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振宇

1964年09月—1970年04月 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生（69年07參加工作）

1969年07月—1970年04月 外貿部工作

1971年09月—1973年03月 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

1973年03月—1981年04月 外貿部地區政策三局幹部

1981年04月—1981年08月 歐洲共同體同聲傳譯訓練班學習

1981年08月—1983年11月 外貿部地區政策三局幹部

1983年11月—1984年09月 經貿部地區政策三局副處長

1984年09月—1985年07月 經貿部地區政策三局處長

1985年07月—1990年01月 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副司級）

1989年12月—1990年08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力資源高級經理人事培訓班）

1990年01月—1990年08月 經貿部地區政策三司副司長

1990年08月—1993年04月 經貿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長

1993年04月—1994年03月 外經貿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長

1994年04月—1994年11月 外經貿部部長助理

1994年11月—2002年01月 外經貿部副部長

2002年01月—2010年12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兼任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副代表

2011年03月—2019年03月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會長

破解WTO僵局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標誌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政府始終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克服了重重困難，全面履行承諾，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放寬服務和對華投資的限制，修訂了大批的法律法規，大大提高了中國外經貿政策的統一性和透明性。

從2001年11月多哈部長會議正式啟動多哈回合談判以來，各成員在談判的重要議題，尤其是農業、非農產品和服務貿易領域談判分歧眾多而且難以彌合。經歷了2003年坎昆部長會議的失敗后，各成員在2004年7月底就農業和非農的基本框架達成了協議，曾一度使很多成員精神為之一振，似乎對最終結束這一輪談判增強了信心。但是在其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各談判機構涉及的問題更加深入和具體時，尤其是在討論農業與非農產品建立談判模式並涉及大量具體數字時，由於直接關係到各方切身經濟利益，談判難度進一步增大。

由於多哈回合談判涉及議題很多，要在148個成員中就所有議題達成協商一致絕非易事。由於各個成員經濟發展水平、利益關注、文化傳統、社會理念等差異巨大，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很難在短時間內理出頭緒。如果以最簡單的方式概括談判僵持的原因的話，似乎可以歸納為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大幅度削減農業補貼和改善市場准入方面缺乏政治意願是問題的關鍵。

農業談判是這一輪談判的核心。長期以來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其農業提供巨額補貼，對國際農產品貿易造成嚴重扭曲，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造成巨大傷害，改變這種不合理狀況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強烈要求，只有這樣才能使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有機會在國際市場上公平競爭並能更多地進入發達國家的市場。由於美國受其國內“農業法案”的約束，歐盟受制於內部“共同農業政策”，只有下決心徹底進行農業改革才能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這一要求。但是由於美國和歐盟面臨國內和國際各種政治、經濟、財金等多方面的影響，尤其在內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的情況下，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決心。因此，他們採取了軟磨硬頂或以攻為守的策略，使談判難以走出僵局。

在市場准入方面，美國要價最高，要求發達國家關稅平均削減75%，發展中國家可適當少做減讓。歐盟只能接受平均39%的減讓，而且要求每層減讓公式適當靈活，並允許有8%的敏感產品可以少減讓。同時要求美國在國內支持方面，發展中國家在非農產品和服務方面做出讓步。以主要發展中國家組成的G20(20國集團)提出了中間方案，要求發達國家關稅平均削減54%，發展中國家削減水平為發達國家的2/3，同時特殊產品(Special Products)享有更大的靈活性。

在非農產品領域，對非農產品削減公式方面仍存在較大分歧，許多成員接受用瑞士公式，並傾向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制定不同的係數。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主張兩個係數之間差距應盡量小(如發達國家為10，發展中國家為15)；以中國、巴基斯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主張兩個係數之間差距應足夠大(如發達國家為6，發展中國家為30)；巴西、印度等國家則主張用ABI公式，該公式將成員現有平均關稅水平因素考慮進去，給發展中國家更大的靈活性。

除公式之外，發展中國家堅持享有去年七月達成的《框架協議》中的第八段靈活性。爭取部分產品免減或少減。但一些發達國家則認為如果在公式中體現了給發展中國家的靈活性，就不應當再給予第八段中所列的靈活性。

在服務領域：發展中國家堅持以成員出價與要價的方式為主進行談判，各成員有權根據自己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自主出價。歐、美等發達國家則主張制定一個多邊出價的標準，各成員在開放領域數量和開放水平方面要達到相應的標準。這一建議遭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抵制。

在發展領域：發展中國家要求有成效的、可操作的特殊差別待遇除了應當體現在農業、非農產品與服務談判中之外，還需要對過去遺留下來的不平衡的條款進行改善，對烏拉圭回合協議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應當切實得到解決。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在香港會議期間能就發展中國家關注的給予最不發達國家免關稅免配額待遇、公共健康、棉花問題、貿易援助問題能達成一個一攬子協議以實現早期收穫。但個別發達國家態度消極。

