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內容共十五卷，以小篆為研究對象，同時參照小篆以外的古文、籀文，其中一至十四卷為文字解說，十五卷為敘目，每卷都分上下兩篇，實為三十卷。共收字頭9353個，重文（古文、異體等）1163個，字頭以小篆為準，兼有古文、籀文等異體。

《說文解字》首創漢字部首，順應了統一規範漢字的時代要求，根據“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的原則，以字形為綱，因形立訓，將漢字中相同的形旁作為分類的基準，分540個部首排列，從“一”部開始到“亥”部結束，同部字的第一個字就是部首，並用“凡某之屬皆從某”標明。凡同從一個偏旁的字都列在一起，討原以納流，執要以說詳，措意於揭示詞語的內在規律和詞義系統。

《說文解字》正文部分重點在字形的分析，以周秦書面語言為訓釋對象，從字形出發，闡明篆體文字結構，追溯造字源流，以形為經，以義為緯，探求與字形結構相合的本義，闡述形音義三方面的關係，在以形歸類的表象下，旨在尋求義類的確立，即通過一個個形類的分辨達到一個個義類的聚合。釋義主要採用同義詞或近義詞解釋被釋詞，或標示義界作定義式的詮釋，或闡述語源。每一個字的說解，一般先分析探求其本義，再根據“六書”理論剖析形體結構，說明詞義，用形聲字聲符或“讀若”說明讀音，解釋字形與字義或字音之間的關係，用“一曰、或曰、又曰”分列義項。《說文》徵引的經書古籍中不僅有《詩》《書》《禮》《易》《春秋》，還有《老子》《墨子》《韓非子》《國語》《逸周書》《楚辭》《史篇》《山海經》《司馬法》《太乙經》等，涉及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等不同學科的知識。

《說文解字》里的“古文”，今依大徐本所註明的重文字數是474個，主要指漢代所發現的孔子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就許書所列古文形體來看，與魏石經古文、宋郭忠恕《汗簡》所輯傳抄古文字形皆近。這種文字也稱為“蝌蚪文”，是戰國時代通行於齊、魯、三晉之間的一種古文字書跡。

《說文解字》里的“籀文”是來自《史籀篇》中的文字，大徐本標明的重文數共計208個。今比照出土東周文字資料，不論秦或東方諸國均有許書籀文之用例，許多籀文字形還接近西周晚期的金文字形，表明《史籀篇》所流傳的時代要早於東周，班固、許慎以為周宣王時書，大致是可信的。

在許書重文里，還有“或體”“俗體”“今文”諸名，許慎常用“或作某”、“俗作某”稱之。古文、籀文與正篆是屬於不同時期所存在的古漢字異文關係，或體、俗體、今文與正篆則主要是指漢世所存在的異文關係。

《說文解字》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東漢的客觀條件與許慎的主觀條件碰撞的結果。

第一，周秦兩漢的文字、辭彙研究，為《說文解字》的出現奠定了學術基礎。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西漢有《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訓纂篇》東漢有《滂熹篇》；還有成書於漢初的《爾雅》成書於西漢末年的《方言》；還有從地下或壁里挖掘出來的古本，從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銘文：諸如此類，都為《說文解字》的成書準備了成千上萬的各種體式的單字。周秦兩漢《史籀篇》之類的識字課本和《爾雅》《方言》諸書，為《說文解字》的編排提供了借鑒。許慎以前的經學家和小學家關於漢字形音義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書說”，就為《說文解字》提供了理淪指導。

第二，漢代今古文學派的激烈鬥爭，為《說文解字》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今文是指隸書，古文是指先秦六國古文。經典因記載的文字不同而分為今文經典和古文經典，這本來只是字體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卻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派別。今文經學派認為經書是聖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義”，大可經世致用，常常斷章取義，任意引申比附。古文經學派認為應該根據字義客觀地解釋經義，應該重視語言文字之學，樹立它在經學上的崇高地位。許慎是古文經學家，他生活在東漢中葉之後。此時，正值今文經學派逐漸衰落，古文經學派逐漸興盛。他不能容忍為要經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現象，他猛烈抨擊那些“玩其所習，蔽所希聞”的俗儒，那些“競說字解經，喧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的“鄙夫”。他認為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經藝”，不利於“王政”。為了駁斥今文經學家篡改經義的說法，許慎立志寫作《說文解字》。

