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義

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

“文化唯物主義”是英國當代著名文化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1958）、《漫長的革命》

在當時的主流批評家們看來，文化與物質是相對立的，文化屬於形而上，物質屬於形而下，很難設想把它們並置起來。這種主流文化觀念其實也是英國的傳統觀念，從浪漫主義以來，英國人習慣地將文化看做一種精神的、意識的、思想的東西，而且從人的“類”屬性和規定性上認定文化的至關重要性，認為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就在於他有這個“靈”，即心靈和精神能力，這種能力及其活動使人們能夠超越沉重的生產勞役和物質束縛，保持人的高尚特出，保持人性的光亮。沿著這個方向往前走，文化必然躍升為一套高懸的價值指數，而且它離形而下的物質現實越遠，價值越大。換句話說，傳統文化概念的內在規定性決定了它與物質範疇的必然分離和疏遠。在這一背景下，不難看出文化唯物主義將文化物質化的做法與傳統的將文化精神化的做法之間的根本差異。

與文化/物質的二元概念相反，文化唯物主義的文化概念指的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物質的東西或過程。威廉斯明確強調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歷史唯物主義包含著……一種理解形形色色的社會和物質生產的方式……一種理解與作品相聯繫的且變化著的藝術範疇的方式。我把這種立場稱為文化唯物主義。”但是將文化完全物質化，等同於物質過程，顯然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基本模式有出入。事實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也是在修正上述模式的基礎上形成的。他認為，至少是部分馬克思主義者沿用了浪漫主義的文化概念，將“文化”看做一種精神範疇、意識形式或知性和想象的產品，然後套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的公式，讓後者從屬於並往往是機械地“反映”前者，結果是做出了許多已經被歷史證明為十分荒謬的理論判斷和“政治預言”。

可以說，威廉斯一方面反對將文化視為純粹精神範疇的英國傳統定義，另一方面想糾正將文化視為經濟基礎的直接“反映”的某種馬克思主義偏頗，這雙重動機將“文化”概念徑直推入和融入“物質”範疇之中。抓住這一點，就會深刻理解威廉斯“文化是整個生活方式”命題中的“整個”二字的深刻含義。

衣食住行，思維言語，人的一切行為活動都是文化的具體表現，不能把“文化”設想為某種從雜亂無序的生活中過濾分離出來的特殊成分或高級品質，譬如一套觀念、價值體系或上層建築，也不能將生活中的某些部門划入文化範疇，而將另一些領域排除在文化範疇之外。進一步說，所有的文化形式在價值上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在文化唯物主義者手裡，長期固守的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之間的界牆被推倒了，這一思想引發了文化研究派打破傳統學科界限，自由設立研究對象的做法。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文化不只是那些已經概念化的範疇和程式化的形式，而往往更多地融入看不見的日常行為和經驗當中。用威廉斯的話來說，作為社會經驗的文化，“並不一定要顯現為公開的公眾的形式……而總是潛入各種關係的深層之中……即使將它分離出來，它也不是豁然呈現或斷然切割出來。它表現在實際的家庭或個人經驗之中”。威廉斯用“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來描述這種以最微妙和最不明確的方式表現的文化活動，它是社群中的個體所共有、使交往成為可能、使一代人能夠對他們所繼承的世界做出反應的一種感覺結構。由於是一種“感覺”結構，所以它只能存在於人的活體身上，一旦活體不在，載體已逝，“感覺結構”便也停止作用了。在這裡，與其說威廉斯可能貶低

文獻形式的文化的價值，認為離開我們當下生活的關於彼時彼地的傳說和記載總是無可挽回地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成分，不如說他通過“當下”、“經驗”、“感覺”、“情感”等鮮活的詞語，突出強調了文化所具有的徹底的物質性和實踐性，所以威廉斯說，文化唯物主義是“關於物質的文化和文學生產的各種具體情況的理論”。

如果說生產物件、製造用品的勞動是一種物質實踐活動，實實在在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那麼製造所謂的知性和想象性產品的活動也是一種物質實踐，因為這種活動及其產品同樣介入、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狀態和方式。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是一種實踐，也是在說文化是一種過程，是一種綿延逶迤的歷史過程。即使在實際的分析操作中只能截取局部的文化片斷來把握審視，也可以看到這一片斷總是過去的傳統文化、現在的統治文化和隱現的新生文化的交織物。作為一種實踐過程，這個交織物不是靜態的，而是不停地發生著調整、包容、侵入、改造、兼并、鬥爭、摧毀等變化，傳統文化被反覆重估和揀選，統治文化一再受到挑戰和改造，新生文化不斷壯實。

文化唯物主義不僅是一套關於文化的理論、立場和態度，而且也是一套方法論。“組織”、“結構”、“模式”、“關係”、“整體”等，是文化唯物主義語言里的一組關鍵同義詞。既然“文化是整個生活方式”，而整體總是大於部分之和，那麼文化分析就應該從“整體”出發，從“整體”的角度觀察和研究一個具體對象。這裡的“整體”更多強調的是“關係”，也可以說，“整體”和“關係”對威廉斯而言基本上是同義詞。他主張做文化分析時，將對象視為一個關係複合體，研究對象內和對象外的各種因素之間的多重關係。這樣的關係總是具體的，而且各種關係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前景”與“背景”之分。批評家只有拋開一切預設的體系、綱領、原理、公式，以自己的感覺和智慧直接貼住對象，才能看到多重關係網路中的對象的意義，才能把握一種文化形式的實際“組織”、“結構”或“模式”。

如果說文化包括了所有的實踐形式，而且各種形式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意義，那麼從實踐主體的角度來說，文化過程的所有參與者也不應該有高下之分，文化屬於全體社會人，而不是有閑階級的專利。威廉斯倡導一種人人參與其中、集中社群智慧和創造力的“共同文化”，這是一種“民主的”文化，因而也是一種充滿活力、不斷更新、永遠開放的文化，它的無限潛力決定了它的前景是無法限量的：“文化是共同的意義，是全體人民的產物……如果以為任何這樣的意義是可以預先設定的，那將是十分愚蠢和自以為是的；這些意義是通過生活來產生的，其產生和再產生的方式是我們所無法事先知道的。”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義的政治意向是十分明確的，當然通向理想文化的道路也是漫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