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達

李公達原名李德芳，又名李達。1905年1月10日出生於湖北省羅田縣橫河韓家灣的一個書香門第

。父親李鑫與叔父李碧均為秀才，李公達9歲後進入其父主辦的鄉村學堂學習，直至高小畢業。1917年他到北京隨叔父生活，翌年秋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924年以品學兼優獲得免學、宿費升入南開大學。1928年夏畢業於南開大學化學系，成績名列前茅。在此期間逐步形成了“科學救國”、“工業救國”的信念。畢業后，李公達到瀋陽東北大學附屬中學任教員，不久到同澤男中擔任理科主任，除講授高中理科課程外，並籌建了相應的實驗室。執教三年間，教學質量高，深受學生愛戴。同期還應張學良將軍之邀請，任其子女的家庭教師。1931年9月，由張學良將軍資助，遠渡重洋赴美留學，進入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學習，翌年夏，獲得化學工程碩士學位；其後繼續在該院攻讀博士，師從美國著名學者J．契普曼（Chipman）教授，1935年冬獲冶金工程博士學位。

1935年末，李公達學成回國，任北洋大學教授，一年後，兼任礦冶系主任。在校期間，除講授高年級冶金課程外，還籌建了冶金實驗室。

1937年“七七事變”后，李公達受聘於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礦冶專門委員，參加籌建位於

湖南湘潭的中央鋼鐵廠；1938年春，調任經濟部礦冶研究所技正。同年秋，由於戰局緊迫，李公達隨所內遷入川，主持協和煉鐵廠的規劃設計工作。1939年5月，他應友人張錫羊之邀，任新威礦冶公司總工程師兼威遠鐵廠廠長，著力於礦山、煉焦、耐火材料和煉鐵高爐的恢復工作。1941年春李公達赴重慶，受聘於中國興業公司，擔任煉鐵廠廠長；1943～1944年，兼任陵江鐵廠工作。1944年3月，他任資源委員會資渝鋼鐵廠資和煉鐵廠廠長；同年冬，兼任重慶國民政府戰時生產局製造處顧問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后，李公達受經濟部派遣，以華北特派員辦公處專門委員身份參加接收石景山鋼鐵廠；1946年初，轉任華北鋼鐵公司天津鋼廠經理，直至1949年1月。1949年初，平津解放后，李公達曾先後擔任天津鋼廠、石景山鋼鐵廠經理。他深入實際，依靠工人和技術人員，使這些工廠得以迅速恢復生產。1950年2月，他參與組建重工業部鋼鐵工業管理局，隨後擔任該局計劃處處長，負責中國（不含鞍山鋼鐵公司）鋼鐵工業的計劃和統計工作；1952年調任生產技術處副處長，常年深入現場，指導各廠高爐大修與開爐，並積極推廣新技術和先進經驗。1953年，他組織籌備了中國第一屆高爐煉鐵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煉鐵原料和燃料、高爐技術操作、生產技術管理、煉鐵技術指標等問題，並通過了《中國第一屆高爐會議決議案》。這次會議對推動當時的高爐生產技術指出了發展方向。1958年李公達任冶金工業部鋼鐵司煉鐵處處長；同年9月兼任鋼鐵研究院煉鐵研究室主任，從此他以很大精力投入到攀枝花礦冶鍊和綜合利用的科研和組織工作中，為開發大西南，建設內地鋼鐵基地作出了重要貢獻。1956年9月，李公達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先後被選為中國金屬學會第一、第二屆常務理事和第二屆副秘書長。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3月4日含冤病逝於北京。

硫磺是軍火生產的主要原料，抗日戰爭初期，四川硫磺都是土法生產，硫回收率僅50%。為改進

硫磺生產，李公達於1938年偕同技士劉樹人等調查了四川硫磺生產情況，發現土法煉硫損失的主要原因在於蒸餾罐壁滲漏，隨即設計建造了一座改良土窯進行試驗，結果回收率提高到75%以上。抗日戰爭前，重慶原有鋼鐵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煉鐵設備均為土高爐，只能生產白口鐵。1941年，李公達擔任中國興業公司煉鐵廠廠長。該廠有30噸煉鐵爐一座，1941年秋建成，年底開爐，他親臨現場指揮和調度，與工人一起晝夜奮戰，高爐順利出鐵，直至1943年夏方停爐修理，連續生產達19個月之久，共生產高硅生鐵8000餘噸，產量質量均佳，當時在重慶地區頗負盛譽。當地很多煉鐵廠如陵江鐵廠、大昌鐵廠等紛紛聘他前去指導，他都熱情給予支持，遂兼任陵江鐵廠工作，並為大昌鐵廠改造了高爐。在指導一個鐵廠的高爐開爐時，正當春節，他竟離家月余而無音信，置全家過年於不顧。