許慎求是的精神使他這種志向變為現實。《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傳》說：“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日：‘《五經》無雙許叔重。’”可見其學識當為同輩人之出類拔萃者。《許慎傳》又說：“性淳篤。”淳，純實；篤，忠厚。就是說許慎一輩子忠厚老實，實事求是。正因為這樣，他才能上下求索，博通人，力求作到小大立論，信而有證。“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說文解字·敘》）對於自己不知道的東西，讓它缺著，不自以為是，強作解人。在長期的學習和研究中，許慎搜集到大量的小篆、古文、籀文資料，並且以廣博的經學知識為基礎，根據六書條例，在從賈逵受古學之時，即著手編寫《說文解字》，在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正月草成這部著作。許慎在校書過程中，涉獵的典籍廣而精深。當時《說文解字》的初稿雖已完成，但為了利用此機會將它補充得更加完善，遲遲不作定稿。安帝元年（119年）初六，全國四十二處地震，災情極為嚴重。皇帝下詔三府，選屬下有能力的官員，出補令長，安撫百姓，穩定民心。許慎樸實忠厚，又“能惠利牧養”，故被選受詔到沛國洨縣（今安徽固鎮）任縣令。許慎致力儒學，淡於仕官，在就任縣令之前，即稱病回故鄉萬歲里，專心審定《說文解字》。三年後，即121年，《說文解字》定稿，遂讓其子許沖將稿奉獻皇帝。

《說文解字》之名包括兩層意思：一是“說文”，一是“解字”，“文”與“字”不是同一概念，許慎對此的解釋是：倉頡開始造文字時，大概是按照萬物的形狀臨摹，所以這種圖畫似的符號叫做“文”，這以後，那形與形，形與聲結合的符號便叫“字”。“文”，就是描繪事物本來的形狀，“字”的含義是說滋生，繁衍。

“字”是後起的，秦代以前，文字只稱“文”或“書”，不叫“字”，“文”和“字”反映了漢字發展的兩個階段，即圖畫符號階段和概念符號階段，古文字學家稱獨體的字為“文”，稱合體的字為“字”，獨體的“文”因為不能再分解，故說明之，即“說文”之義；合體的“字”由兩三個不同的“文”構成，故剖解之，即“解字”之義，上述兩層意思合在一起，可作《說文解字》之名的含義。

一、“本立而道生”：許慎編纂《說文解字》的主導思想

許慎生活的年代正是今古文之爭頗為激烈的時期。在這場論戰中，許慎是以“古文經派”的面貌出現的。當時，今文經派的儒生競相說字解經，他們依據隸書的形體，臆測文字的起源和結構。許慎對這些“鄙夫俗儒”的“野言”“巧說邪辭”進行了尖銳批評。《說文解字·敘》云：“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鄙夫俗儒，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有鑒於此，許慎提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在許慎看來，文字是經史百家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條件。前人憑藉文字可傳諸後世，而後人依靠它可了解歷史。許慎編纂《說文解字》的直接目的就是批判今文經“巧說邪辭”，捍衛古文經學說的學術地位，為古文經派提供理論依據。在這種目的指引下，許慎受孔子思想的影響，確立了“本立而道生”的編纂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許慎少時博學經籍，學的是今文經，中年受業經學大師賈逵，學的是古文經。正因為許慎兼通今文經、古文經，他對今文經的針砭就顯得尤為有力。許慎在編《說文解字》之前，曾撰有《五經異義》一書，此書雖已亡佚，但從書名和後世輯本來看，許慎對古今兩派經學都是非常熟悉的。《後漢書》云：“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由此可以看出，許慎的古文經派立場前後是一貫的，從《五經異義》到《說文解字》反映出許慎不斷深化的古文經派思想。《五經異義》重在辨明古今兩派對經義說解的不同，而《說文解字》則是從根本上闡釋古文經派的思想，“文字”可以說是許慎找到的反對今文經學派的一柄利器，對文字逐一進行說解，對六經經義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許慎為何以小篆為說解對象。這是因為在形體上從古籀到小篆只是一個“量變”的過程，段玉裁云：“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而由篆書到隸書則是一個“質變”的過程。六經產生在先秦，以文字來通經，最佳選擇自然是篆書。對“省改者十之一二”的古文和籀文，許慎並非有丟棄，而是兼而錄之，並以“重文”形式出現。許慎“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乃漢代通經、正經之正途，既是可行的，也是妥帖的。“鄙夫俗儒”以漢之隸書來解字說經，註定只能陷人“迷誤”的境地。至於段玉裁所說《說文解字》“以小篆為質”是出於“法后王，尊漢制”的考慮，倒是有附會牽強之嫌。

