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

一郎極為理智，潛心研究學問，在他的生命中，自我掌握著一切，過度的理智與敏銳使他孤獨痛苦，感情豐富卻控制失當，無法與人相處。最後一篇H先生的旅行報告信，更顯示出作者必對自我有過深切的反省，使讀者跟隨他們旅行的腳步，為一郞焦急嘆息，情緒由不解，同情，無奈轉為惋惜，噓唏。一郞渴望拋棄理智，捨棄自我而落得輕鬆，事實上，他認為沒有自我流露的無欲單純至高無上，然而對他來說，自我一旦拋棄便無法生存。而得救之道便是從精神的研究轉變為實踐者，全心全意投入某些事物。伴隨一郎強烈的“自我”要求，全家都處於一種暴風雨來臨之前的平靜的不安之中。《行人》的結尾沒有成功的解決，而是留下無盡的懸念。

朋友

哥哥

回來之後

煩惱

這部作品寫於1912年11月到1913年11月之間，從時代背景來說，當時日本經過明治維新，雖然經濟上有所發展，但明治維新也有很大的不徹底性，西方文明的泛濫也帶來精神上的疲憊，日益激烈的競爭和生存壓力導致人們慾望的擴張、倫理道德的淪喪和心理上的痛苦。隨著近代社會的到來，崇洋媚外、急功近利、不滿現狀、頹廢消極等社會問題日益嚴重，資本主義帶來的弊端愈加突出。可以說，資本主義所到之處，“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而且資本主義自身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日益顯露出來。當時的有志之士看到了這些，卻又找不到擺脫這一矛盾的出路，想要行動而又深感無能為力，許多人便像一郎一樣只能在內心的鬱悶與孤獨的研究沉思中消磨自己。

伴著明治維新長大的作者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他的感觸自然更多，他的生活經歷與思想情感都促使他塑造了一郎。作者從小不受家庭歡迎，小時兩次被送給別人作養子，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形成對虛偽和偽善十分敏感、孤獨不安、感情脆弱而又正直嚴肅的性格。結婚後與妻子關係也不融洽，其妻鏡子對他很冷淡，曾把他當作精神病患者而躲開他較長時間，讓從小對真愛求之若渴的他總是得不到回報。而且作者身體一直不是很好，剛做完痔瘡手術之後動筆寫該小說，但因深陷孤獨境地，以致一開始創作的進展就很緩慢。后還不斷發病：嚴重的神經衰弱再次發作，且持續時間較長，剛好不久，胃潰瘍又發作，免強寫完第三部分后卧床不起，休息近半年後才完成最後一章。在此期間塑造一郎這樣一個人物形象，可以說是作者的生活體驗、情感外化。他與一郎的處境相似，與家人關係不和，倍感孤獨痛苦，更重要的是作者和一郎一樣都在執著地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中苦苦掙扎，卻只發現周圍充斥著更多的虛偽與醜惡，他們雖不甘失敗卻無可奈何。他們的精神睏倦與身體衰弱同時並存，因而作者把一郎當作自己的化身，著重寫了他矛盾的內心、痛苦的經歷，塑造了他可憐可恨可敬的形象，寄託了自己的厭世情緒。

《行人》由《朋友》（共33回）、《哥哥》（共44回）、《歸來》（共38回）、《塵勞》（共52回）四篇組成，沿襲了《過了春分以後》中以幾個互相聯繫的短篇結構成一個長篇的構思。該小說自1912年12月6日開始在《朝日新聞》上連載，一直到翌年11月17日連載結束，歷時將近一年。其間，1913年3月底，漱石胃潰瘍再度發作，因為病痛的折磨，《歸來》連載到第38回時被迫中斷，在4月8日到9月15日期間停載。停載前後漱石創作心態的變化，以及小說本身內容的深入，使得小說在敘事視角等方面表現出一定的變化。特別是在第四篇《塵勞》中，從第28回到小說結尾的52回，以H先生對主人公長野一郎的精神進行報告和分析的長信的形式予以呈現。長信共佔據了25回的篇幅，在整部小說167回的結構中所佔的分量可見一斑。但從整體而言，這一轉變並未使小說前後內容出現分裂，而是具有前後呼應的連貫性。敘事者轉變之後的H先生的信中講述的事情，在之前的章節中“已經以不同的描寫方法進行了交代。通過與二郎的數次對話、與父母、阿直、阿貞、阿重的交涉以及B和H先生的傳言等，充分進行了描寫。而H先生的信，不過是將這些內容重新變化了視點，從一郎的立場進行了說明和整理H先生的信，或者可以看作是《行人》中的私小說性質的部分也未嘗不可。”