平津解放，李公達先後擔任天津鋼廠和石景山鋼鐵廠經理。石景山鋼鐵廠1號高爐恢復時，他大膽建議不經拆修即行復風，不僅加快了復工速度，而且節省了大量資金。天津鋼廠平爐搗築爐底，過去至少需一個星期以上，他和工人一起，只用一個晝夜就築好了，而且不翻起，很耐用。

李公達任鋼鐵工業管理局生產技術處副處長期間，他不辭勞苦，常年奔走於各鋼鐵企業，熱心指導各廠加強技術管理和積極推廣新技術，如“原料管理”、“爐頂調劑”、“採用旋轉爐頂”、“蒸汽鼓風”、以及“採用新型耐火材料”等。

他反覆強調加強原料管理對高爐工作的重要性，在各廠推行原料混勻和粒度分級；同時，在有條件的工廠，大量生產優質自熔性燒結礦，增加入爐爐料的“熟料比”。他親自參加石景山、本溪、太原、重慶等鋼鐵廠的大修工作，對各廠大修設計提出許多行之有效的意見，並指導各廠推廣高爐快速大修先進技術和經驗，採用機械化操作，使一般高爐大修時間從3個月以上縮短到30天左右，同時由於大修質量提高，也延長了高爐壽命。他十分重視延長高爐壽命，認為國內高爐壽命短，與施工質量、操作維護以及爐缸、爐底結構有關。在高爐冶鍊方面，他提倡重點採用“高風溫”、“高壓爐頂”、“調節鼓風濕度”、“強化冶鍊”等新技術和措施，為高爐增加產量，降低焦比起了重大作用。他還積極倡導“試驗與推廣噴吹燃料新技術”，並著重指出“噴吹煤粉試驗有普遍推廣以節約焦炭的重大意義”。他還認為，“使用廉價低純度（88%左右）氧氣是高爐增產最便宜的辦法”，應“結合噴吹燃料試驗，摸清這項新技術的效果”。實踐證明他所倡導的這些技術思想和新技術，是完全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十分有遠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高爐“結瘤”事故頻繁，對煉鐵生產是極大的威脅。常常哪裡有爐瘤事故發生，他就星夜奔赴到哪裡。他通過指導各廠處理高爐“結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提出許多行之有效的預防措施，如改進爐頂裝料設備，改善爐料透氣性、穩定送風制度等，並且在處理各廠“爐瘤”事故中，他結合具體情況，創造出“扒瘤”、“炸瘤”、“化瘤”等不同除瘤方法，形成了較完整的技術措施。為使中國“爐瘤”事故損失逐年減少作出很大貢獻。在下廠指導處理“爐瘤”事故中，他常常身先士卒，日以繼夜地奮戰在爐旁，深受廣大工人、技術人員的敬佩。為了表彰他對鋼鐵工業的重大貢獻，1956年他出席了重工業部第一屆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和中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李公達早年留學美國時，在著名教授J·契普曼的指導下進行關於平爐鍊鋼去硫方面的研究。由於他的學術成就，曾獲得美國學術團體SigmaXi等的“金鑰匙”獎。李公達是國際上研究鋼鐵脫硫基礎理論的先驅，他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被後人引用。但限於當時條件，他所用的材料欠純，因而所得研究結果現已為後人研究的數據所代替，但他的典型研究方法仍為世人常用。

李公達回國后，特別是在任鋼鐵研究院煉鐵研究室主任期間，又繼續對高爐爐內和爐外脫硫進行了研究和探索。1958年，舉國上下進行了一場全民大鍊鋼運動，為了提高小高爐生鐵重量，在李的組織和領導下，1959年完成了四川合川鋼鐵廠爐外脫硫試驗；1959～1960年，進行了鐵水脫硫機理的研究；1960～1961年，進行了小高爐和化鐵爐脫硫能力的研究。1964～1965年，為了解決攀枝花釩鈦磁鐵礦冶鍊試驗中鐵水含硫高的問題，他領導了在承德鋼鐵廠進行的“爐外轉鼓脫硫工藝”的研究和工業試驗，在以石灰為脫硫劑的情況下，取得較好脫硫效果。

