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

1880年生於上海，出身貧寒，小學五年輟學。隨父母遷回湖北原籍。

14歲入漢陽兵工廠學徒。

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學徒。工廠倒閉後去江西一家大戶做傭人。

3年後因受東家賞識介紹進入輪船公司，僅4個月即升任二副，兩年後再升大副。以後幾經波折，在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漢治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並日漸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治萍工會工作。

1921年成為擁有上千名會員的漢治萍工會的副委員長。

1922年8月擔任漢陽鋼鐵廠工會副委員長，12月任漢冶萍公司總工會副委員長。同年中共黨員許白昊發展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從事碼頭工人運動。

1923年2月參加京漢鐵路工人的大罷工，3月任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5年參加中共四大，同年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共產黨漢口市黨部的工作。

1926年1月出席共產黨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委員，主管職工運動。10月任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長。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在八七會議上，在未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和李震瀛率領中國工農代表團和學生團去蘇聯，擔任代表團主席團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和李震瀛還同蘇聯代表團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草案），並獲大會通過。不久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四大，會後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還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蘇維埃運動委員會、婦女委員會、財政審查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和職工運動委員會的召集人。由於當時的共產國際過分強調“領導幹部成分工人化”，在7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年底從蘇聯回國。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盲目地實施“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進攻計劃。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了立三路線。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雖然還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大權已經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同年6月22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隨即叛變，次日晚即被槍斃。

1988年8月30日，鄧穎超同志針對近年有的黨史文章就向忠發叛變一事提出懷疑的問題，向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個材料。這個材料經中央領導同志審閱，交本刊發表，以澄清這個歷史事實。現刊載如下。

向忠發是一個證據確鑿的叛徒。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后，當時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及要害部門面臨著安全的緊急問題，在最短的時間內都作了轉移。向忠發的住處尚未找妥，決定他同恩來同志和我住到一個新的地方。考慮到他外出時必將遇到危險，因此，周恩來同志（當時是中央常委）當面告他，你千萬不能出去。住了三、四天，當恩來同志和我不在時，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國人的旅館看他的小老婆（見陳琮英同志寫蹌材料）。我們回家后，見他不在，而且當晚沒見他回來，估計會發生問題。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見他，這天中午，我們就得到內部確切的消息，說他在靜安寺路底等汽車時被叛徒發現，當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幾個地方的同志馬上轉移。下午又得到他叛變消息。當時，我們還有些懷疑，緊接著又得到內部消息他已帶領叛徒、軍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機關（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該機關工作的三位同志：張月霞（後來關在南京反省院，抗戰時放出）、張紀恩、蘇才。我上午曾到該處，約定晚上到那裡去吃晚飯。在我沒有去以前雖已得到向忠發叛變的確信，但還不知他去過這個機關。因此，在下午約四點多鐘，我仍按約定去吃晚飯，到該屋的後門附近，看到在亭子間窗戶放的花盆不見了（這是我們規定的警報信號），我沒有再前進，立刻轉移到另一位同志家裡。這時，秘書長餘澤鴻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來同志，通知他這個消息。當天我和恩來同志先後冒險回到原來的住處，看到原定的警報信號還在。我們先後進屋。恩來同志此時已得知向忠發叛變的消息。我們匆匆分開並約定以後再見面的接頭地方。在分開后又得到內部工作關係的確信，向忠發的確叛變。蔣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的消息如獲至寶，立即複電，馬上處決。

後來不久，證實向忠發僅僅知道我們住處，但說不出具體地方，他只有一把開門的鑰匙，第二天上午果然來到住處進行搜捕，我們已離開，他們沒有得手。在短暫的剎那間，軍警機關按蔣介石的命令處決了向忠發。此一情節見1988年5月22日《文摘報》上發表的《向忠發叛變前後》一文，這篇文章所說是與我所知道的情節吻合的。

1979年5月上海出版的《黨史資料叢刊》第五期上黃玠然（黃文容）發表的《黨的“六大”前後若干歷史情況》一文，其中“顧順章和向忠發被捕”一節內對向忠發是否叛變表示懷疑。我覺得他的說法與事實不符。於是我在1983年9月約黃玠然同志面談，將我所知道的確切情況告訴他。談后他同意我所說的情況是可靠的。因屬確切的情況，本擬將我們談話記錄在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上及其他黨刊上發表未果。據去年有同志去幾個地方搜集材料時聽到仍然有人懷疑向忠發是否叛變過。據此，現將我所知道的材料寄上，我這份證明材料請黨中央核閱，如何處理向黨內外澄清這一確切的歷史材料，請酌。

附錄一：陳琮英同志寫的《關於向忠發叛變的事實情況》

1931年3月，弼時同志調任中央蘇區工作，我仍留在上海。當時黨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組織上已發現向忠發平時來往人員複雜，特意將我安排到向忠發家住。在向家我住了約二、三個月。因顧順章叛變，組織上將向忠發轉移他處居住（當時不知去何處），同時將我與向的小老婆楊淑珍安排到一家新開的旅館暫住。記得在旅館只住了幾天。向忠發在一個晚上來到旅館，來時說：只呆一會兒。但至夜12點，我去敲門催他走時，他說：明早走。向忠發在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離開旅館后即被捕。

向忠發被捕當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時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隨後，張月霞與她當時的丈夫張紀恩也被押到。我們當時互不相識，後知道都是因向忠發叛變才被捕的。

我被捕當天見到向忠發，見面時，當著敵人他對我說：你什麼都可以講，他們（指敵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瞞。我當時抱著剛出生三個月的小女兒，裝糊塗說：講什麼呀？我是農村來的，我什麼也不知道。後來，我被押送龍華監獄，約半年經黨營救才得出獄。

向忠發叛變使我被捕，也使我經受了考驗。向忠發叛變是鐵的事實，不容懷疑，對此我如實向中央反映。1988．2.8

附錄二：《文摘報》刊登的《向忠發叛變前後》一文

向忠發（1880—1931年），湖北漢川人，曾做過徒工、水手、碼頭工人，1922年入黨，黨的“六大”時，他被選為黨的總書記。1931年４月，黨中央情報保衛機關的總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給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各機關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周恩來果斷地採取應急措施，切斷了顧當時所能知道的一切線索。總書記向忠發也另遷了住所。當時和向同住在一起的有其姘婦楊秀貞以及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不久，形勢更加險惡，黨中央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把向忠發送往中央蘇區。臨行前，他提出要見楊秀貞一面。起先，中央沒有同意。後來，由於他堅持要見，組織上便明確要求他：上午去，下午一定要趕回來。但他6月21日上午去后，不僅在楊處吃了飯，而且還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向忠發準備離開，當他去附近一家汽車行叫車時，認識他的車行會計為圖一筆賞金，去特務機關告發了他。向忠發遂被捕。向忠發被捕后，黨中央準備組織力量進行營救。但很快就得到消息說，向忠發已經叛變了。他叛變后，首先供出了陳琮英的住址，致使她和楊秀貞被捕。同時，特務還在向忠發的引帶下，搜查了周恩來、瞿秋白等同志的住處（幸好周、瞿等人早已撤離）。在審訊陳琮英的法庭上，向忠發還親自出面對質，並對陳說：“你不要編口供了，有什麼就講吧。我們是什麼人，他們都知道了。”上海的敵人原本想利用向忠發的叛變，一舉搞垮我黨中央，但由於周恩來等及時採取了措施，他們的企圖未能得逞。正在這時，他們接到了蔣介石下達的“就地槍決”的命令，於是，於6月24日將向忠發處決了。

（原載《周末》4月9日苗寧文。見1988年5月22日《文摘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