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伯特·戈林

提起大名鼎鼎的納粹二號人物、帝國元帥、納粹德國空軍司令、紐倫堡頭號戰犯赫爾曼·戈林恐怕沒誰不知道的，但是赫爾曼戈林的弟弟，有名的反納粹人士阿爾伯特·戈林在國內卻極少有人了解，甚至在西方也並不出名。

阿爾伯特·戈林，其父海因里希是個成功的律師政府官員，曾擔任德意志帝國西南非洲殖民地（今納米比亞）總督以及海地總領事。其母佛藍琪絲卡來自巴伐利亞的一個農民家庭，是海因里希的第二任妻子。其長兄是赫爾曼·戈林，還有一弟弟卡爾·恩斯特·戈林，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姐妹——姐姐保拉·伊莉莎白·羅莎·戈林（戈林家的長女，海因里希第一次婚姻所生）和妹妹奧爾加·泰蕾茲·索菲亞·戈林。阿爾伯特比哥哥赫爾曼小一歲。

由於工作原因，父親海因里希經常長期不在孩子們身邊。而代替父親負責照顧這些孩子的是他們的貴族教父，具有猶太血統的赫爾曼·馮·恩潘斯丁。恩潘斯丁是一個著名的內科醫生，擁有騎士貴族頭銜，在奧地利的Veldenstein和Mauterndorf兩地擁有城堡，戈林家5個孩子的童年就是在這兩處城堡中度過的。我們可以相信這段童年經歷對於阿爾伯特·戈林的影響是巨大的，他使阿爾伯特戈林養成了類似其教父的奧地利式的注重生活質素與美食的被稱為“Bon viveur”生活態度，並對猶太人有了一定的親近感。

童年的赫爾曼戈林和阿爾伯特兄弟感情很好，但在外貌與性格上卻是截然不同的。赫爾曼·戈林繼承了父親的藍眼珠，性格外向，堅強，膽大妄為。而阿爾伯特外貌與母親更相似，眼珠是棕色的，性格內向而憂鬱。與赫爾曼·戈林崇拜自己的父親不同，小兒子阿爾伯特更親近母親芬尼和教父恩潘斯丁。而作為教父的恩潘斯丁雖然對戈林家的5個孩子都非常關心，但對於阿爾伯特尤其的偏愛，在阿爾伯特出生后的一年甚至專門放了長假照顧芬尼和他的孩子。而阿爾伯特成年後身材和行為上與教父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甚至在西方產生了阿爾伯特是否其教父私生子的一些猜測，但到目前為止類似猜測都沒仍只能停留在猜測階段，無法找到任何的實證。

成年後的阿爾伯特成為了一名電影製片人，其生活軌跡一直平凡而悠然，直到1933年納粹上台為止。與狂熱的國家與民族主義者戈林不同，崇尚自由，充滿小貴族情調的阿爾伯特從心理上厭惡納粹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出於此原因阿爾伯特從德國移居到了奧地利並與其教父生活在一起。不久后在維也納一間名叫“Tobis Sacha”的電影公司找到了工作。在這段時間阿爾伯特戈林經常公開與同事談論他對於納粹主義的厭惡與不滿。

但不久之後，阿爾伯特的避世桃源終於也沒躲過納粹的魔掌，奧地利與德國合併后，出於義憤，阿爾伯特開始利用其身份幫助他身邊的猶太人和其他被納粹迫害的社會人士，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當阿爾伯特的前老闆——一個名為奧斯卡·皮爾澤的猶太人被黨衛隊逮捕之後，阿爾伯特利用其身份和黨衛隊交涉將奧斯卡·皮爾澤一家營救出來，並協助他們逃離了奧地利。

