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學校

楊至誠任校務部長。校址在瑞金縣城西門外的楊氏宗祠。開始時，學校開設了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機槍、炮兵工兵等特種連隊）。後來，隨著革命戰爭的需要和學校規模的發展，又開辦了政治營和軍事營等訓練班。學制一般為3至5個月。學校於1931年11月開始招收第一期學員，到1932年5月，第二期學員的學業已經結束，宣告畢業。在辦第三期時，將校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簡稱為“紅軍學校”或“紅校”。

紅軍大學校

一、“紅軍大學校”，簡稱為“紅大”。主要負責培訓和提高中級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校址設在的瑞金縣沙洲壩鄉大埠村的大窩，校舍是紅軍自己蓋的簡易房子。為了紀念郝西史（蘇共黨員、蘇駐廣州領事館付領事，因參加廣州暴動被殺害），將“紅大”命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校”。

第一步兵學校

二、“紅軍第一步兵學校”，主要負責培訓和提高中、初級紅軍指揮員。校址設在瑞金縣九堡村花門兜。為紀念彭湃和楊殷，將該校命名為“工農紅軍彭楊步兵學校”。

第二步兵學校

三、“紅軍第二步兵學校”，主要負責培訓和提高中、初級紅軍指揮員。校址設在於都縣。為紀念在三次反“圍剿”中犧牲的黃公略，將該校命名為“工農紅軍公略步兵學校”。

特科學校

四、“紅軍特科學校”，主要負責培訓和提高紅軍特種部隊如炮兵、工兵部隊的指揮員和專門人才。校址設在瑞金縣武陽鄉竹陽村小。

游擊隊幹部學校

五、“游擊隊幹部學校”，是專門負責培訓和提高游擊隊幹部的學校，校址也是在瑞金。

與此同時，還成立教導團4個，負責短期培訓紅軍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上述這些學校和教導團，都是受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紅校的組織精幹，工作效率高。其組織機構主要有政治機關、教育訓練機關和校務後勤機關。校領導和部室領導，既當官又做教員，經常親自授課和指揮訓練。訓練方法，既採用蘇聯紅軍的軍事和政治條例，也從我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情況出發，總結中國紅軍的經驗，主要教學員如何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形勢下，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如在紅軍特科學校里，主要設了重機槍營、炮兵營和工兵營，每個營下設三個連。就工兵營來說，下設了爆破連、土工連和架橋連。訓練科目有：政治課，主要講授黨的建設，國內外政治形勢和當時革命鬥爭的性質與任務；軍事課，除了講授步兵單個和班排連營攻防動作及各部隊協同作戰的軍事知識外，還講授特種軍事技術，如爆破、架橋、構築工事，等等。總之，訓練的內容比較豐富，時間比較緊，要求也比較高，既要學習書本知識，又要進行實施操練和演習。教材方面，學校翻譯出版了一些蘇聯紅軍使用過的教材，自己編印出版一些總結我國革命戰爭經驗、符合我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情況的政治、軍事教材。紅校校長劉伯承，不僅親自翻譯了不少蘇聯紅軍使用過的軍事政治教材，也編著了一些適合中國革命戰爭情況的軍事政治教材。

為了更好地開展教學，指導革命戰爭，儘管當時條件非常困難，但學校還辦了多種刊物。編輯出版了《革命與戰爭》、《紅色戰場》、《紅色周刊》等刊物。在這些刊物上，經常刊登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劉伯承、彭德懷和陳毅等紅軍高級幹部的文章。

紅校一方面為紅軍培訓從初級到高級的軍政幹部，另一方面還負有衛戍地方及改造俘虜的任務。如“紅軍大學”就負有衛戍紅都瑞金的任務，校長兼任瑞金衛戍司令部的司令；紅一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時，紅軍俘獲的國民黨第五十二師師長李明和第二十九師師長陳時驥，就是放在“紅軍大學”進行改造的，並還利用他們做了些軍事技術工作。

1934年10月，紅軍大學、紅軍彭楊步兵學校、紅軍公略步兵學校、紅軍特科學校合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紅軍一方面軍主力長征時，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組建為幹部團，隨中央縱隊一起行動。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參謀長畢士梯，政治處主任莫文驊，總支部書記方強。下轄4個營、1個隊、3個科。即原彭楊步兵學校編為第一步兵營；原公略步兵學校編為第二步兵營；第三政治營；原特科學校編為第四營；原紅軍大學編為上級幹部隊；指揮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