1960～1961年，針對中國焦煤資源相對貧乏，同時又需加速發展鋼鐵工業的實際需要，煉鐵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不斷探索不用或少用焦炭作燃料的其他煉鐵方法，於是展開了煉鐵新工藝——直接還原的研究。李公達組織並直接領導了“迴轉窯直接還原與海綿鐵的熔煉”研究和半工業試驗。迴轉窯以煤作還原劑，原料為塊礦或球團。試驗中總結出的強化迴轉窯生產的若干技術措施，如“高充填率”、“較高還原溫度”及“加強翻動”等，至今仍有指導意義。為了適應不同地區鐵礦品位和能源資源特點，對直接還原產品——海綿鐵的熔煉，分別採取電爐和化鐵爐兩種方案進行試驗；前者生產的是鋼，後者則為鐵水。此外，為了汲取和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工藝，他不顧身體病弱，在翻譯大量外文雜誌和書籍的基礎上，主持編寫了《國外直接還原方法》等技術資料。為了使直接還原工藝能夠早日選定建廠，他又派出科技人員赴閩、浙、皖等地，詳細考察資源情況；其後，對浙江等地的迴轉窯直接還原工業試驗，給予了支持和指導。

中國西南邊陲的攀枝花、西昌地區、釩鈦磁鐵礦儲量極其豐富，但其中二氧化鈦含量很高，給煉鐵工作者帶來極大困難。特別是用普通高爐冶鍊，更是科技領域中的一大難題。

1958年3月，冶金部王鶴壽部長向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提出報告，建議在“二五”期間開始興建攀枝花等鋼鐵基地。

為了加快內地鋼鐵基地的建設，李公達勇敢地擔起了組織釩鈦磁鐵礦冶鍊試驗任務。承德地區有近似攀枝花礦的釩鈦磁鐵礦，為加速試驗，他於1958年親自到承德地區考察資源，指導承德鋼鐵廠小高爐的建設和生產，並為進行釩鈦磁鐵礦冶鍊和綜合利用開始了探索。同年，他決定在鋼鐵研究院建0．5立方米試驗高爐，以進行攀礦的冶鍊研究；同時，在該院業已建成的豎爐上，領導展開釩鈦磁鐵礦球團水法提釩半工業試驗，在國內率先進行了綜合利用新工藝的研究。1959年，他不顧體弱多病，在交通條件十分不便的情況下，毅然爬山涉水親赴西昌、攀枝花地區，實地考察礦山資源情況。同年10月，在他領導和指揮下，於鋼鐵研究院0．5立方米高爐上進行了攀枝花礦的冶鍊試驗。通過試驗，總結出“大風量、斜風口”等冶鍊操作方針，同時認識到：加強和控制爐缸渣面上的氧化氣氛，防止鈦的過還原，是保證釩鈦磁鐵礦正常冶鍊的技術關鍵。1960年，為了優化釩鈦磁鐵礦綜合利用工藝，多生產當時奇缺的戰略物資——五氧化二釩及釩鐵，他積極倡導在承鋼建設球團水法提釩試驗車間，並組織領導了設計和籌建工作。

1964年國民經濟情況好轉，攀枝花礦冶鍊試驗需要繼續進行，李公達受冶金工業部鋼鐵司之託組織考察組再次赴西昌、攀枝花進行調查，參加考察組的有礦冶研究院和東北工學院的有關科技人員，李任組長，3月成行。他不顧花甲之年和帶病之身，深入不毛之地，在農民的幫助下，登上攀西礦區蘭家火山頂峰察看礦區現場，並搜集了攀枝花釩鈦磁鐵礦的樣品和有關資料；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工作后，5月回京。

