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希政府

法國戰役后，法國即將戰敗時，總理保羅·雷諾辭職，一戰英雄貝當繼任總理，向德國求和。

1940年6月22日，德法雙方簽訂停戰協定。

1940年7月，法國國會在維希舉行富有爭議性的投票，授予貝當一切立法、司法、行政及外交權力，選舉他為元首。貝當政府改國號，實行法西斯獨裁，國會僅成為諮詢機構。當時除英國之外的國家都承認維希政府為代表法國的政府。

貝當與德國佔領當局合作，以換取軸心國不瓜分法國的承諾。維希當局協助抓捕猶太人和其它“不良分子”，有時，其軍隊也積極地與盟國對抗。最初，儘管新政府（即維希政府）支持納粹主義，但是其仍然贏得了很多法國民眾的支持，因為他們把支持納粹主義看作是保持法國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必要手段。

維希法國的合法性與貝當的領導權一直受到流亡的戴高樂將軍的挑戰，他宣稱自己是法國合法政府的代表。民意逐漸地轉向反對維希政府和德國佔領當局，抵抗運動也在蓬勃發展。

在1944年6月盟國攻入法國之後，戴高樂宣布成立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

當時除英國之外的國家都承認維希政府為代表法國的政府。

在1944年盟軍登陸法國后，維希政府遷往德國的希格馬林根，次年垮台。

不少的維希政府官員與成員在戰後都受到法國政府的通緝與囚禁，維希政府首腦之一的賴伐爾戰後被求處死刑，貝當原本也遭求處死刑，但是貝當因其一戰戰功之故改判無期徒刑，而被囚禁在大西洋中島嶼的一個要塞中至病故。

停戰協定簽訂以後，德國佔領者憑藉刺刀維持佔領區的法西斯統治，建立“封鎖區”，各區之間的往來受到嚴格管理，與非佔領區的往來受嚴密限制，甚至連維希部長的往來也得有德軍當局的“通行證”；佔領當局解散了一切政黨、工會。7月4日，命令禁止聚集街頭、印刷和散發傳單、組織公共集會和一切示威，禁止收聽外國廣播，對共產黨人實行死刑；瘋狂地迫害猶太人，大批猶太人被關押在德國集中營；1941年，實行了人質制度，凡殺死一個德國兵，要用50至300個法國居民抵償。

“自由區”名義上由貝當統治，實際上卻受到希特勒德國的控制。

法國投降后，1940年6月28日，貝當政府由波爾多遷到克勒蒙菲朗。然而，這個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房屋。

於是，1940年7月1日又遷到溫泉療養勝地維希。維希成為首都，史稱“維希政府”。貝當一夥十分厭惡議會民主制，認為議會應對這場失敗的“大災難”負責，有的人甚至說，戰敗比勝利更為有利，因為戰敗摧毀了一個“不光彩的議會制度”

1940年7月10日，在賴伐爾的建議下，舉行了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以569票對80票的絕對多數，通過了制憲法令，賦予貝當以全權起草新憲法。從7月11日起，貝當連續頒布三個制憲法令。第一項法令宣布貝當為“法蘭西國家”元首；第二項法令規定，在新議會組成之前，貝當擁有立法權，擁有任命一切軍政職位的大權和國家元首的全部權力；第三項法令規定，原來的參、眾兩院一律休會，聽候進一步的通知。兩天之內，共和國總統、總理被廢除，國會的活動被停止，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大權集國家元首貝當身上，甚至連“共和國”一詞也被“法蘭西國家”所代替。存在70年的第三共和國就此終結。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崩潰之後，代之而起的是“元首”貝當的個人專政。貝當是在法國大潰敗的形勢下登台執政的，而且他又是凡爾登的勝利者，在法國有很大威望。因此，貝當的個人權威和專政，是維希政府的重要支柱。當時，維希政府的一切文件都是以君主政體的格式開始的：“本人，菲利普·貝當，以法國元帥，法蘭西國家元首名義宣布，”這句話明顯地表明了貝當政權的個人性質。他為加強個人權力，實行了效忠宣誓制，從1941年1月至10月，一切軍政大小官員都分批實行宣誓，效忠貝當。