1934年5月，劉志丹、吳岱峰和習仲勛創辦陝甘邊紅軍軍政幹部學校，劉志丹兼任校長、吳岱峰兼任常務副校長、習仲勛兼任政委。1935年7月，吳岱峰赴延川永坪鎮創辦西北紅軍幹部學校（后改稱陝甘寧晉紅軍軍政幹部學校），吳岱峰任校長兼政委。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紅軍大學和中央紅軍所屬其他紅軍學校被編為“幹部團”。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后，幹部團和西北紅軍幹部學校合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周昆任校長，吳岱峰任副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不久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改稱西北紅軍抗日大學；1936年6月，西北紅軍抗日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校長林彪，政治委員毛澤東（兼），教育長羅瑞卿；吳岱峰改任紅軍大學游擊學校校長、步兵學校校長。

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點點滴滴

大革命后，為了組織開展武裝鬥爭，創建、保衛農村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陸續成立了一批培養軍事政治幹部的學校。這些學校為紅軍和地方游擊隊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軍事政治幹部，不僅為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院校的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多種渠道育人才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央蘇區有“紅軍第一步兵學校”，主要負責培訓和提高中、初級紅軍指揮員，校址設在瑞金縣九堡村花門兜。為紀念彭湃和楊殷，后將該校命名為“工農紅軍彭楊步兵學校”。

其次，中央蘇區還有“紅軍第二步兵學校”“紅軍特科學校”“游擊隊幹部學校”。與此同時，還有教導團4個，負責短期培訓紅軍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並紅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確指出：“紅軍學校必須集中舉辦。”11月25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將紅軍幹部學校正式命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部設在瑞金城內楊家祠堂。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從上海抵達瑞金后，便到學校視察。他看了學校的軍事表演后，高興地對校長何長工說：這所學校比國共合作時的黃埔辦得還好，紅軍有這麼一所學校，我們的腰杆子就更粗更硬了。

1932年2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簡稱“紅校”，是我軍第一所正規軍校。

1933年9月下旬，中央紅軍擴大到8萬餘人，武器裝備狀況也越來越多樣化。為適應反圍剿鬥爭的需要，中革軍委於10月17日發布《關於改編紅軍學校的命令》：“現將紅校組織重新變更，以原有高級班上級班改為紅軍大學校；以六期團改為紅軍第一步兵學校；以七期團改為紅軍第二步兵學校；以工兵營、炮兵連、重機關槍連、防空和裝甲車連改為紅軍特科學校；游擊隊訓練班改為游擊隊學校。”

“紅校”的分編，標誌著人民軍隊的院校教育形成了初、中、高級培訓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紅校是紅軍當時的最高學府。“紅大”校舍建在瑞金西郊6公里處的沙洲壩鄉大埠村的大窩，因周圍被蒼松翠柏所掩映，被譽為“山林軍事學堂”。後為紀念一位犧牲的蘇聯紅軍將軍郝西史，將“紅大”命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校”。第一任校長何長工主持了校舍的設計工作。經過學員3個月的艱苦努力，建成了一幢兩層樓房和一座可容納500人集會的禮堂，還有操場、俱樂部和模型室。

◆不拘一格請“教授”

紅大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長兼政治委員是何長工，後由周昆、劉伯承代理，張忠遜、彭雪楓繼任校長，徐夢秋曾代理、彭雪楓曾兼任過政治委員，李德兼任過紅大顧問。紅大還設有高級班、上級指揮科、高級政治科、參謀科、後勤科，附設教導隊、高射隊、測繪隊，人員是中革軍委與紅軍總政治部以命令形式，從紅軍中選調的久經戰火考驗、富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師、團幹部。

紅大開辦之時，有專職軍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濤、何滌宙、陳時驥、蕭勁光、張如心、李翔梧、吳亮平等；另聘請了許多高水平的兼職“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革軍委總部的負責人，以及從前線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紅軍高級將領。