二、“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思想催生部首編排體例

許慎在確立通經、正經的基本思路之後，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對紛繁文字進行有序說解。許慎確立的編纂思想是“類聚群分”，即將眾多文字分成若干類來進行說解。許慎從字形分析入手，創立了540個部首，以此來統攝9353字。這樣就等於把540個部首分成若干大類。這可以幫助讀者更深刻地理解義符，更正確地理解字義。每部所屬的字的排列也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依據以類相從的原則。

許慎之所以能創立540個部首，得力於他對“六書”造字法的深刻理解。這裡所說的“六書”是否即指六種造字法，不能確知。班固《漢書·藝文志》援引劉歆的說法，指出了“六書”的具體名稱：“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他沒能闡明“六書”的具體內容。許慎第一次給“六書”作了完整的界定，並給出了例字。《說文解字·敘》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義，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偽，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許慎所界定的“六書”說，後世雖有補易，但都沒有超出許慎的“六書”理論體系。

《說文解字》分類編排的方法，用許慎自己的話說，就是“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許慎曾明言這種編纂方法的思想來源，《說文解字·敘》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語出《周易·繫辭上》。段玉裁對《說文解字》的“類聚”“群分”做過註解：“類聚，謂同部也；群分，謂異部也。”就是說，《說文解字》中同部屬字是按照“類聚”的原則編排的，不同部首是按照“群分”的原則分立的。這裡，段玉裁主要還是從宏觀結構來講的。實際上，許慎對同一部首內字與字，以及不同部首之間的排列順序都作了精心的考慮和設計。同一部首所轄各字主要採用了“以義相貫”的編纂方法，而對不同部首之間的安排則主要採用了“據形系聯”的方法。先看同部各字之間的“以義相貫”。如“示”部大致的說解順序是：先對獨體之文“示”進行說解，然後對“祜”“禮”“禧”等進行說解。在對孳乳之文進行說解時，先列避諱字“祜”（漢安帝之名），再列其他孳乳字。在這些字當中，又先列“禮”“禧”“禛”“祿”等表示受福、吉祥、敬安的字，再列“神”“祇”“秘”等與祭祀有關的字，最後排列“禍”“崇”“禁”“䄠”等含有禍凶之義的字。由此可見，《說文》中同一部首的字的排列大體是“以義牽屬”“以理相貫”的。段注亦云：“凡每部中字之先後以義之相引為次”。

再看部首之間的“據形系聯”。第一篇前八部“一、丄、示、三、王、玉、珏、氣”，以“一”相系聯，由簡至繁，逐步引申。段注云：丄，“蒙一而次之”；示，“從二，蒙二而次之”；三，“蒙示有三垂，而以三次之”；王，“蒙三而次之”；玉，“亦蒙三而次之”；珏，“蒙王而次之”；氣，“文象形，而次此者，為其列多不過三“。再如，第八篇三十七部，首部是“人”；“人”下是“?”部，從倒人；“?”下為是“匕”部，從反人，“匕”下是“從”部，二人並立；“從”下是“比”部，反從為比；“比”下為“北”部，“二人相背”；“北”下為“丘”部，“蒙北而次之”；如此等等。這一組部首，以“人”相從，排列上亦由簡至繁，部首與部首之間先後次序是“據形系聯”的。段注云：“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近為次。”需要指出的是，許慎在“部首群”之間也做了精心安排。如上文所舉第一篇前八部“一、丄、示、三、王、玉、珏、氣”，緊接這個部首群的是“士、丨、屮、艸、蓐、茻”部首群。這個部首群以“|”系聯，基本也是由簡至繁。這兩個部首群的結合部是“士”部，“士”兼具“一”“丨”兩個部首特性，以此為中介和橋樑，就使得“以一相聯”自然過渡到“以丨相聯”。這種“部首群”之間的“系聯”使得全書渾然融為一體。陳平先生對此做過細密研究，他說：許慎“據形系聯”在程序上先以“基本形”部首將數個部首聯為一組，而在前後兩個以“基本形”連成的部首小組之間，往往有意識地安排一個兼具前後兩個“基本形”的部首居中，起銜接過渡作用。

