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

作為紀念物或標記的豎石。

碑首早期有圓首形和尖首形兩種。這大約與周代琬圭和琰圭兩種禮玉有關。自魏晉以後碑首逐漸發展成盤蝻紋裝飾浮雕。

碑身是碑的主體部分。一般是豎長方形的巨石。碑的正面叫“碑陽”。以刻文字為主。古代刻碑的通例是碑額為標題。採用隸書體。稱為“題額”；採用篆書體的。稱為“篆額”。碑的背面叫“碑陰”。

碑座是安放碑身的石座，稱為“趺”。早期的趺座為簡單的長方形，四面各有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神”。

石碑的形式不僅表現在它的整體造型上，而且也表現在細部的裝飾上。

在古代石碑上，我們見到的多數石碑碑首正是《營造法式》所規定的“盤龍”形式。但是盤龍的多少卻視碑身的厚度而定，因此並非都是六條。陝西乾縣唐代乾陵有一塊石碑碑身特別厚，其碑首兩側各雕有四條龍，共計八條盤龍，不少碑身較薄的石碑也有兩側各兩條共四條盤龍的。碑首上龍的盤曲姿態也並非都保持一種形式，除了龍頭在碑首兩側，龍體在正面盤曲的以外，也有的龍頭跑到碑首正面上來了，左右兩條龍頭相對，中央有一顆寶珠；也有少量的石碑碑首外形如法式中笏頭碣的形狀，呈簡單的方形而雙肩抹角，但是在正、背兩面仍用雕龍裝飾。有兩條單龍相對戲笠珠者，有數條游龍翻騰於雲中者，也有用一條巨龍盤結在碑首，龍頭突出於碑首中央者，形式很自由。這種盤龍的碑首裝飾雕刻多喜歡用高雕，高低起伏很大，造成很強的陰影，從而突出龍的造型。山西五台山龍泉寺的石碑碑首甚至用了透雕的技法，它所產生的強烈效果和龍泉寺石牌樓的風格很一致。石碑碑首除了大多數採用盤龍的形式之外，也有用房屋屋頂形式的。

碑身是石碑最主要的部分，前後兩面都可供書刻文字，所以有許多碑身不做裝飾，如果有裝飾也都集中在左右兩個側面和前後正面的周邊。裝飾所用紋樣多為龍紋與植物枝葉紋，或者是它們二者結合的草龍紋。在唐代的許多石碑的側面可以見到卷草紋的雕飾。卷草是一種植物的枝葉，它的特徵是形象豐滿，線條瀟灑，被稱為“唐草”，成為中國裝飾花紋發展高峰的標誌。在不少清代石碑上，石碑兩側及文字四周的邊飾多喜歡用龍紋，而且又是高浮雕，突起的龍紋反而使石碑顯得縟重，有損於石碑在造型上的完整與端正。

作為石碑基座的贔屓，其形象都塑造得相當寫實，趴伏於地面的贔屓，四足撐於地，頭向前伸出並微微向上昂起，背上覆硬甲，甲上有六角形龜甲紋，頭部的眼、鼻、嘴，嘴中的牙、舌以及盤卷著的尾巴都刻畫得很細緻。可以看出，石碑首、碑身部分的雕飾越多越細者，則基座的刻畫也越精緻。器局背上面還有一塊長方形的駝峰，承托著上面的碑身。從總體造型上看，器質顯出一種既身負重壓又並不感到十分吃力的神態。形狀方直的碑座，外形都很方整，但在座的四個垂直面上卻多有雕刻裝飾，尤其在前後兩個面上喜用龍紋，有的雙龍對峙，中央有一顆火焰寶珠；有的雙龍游弋於寶山浮雲之間；有的用草龍裝飾，作為龍身、龍足的草紋滿布碑座。這些雕飾多用不高的浮雕以保持碑座的完整性。有的用高浮雕的碑座，由於雕刻太突出，反倒破壞了碑座的整體形象。

石碑是一件獨立的小品建築，因此它具有本身的造型。在宋朝《營造法式》中有專門講述石碑和石碣制度的部分，對碑和碣的造型都有十分清楚的說明。其中第一種稱為“鰲坐碑”，這是宋代最常用的石碑，它在造型上的特點是有碑首、碑身和鰲坐幾個部分。法式中規定：“造鰲坐碑之制：其首為盤龍，下施鰲坐，於土襯之外，自坐至首共高一丈八尺。”關於盤龍的碑首，法式中說：“下為雲盤，上作盤龍六條相交，其心內刻出篆額天宮。”對“坐”式中說：“長倍碑身之廣，其高四寸五分，駝峰廣三分，余作龜文造。”梁思成先生根據《營造法式》的規定，參照大量古石碑實例，繪製出了宋代石碑的標準式樣圖。從圖中可以看到，碑首的六條盤龍的頭部都在碑的側面，每邊各三條，龍頭朝下，龍身向上拱起，左右兩條龍的龍身、龍足相交盤結在碑的正面和背面，中央圍著“篆額天宮”部分，這是刻寫碑名的地方。碑首與碑身相連處有一層雲盤相隔。所謂“鰲坐”，因為古時將海中的大龜稱為鰲，所以鰲坐就是用大龜做的碑座。古代神話傳說共工氏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地之四極，鰲足既可以支撐住天地之重，可見其力大無比，所以用鰲背負小小石碑之重自然不在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