另外還有德國女演員亨利·伯頓因為嫁給了猶太人而被迫離開德國電影圈，而阿爾伯特接到其求助之後利用其身份進行干預，重新使亨利伯頓獲得了雇傭合約。

當著名作曲家弗朗茨·哈爾因為妻子是猶太人而受到黨衛隊威脅時，阿爾伯特替他想辦法搞來了名譽雅利安血統證明，並幫助朗茨萊·哈爾的妻子和妻弟擺脫了納粹的威脅。

據當時的報紙報道，某天黨衛軍在押解一群猶太婦女在大街上從事市政清洗工作時（類似的強制勞動與公開羞辱是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常見手段）被阿爾伯特遇上，後者竟脫去了外套拿起刷子，和這些猶太婦女一起刷大街。而負責看管這些婦女的黨衛軍軍官在查驗了阿爾伯特的證件之後，因為不希望看到戈林的弟弟與猶太人一起被羞辱，被迫下令停止了清洗工作。

毫無疑問的阿爾伯特的行為引起了蓋世太保強烈的反感，但是赫爾曼·戈林在德國和納粹黨內權勢熏天，出手將阿爾伯特保了下來。甚至阿爾伯特在幫助猶太人的時候還多次向赫爾曼·戈林求助，而赫爾曼·戈林雖然是猶太人滅絕行動的主要策劃者之一，但出於對弟弟的偏愛，對這些求助竟然都一一配合了。

其後大戰爆發，納粹黨加速了猶太人的清洗行動。阿爾伯特眼看大量無辜的猶太人被屠殺，即使老人、孩子和婦女都無一例外，對這種行為感到深深的恐懼，於是更加積極地投入到解救猶太人的行動中去，阿爾伯特開始利用自己的身份替需要逃離維也納的猶太人搞旅行護照。德國歷史學家，德國電視台的歷史顧問圭多·諾普教授曾在其著作《希特勒的大屠殺》一書中記載了阿爾伯特的義行——阿爾伯特總是衷心希望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在1943年的秋天一個猶太人家庭曾親眼目睹阿爾伯特親手在他們的護照上籤上了赫爾曼·戈林的簽字。另外一次阿爾伯特說服了黨衛隊總監海德里希釋放了一批捷克的抵抗分子。

在阿爾伯特一系列的拯救行動中，赫爾曼·戈林起到了十分奇妙的作用。狂妄自大而喜歡吹牛的帝國元帥非常愛向自己的弟弟炫耀自己的權力，而阿爾伯特巧妙地利用了戈林的虛榮心替他的拯救服務服務。紐倫堡審判的首席翻譯，同時也是紐倫堡審判委員中最年輕的美國成員理查德·索南費爾特撰寫的關於紐倫堡審判的回憶錄中記錄了阿爾伯特找戈林幫忙救猶太人的行為：

阿爾伯特會去找戈林說：“你是個大人物，手握重權，而某某猶太人是個好猶太人，他不應該待在集中營裡面。”

“難道你就不能簽了這份釋放文件嗎？”阿爾伯特說。

然後戈林就會說：“這是我最後一次干這事了，不要再來找我。”

然後過段日子阿爾伯特又會來找戈林。

紐倫堡委員會找到了阿爾伯特的一張記錄了幾百個猶太人名字的名單，這些人都是因為戈林需要向其弟弟炫耀其權力而得以倖存的猶太人。

阿爾伯特本人由於幫助猶太人的行為前後被蓋世太保逮捕了4次，但都因為戈林的干預而被釋放了。

而根據阿爾伯特的私人醫生拉斯洛·科瓦奇回憶，阿爾伯特還在瑞士銀行建立了基金一個賬戶，用來資助科瓦奇醫生幫助猶太人逃亡到里斯本。

徠在此期間阿爾伯特更加的討厭納粹，他曾對科瓦奇醫生說過：“我蔑視希特勒、我哥哥和所有的納粹。”有一次當阿爾伯特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停留時，兩個納粹軍官認出了站在陽台上的帝國元帥的弟弟，並向他行舉臂禮，高喊“Heil Hitler！”，阿爾伯特卻冷冷地回答：“你可以親我的屁股。”

戰爭開始后的40年，在戈林的幫助下，阿爾伯特當上了捷克斯柯達武器工廠的出口主任，而他利用身份拯救了更多的猶太僱員，其中包括了導演Jon Moravek一家。在此期間他保護了一些捷克地下抵抗分子，並為他們的幾次行動提供了掩護。1940年阿爾伯特甚至向抵抗組織提供了德國計劃入侵法國的具體時間，該情報被抵抗組織提供給了英國人。