三、“始一終亥”思想決定《說文解字》部首序列的宏觀走向

前文已述，許慎在部首次序的安排上採用了“據形系聯”的編纂方法。但如果起始部首不同，即便“據形系聯”，也會出現不同的編排次序，這是其一。其二“一部”之下為何不接“二部”，而是接“丄部”；“丄部”之下為何不接“下部”，而是要接“示”部；等等。這些都說明，《說文解字》在部首的排列上，一定還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影響。這個思想就是“始一終亥”。“始一終亥”思想實際上決定著540個部首的宏觀走向。《說文解字·敘》云：“其建首為一，立一為耑”，“畢於終亥，知化窮冥”。先看“立一為耑”。《說文》云：“一，惟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下，化成萬物。”段註：“《漢書》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

但許慎並沒有以“數字之始”來解釋“一”，而是把“一”解說成“萬物之本”“道立於一”。這與老子所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一致的，與漢代陰陽五行學說“萬物生於一，畢終於亥”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許慎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才“立一為耑”。在許慎看來，道從“一”生，文從“一”始，一為道之本，亦為文字之本。在“一”部之下，許慎安排了4個帶有“元始”意思的字：“元、天、丕、吏”。不僅如此，《說文》在“一”部之下緊接“丄、示、王、玉”等部首。“丄”，《說文》曰：“丄，高也”；“丄”部屬字“帝”，《說文》曰：“帝，諦也，王者之號也。”再如“示”，《說文》曰：“示，天垂象見凶吉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示”部屬字“祜”，是安帝之名，許慎立為屬字第一。從《說文》前幾個部首及其屬字來看，都反映出“道立於一”的思想。或者說，《說文》部首的編排是受到許慎這種思想影響的，而不僅僅是“以形相連”“以義相貫”編纂方法的產物。

再看“畢於終亥”。《說文解字》以“亥”字殿後。“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褢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凡亥之屬皆從亥。”這裡許慎採用聲訓方法，亥讀荄，並從干支、陰陽八卦角度進行訓釋，亥為十月，於卦為坤，乃歲盡之時。但許慎認為這不足以解釋亥的全部要義，續引出古文“亥”字進行訓釋：“亥而生子，復從一起。”段註：“此言始一終亥，亥終則復始一也。一下以韻語起，此一韻語終。”《說文解字·敘》中，段玉裁對“畢終於亥”註解為：“畢，猶竟也，終，古作冬，冬者，四時盡也。引申為凡盡之稱。後人終字為之。”從許慎對“亥”的說解以及段注來看，“亥”均有“終”之義。許慎從“一”起，以“亥”終，構建出一個完整、有序的文字說解體系。

四、“信而有徵”、“不知蓋闕”思想對編纂風格的影響

許慎編纂《說文解字》態度是極為審慎的，他對每一個字的說解都要求言必有據。如有不知，則“博問通人”“考之於逵”，再有不知，則懸而闕之，以俟來者。用許慎自己的話說就是“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信而有徵，稽撰其說”，“於所不知，蓋闕如也”。這種嚴謹的編纂態度，是在長期的治學經歷中形成的。對《說文解字》而言，或許還有兩個更為直接的原因，一是有感於孔子之言“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在許慎看來，今文經學派之所以信口雌黃，就是缺少“信而有徵，不知蓋闕”的治學態度，以至於“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二是許慎認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對文字的解說不是“小學”，而是關涉五經正義的大事，更要言必有據，多聞闕疑。許慎“信而有徵，不知蓋闕”的編纂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博採通人”“信而有徵”。《說文解字》於世間萬物無所不包，許慎採取的方法就是不論大小，博採眾說。許慎《說文解字·敘》云：“博採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徵”，“萬物咸睹，靡不兼載”。許沖《上〈說文〉表》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據黃侃先生《說文略說》考索，《說文》中引自六藝之外的書就有《老子》《漢律》《逸周書》《五行傳》《爾雅》《孝經說》《韓非》《司馬法》《弟子職》《墨子》《孟子》《秦刻石》《魯郊禮》《甘氏星經》《山海經》等30餘種，引自諸家（即許慎所說的“通人”）說解，就有董仲舒、孔子、尹彤、淮南子、司馬相如、杜林、譚長、賈侍中、揚雄、劉歆、班固、歐陽喬、宋弘等近40人。《說文解字》咸宗成說，皆有出處，充分體現出博採眾長、信而有徵的編纂思想。需要注意的是，許慎對書證不是見文即錄，而是作了別和精選。如《說文》攴部：“斁，解也。從支睾（yì）聲。《詩》云：‘服之無教。’斁，猒也。一曰終也。”“斁”字在《詩》中多次出現，許慎獨取《周南·葛覃》“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就是考慮到“斁”與“無”搭配的典型性，而且“猒（厭）”與“解（懈）”意義關聯也很緊密。

