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提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

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文章發表后，《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後，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

面對由《海瑞罷官》而引起的改造批判運動，需要中共中央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方針，1966年2月3日，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人民大會堂討論關於批判吳晗的問題。與會人員還有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等，根據會議討論，擬訂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后被稱為《二月提綱》。

《提綱》提出，學術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二月提綱》主要是為了把已開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學術範圍內。

《提綱》認為：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大辯論，是“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鬥爭，是興無滅資的鬥爭，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場大辯論勢必擴展到其它學術領域中去。我們要有領導地、認真地、積極地和謹慎地搞好這場鬥爭”。同時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只有這樣，才能利用無產階級思想逐步地改造舊知識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識分子。”《提綱》特別提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

《二月提綱》主要是為了把已開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學術範圍內，避免把學術界的思想鬥爭發展為政治運動。

2月5日，劉少奇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對這一提綱進行並討論予以通過。2月7日電告在武漢的毛澤東。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2月11日，彭真在武漢代中央起草了轉發該提綱的批語，12日晨連同提綱一起電傳中央。經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傳閱后，即作為中央文件下發，轉發全黨。

這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來遭到批判時被簡稱為“二月提綱”。這一提綱也受到毛澤東的批判。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而且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彭真同志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於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為了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並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鬥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重要根據。

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布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後，“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