一郎作為家裡的長子，從小性格乖僻、敏感、任信、易激動、愛生氣、一點小事就常使他不高興，且不擅言辭，以致父母都盡量順著他，溺愛他，尤其是母親。長大后，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他既擔心害怕又不滿。他一人的悶悶不樂常使得快活明朗的家蒙上一層陰影，令人感到不快，家人也多像他母親一樣不理解他，連一直同情他幫他說話的妹阿重後來也覺得他太過分，認為二哥與他爭吵后離家出走是對的。他也不滿意家人，討厭父親圓滑，憎恨母親背著他與弟弟玩些小動作，甚至認為全家人都虛偽。本來和弟弟“我”最親近，能多說幾句話，相處融洽點，但後來也由於他的猜疑而隔膜很深，幾乎不再言談。

一郎與妻子阿直之間的婚姻生活是苦澀的，夫妻之間像陌生人，幾乎不進行什麼交流。阿直本來就沉默寡言、性情較冷漠，似乎對什麼都無所謂。而一郎是個愛好沉思喜歡研究的學者，對一切都要求很高，尤其是對妻子，他不但想擁有她的肉體，還想擁有她的靈魂或精神，“在我眼前本來是個最親愛的人，如果不研究這個人的心就坐立不安。”但不管他怎麼研究，就是不理解妻子。他本來是喜歡妻子的，認為自己因為一直做學問，沒有時間學會哄人，不會哄孩子、父母，更搞不清怎樣才能哄好妻子。但他為猜疑所困擾，強行讓自以為妻子喜歡的弟弟帶妻子單獨外宿以試妻子貞操，弟弟在無奈下只得同意單獨帶嫂子白天出去旅遊以試其心思，但因突遇暴風雨只能外宿，回來后又由於弟弟沒能很好地向他報告當時的情況，他更加懷疑妻子與弟弟了。雖然後來弟弟搬出去住了，但他與妻子的關係更加惡化，以致打妻子。但是不管他怎樣對待妻子，妻子就是不吵不鬧，只是默默或冷淡地忍耐，更加讓他難以理解和忍受，更加憤怒。因為與妻子的不融洽，唯一的女兒也對他很冷淡，他在家中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

在社會上，一郎極力抑制自己，表現得似乎較有風度，像個君子，表面似乎和諧，事實上矛盾更深。因為他並不滿意社會，甚至討厭社會，以他的容不得一點虛偽醜惡的個性也難以在社會上立足，他對自我的壓抑只能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徹底暴發出來。正因為他厭惡社會，卻無能為力，所以他除了應付日常工作外只有封閉自我，逃避污濁的塵世，埋入書堆，以求潔身自好。

具體說，他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我本位主義、個人主義都與整個社會現實存在很大矛盾。他除自己外討厭樹立權威的東西，認為神就是自己，自己是絕對的，但是也討厭自己，認為自己的靈魂和肉體都背叛了自己，說自己紙上談兵卻想獲得實踐者同樣的體驗。他外表像紳士，內心像無家可歸的乞丐，整天處於不安中。孤獨和不安是他的典型特徵，孤獨是他的家，但他的不安，是代表整個人類的不安，他把整個人類的不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且每分每秒都在不安和恐懼中煎熬。也許正是因為他把社會、人類的醜惡和由此帶來的苦難以及與自身的矛盾看得很透，才會有這種感受。

阿直作為一郎的妻子，生活在長野家這個由公公、婆婆、小姑子阿重、小叔子二郎、女兒芳江組成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作品中一再提及阿直的“寡言”，她就像是長野家的“局外者”。而這在其他家庭成員看來，則是“冷淡”的確證，更是造成其夫妻關係失和的主要原因。果真如此嗎？