1964年5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加快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8月，中國金屬學會在京召開了攀枝花鐵礦冶鍊和綜合利用專題座談會，有56位專家和學者參加，李公達是其中之一。會議討論了攀礦的選礦、燒結球團、冶鍊和提釩等問題，對冶鍊方案爭論激烈，有的說用高爐冶鍊，有的主張用電爐，有的建議用高爐“三高”（高風溫、高濕度、高頂壓）方法冶鍊，莫衷一是。李公達主張用高爐冶鍊，採用礦石全部選礦、燒結入爐。其後又在鞍山召開科委冶金組會議進行第二次討論，會上仍有爭論，但多數主張用高爐冶鍊，並決定在高爐冶鍊試驗的同時也進行電爐和高爐“三高”冶鍊試驗。

攀枝花地處中國西南山區，當時鐵路尚未建成，無法運出試驗所需的大量礦石，王之璽和李公達提出先在承德鋼鐵廠100立方米高爐上，用承鋼釩鈦磁鐵礦精礦和含二氧化鈦40%左右的鈦精礦配料進行攀枝花礦冶鍊的模擬試驗。隨後確定李公達任承鋼試驗組組長，他隨即著手試驗準備工作，制訂摸擬試驗方案及進行承鋼高爐的恢復和改造。同年11月，李公達考慮身體有病，不能長期駐留承德，因此推薦鞍鋼煉鐵廠代廠長周傳典為試驗組副組長，具體負責試驗工作。李公達向周詳細介紹了攀枝花礦試驗的三個方案（高爐、電爐、“三高”）。試驗過程中他熱心支持周的工作，及時搜集電爐和“三高”組試驗情況，供高爐組參考，並多次抱病到承德參加冶鍊試驗方案的討論和了解、研究試驗中出現的情況。

承鋼高爐冶鍊試驗從1965年1月24日開始到同年5月，經歷了4個多月時間，在試驗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終於解決了高鈦型釩鈦磁鐵礦高爐冶鍊的根本問題，決定了攀枝花礦高爐冶鍊的方向。

1965年10月，李公達又和蔡博一起向國家提出《攀枝花鐵礦的合理利用與冶鍊方案的幾點意見），積極為內地建設出謀劃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李公達被剝奪了正常的工作權利，但仍念念不忘攀枝花礦冶鍊研究和內地鋼鐵基地建設的進展情況，他曾對家屬深情地說：“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定要到攀枝花再看一看。令人遺憾的是；他未能實現這一美好願望。但他對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的貢獻，將永為後人所銘記。

1905年1月10日生於湖北省羅田縣。

1924～1928年在天津南開大學化學系學習。

1928～1931年任瀋陽東北大學附屬中學、同澤中學理科教員。

1931～1935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學習，獲化學工程碩士學位、冶金工程博士學位。

1936～1937年任北洋大學教授，兼礦冶系主任。

1937～1938年任資源委員會礦冶處專門委員。

1938～1939年任經濟部礦冶研究所技正、重慶協和煉鐵廠主任工程師。

1939～1940年任四川新威礦冶公司總工程師，兼威遠鐵廠廠長。

1941～1944年任重慶中國興業公司煉鐵廠廠長。

1944～1945年任資源委員會資渝鋼鐵廠資和煉鐵廠廠長，兼戰時生產局製造處顧問委員會委員。

1945～1946年任經濟部華北特派員辦公處專門委員。

1946～1949年任華北鋼鐵公司天津鋼廠經理。

1949～1950年任天津鋼廠經理、石景山鋼鐵廠經理。

1950～1956年任重工業部鋼鐵工業管理局計劃處處長、生產技術處副處長。

1957年任冶金工業部鋼鐵工業管理局技術處處長。

1958～1971年任冶金工業部鋼鐵司煉鐵處處長，兼鋼鐵研究院煉鐵研究室主任。

1971年3月4日逝世於北京。

1ChipmanJ．，LiTa．EquilibriumintheReactionofHydrogenwithIronSulphideinLiquidlronandtheThermodynamicsofDesulphuization．Trans．A．S．M．1937，25（June）：435－465．

2李公達．小規模煉鐵廠計劃．礦冶半月刊，1938，1（9）．

3李公達，劉樹人．提煉硫磺試驗．礦冶半月刊，1939，2（19～20）：1～10．

4李公達．目前小高爐生產中的若干技術問題．鋼鐵，1959（6）：169～175．

5李公達，林宗彩．中國煉鐵工業十年來的成就．鋼鐵，1959（18）：796～804

6李公達，李馬可．國外煉鐵動向與中國煉鐵的發展．鋼鐵，1964（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