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傳

在《紅線傳》中，主人公紅線本是潞州節度使薛篙門下的一名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是個文武全才的俠女。在薛篙為疆上不保而“口夜憂悶，計無所出”之時，紅線為報主人知遇之恩，挺身而出，主動請纓，深夜潛入敵營。紅線武藝高強且身懷異術，盜取金盒如入無人之地，視田成嗣所養的三千精兵和士卒於無物，隻身飛檐走壁的進入目的地，輕巧熟練的舉動在深夜並未驚醒任何人。盜盒成功后，紅線“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迅速地完成了任務，助薛篙抓住田承嗣的把柄，從而平息了兩個藩鎮之前的戰爭，化大事為小事，為百姓帶來一個安定平和的生活環境。立下功勛后，紅線選擇了主動請辭，悄然離去。

唐朝中後期，中央政權漸衰，地方割據勢力混戰。玄宗為加強邊防，設置節度使，更種下了邊鎮節帥擁兵作亂的禍根。天寶十四年爆發的持續八年的“安史之亂”更使唐帝國的統治力量受到嚴重打擊，開始由盛而衰，走向沒落。此時，唐王朝己經無法平息各種混亂，人民流離失所，強烈渴望通過俠的力量懲惡揚善，重建社會平衡。這樣，有著道家思想洲源的俠義精神成為了社會的普遍精神需求，人們愛俠客、盼俠客、頌俠客，以任俠為榮，俠義之風盛行，道家的濟世救人俠義精神就這樣融入唐傳奇俠義小說之中。《紅線傳》故事就產生於唐代藩鎮割據這一時代背景中。

紅線

小說中的紅線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人物，她只不過是貴族軍閥家的一個婢女，在身份上是卑微的；同時，她精於音律，又通經史，多才多藝，在能力上是高超的，因而得到了節度使薛嵩的信任與重用。更重要的是，她身懷絕技，能夠在危急時刻，“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隻身涉險，巧妙地制止了一場迫在眉睫的戰爭。為了彌合婢女與豪俠這兩個身份之間的巨大差異，作者借紅線自己的敘述，交代了她離奇曲折的前世今生，於荒誕之中蘊有情理，有著濃厚的浪漫色彩。

《紅線傳》反映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異常尖銳的矛盾，揭露了田承嗣的擴張野心，歌頌代表薛篙一方的紅線女的正義力量粉碎了田承嗣的陰謀，起了朝廷所不能起的作用。小說主旨也寄託了作者袁郊的政治理想，即渴望和平、結束割據混戰局面，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的美好願望。

情節

小說的突出特色首先在於情節的曲折離奇和作者的構思精妙。全文以薛嵩與紅線之間關係的深入過程貫穿始終，重點描寫了唐代藩鎮之間的複雜矛盾。兩條線索并行穿插，不但記述了俠女紅線奇異的兩世經歷，更展示了兩個藩鎮之間的矛盾與鬥爭。將俠女義行置身於國家安定的大背景之下，歌頌了紅線以一己之力消弭戰爭，救萬民於水火的英雄壯舉。

小說運用了虛實並舉的寫作手法，敘事詳略得當。整個故事是關於紅線前世與今生的兩世故事，重點則是今生盜取金盒、消解戰亂的俠義之舉。作者對薛、紅二人的主僕關係、兩鎮交惡、紅線辭行採用了實寫，而對整個盜取金盒的過程卻採用了虛寫。對紅線前世與今生的經歷，作者不是平鋪直敘，而是採用了倒敘與補敘的手法，詳略合宜。這種虛實相間、詳略協調的寫法，使本來就離奇的故事在情節上更加引人入勝。

道教文化

唐代是道教的鼎盛時期，道教的地位提高，道教文化觀念漸入人心，唐傳奇的人物塑造多受道教神仙觀念的影響也不足為奇。然而唐代文人“則始有意為小說”，創新意識大大提升，且唐代中後期俠義精神的廣泛接受與盛行，使得唐傳奇俠義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呈現出一種俗人的仙化而非仙人的俗化。小說中出現的俠客身上往往帶有很濃的神仙色彩，或者外表遺世獨立，或者擁有仙人的奇異法術本領，或者有著神仙的氣質品格。作者為現實中的俠義人物注入超現實的因素，使之形象更加豐滿、個性鮮明。

在《紅線傳》中，開篇便介紹紅線的身份：“唐潞州節度使薛篙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篙召但掌表箋，號口內記室。”這樣的介紹，使得人物的現實感很強，奠定的全文的基調。隨即，作者便在下文的描寫中，寫出紅線身懷異術、夜盜金盒的過程。夜行百里、穿屋過庭、迷倒衛士等法術木為神仙所有，卻賦予在凡人俠女身上，使得俗人紅線既通人性又通神性，二者合一。

此外，《紅線傳》的主人公紅線的外表裝扮，也體現了道教的文化特徵。臨行前，紅線“梳烏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綉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匕首”，一副道教打扮，她“額上書”的“太乙神名”，也是道教諸神之一，有道教文化的影子。小說結尾，女俠紅線不追求人間富貴功名突然請辭，謝絕金錢財物，遁跡塵中，生死長存。這種俠客拂袖而去、隱居山林的模式，突出了唐代道教神仙信仰棲心物外、回歸自然、自由逍遙的特點與理想。

此篇敘女俠而有神術，是唐末開始出現的新題材，對後世武俠小說頗有影響。明·梁辰魚據之編為《紅線女》雜劇，後人又與紅綃故事合編為《雙紅記》傳奇。

袁郊，生卒不詳，字之儀（一說之乾），蔡州朗山（今河南確山）人，袁滋之子，唐代文學家。成通時，歷任翰林學士、祠部郎中、虢州刺史。《全唐詩》存袁郊詩四首。《直齋書錄解題》稱袁郊“成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可知其傳奇小說《甘澤謠》成於成通九年（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