據研究，自明治20年代後期，日本強化了賢妻良母的道德規範教育，甚至在明治40年前後，大張旗鼓地開展了“協助丈夫，在幕後默默工作才是賢妻良母”的主題宣傳活動。明治·大正時期的女子教育家嘉悅孝於明治43年向日本的女性大力推薦《女中庸》《女鏡》等書，還於大正3年發表了題為“不言實行”的文章，力戒女性的多言。在森鷗外1909年發表的作品《半日》中，身為博士的丈夫認為妻子的寡言少語正是她的一大優點。在當時的主流話語中，作為妻子而多言能辯，是有損女性的美德而遭貶斥的。也就是說，阿直的沉默寡言，正是“賢妻良母”這樣一種當時的主流話語對女性要求的美德之一。毫無疑問，阿直並沒有獨立於這樣的規範之外。

可以說，阿直的沉默寡言，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和表徵，這本身並不是所謂“冷淡”的確證，也不是與其丈夫關係失和的根本原因。其實，寡言即是冷淡這種認定反倒是掩蓋了其夫妻齟齬的深層原因。

在丈夫和公婆面前，阿直幾乎從不表現出自己的意志和情感。比如，當一郎向母親和阿直提出要和二郎兩個人去乘升降器時，婆婆滿臉狐疑、表情凝重地詢問：“直，你呢？”，而阿直則“像往常一樣，臉上露出幾分孤寂的笑靨，回答說：我怎麼樣都行。”和歌山之行前的對話最能說明問題。一郎要求二郎按照先前的約定與阿直一起去和歌山，以便讓二郎試驗阿直的“貞操”，而母親雖說並不知道個中原委，但也似乎察覺出有幾分異常，便極力勸阻。二郎則在哥哥和母親之間左右為難。即使在這樣的關頭，阿直也並沒有表露自己的心跡，對丈夫和婆婆兩種全然相左的意見，都是用最簡短的肯定語“哎”來回答的。可以看出，阿直非常明白自己作為妻子和兒媳的位置，她所能做的惟有順從。

阿直的順從也是與當時日本的社會制度、“家父長制”的家族制度密切相關的。福尾猛士郎曾指出，為建設近代國家，明治前半期的日本的確實施了一些反映平等和人權、尊重理念的政策，但同時又過分強調家長統治下的長幼男女尊卑秩序，這樣的保守傾向，除明治初始的幾年外，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至於明治31 年公布的民法，更是將女性對於男性和家的從屬位置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立下來，對妻子作為的規定只有義務上的約束而全無權利的保障，甚至不管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內部，女性均被視為“無能力者”。

明治44年，眾議院書記長官林田龜太郎向即將出嫁的女兒講授了多達十五條的所謂“嫁の心得”（即為人妻者必須努力做到的事項），其中的第三條就是：丈夫為一家之長，故在言語舉動上當然要敬重之，無論何事，決不應違其旨意。第四條則說：即使丈夫未盡丈夫之道，妻子也不應對妻子之道有絲毫懈怠。妻子全心全意盡其為妻之道時，則神人一併感應，終使夫君向善。身為眾議院書記長官，竟然對自己的女兒有這樣的訓誡，可見當時女性道德規範之嚴。

從當時的社會道德規範來看，阿直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可以說是中規中矩，無可挑剔；更何況阿直的舉手投足，均受到其他家庭成員特別是婆婆的監視，她也只能對婆婆、丈夫言聽計從，從不忤逆，這樣的順從態度於“兄”和“歸來之後”等章節中，可以說是比比皆是。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行人》中的阿直，既受到了當時“賢妻良母”的道德規範和家族制度的影響，表現為家庭生活中的沉默寡言和順從忍耐，又對自身命運有著較清醒的認識，拒絕無條件地犧牲自我獻身丈夫和家庭，顯然她不屬於當時理想的“賢妻良母”，但同時也不屬於方興未艾的“新女性”，應該說她是一個處於二者之間的存在。作者夏目漱石對於當時“新女性”的態度並不積極，但他還是敏銳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誠實而深刻地思索當時的家族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的夫妻關係和女性的命運。

“文明開化”的時代背景

日本以明治維新為標誌，進入到現代社會。明治時代是“文明開化”的時代，在全面學習西方這方面，日本取得非凡的成功，隨之而來的是傳統文化受到空前的衝擊，日本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感受全新的文化氣息時也咀嚼著因傳統失落帶來的落寞。作者通過一郎，剖析以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高傲孤僻的獨特心理和岌岌可危的生存狀態，探索陷入這種境地的知識分子的生存之道。他對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和思想情感進行入木三分的解剖，並把對社會的批判與人物的性格的刻畫有機結合起來。正因為明治維新帶來西方社會的文明促使他們自我意識的覺醒，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與他人、社會不相容，而當時社會的虛偽醜惡更加造成了追求真善美的他們的孤立，加上自身不可調和的矛盾，使他們難有容身之處，只能走向孤獨和絕望深淵。同時作品借一郎形象也揭示了生存於日本近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互相難以理解以至互相傷害的令人沮喪的境地。