根據1940年7月12日頒布的第四號制憲法令，賴伐爾成為貝當的第一繼承人。

維希政權於1940年10月11日發出了建立“新秩序”的文告，打著“民族革命”的旗號，宣稱他們的目的就是“保衛勞動、家庭和祖國”，以此代替了自由、平等和博愛。“民族革命”的主要內容是：解散一些企業家的組織，在所謂“反資本主義”基礎上成立管理經濟的各種委員會；提出“反托拉斯的鬥爭”、“消滅階級鬥爭”、“回到農業去”等蠱惑人心的口號；進行道德和精神上的革新，號召人們回到敬重上帝、祖國和家庭的觀念上去。所謂“民族革命”不過是欺騙輿論、掩蓋維希制度反動實質的騙局。

實際上，維希政府反映了法國財政寡頭和反動軍人集團的利益，尤其反映了與希特勒德國有密切聯繫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許多大壟斷資本家直接參加了貝當政府，當了部長。如印度支那銀行總裁蓬杜埃為外交部長，冶金工業巨頭皮舍為工業部長，公共運輸公司經理布第埃為財政部長，等等。維希政權受到了“法蘭西行動”、天主教神職人員等極右派和右派的廣泛支持。

維希政權的一切政策措施，都是為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鞏固其反動的獨裁統治。政治上，消滅一切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停止從國民議會到地方市政局的選舉，解散了一切政黨，對共產黨人進行殘酷鎮壓，對猶太人進行瘋狂迫害；經濟政策上，解散了企業主聯合會，成立了各種組織委員會，由大壟斷資本家控制工業、商業各組織委員會的領導權；農業上，由大農業主領導“農民聯合會”，加緊對農民剝削；勞工政策上，解散一切工會組織，制定“勞動憲章”，把資本家、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統一於“勞資協會”的組織；在文化教育上，規定青年有義務在“勞動營”勞動，進行法西斯教育，並為德國提供勞動力。教會又受到了國家的重視和保護，成了維希政權的重要支柱之一。

1942年7月1日開始的停戰磋商中，法國以維持治安為理由向德國要求配置1060架作戰飛機和約3萬名空軍人員。但是德國方面只允諾了法國民航的繼續存在，並不同意法國空軍的重建。

德國向法國提出了開放法國在卡薩布蘭卡附近的機場供德國空軍使用，以此為交換條件允許法國空軍的重建。對於法國來說，若真的踏出這一步協助德國的話，法國將無法回頭了。對此，法國政府也是有所顧忌的，為了不被捲入德國的戰爭，一度試圖努力地拒絕德國的建議。但是迫於德國的壓力，於8月5日接受了德國的條件，法國各空軍作戰部隊立刻被配備到了對付英國的各條戰線上。能夠自由自在，不受德國干涉地在北非展開軍事行動，對法國來說也許是掙回面子的好事。

1942年4月，由於貝當在鎮壓抵抗運動上與德國貌合神離，在希特勒的支持下，賣國賊賴伐爾出任維希政府總理，貝當成了徒有虛名的國家元首。賴伐爾掌權后，維安團加緊了向准軍事組織的變革。1943年1月5日，維安團改名為“法蘭西民兵”，由達納德掌握實際領導權。

加入法蘭西民兵的人必須滿足以下四個條件：法國出生；非猶太籍人；沒參加其他秘密組織；自願加入原則。民兵組織採取了兩種組織方式，一種是常備軍，這些人全職參與軍事行動，成員的年齡在18~45之間；一種是後備軍，他們不是全職的，但有義務在緊急情況下入隊。在其鼎盛時期，也就是1944年7月份，法蘭西民兵大約有8000常備軍，2.2萬後備軍。法蘭西民兵下設一個情報部，一個保護高級要員的安保中心。法蘭西民兵還建了一所學校，專門負責培養政治和軍事精英。

在民兵組織里，混雜著理想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冒險分子和罪犯。他們大多數對空洞的政治理想不感興趣，他們能夠肯定的是，加入這個組織則可以獲得一份收入穩定的職業，以及一點配給的食物。

戰後，法國的歷史學家莫尼克·盧拉德對一部分倖存下來的民兵組織人員進行過統計，在165名人員當中，70%的人出身工廠工人和僱員，17%的人是無業遊民，6%的人是工匠、農民，還有其他一些社會各類人員。