二是“聞疑見疑”，“不知蓋闕”。許慎說文解字均據舊文，舊文有異或並存之，或厘辨之；舊文所無，或有所不知，則蓋闕之。《說文解字·敘》云：“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說文》中見疑並存的例子很多，故常有“一曰”“又曰”“一說”“或說”之語。如：（1）木部：“櫝，匱也。從木賣聲。一曰木名。又曰：櫝木枕也。”（2）我部：“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從戈扎手，古文垂也，一曰古殺字。凡我之屬皆從我。”（3）?部：阪，坡者曰坂。從有反聲。一曰澤障也。一曰山脅也。”《說文》中“不知蓋闕”的情形也不乏其例。據統計，《說文》中“不知蓋闕”的例子共53處。凡言“闕”者，“或闕其形，或闕其音，或闕其義”。如：（1）丄部：“旁，溥也。從二，闕；方聲。”此為“形”闕，段注云：“闕，謂從門之說未聞也。”（2）吅部：“單，大也。從吅曱，吅亦聲。闕。”此為“形”闕，段注云：“當雲曱闕，謂曱形未聞也。”（3）又部：“叚，借也。闕。”此亦為“形”闕，段注云：“謂闕其形也，其從又可知，其餘則未解也。故曰闕。”（4）木部：“某，酸果也。從木甘。闕。”此為“形”“義”不合，段注云：“此闕，謂義訓酸而形從甘，不得其解也。”（5）丸部；“奿，闕。”此為“義”“形”“音”均闕，段注云：“謂其義其形其音說皆闕。”

從《說文解字》的編纂來看，許慎是有著較為嚴密的編纂思想體系的。許慎編纂《說文解字》，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批判“鄙夫俗儒”的“巧說邪辭”，捍衛古文經學的地位他從孔子“本立而道生”的思想出發，創造性地找到了正經的通途，就是從文字說解開始。在許慎看來，文字乃“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對其逐一說解，可正本清源，獲取經文之要義。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許慎選擇了“小篆”這一可以通達“古籀”的文字為說解對象。為了能對眾多文字進行有序說解，許慎繼承了《周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的分類思想，以“六書”為理論依據，創造出540個部首，以此統攝9353個字。這種分類思想催生出“以義相貫”“據形系聯”兩種編排方法，從而使得部首與部首之間、同部屬字之間聯繫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部首次序的安排上，許慎還受“始一終亥”的思想的引導。在“類聚群分”和“始一終亥”兩種思想的共同作用下，《說文解字》才形成一個自足系統，一個生命體。由一至亥，亥又生子，復從一起，這是一個“完美的生命輪迴”。這種系統的嚴密性和“生命性”，是此前字書分類所無法比擬的。此外，許慎編纂態度極為嚴謹，他確立了“博採通人，信而有徵”和“聞疑見疑，不知蓋闕”兩個說解原則。這既是許慎一貫的嚴謹治學態度的反映，也是由其通經、正經目的的嚴肅性決定了。值得注意的是，許慎的編纂思想，大多源於儒家經典。“本立而道生”出自《論語》，《論語·學而》：“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類聚群分”思想出自《周易》，《周易·繫辭上》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信而有徵”思想則源於《左傳》，《左傳·昭公八年》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而“不知蓋闕”思想似也源於孔子，《論語·為政》云：“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這些都反映了許慎對儒家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說文解字》對每個字的說解，包括字義、字形和字音三個部分。《說文解字》對每一個字頭，首先解釋其意義。許慎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資料，說明該字最初造字時所代表的意義。這些解釋反映出上古時期人們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認識，以及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

《說文解字》說解字義的方式，主要有直訓、描寫、譬況和聲訓等。

一、直訓。即直接說解某字的意義。

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從示，司聲。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

琥，發兵瑞玉，為虎文。《春秋傳》曰：“賜子家雙琥。”

二、描寫。即對被說解的對象的特徵進行描述。

蟲，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

籟，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翁。

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三、譬況。即用常見的事物來比方被解釋的對象。

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雖，似蜥蜴而大。

四、聲訓。聲訓是用與被釋詞古音相近、意義相關的詞來進行解釋。聲訓大多解釋該事物得名的原由，具有追尋語源的作用。

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

月，閾也。太陰之精。

戶，護也。半門曰戶。

在說解中，作者首先區別了“文”與“字”。文，是事物形象的本來面目。即“文”是獨體的，故只能“說”。《說文解字》以六書理論為框架來分析漢字結構，進而揭示其本意。但嚴格說，許慎只用了前四書。在釋形時沒有明確指出“此假借”、“此轉注”，假借、轉注應屬用字法。