時代陰影下的精神疾苦

《行人》中阿直並未直陳痛苦，僅以沉默示人。在小說的敘述中，阿直並未對一郎訴說過本心，即使在挨打時也只是鎮靜地端坐。這讓一郎認為阿直是“利用丈夫的忿怒來誇耀自己的優越”“比訴諸腕力的男人殘酷得多”。阿直的沉默，讓一郎禁不住“多想”，不斷地思考，卻不能了解妻子的真心想法，為此痛苦不已。一郎的痛苦與小說中講述的“女景清”的故事是相通的。二十多年前被未婚夫背棄的女人，即使在與他人結婚生子乃至雙目失明之後，仍不明白當初未婚夫為何要離開自己。對於盲女來說，“眼睛雖然瞎了，還不至於苦得無法忍受。倒是覺得睜著明亮雙眼卻不能明白別人的心思，反而更痛苦。”一郎的痛苦也在於此。他認為，造成自己“不能明白別人的心思”的原因，在於別人的虛偽、不誠實。

在和H先生前去旅行的途中，一郎首次表明了自己不堪忍受的孤獨和痛苦，“不僅在社會孤立，在家中也同樣孤獨”。一郎認為，自己的父母家人都是虛偽之輩，尤其以妻子為最甚，“周遭均由虛偽構成”。當盲女叩問未婚夫二十幾年前為何背棄自己時，作為中間人的父親僅以一般的話語搪塞而過，並未真心對待。這種態度讓一郎以“與生俱來的輕浮之輩”來評價父親。二郎也和父親一樣，“缺乏誠實的氣質”。而關於女人，一郎認為，“無論嫁給什麼樣的人，出嫁后，女人就會因為丈夫的緣故變了樣。我嘴裡這麼說，心裡卻想不知內人已經變得多壞。”在一郎眼裡，妻子阿直的沉默、冷笑都是“虛偽”的表現，是她殘酷對待自己的證明。在與二郎談論寄住在三澤家罹患精神疾病的姑娘的本心時，一郎嘆息說：“除非逼女人發瘋，否則不可能明白她的心。”一郎並不在意妻子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表現，而是執著於在自己的觀念中挖掘妻子的“本心”。“一郎的不幸，就在於他是存在於觀念中的人，而與此相對，阿直則是存在於現實中的人。一郎苦惱的根源，即在於這種觀念與現實的乖離。”

觀念與現實的乖離，不僅存在於夫妻關係中，在一郎與H先生的朋友關係中也表現出來。H先生受二郎之託帶一郎出去旅行。途中一郎卻認為H先生以照顧者的身份陪自己旅行，自己雖感謝他的好意，但在這種動機下，他的言行不過是偽裝成誠實而已。“作為朋友，我必須離開你。”屬於一郎自己的居所，只有孤獨而已。三好行雄指出：“一郎一方面接受了H先生的好意，同時也指摘好意的行動本身是‘偽裝的誠實’。朋友這種關係，讓一郎的心遠離，友情成為朋友關係的隔膜。從中可見潛藏在關係性的內部的本質性龜裂。結婚會使女性變壞的邏輯根據，也在於此。

思考者一郎討厭在自我以外建立起任何的權威，如神佛之類。他的理想是進入自我的“絕對的境地”。“一旦進入此種境界，天地萬有、一切對象全都消失，唯獨自己存在。這時的自己似有若無，既像偉大又如細微，很難命名。那就是絕對，經驗過這種絕對的人猛然聽到警鐘響起，便知鐘聲即為自己。換言之，絕對就是相對。因此除了自己以外，沒有必要放置他物，沒有必要痛苦，更毋需擔心受苦。”在明確地描述理想的“絕對的境地”的同時，一郎也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雖日思夜想，但尚未找到能夠將上述“研究性的我”變成“實行的我”的方法。“我明顯地認出絕對的境地，但是我的世界觀越清晰，絕對離我越遠。總而言之，我就像翻開地圖調查地理的人，卻焦慮地想跟扎著綁腿跋涉山河的實地調查者擁有同樣經驗。我是迂闊的，我是矛盾的。雖自知迂闊自知矛盾，卻依然拚命掙扎。我是個傻瓜，同樣身為人類的你比我偉大得多。

