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緡

漢高祖劉邦時採取抑商政策﹐其內容之一即為“重稅租以困辱之”﹔武帝時公卿也奏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可見﹐算緡應該是漢初抑商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算緡是一種財產稅﹐漢初如何徵收﹐不知其詳。孝惠﹑呂后時有“復弛商賈之律”，可能曾一度廢止過。

漢初的抑商政策雖然收到一定成效，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文帝時賈誼和晁錯都曾大聲疾呼：棄農經商是天下之“大殘”，富商大賈以其雄厚的資本勾結王侯，勢力甚至超過了官府。至武帝時，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由於武帝內興功利，又連年對周邊少數族進行戰爭，封建國家的財政發生很大困難﹐商人勢力乘機興風作浪。他們以高利貸盤剝貧民﹐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或冶鑄鬻鹽﹐積累了數以萬計的巨額財產，既不佐國家之急，又嚴重損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促使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因此，漢武帝在張湯﹑桑弘羊等興利之臣的籌劃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諸如更改幣制﹑鹽鐵官營﹑酒榷﹑均輸平準等，以此打擊商人勢力，擺脫封建國家財政上的困難，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算緡和告緡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措施。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曾“初算商車”，即對商人所擁有的車輛徵稅。至元狩四年（前119），張湯等人建議恢復原先算賈人緡錢的舊制。於是，武帝又下詔“初算緡錢”。其範圍比算商車要大得多，具體辦法有三：對各類商人徵收財產稅，諸如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以及其它雖無市籍而從事商業以謀取利潤者，都要根據資產多少編造名冊，呈交官府，作為徵稅的依據，稅額為“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即每二千錢納稅一算（一百二十錢）。對手工業者即“諸作有租及鑄”，徵收財產稅﹐稅額為商賈的一半，“率緡錢四千算一”。對車﹑船徵稅。軺車的徵稅辦法是﹕凡不屬於國家官吏﹑三老﹑北邊騎士而擁有的軺車﹐皆令出一算﹐商賈所有的軺車則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由以上規定可以看出，算緡主要是針對商賈的。張湯等人還建議，對那些抗拒不交或隱匿財產，偷漏稅款的商賈，罰以戍邊一歲，沒收全部資產﹔並且獎勵百姓告發違法商賈，“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儘管如此，許多商人仍然隱匿財物，不肯協助政府克服財政困難。

於是，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緡”，由楊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楊可告緡遍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幾乎都被告發。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監等分批前往郡國清理處置告緡所沒收的資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地大縣達數百頃，小縣也有百餘頃。商賈中家以上都因此破產，武帝將沒收的緡錢分配給各個部門。水衡﹑少府﹑太僕﹑大農等機構設置農官，分別經營沒收的郡縣土地。沒收的奴婢則主要用於飼養狗馬禽獸和在官府擔任雜役。告緡沿續近十年，直到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繼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后，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贖罪，山東漕粟一歲增至六百萬石，均輸帛達五百萬匹﹔加上告緡沒收的大量田宅﹑奴婢和貨幣財物，使西漢政府的財政狀況有了明顯的好轉，這才停止了告緡。告緡以及鹽鐵官營等政策，為武帝的內外功業提供了物質上的保證，起到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勢力在經受嚴重打擊后並沒有銷聲匿跡，西漢後期，商人與官僚﹑地主逐漸合流﹐加劇了土地兼并的發展，直接導致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