他們註定得不到法國人的尊敬，相反，他們是地道的“法奸”：對內鎮壓，對外阿附。而且比起德國人來說，他們更加令人恐懼，因為他們懂得當地的語言，了解當地的人情，熟知各種情報渠道。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們經常對被俘者嚴刑拷打，正因為如此，他們被視為“法國的蓋世太保”。

為了對付抵抗組織，1943年年底，法蘭西民兵和黨衛軍達成協議：法蘭西民兵鼓勵其成員加入武裝黨衛軍，作為交換，黨衛軍給民兵提供一些輕武器。在與德國的合作中，達納德學會了蓋世太保對付敵人的各種辦法，他也搞起了袋鼠法庭(即不按司法程序進行審判的法庭)，對地下抵抗組織的人安上莫須有的“暴徒”或者“布爾什維克分子”的罪名隨意處決。

1944年6月24日，達納德升任法國內政部長，開始掌管3萬民兵，6000名武裝警衛和4.5萬名憲兵。他加緊了對地下抵抗運動的血腥鎮壓。

為了打擊法蘭西民兵的囂張氣焰，法國抵抗組織針鋒相對地進行了一次次除奸行動，他們的暗殺常常就選擇在公眾場合，要麼是咖啡館，要不就是大街上。

1943年4月24日，他們在蓋索維斯大街上槍殺了一位法蘭西民兵官員。到了11月末，游擊隊共暗殺了25個賣國賊，刺傷了27個。

最著名的暗殺行動發生在里昂。

1944年6月28日，天剛破曉的時候，維希政府的宣傳部長菲利普·昂里奧還在睡夢中。這時在索爾夫倫大街上出現了15個身著法蘭西民兵制服的士兵，他們悄悄地摸進了部長的寓所，在一陣亂槍中，部長和夫人雙雙斃命。據說，游擊隊員最後還給昂里奧的屍體行了個軍禮。這位號稱法國的“戈培爾”的昂里奧一直在廣播里高聲宣揚反英、反共、反猶，他終於閉嘴了。

很快法蘭西民兵展開了報復行動，里昂分部的頭目鮑爾·杜維耶立即抓捕了7名猶太人人士。6月29日早上5點， 7名猶太人沒有經過任何審判，就遭到槍決。當地的警察局長在報告中這樣描述：“一條骯髒的公路通向公墓，在公墓的牆邊躺著7具屍體，他們頭上、胸部多處中槍。每具屍體的旁邊插著一塊白色的硬紙板，上面寫著他們的名字。”

與兩種陣營的暗戰相比，雙方的在軍事上更是發生了大規模衝突。

阿爾卑斯山的格里耶高地成了兩種勢力對壘極為尖銳的地區。格里耶的地形便於開展游擊行動，這裡有一大塊平地，可以在未來為盟軍傘降提供便利。格里耶高地活躍著500名游擊隊戰士，他們受SOE(二戰期間英國間諜機構特別行動處)領導，武器裝備精良，但主要是輕武器。

1944年初，11名維希政府的警察被游擊隊抓住后處決，他們的屍體後來被找到，這件事情觸發了維希政權的怒火。

為了復仇，法蘭西民兵進攻格里耶高地，但很快受挫。他們便請來德國正規軍。

1944年3月，1200名法蘭西民兵，外加德國國防軍157預備師三個營、德國警察兩個營共4000人展開了對格里耶的大掃蕩。游擊隊的輕武器在強大的正規軍面前不堪一擊，155名游擊隊員犧牲，數百名遭到逮捕，整個游擊隊活動區被蕩平。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維科爾。維爾科爾是阿爾卑斯山旁的一個三角形地帶，丘巒起伏、樹木蔥蘢。1942年開始，這裡成為法國抵抗運動的一個根據地。

1944年，這裡活躍著400人的游擊隊伍，隨著諾曼底登陸計劃的展開，有4000志願者加入游擊隊。

1944年7月3日，游擊隊宣告成立維科爾共和國。14日，游擊隊得到了盟軍空降傘兵的大量物資支持。但同時，德軍和法蘭西民兵展開了聯合清剿。經過3天抵抗，游擊隊下達了撤退的命令，許多抵抗者試圖藏身到濃密的森林裡。但德國人展開了大規模報復行動，750名抵抗運動者被殺死。