紅大在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上，堅持理論與實際並重，學校派學員參加前線戰鬥的指揮集團工作，常由學員代替傷亡指揮員的職務，進行前後方輪換。所教所學的，正是紅軍所需所為的。針對敵人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所採取的堡壘主義方針，朱德親自為紅大學員們擬訂了兩個研討課題：“論敵人的堡壘戰術”和“積極防禦的實質是什麼”。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劉伯承、劉少奇、鄧小平、葉劍英等都給紅大學員講過課，軍委各總部的一些部長也在紅大兼課。王稼祥、賀昌講過政治課，李德講“短促突擊”，瞿秋白曾在高級班講過列寧主義，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弼廷、敵工部長李翔梧都為紅大學員講過課。在中央的關懷下，紅大學員有時還能旁聽中央的重要會議。

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國民黨陳時驥、李明兩位師長在突圍中受傷被俘。陳時驥被俘后，起初幾個月有人看押他，後來，讓他自己行動。這位國軍師長耳聞目睹紅軍與舊軍隊的確大不相同，思想上慢慢地發生了變化。他是正規軍校畢業生，懂軍事，便留下來到紅軍大學擔任專職軍政“教授”。還有一位叫何滌宙的教官，也是原國民黨第52師工兵營少校營長，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後來亦來到紅軍大學講授蘇軍條令。

◆行教合一相兼顧

紅大學員的生活、學習完全是軍事化的。每個學員不論官職高低都過著普通戰士的生活，人手一把步槍。早操后，一天上6個小時的課，接著是班組討論和個人複習。響應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構及群眾團體組織的各種運動的號召，積極參加擴軍、查田、選舉、春耕秋收、慰勞祝捷、募捐援助白區的鬥爭等。一天，學校組織學員去砍柴，有兩個新學員因為臨時有事耽誤了，沒有跟上隊伍。他們不知道中央蘇區有“公山”和“私山”之分。機關、學校只能到“公山”上去砍柴。這兩個沒有趕上隊伍的學員走到一座叫楊梅崗的山上，便在那裡砍了四大捆松樹枝挑回學校。正當他們興沖沖地挑著柴往回走時，恰巧遇到了紅軍總政委周恩來。周恩來招呼他們在路邊的一棵大樟樹下坐了下來，像拉家常一樣，問起了他們在紅軍大學學習、生活的情況，兩個紅軍學員一一作了回答。接著，周恩來問：“今天為什麼只有你們兩個人砍柴呀？”“哦，我們兩個因為出來的時候有一點事情耽誤了，沒有趕上隊伍，只好在這上面的山上砍了些柴。”周恩來聽后，看著柴火若有所思。因為他知道，紅軍大學砍柴要到比較遠的“公山”長埠嶺一帶去砍，一般砍一擔柴要半天多時間，今天這兩位新學員肯定沒有走那麼遠。於是，他緩緩地站起來，用手指著不遠處的山說：“你們砍柴的那座山叫楊梅崗，是工農民主政府分給老表們的‘私山’，你們砍錯了，侵犯了群眾的私人財產……”兩位學員聽說自己犯了錯誤，不知道說什麼好。周恩來見他們知道自己錯了，就轉了話題，和藹地說：“你們先把柴挑回學校去，抹個涼，休息休息吧！”當天晚上，周恩來約請了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何長工，以及兩個砍柴的新學員，在溪邊的草地上席地而坐。周恩來看到兩個學員板著臉，為了緩和氣氛，就笑著說：“這裡的老表就是我們的親人。因此，我們要十分愛護老表的一草一木，如果隨便拿親人的東西，就會使軍民關係慢慢疏遠。”周恩來一席話，將新學員那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掃而光，兩個人的眼睛濕潤了，站起身來：“報告首長，我們上午聽了你的指示，下午就把柴火送還了楊梅崗老表的家裡了，併當面賠禮道歉了。為了挽回在群眾中的影響，我們請求在當地開一個群眾大會，當眾檢討……”周恩來聽完兩個學員的話，點了點頭，舒心地笑著說：“好，這是一個革命戰士的美德，知錯就改，改了就好……”第二天傍晚，在楊梅崗所轄區的工農民主政府禮堂里，召開了當地群眾和紅軍大學學員參加的大會。會上，兩個砍錯柴的學員相繼上台，真誠地檢討了自己的過錯。

第一期學員10月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共培訓了3期學員。從開辦到長征，尚不足一年時間，但卻為紅軍輸送了大批軍政指揮人員，如彭雪楓、宋任窮、程子華、韋國清、鄧華、周子昆等。紅大學員中許多人在創建新中國的戰爭年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或統率千軍萬馬的高級將領。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中的許多人又成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這座革命的大熔爐，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極為重要的光輝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