阿爾伯特的秘書卡雷爾·索博塔回憶了一些阿爾伯特在斯柯達工廠任職的故事：阿爾伯特拒絕向來訪的納粹軍官們行舉臂禮，當時這種行為已經足以讓一個人入獄了，但阿爾伯特乾的比這更多，某天一個納粹高官來訪，未經阿爾伯特允許就進了阿爾伯特的辦公室，阿爾伯特盛怒地將這名納粹高官趕出了辦公室，讓他在辦公室外等著，然後阿爾伯特把卡雷爾喊進辦公室海闊天空地侃了30-40分鐘，最後阿爾貝特說：“好吧，索博塔，現在是時候讓那個守夜的（黨衛隊的蔑稱，因其黑色制服而得名）進來和我說話了，讓他進來吧。”阿爾伯特還授意索博塔提供給工廠員工翻譯錯誤的生產計劃，或使得各種文檔“莫名其妙”地丟失部分內容。得益於阿爾伯特的幫助，斯柯達工廠的怠工行動十分成功，生產計劃總是無法按時執行。

阿爾伯特還到集中營去要求勞工，在得到需要的勞工后他會派出車輛去將勞工運回工廠，然後這輛車子會停在某個僻靜的地方，讓車上的犯人逃跑。

當戰爭結束時，赫爾曼·戈林被盟軍逮捕並判處絞刑，赫爾曼·戈林在行刑前要求與其弟見面，在阿爾伯特答應了赫爾曼·戈林代為照顧戈林的妻子艾米麗和女兒艾瑪后，赫爾曼用藏在身上的一個氰化鉀膠囊自殺了。赫爾曼的自殺時間離其執行絞刑的時間只差兩小時。可以猜想赫爾曼·戈林完全是為了想和阿爾伯特見面託付後事才拖著沒自殺的。

自此戈林的故事終結了，但阿爾伯特的麻煩似乎才剛開始。紐倫堡審判對其進行了起訴，但受過其幫助的人們替他作證使其最終被判無罪，但隨後捷克政府又再次逮捕了他，雖然在受過其恩惠的人們的幫助下阿爾伯特最終再次獲釋，但當時年近70歲的阿爾伯特已經歷了數年的牢獄之災。在關押其間崇尚自由的阿爾伯特理所當然地感到憤怒，並向獄醫抱怨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當獄醫希望幫阿爾伯特治療其背部的關節痛時，阿爾伯特抱怨說：他一直是一個反納粹者，戰爭結束的時候他曾主動接近美國人，結果他們卻用監獄來回報他。像他這樣一個曾經因幫助猶太人而4次被蓋世太保逮捕的人所受到的傷害是無法治好的……

但是在阿爾伯特獲釋之後麻煩還沒有結束，由於戰後德國社會上充斥的對納粹的憎恨情緒，作為赫爾曼·戈林弟弟的身份使他根本無法有任何的工作機會。幸而在之前幫助過的人們的接濟使他渡過了幾年失業的日子。其後阿爾伯特以寫作和翻譯謀生，並在一間建築公司找到了一份設計員的工作。過著與其早年輝煌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隱士式的生活。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阿爾伯特·戈林是靠政府的養老金生活的。

最後阿爾伯特·戈林於1966年離開了人世，在去世之前他完成了人生中最後的一項善行——為了報答他的管家對自己的照顧，阿爾伯特·戈林在去世前一個星期與自己的管家結婚，以使她可以在他死後以遺孀身份繼承他的養老金而不必繼續工作了。

與因在戰爭中拯救猶太人而家喻戶曉的辛徳勒不同的是，阿爾伯特的義行雖然與辛特勒相比毫不遜色，但直到其去世，阿爾伯特·戈林的義行一直都鮮為人知，了解的人也並不多。但是阿爾伯特的行為與經歷足以向世人證明：人性的光輝沒有國籍、人種、膚色和名族的區別，他存在於所有善良與勇敢的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