝規模達到20多個院落1500多間房屋的常家一條街，蔚為壯觀。正是因為有雄厚的財力物力支持，才能夠修建如此宏偉的宅第。

大院的建築文化

建築表述了文字語言無法企及的文化內涵，是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層文化的集中體現。住宅是人類實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制度、觀念和社會習俗的承載物，是歷史文化的依託形式。

清代對民居建築的限制有所放鬆。確切地講，清初以來實行捐納后，積累了相當財富的富有者階層為清廷解除困難的同時，也為門已創造了更寬鬆的環境。商民捐得官職，便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擺排場。現存的山西大院，絕大多數是清中葉以來興建的。山西票號興起后，山西大院的規模上了一個新的檔次，同治年間平遙票號財東侯殿元修建廠7間7檁的豪華住宅兼商號，這樣的民居清代以前是絕對不會出現的。建築超大規模的住宅群，被視作時皇權的挑戰，此後候某因其修建豪華宅第而獲罪。我們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過5間，然而居室主人卻在5間或3間的基地上，向高空發展，修建2層以上的廣廈，構成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一道特別的人文景觀。晉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當規模的祁縣喬家、祁縣渠家、太谷曹家以及靈石王家4個大院，以及榆次車輞村未修復的常家一條街，正房都不超過5間，樓高2至4層不等，就是對這種建築制度的詮釋。而在偏僻的臨縣磧口西灣村這個昔日水陸物資彙集處的清代陳氏民居，在交通較為便利的陽泉官溝張家大院，這類依山建勢的城堡建築中，也充分體現了正房不得超過5間的建築規格。

山西大院佔地面積成千上萬平方米，院落建築如城堡般堅固、樓高院深，牆厚基寬，防禦性極強，有人歸納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外牆高，從宅院外面看，磚砌的不開窗戶的實牆有四五層樓那麼高，有很強的防禦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單坡頂，無論廂房還是正房，是樓房還是平房，雙坡頂不多。由於都採用單坡項，才使外牆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為東西窄、南北長的長方形，院門多開在東南角。現對外開放的幾個大院也僅僅是當年規模的一部分，比如渠家當年的宅院就佔據了祁縣的半個縣城，規模之宏大令今人折服。

大院的總體布局，充滿了民間吉慶祥和的氣氛，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嚮往之情。喬家大院布局為一個完整工正的雙“喜”字，歡悅祥和盡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將其姓氏和前輩對子孫加官晉爵的熱望寄託其中，以其內部相通之甬道呈顯“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則將多子、多福、多壽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壽”字形結構。中國傳統文化積澱無處不在。以靈石王家來說，將建築物布置成一個王字，符合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理論。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解釋“王’等時講：“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貴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王家姓氏與儒家思想在王氏大院中巧妙揉合一起，可謂是搶佔天時地利人和之傑作了。有著經商傳統的祁縣人，在清代道光、咸豐年間，縣城及附近鎮子上就店鋪林立，布號、鹽在、錢莊、票號齊全，現城中還有40餘座多進院保存基本完好。這幾十座大院，整體上是清一色的灰磚牆，上部沿牆頂處常用磚頭露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示房主人追求做官和吉祥的美好願望。

門是建築的入口關，也是建築的門臉，地位和意義不言自明。宅以門戶為冠帶是一句古老的俗語，大院的門文化內容尤為豐富。清代風水書《陽宅撮要》講：“大門者，合舍之外大門也，最為緊要，宜開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時，大門有意稍稍偏向東方，通常開在東南角上，民間稱此為“搶陽”，陽光儘早照上門窗，表達了人對大自然的主動性。民間歷來有高門出貴子的說法，為了福蔭子孫，喬家大院的宅門建得富麗堂皇，厚實高大。窯洞般厚重的宅門上端，石刻行書“古風”二字，筆力遒勁，功底不凡，蘊藏著院落的氣勢，飽含著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風的識見。琅環福地為傳說中的神仙洞府，據稱晉國張華游洞宮時，遇見一人，將其引至一處，只見大石中間，宮室嵯峨，別有天地，每室各陳奇書，張華觀其書，多漢代以前事情，聞所未聞。張華問其地名，回答“琅環福地”。張華出洞，大門自閉。喬家就有一塊“福種琅環”匾，此匾為當年山西巡撫丁寶銓所贈，在封疆大吏們的眼中，喬家寶物難以計數，當年的富有和氣派由此可見一斑。

門前設立泰山石敢當，是當時江南江北共有的建築習俗。喬家大院的石敢當是一座大照壁，高1丈，寬9尺，青磚灰瓦，用料上乘，做工考究。正中鑲嵌2米長、40公分寬的石雕，上部雕刻虎頭，下部是蓮花寶座浮雕，中間刻“泰山石敢當”幾個大字。建築文化中。石敢當的影響非常廣泛。關於石敢當的來歷，民間傳說大多與姜太公封神有關，姜子牙封神忘記了自己名姓，便自封為泰山石敢當。其他還有種種說法，然而都是取其鎮宅避邪的功用。