並不是紮上綁腿去實地跋涉，而是展開地圖來調查地理，這個形象的比喻說明一郎自身也意識到了自己秉持的“觀念先於現實”的生活方式的本末倒置。但他聲稱自己並未找到解決之法，不能純粹地“獲得內心平靜”。一郎曾和二郎說，他因為和人類格格不入，迫不得已只好將心移情大自然。一郎的親近自然，帶上了逃避現實人類社會的意味。他依戀一切“靜止”的東西，認為從中可以感受到剎那的崇高。能夠激發崇高之感的不僅包括高山、河川或海洋等自然，也包括在電車上或其他任何地方，偶然抬眼看到的似乎不知痛苦為何物的臉龐。“那張無所思、全然平靜的臉龐，顯得極為高貴。”“無論車夫、苦力或小偷，當他們流露我所謂可貴神態那瞬間的表情，不就是神嗎？無論高山、河川或海洋，令人感到崇高的剎那自然，不就是神嗎？此外還有什麼神呢？”

從自然或他人的可貴神態中受到刺激，感受崇高並獲得內心短暫的平靜，是一郎得以暫時擺脫的方法。這種感受是將所聞所見納入自己的主觀意識中形成的，他與自己所感知的對象仍保持著距離，在彼岸遙望，而非真正進入了對方真實的內心。被絕對客觀化的自然且不必說，讓一郎感受到崇高的陌生人的臉龐，在一郎的眼中，也僅僅是如同自然一般的背景式存在，一郎並未設身處地地感受其內心的真實。依靠他者獲得內心平靜這一狀態，是以對他者的“無知”為前提的。

這種認知方式也體現在一郎對自己的朋友H先生以及長野家女傭阿貞的評價中。關於H先生，一郎認為他是幸福而穩定的天生的實行者，比自己要偉大得多。一郎覺得，在一天當中，總有一、兩次在H先生的臉上流露不計損益、不思善惡的情況，“我所說的尊貴就是指當時的你，只限於那個時候。”他還舉出兩人晚間睡覺之前H先生平靜的表現為證，說自己從當時的H先生那裡得到了正面影響，得以暫時免除痛苦不安。但H先生隨即解釋說，當時自己只是在默默地抽煙，心裡面一心只想設法把一郎從不安中救出。或許當時H先生的沉默當中流露一片精誠，一郎從他的臉上讀出了那份真意，卻並不了解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對於阿貞，一郎認為她是天真的、長野家慾望最少的善良人物，是與H先生具有同樣品格的女性。一郎非常羨慕阿貞這樣“生來幸福的人”，盼望自己也能如此。阿貞在長野家朝夕灑掃、洗刷，甘於做女傭和雜役達十年之久，然後毫無怨言地在雨中伴隨佐野搭車離開東京。她的心似乎也跟平日做慣了的工作一樣，清楚而具有機械性。阿貞的幸福在於她“慾望最少”，本本分分、任勞任怨地工作，從不發出自己的需求之聲。甚至於她的婚事，都是在與對方素未謀面時即由主家代為決定了。可以說，阿貞與阿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兩人都是由家族決定婚姻、不能自主的明治女性。阿直在長野家的日常生活中飽受壓抑，被逼發出了絕望的反抗之聲。阿貞的聲音卻從未在小說中出現過，她是完全失聲的。一郎認為阿貞是“生來幸福的人”，也僅是從自身的主觀意識中做出的想象，並未切實了解阿貞本人的內心。

綜上，從對“對象”的無知中獲得暫時的平靜或解脫，其中存在自我的主觀與對象的真實之間的脫離，是不可靠的。與其依靠“不可知”的外在因素，不如自己真正地融入現實生活中。這即是H先生在一郎看螃蟹看得忘我時所建言的“反方向去做”的意思。H先生對一郎說：“你看螃蟹看得入迷時，一點都不覺得痛苦吧？首先意識到絕對，然後捉住絕對變成相對的一剎那，在其中找出兩者的統一，這會是很辛苦的工作吧？第一點，我們連這是否人力所能及都搞不清楚。”“反方向去做不是比較方便嗎？就是說，看螃蟹入迷而忘我。自己和對方合為一體時，不就達到你所說的境界嗎？”H先生是天生的執行者，憑藉自己在生活中的體驗，道出了一郎“從意識到現實”的認知困境，建議“反方向去做”，達到“絕對被事物擁有，也就是絕對擁有事物”的境界，獲得內心的穩定。