一、象形

象形字，常用“象形”、“象某形”、“象某某之形”等說明。比如：

● ● 象形：“氣，雲氣也。象形。”

● ● 象某形：“自，鼻也，象鼻形”

● ● 象某某之形：“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

● ● 從某某，象某某：“果，木實也。從木，象果形在木之上”

二、指事

指事字，常用“指事”、“象某某之形”、“從某，從某”說明。比如：

● ● 指事：“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 ● 象某某之形：“刃，刀也。象刀有刃之形。”

● ● 從某，從某：“寸，十分也。從又，從一。”

● ● 象某某：“凶，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刃”不是象形字，刀上的一點只是標誌刀口利的符號，它並不與刀構成一幅隨體畫物的圓象；“寸”不是會意字，一是標誌寸口所在部位的符號，不能閱立存在，不是構成會意字的部件。

三、會意

會意字，常常用“從某，從某”、“從某某“、“從某，從某省”、“從某，從某，某亦聲”、“從某某，某亦聲”、“從”帶主謂句等來說明。比如：

● ● 從某，從某：“伏，司也。從人，從犬。”；“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從月從臣，從?，?，朝廷也。”

● ● 從某某：“位，列。中庭之左右為之位。從人、立。”

● ● 從某從某會意：“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

● ● 從某從某省：“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

● ● 從某從某，某（亦）聲：“泰，滑也，從廾，從水，大聲。”；“像，象也。從人，從象，象亦聲”。

● ● 從某，從+主謂句：“伐，擊也。從人持戈。”

“從某從某”、“從某某”表示會合幾個形體的意義，成為這個新造字的意義。“從某省”，是說取某字的意義，但不取它的全形，只保留形體的一部分。“某亦聲”，是說既取其形以會意，又取其音以象聲，即會意兼形聲。“從”帶主謂句，是由一個主謂句揭示由幾個部件構成的畫面的中心意思。

四、形聲

形聲字常用“從某，某聲”、“從某省，某聲”，“從，某省聲”等等來說明。“從某，某聲”是說半取形，半取聲。“從某省”，是說取某字為形旁，但不取它的全形，只取形體的一部分。“某省聲”是說取某字為聲旁，但不取它的全形，只取形體的一部分。

轉注是特殊的形聲字，它的構形與一般形聲字相同。假借沒有產生新的形體，所以沒有專用的析形述語。

例如:

● ● 從某，某（省）聲：“放，逐也。從攴，方聲”；“茲，艸”（草）木多益。從艸，絲省聲。”

● ● 從某從某，某亦聲：“化，教行也。從七從人，七亦聲。”

● ● 從某某，某（亦）聲：“僦，賃也。從人、就，就亦聲。”

● ● 從某省，某（省）聲：“考，老也。從老省，丂聲。”；“橐也。從㯻省，襄省聲。”

許慎所處的時代尚無反切，系統地用反切對漢字標音始於漢末時孫炎的《爾雅音義》，如今《說文解字》大徐本的反切是據唐代孫愐《唐韻》的反切加上去的。《說文解字系傳》（小徐本）的反切是南唐朱翱所加的。在《說文解字》里，許慎對漢字的讀音問題作了兩種處理，第一是用形聲系統，即形聲字解形之某聲、省聲、亦聲，來說明造字的讀音；第二，是用“讀若”擬出漢代人的讀音。

一、形聲法

形聲法是《說文解字》註明字音的最重要的方式。許慎所處的時代沒有反切，有人因此認為《說文解字》是沒有讀音的字書，除了少數“讀若”注音之外，收字讀音不可知。許慎利用漢字的諧聲系統來給《說文解字》中的字注音。諧聲偏旁代表上古造字之時的語音。在《說文解字》所收錄的字頭中，形聲字約佔82.7%。其它的無聲旁字沒有標音成分，但大多數充當形聲字聲旁，自然也是標音符號。在許慎指出某字為形聲，其諧聲偏旁為什麼以後，《說文解字》中約有7700個字可以探求其上古音。