大院門邊的青石或漢白玉柱礎石、抱鼓石上，一般雕刻著獅子、神鹿、錦雞、青雲一類的圖案，取屋舍平安、平步青雲、祿在其中之吉祥。王家大院的一組抱鼓石，上圖是延年松鶴、亮節竹枝對稱，下圖有盙中壽桃、簋中蘋果，取平安長壽之諧音。盙、簋為古代祭祀器皿，用以盛食物，商周時代“盙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舊有“盙簋不飾”之語，比喻為官不正，“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盙簋不飾’”。不飾即不整飭，後來人們彈劾官員貪贓枉法，多用“盙簋不飾”一詞。王家把盙簋禮器雕刻大院門口，意在告誡族中當官之人須清正廉潔，如此才會永保富貴榮華。

大院主人居處的台階最常見的為三級，蘊含著“連升三級”的吉祥語。下人或賬房先生居室門前，通常只有一兩級台階，表示主僕身份有別和尊卑貴賤等級高低。曹家大院主樓前，有5級甚至9級台階，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顯主人威嚴，又示身份高貴。當年日升昌的7間7檁宅，正房7開間，正廂房都為兩層樓，由3個院落組成，院落逐層抬高，在最裡面的正房屋頂上，還砌了照壁來提高正房高度，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見的一種建築方法。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處走、一代更比一代強是人類永遠的追求。曹家三多堂為一條甬道分開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為多子、多福、多壽院排列，老人居東，主人居中，子孫居西，立意在福如東海和壽比南山，而且設計了西高東低的一條甬道，與水往低處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邁出大門必朝西行，如此就能體現人往高處走的設想，實現步步登高的願望。喬家大院從一號院的院門向里時，地平線逐一抬高，至最盡頭的正屋，還要上幾級。特別是山西這個多山之地，依山勢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風水讖語“前低后高，子孫英豪”的說法。

在山西大院群落里，精心構思巧妙設計的雕樑畫棟間蘊藏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和審美情趣。從門窗到牌坊的各種石雕、磚雕、木雕藝術作品，承載了古老中國的傳統習俗，囊括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常見的是用磚、石、瓦材料，以意、形、音的方式，或明示或暗寓蘊藏吉祥富含哲理的雅俗文化，雙獅護（方言“護”音同“福”）門、五福捧壽（福壽安康）、鳳戲牡丹（大富大責）、喜鵲登梅（喜上眉梢）、麒麟送子（貴子臨門）、五子登科（光宗耀祖）、歲寒三友（松、竹、梅）、四獅護欄（事事如意）、一琴二白（琴為樂器，白為白菜，做官人家取一清二白之諧音）、貓蝶鬧春（取耄耋之諧音）、漁樵耕讀、出將入相、梅蘭竹菊等等，不乏居室主人的情趣追求，顯示了設計者和工匠人的才華。和合二仙的雕刻，對當時以在外跑商為主要方式的山西商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史書載：宋朝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穿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雲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裡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和合之神後來分為二神，稱“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圓盒，取和睦同心、生意順利之意，將傳說中的和合神仙雕刻門庭，可謂一舉兩得。尊迎“萬回”之神，恰恰說明山西商人旅外經商的不易和家人對頻繁遠足他鄉親人的祈盼之情。三星高照也是大院中人最常見的一景，在主人所居門額上雕刻福祿壽星，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追求，三星高照可謂是沒有缺憾的人生。《尚書·洪範》載：世間有“五福：一曰壽，二日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常駐，主家安寧。於是借五隻編幅環繞壽字圖形，表達時人的共同追求。五幅捧壽圖在歷代寺廟、宮殿中也都被作為吉祥寓意的裝飾。在大院中常見的大幅壁雕如鹿鶴吉祥圖，隱寓著大院主人對高官厚祿和常生不老的追求。保德縣城的一處民居，門牆瓦當以壽字作圖，牆由元寶狀磚石壘成，瓦當間的凹陷處，以蝙蝠瓦銜接，既有便於房屋不積雨雪之功能，又有人文裝飾的藝術效果，實則將福、祿（元寶牆）、壽三吉祥圖案融為一體。保德民居中大都以孔雀首部裝飾，取丹鳳朝陽之意。祁縣渠家大院雕刻將1至9的數字，巧妙嵌人雕刻藝術品，諸如一蔓千枝（多子多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獅護欄（事事時時如意）、五福捧壽、鹿鶴同春、七巧迴文、八仙過海、八駿九獅，將大院裝點得生機勃勃，情趣盎然。山西大院的八仙雕刻通常採用的是暗八仙手法，將民間傳說的八仙所執寶葫蘆、鐵拐杖之類的神器嵌入長欄、門飾，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王家大院一幅石刻《四逸圖》，表現了士大夫追求快樂健康的思想。姜太公釣魚渭水邊、諸葛亮躬耕南陽、嚴子陵退隱嚴瀨、陶淵明隱居桃花源一類的歷史故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很重要的一席位置，打柴、釣魚、讀書、耕田是人生最大樂事，也是中國士大夫逃避現實時的最佳生活方式，皖派民居建築中也有精美的四逸圖雕。可以說，大院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承載體，大院的每一個建築構件都體現了實用與藝術的高度統一。