中國作為一個新成員對多哈回合談判一直持積極態度。我們同廣大發展中成員一道致力於大幅度削減發達國家對農產品貿易的扭曲。這是一個關係到世界貿易組織自身的建設與發展方向的大問題。作為一個國際多邊貿易組織，應當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對發達國家長期巨額農業補貼，長期對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造成扭曲的做法不能熟視無睹，不能聽之任之，不能實行雙重標準，這關係到WTO自身的形象與信譽。

中國在多哈回合談判中與G20其他發展中成員一起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G20已成為本輪農業談判中舉足輕重的中堅力量。中國將同G20以及所有WTO其他成員一道，為最終完成本輪談判，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多邊貿易體制而繼續努力。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金融危機讓貿易保護主義再次蠢蠢欲動，儘管各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反覆呼籲反對貿易保護，但不可否認的是，自由貿易面臨著挑戰。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包含“購買美國貨”條款，印度封殺中國玩具，英國要將工作機會留給本國工人……這些現象正讓處於低谷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

金融危機從西方開始，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都是這場危機的受害者。從股市來看，發展中國家受影響的嚴重程度比發達國家更大。而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出口市場的萎縮。出口佔中國GDP的比重很大，這是非常嚴峻的挑戰。

目前看來，受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各國某些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是難免的。嚴格來講，不少貿易保護措施並沒有完全違反WTO規則，比如美國的“購買美國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採購協議的限制，我們也很難去WTO告他們。印度、巴西把關稅提高也沒有違反WTO的規定，因為他們的實施關稅和他們所承諾的約束關稅之間還有一定空間，只是在約束關稅以內把實施關稅提高。所以，只能說從道德層面來講，這些措施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後很可能導致在WTO規則的框架內打一場貿易戰。

在採購團赴歐之前，我們派過很多採購團赴美。這次是第一次赴歐，因為中歐貿易順差很大，這對於改善貿易平衡有幫助。同時也是著眼於長遠考慮，所簽項目並不只是這150億美元，今後還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合作。比如跟瑞士簽的4億美元，其中有一項是從瑞士引進技術改善太湖水污染，這個合作一旦啟動，就不是一兩筆生意，而要延續很多年。

在世貿組織中，過去一直是美國和歐洲起主導作用。甚至WTO很多規則都是直接引入美歐國內的規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越來越大，對美歐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多哈回合步伐這麼艱難也和成員國力量對比的變化有關，美歐主導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們必須要和發展中國家達成一致才能完成談判。所以，美國必須採取更現實的態度，改變“自己說了算”的心態。事實上，所有國家都認為當務之急是在現有的農業和非農模式下達成協議，只有美國說不行，要發展中國家做更多讓步。這是一場激烈的較量，將決定多哈回合什麼時候能完成。

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影響，但主要還是因為外需的萎縮。從長遠看“騰籠換鳥”是必然趨勢。因為土地資源有限，還要繼續擴大利用外資，發展先進生產力。當然,“騰籠換鳥”過急會導致落後的工廠大量關閉，失業增多，引起社會的不安定，不利於我們平穩地走出經濟低谷。

出口型企業最重要的是改變“薄利多銷”的觀念，不能總是靠低價來佔領市場，要靠品質、技術含量來佔領市場。企業要勇於並善於通過技術創新賺大頭。過去中國企業之間的低價競爭已經讓我們蒙受了很大的損失。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孫振宇正在出席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各國都要汲取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教訓，如果大家都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不但不能夠使世界經濟早日走出衰退，而且還會使衰退越來越深。

孫振宇說，上世紀３０年代，美國曾把2000多種商品進口關稅提高一倍，歐洲和其他國家也對美國產品提高了進口關稅進行報復，最後導致的結果是，1933年世界貿易額下降60％以上。美國的失業率上升到25％，所以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最後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說，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年１月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２００９年年會時傳達了兩個信息：一是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同舟共濟，就有可能克服國際金融危機，當前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第二，強調要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不久前中國向歐洲派遣了一個由商務部部長陳德銘率領的高級別商業採購團，實際上是給世界傳遞一個信號：中國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並主張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這對增強各國信心，共同克服金融危機起到積極作用。”

孫振宇說，現在國際金融危機還在發展，還沒有見底，誰也說不準究竟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何時能夠結束，“但是，我們有信心通過４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通過採取擴內需、調結構、保增長、惠民生等措施爭取比較早地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這樣我們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將會更大一些”。

談到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們的政策是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防止大起大落，大起大落會對貿易和投資帶來很大的危害。在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20％以上，這是很大的幅度，當前金融危機、經濟衰退不斷深化的形勢下很多國家貨幣都在貶值，人民幣匯率能夠保持穩定就是對世界的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