二、讀若法

“讀若”就是用同音字或音近字直接註明讀音，《說文解字》僅給生僻字或讀音特殊的字用此法注音，約有800多個，約佔《說文解字》字頭數的1/10。詞例是：讀若，讀如，讀若某同，讀與某同。如：

莠：禾粟下生莠也，從艹，秀聲，讀若酉。

森：木多貌。從林，從木，讀若曾參之參。

讀若某，可能是完全同音，也可能只是讀音相近。同音的，如：

朿：木芒也，象形，讀若刺。

肰，大肉也，從肉犬，讀若然。

音近的如：

燮：和也。從言從又炎，讀若濕。

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

除了直接擬音外,《說文解字》還往往以俗語、方言、經典成語注音。

哽：語為舌所介也，從口，更聲，讀若並沒使。

卸：舍車解馬也。從卩、止、午，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

唪，大笑也。讀若《詩》曰“瓜瓞菶菶”。

《說文解字》中的“讀若”，標註讀音的同時，又往往指出文字通假的線索，也可庭見古書用字的同音代替現象。《說文解字·心部》：“愆，過也。”愆的本義是罪過，同䇂，古典籍通用愆。《說文解字·雥部》：“集，群烏在木上。”集的本義是集合，同亼，古典籍通用“集”。《說文解字·乙部》：“亂，治也。”亂的本義是治理，同閱，古典籍通用“亂”。上述三例“讀若”，通過音義相同的註釋，說明了古今字形的變化。

一、引用古籀

小篆上通古籀，下啟漢隸，所以許氏以小篆為正體，以古籀為徵引附錄的對象。這是許書的通例。比如：

“旅”下：?，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

“旁”下：雱，籀文

“蒜”下：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從茻。

“奭”下：《史篇》名丑。

“爰”下：籀文以為車轅字。

古文是春秋戰國時期東方六國的文字，《說文解字》註明了的有510個。“古文某“是說古文的另一種寫法；“古文某如此”，是只知其形，而不知其構形的理據；“古文以為”，是說明古文藉此字為彼字，是文字的早期假借現象。輸文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西土文字，《說文解字》註明了的有223字。或稱“籀文”，或稱“大篆”，或稱“史篇”。史篇，徐鍇說：“謂所作倉頡十五篇也。”

也有先敘古籀，附以小篆的。這是《說文解字》的變例。是為了建立某一部首的需要。如二（上）部、呂部。

二、引用或俗

或俗就是或體和俗體。古籀、或、俗幾乎全是重文。所謂重文，就是一個字的不同形體。古文、籀文與小篆是不同時期的不同形體，或體和俗體與小篆是同一時期的不同形體。下面是《說文解字》註明了“或”“俗”的例子：

“壻”下：婿，壻或從女。

“褎”下：袖，俗褎從由。

這裡附帶說明，《說文解字》在“兒“下說兒是古文奇字人，在“無（繁）”下說“無”是奇字無。所謂奇字，實際上也是一種異體字。

三、引用經書

在《說文解字》中多引用經書、除了引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等著作外，還引用了諸子、《爾雅》、《左傳》等先秦著作，共有四十多種。

《說文解字》引用經書，有的用以釋義，有的用以解形，有的注音。比如：

祝，祭主讚詞者。從示，從人口。一曰：從兌省。《易》曰：“兌為口為巫。”

香，芳也。《春秋左傳》曰：“黍稷馨香。”

上例引《易經》明“祝“字的另一構形說。下例引《春秋傳》證明“芳”義。上文讀若法一節引用的《詩經》“瓜瓞菶菶“句是為“唪”字標音。

四、引用通人

通人，就是學精通的專家學者。《說文解字》全書有110餘條說解，分別采自39家通人的說法。

五、引用方言俗語

全書共170餘條。比如：

睇，目小視也。南楚謂眄日睇。

皇，大也。從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

六、引別說，廣異聞。

《說文解字》常用“一曰”“或曰”引用正解之外的另一種說法。比如：

昏，日冥也。從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

舒，伸也。一曰舒緩也。

玖，石之次玉黑色者。讀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

首例是構型的不同認識，次例是義訓的不同見解，末例是擬音的不同說法。

《說文解字》對後人的影響，第一，《說文解字》從上萬個漢字中區別其偏旁和部首，分類歸納成五百四十個部類，開啟了漢字按部首編排的漢字字典編排方法。直至當今使用的漢語字典、詞典，仍然使用部首檢字法編排。