大院文化點滴集萃

山西地處內陸，近代西方文化對晉人思想的衝擊總體上並不大，因此清代中後期的山西大院主要體現了中國固有的道德和禮俗，如大院多為正偏結構，左右對稱，中庭開闊，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繼承弘揚傳統文化如提倡中庸之道、講說仁義道德以及敬業修身等方面，大院功不可沒。然而封閉的大院文化無疑也產生了對人身的束縛，對思想的禁銅，從這個意義上看，大院文化又有一些消極影響。

祁縣喬家大院主人喬致庸，將宅第命名為“在中堂”，將“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學含義和處世為人之道不言自明。喬家大院的百壽大照壁兩旁有一副對聯，為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題：“損人慾以復無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標榜儒家“克己復禮”的個人修養，提倡道德文章的社會功能。橫額為“履和”，古有“履仁”，為古代士大夫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孔聖人看來，“剛、毅、木、訥近仁”，“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質樸寡言是歷代封建聖人標榜的美德，並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儉德”、“慎言語”、“仁周義溥”一類的匾額，將德行與做官行商緊緊聯繫在一起，這也是大院的一個文化特色。

儒賈相通、義利相通觀在清代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有學者認為，“喬氏家族經營商業成功的原因，就像喬家大院的建築一樣，可以從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去了解。先從喬氏家族本身來說，他們經過200年的發展，始終維持興盛，其家族的倫理規範與教養精神值得探究。喬氏家族發跡之初，以勤、儉、誠、義起家，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經過好幾個世紀仍能維持其家風，這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雖說是住在方磚墁地、樑柱滾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將表現高風亮節、君子德性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門楹上。在那個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清代名臣曾國藩有句名言叫作“食可以無肉，居不可無竹”，就是那個時代士大夫的自我標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藉助竹的高風亮節，勉勵自己實現“年年高”、“節節高”的人生目標。類似的文化還有許多，如“慎儉德”、“居之安”、“淳風”、“靜觀”、“洞達”、“詒多福”等等警言匾額，都顯示出一定的文化品味。牌匾與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磚、石、木等材料精心製作題寫，既有裝飾門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紀念，同時還可以展示宅第主人志向情趣，這類門聯、楹聯、匾額在大院文化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傳封建禮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如祁縣渠家五進院的每一扇門額上，都刻寫著修身養性的警言佳句，如樂天倫、德星朗耀、學吃虧、善為寶、慎儉德、慎言語、輯熙軒、讀書樂、觀光第、稍可軒、載籍之光、福祿爾康等等。晉南襄汾丁村的清代民居中，門楣上則留下了餘慶、敦倫、循規、坦蕩之類的字樣。這其中既有做人處事的要訣，又有讀書修身的提示。可以說，大院的一石一雕滲透了傳統文化的精髓。

門匾和楹聯是富貴人家標榜文人風雅最下功夫的地方。將吉語刻在門端，張顯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靈石王家大院的宅第名字叫得溫文爾雅，如凝瑞宅、敦厚宅，小院又有迎暉、整暇字樣，與主人的身份學識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五個月洞垂花門，門的構思巧妙精緻，圓中有方，方中有圓，襯托出錯落有致虛實相間的視覺藝術效果，門楣刻有“規圓矩方”四字，既表現出濃厚的文化氣息，又在告誡後人做事要遵循一定之規。平遙城關鎮上，也有一處凝瑞宅，表達了時人對瑞氣盈門的共同期盼之情。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統樓上，書“登高遠眺”字樣，步入曹家這座四層建築，遠近幾十里地方盡收眼底，心胸頓時開闊。喬家、渠家大院也都有專供遠眺的制高點。在喬家大院被稱作明樓的二樓主樓上，掛著一塊“光前裕後”的牌匾，同樣內容的門匾在清代襄汾丁村的民居建築中也盡占風光。將這四個字掛在喬家最顯赫的地方，不外是提醒院中後人時時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後代。特別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壽院（東院）的門匾“斗山天”，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種吉祥釋語：從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來越大的含義囊括其中，象徵事業蒸蒸日上興旺發達；如果換個方向讀就是“天山斗”，方言諧音便是添三斗，作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斗充分表達出了主人企盼財源滾滾永無止境的心愿；再換一種解釋，將斗讀作去聲時，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戰天鬥地的豪邁氣概了。這是一種寓意深遠的文字遊戲，飽含了當時富足之家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追求。

山西大院，是近代山西社會的一大縮影，雖說近代中國發生重大變化，但對山西人的習俗觀念變化作用有限。在大院里，我們看到的依然是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新觀念的衝撞微乎其微。宛如城堡建築的山西大院，宏大、厚重、古樸、靜雅，體現了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內地古樸閉塞的民風，也體現出了近代山西人一定程度上的觀念陳舊和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