對於H先生的點撥，一郎似乎並無自信，表現得比較茫然。H先生也害怕自己的話會把一郎再度引回到無解的痛苦思索中。其實H先生的擔憂大無必要。雖然一直以來困擾於自我與他者、亦即物與我之間的矛盾的一郎，曾經絕望地發出“死或發瘋，否則就是遁入宗教？我的前途只有這三條路”的呼喊，並且分析說無法遁入宗教、對生又有所留戀的自己只剩下發瘋一途，但隨著自己思考的深入，以及H先生這般看似無心的點撥，在“美感、倫理或智性方面都過於敏銳”的一郎也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出路所在。這從他之後所講的中國禪僧香嚴擊竹悟道的故事中初現端倪。香嚴聰明伶俐，問一答十，問十答百，但也正是這來自佛經等文字的“多知多解”成為阻礙他徹底頓悟的煩惱。後來，香嚴從瓦礫擊中竹子的清脆聲中突然頓悟，感到這一瞬間跨過了物我的界限，與對象凝為一體，和聲音合而為一，一下子融進了宇宙的萬物，他當時就是聲音，就是翠竹，就是萬事萬物，就是真正的本體自身了。於是，他寫下了“一擊忘所知”的偈子來表達悟境。

語言

如其冷漠的性格相符，阿直的話總是很簡單，不帶感情色彩，如別人問她意見時，她總是回答：“我怎麼都可以”，“怎麼都成啊”、“哦”等。而一郎的話常冷淡或激烈武斷或具有諷刺性，常顯示出他對人生和社會的不滿，也藉此掩蓋他孤獨痛苦的內心。對人物的評價總是簡明扼要，恰到好處，對景物的描寫也總是給人簡潔、清新感覺。作者寫哥哥忙時，嫂子“象一株寂寞的秋草似的在那裡擺動，還不時綻出一個笑窩”。深夜的景色是“天空星光暗淡，恰如眨著睏倦的眼睛。”寥寥數筆，就把當時的情狀描寫得繪神繪色。

對比

如一郎的不幸的婚姻生活與岡田的和諧溫情夫唱婦隨的夫妻關係；一郎與好友H，雖然都是學者，但H比他就務實開朗，因而也過得幸福些；一郎與二郎的性格和為人處世等方面也截然不同；阿直的沉默冷淡與阿重的外向坦率、阿兼的親切隨和、阿貞的知足常樂。這些都有利於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作品中一郎與妻子阿直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

情景交織

敘述者二郎平時對人對事對景的內心感受既與整部作品的基調一致，又推動情節向前發展，如“陰鬱的冬天被春風吹走後，我宛如從冰冷的地窖里出來的人一樣，眺望著光明的世界。我心中有一種感覺，這個光明的世界也同剛剛過去的冬天一樣平凡。”二郎與阿直相處那晚突如其來令人恐怖的暴風雨與他們當時多少有些激動、興奮的心情是很吻合的，二郎的由喜悅變成恐懼再到不安的複雜心理，與外面的狂風暴雨一樣囂張、震撼人心而又無法控制。其它這樣的例子書中還有很多。

日本文藝評論家小宮豐隆：“關於《行人》名字的由來和意義，非常不幸，我並沒有從生前漱石的口中聽到什麼。但是《列子》之《天瑞篇》中有云：‘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檄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可以認為，《行人》的行人應該就是這裡的與歸人相對的行人的意思。《行人》中主要表現的，是一郎的‘失家’‘行而不知歸’的沒有‘息’的生活。”

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1867-1916），本名夏目金之助，筆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晉書》孫楚語），日本近代作家，生於江戶的牛迂馬場下橫町（今東京都新宿區喜久井町）一個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稱為“國民大作家”。他對東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詣，既是英文學者，又精擅俳句、漢詩和書法。寫小說時他擅長運用對句、迭句、幽默的語言和新穎的形式。他對個人心理的描寫精確細微，開啟了後世私小說的風氣之先。他的門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龍之介也曾受他提攜。他一生堅持對明治社會的批判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