正因為法國內部的兩股勢力戰爭不斷，法國歷史學家後來乾脆把這段時期稱為“法國內戰”時期。

同德國佔領者的合作，是維希政府的基 本政策。

1940年10月24日，貝當和希特勒在盧瓦河畔蒙都瓦會談，確定了法德的“合作政策”。會談在賴伐爾、里賓特洛甫陪同下進行，雙方起草了一份議定書，一致承認迅速擊敗英國是符合法國和軸心國的共同利益。希特勒向貝當提出，如法國參加對英戰爭，就可以在北非維持超出停戰協定規定的軍隊。保證法國擁有它在大戰開始時同等的殖民地。貝當答應在經濟上同德合作，並同意討論反英的聯合軍事行動。12月10日，在貝當的指示下，由賴伐爾簽訂了進攻西非的英國殖民地與拒絕承認維希政權的法殖民地計劃，由賴伐爾和德軍最高司令部共同執行。這一計劃遭到了一部分同殖民地、英美利益有密切關係的大資本家的反對。貝當於12月13日把賴伐爾免職，1941年2月，由海軍上將達爾朗代替。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后，維希政府斷絕同蘇聯的外交關係，批准建立“反布爾什維克軍團”，實行“強迫勞動”制，為德國提供勞動力，進一步加強了同德國佔領者的合作。

1942年4月，在德國的建議下，賴伐爾重新執政，成為維希政權內外政策的領導者。6月22日，賴伐爾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聲明，他說：“我衷心祝願德軍勝利，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勝利，此後布爾什維克主義就會到處泛濫。”維希政府的“合作”政策充分證明它不過是希特勒的傀儡，明顯暴露出它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本質。

1944年6月6日的諾曼底登陸，宣告了維希政權和法蘭西民兵的末日到來。

8月末，法國很多地方已經解放。曾經遭到德國鐵蹄蹂躪的法國人在屈辱、害怕中迎來了復仇的時刻，他們瘋狂搜尋法蘭西民兵和各式賣國賊。法蘭西民兵和形形色色的法奸們不得不逃亡德國。許多人在路上遭到了抵抗組織的獵殺。在法國東南部的上薩瓦省的大波爾南市，一批企圖越境逃亡的法蘭西民兵成了瓮中之鱉。96名士兵被送上軍事法庭，其中76人被宣判死刑。在這些被處決的人中，有兩人才剛剛年滿17歲。

那些逃往德國的“倖存者”們日子並不好過，納粹政府將這些曾經的盟友組成了流亡政府，駐地設在辛馬廷根城堡。來自於各個利益集團的法國賣國者們在新政府里為了下一步如何行動整天吵吵嚷嚷。而對於那些身強力壯的法蘭西民兵來說，他們將要充當炮灰，成為第三帝國最後的殉葬品。

德國將這些法國來的殘兵敗將合併到了黨衛軍第33“查理曼大帝”武裝擲彈兵師，2500名法蘭西民兵加入其中，70名不願意加入黨衛軍的人立即被投入了集中營。

1945年，這支7340人組成的“查理曼大帝”武裝擲彈兵師在蘇聯紅軍的優勢火力打擊下死傷慘重。

達納德逃亡德國后，又率領800名法蘭西民兵跑到了義大利。在戰鬥中，達納德被俘，1945年6月他被押解到了法國，10月被執行死刑。同月，賴伐爾也被處以死刑。而那個在里昂殘殺了7名猶太人的法蘭西民兵里昂分部頭子鮑爾·杜維耶，在1944年9月里昂解放時不知所終。兩年後，杜維耶在里昂以叛國罪被缺席審判死刑。數年後，他被人檢舉揭發落入法網，1994年4月，經過法庭的多次庭審，最終杜維耶以“反人類罪”被判處終身監禁。

正因為法蘭西民兵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民兵”這個詞在法國開始明顯地帶有貶義。法國一個著名的搖滾樂團“Trust”有一首風靡一時的單曲名叫“警察民兵”（Police Milice），在這裡，他們把法國警察比擬為幾十年前的納粹狗腿子。

著名的作家、評論家伊安·奧斯比經說過，回望二戰，英法兩國國家有著截然不同的體驗，“對於英國來說是驕傲，是榮耀；而對於法國來說，則是失敗和恥辱。”這裡的恥辱是貝當、賴伐爾帶來的，更是達納德領導的法蘭西民兵帶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