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

根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偶爾提及的有關他自己的文字內容判斷：約出生於公元前460年，其父奧羅路斯是雅典的貴族，其家族在色雷斯沿海地區擁有金礦開採權。在雅典長大，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生活的時代正值雅典的極盛時期，也是古希臘文化的全盛時期。伯里克利等人的政治演說，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索福克利斯等人的戲劇，詭辯派（又稱“智者派”）的哲學，希羅多德等人的歷史著作，以及“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所代表的“實驗的”“科學”精神，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年以後也像大多數貴族子弟一樣，憑藉家族的門第和個人的才幹而步入仕途。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已經30歲左右，並可能已投身軍旅。

軍旅生涯積累了一定的軍事經驗，因而於公元前424年被推選為雅典的“十將軍”之一，率領一支由7艘戰艦組成的艦隊，駐紮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島。當斯巴達的軍隊圍攻安菲波里斯的時候，接到該城守將攸克利的求援后立刻率軍增援，但在到達之前城池已被攻破。當局認為貽誤戰機、且有通敵之嫌，革職並放逐到色雷斯。

此後的20年間，雖然居住在色雷斯，但始終關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進展情況，隨時記下具體過程。據說經常到各地戰場去進行實地考察，甚至還去過伯羅奔尼撒同盟軍隊的陣地和西西里島。

公元前404年戰爭結束以後，才獲得特赦，得以重返故鄉雅典。

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目的，是想通過敘述這場戰爭給希臘世界造成的影響、以及雅典等城邦在戰爭前後的成敗興衰的變化過程，來垂訓後世。“範例歷史學”這個概念，是伊索克拉底在讀了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後提出來的，是對這部著作的概括性評價。

用簡練的文筆、精確的詞句，通過冷峻、樸實的具體敘述，抒發了自己那種悲天憫人的真切情感，使得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充滿著濃厚的悲劇氣氛，加強了作品的內在感染力量。這是他吸取了希臘悲劇發展成果的具體體現。想通過這種悲劇效果來強化著作內容在讀者頭腦中的印象，從而加強對後世的垂訓作用。

不僅在敘述史事時比較成功地克服了個人的情感，做到了“冷漠無情”，而且在評價史事時也能夠遵守“客觀”原則，按照一般的社會道德標準來判斷人事的是非善惡。無論是雅典人還是外邦人，無論是雅典的朋友還是雅典的敵人，無論是對雅典有利還是對雅典不利，修昔底德評判過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都是比較公平的。

正是因為公平地、充分地敘述了史實，又以一般原則為標準進行了評判，因而使得著作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幾乎沒有人對他的記載表示過疑義。

身上表現出來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達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

關於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非議

1、主題過於狹隘。許多西方史學家在評價《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時，都為它的主題狹隘而感到遺憾，並認為這是它最主要的缺陷。因為修昔底德在書中只敘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經過、以及與其有關的人和事，基本上沒有涉及戰爭以外的事情，對雅典的文化發展狀況也隻字未提。在這一方面，修昔底德明顯地比希羅多德倒退了一大步。然而近年來也有人指出：修昔底德的這種做法恰恰反映了古希臘史學的成熟。

2、用抽象的和永恆的“人性”來解釋和理解歷史發展。修昔底德認為：“古往今來，人就是人，有不變的人性。因此，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在未來會以十分相似的方式重複出現。”這樣一來，就容易陷入歷史循環論。

3、紀年方法不精確。修昔底德在敘述歷史事件時，只使用“冬季”和“夏季”來紀時，不寫具體日期。這樣就不能給人以明確的時間概念，容易混淆史實。

當然，修昔底德仍不失為古希臘傑出的歷史學家，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仍然是西方史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有人曾評論道：“儘管修昔底德比希羅多德只晚生了25年，但他們兩人對歷史的理解卻大不相同；從希羅多德到修昔底德，史學幾乎要進步一個世紀。”這是對修昔底德史學成就的高度評價。

精神思想

修昔底德在敘述戰爭過程和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時，很注意把經濟因素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他考察了當時希臘的一些經濟情況，記述了雅典與埃及等外邦之間的貿易情況，並特別指出了糧食貿易對雅典的重要性。在論述雅典的戰時財政狀況對戰局的影響時，他曾強調指出：“如果沒有充裕的財庫，要想支撐一個長期的戰爭是不可能的”。這些都說明修昔底德已經認識到了經濟在歷史發展以及社會興衰治亂中的作用。

修昔底德把當時希臘哲學(主要是“詭辯派”哲學)中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邏輯方法應用到了歷史研究之中，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堅持求實的原則、研究者必須堅持理智的和批判的態度，為後世的歷史學家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修昔底德用懷疑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他的前輩們，對紀事家們的作品和希羅多德的著作都進行過批評。他主張歷史學不應該取悅流俗，而應該以敘述歷史的真實為最高目標。他認為：要使自己的敘述與歷史事實相符，要使一部歷史著作成為不朽的傳世之作，歷史學家首先必須完全拋棄歷史著作之中的神話和傳說的因素，這是關鍵所在；其次，歷史學家必須儘可能地去親身經歷自己所記述的歷史事件。正如他在第5卷中所說：“我親身經歷了戰爭的整個過程，幸而我已成年，能充分了解這次戰爭的意義。為了明確地弄清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乃細心觀察。事有湊巧，自從在安菲波里斯城下兵敗之後，我便度過了20年流放的生活，得以密切地觀察到交戰雙方的情況。而且因為自己閑著，便可以專心致志地對這些事進行深入的研究。”

修昔底德在書中提出來的這些關於“史料懷疑”和“史料批判”的原則，幾乎已經達到了現代專業化的水平；與此同時，他在自己的寫作過程中，也幾乎完美地實踐了這個原則。

觀點

修昔底德認為：敘述歷史，就是要尋找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在他看來，一切歷史事件之間都有內在的聯繫；它們之所以會在某時某地發生，都有遠因和近因，也有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歷史學家應當對它們進行區別分析，從而對紛紜複雜的歷史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

修昔底德試圖站在世俗的立場上、從人事活動的角度總結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及其教訓，用以垂訓後世。他借伯里克利之口，說出了他的基本觀點：“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勞動成果。”他雖然也提到命運和神意，但是對宗教迷信式的解釋是持否定態度的。在他的著作中，沒有給超自然的力量留下任何位置；凡是涉及到“神”的地方，都是在批評人對神的迷信行為；他始終堅持從社會本身尋找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另外，他筆下的“命運”或“神意”等概念的內涵，與其他古代史學家筆下的類似概念有著本質的不同：在他那裡，命運或神意只是偶然現象的代名詞，並沒有神靈事先和事後對人事的任何干預。他還曾經借伯里克利之口闡述過自己的“命運”觀：“事件的進程可能與人們的計劃相反是正常的，而這正是我們通常把某種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事歸咎於命運的原因。”他還堅決拒絕把各種災變當作神靈對各種即將到來的人間禍福的預示，他指出：日食、月蝕、地震、風暴等都是自然現象，不能把它們看作是吉凶禍福的徵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修昔底德身上表現出來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達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這一概念來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章） 即在現實中，兩個大國的戰略判斷與感情好惡的致命結合，隨著時間的流逝，會導致健康的競爭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甚至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