第二，《說文解字》在說解內容中首次闡發了“六書”的內容，貫穿了六書的原則，許慎對六書分別下了定義，舉了例字，後世講六書都沿用許慎的名稱和定義。

第三，《說文解字》收錄了漢字形體的多種寫法，當時漢朝的篆體外，還有籀文、古文等異體寫法。這些字體大都為象形體。這就為研究漢字提供了寶貴的古文字資料，也為推究上古文字的本義給予了較大的方便。後世發現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簡帛文字這些漢朝以前的文字，都是依據《說文解字》所收錄的這些古文字字形作依據，才得以考證和認讀。所以《說文解字》是語言文字學的寶庫，在文字、訓詁和音韻等方面都顯示出極大的價值。《說文》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古字，同時還保存了大量的古義，它既是一部文字學經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訓詁學名著。清儒將其奉為詞義訓詁的準繩，認為它在訓詁學上的地位可以與《爾雅》相提並論。段玉裁就說過：“《說文》、《爾雅》相為表裡。”直至現代，《說文》學仍然是一門重要的學問，無論是從事古漢語詞義的專門研究，還是字典辭書的編纂，《說文解字》都是一部經常被援引的著作。

第四，《說文解字》一書保存了大量的古音資料，對於漢語語音史的研究，特別是上古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清儒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就他們所依據的材料來看，主要有兩種：第一是《詩經》等先秦文的押韻情況，第二就是《說文》的諧聲。根據先秦韻文用韻的實際情況來歸納上古韻部，所得出的結果雖然比較可靠，但是，一方面，這樣歸納出來的結果還需要其他方面的材料來檢驗，另一方面，由於上古韻文的入韻字有限，要論定每個漢字的古韻部居，光憑韻文的材料還是很不夠的，這就需要利用《說文》的諧聲系統來加以驗證和補充。《說文》有七千多個形聲字，可以從中分析出一千多個諧聲偏旁。同一諧聲偏旁的字雖然後世讀音很不相同，或聲有轉移，或韻有更改，或聲韻俱失；但上古造字之時，讀音則是相同的。因此，《說文》的諧聲同先秦韻文的押韻一樣，也都反映了上古音的基本面貌。

第五，《說文解字》是記錄自然和歷史文化的百科全書。因為《說文》的產生時代較早，其中有許多漢字的意義都是表示物類和事類的，許慎記錄了早期人們對自然和社會規律的認識。許慎之子許沖在《上〈說文解字〉表》中也說，許慎創作《說文解字》：凡是儒家經典及其他群書中的用字，都訓釋它們的含義，而像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不同尋常的人物或事件、王制、禮儀等，凡是一切世間人事，沒有不載錄其中的。因此，《說文解字》一書對於了解自然萬物和漢代以前的社會、政治思想、文化面貌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北齊文學家顏之推：“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吾服其為書，隱栝有條理，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

北魏文字學家、書法家江式：“《說文解字》，包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

元代學者李文仲：“處《說文》之先者，非《說文》無以明；處《說文》之後者，非《說文》無以法。”

清代文學家姚文田：“古音至江左盡變，所賴以不亡者，惟《說文解字》一書。其於諧聲之文，枝分派別，條理秩如。 ”

清代文字訓詁學家、經學家段玉裁：“令所有之字，分別其部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則曰‘凡某之屬皆從某’，於是形立而音義易明。凡字必有所屬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統攝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

清代經學家孫星衍：“五經文字毀於暴秦，而存於《說文》。《說文》不作，幾於不知六藝。六藝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本解。”

清代史學家、經學家王鳴盛：“《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余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

清代政治家、文學家曾國藩：“許書略存二百字，古鏡一掃千年塵。篆文已與流俗殊，解說尤令耳目新。乾嘉老儒耽蒼雅，東南嚴段並絕倫。”

近代革命家、文字學家黃侃：“許君說字，皆有徵信，經，典之有徵者，則征之經典，經典之無征者，更訪之通人；其有心知其意，無可取征者，則寧從蓋闕，以避不敏。”

現代訓詁學家陸宗達：“由於《說文》在中國語言學史和世界語言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因而深入地研究它，是研究語言學史、特別是研究漢民族語言學史的重要內容，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現代文字學家、訓詁學家周祖謨：“《說文解字》是中國最古老的、最有權威的一部古文字的字典，對後代研究中國古代文字的形音義和文字發展的歷史貢獻極大。”

現代歷史學家、訓詁學家張舜徽：“沒有《說文解字》作依據，即使新近又發現了成堆的龜甲獸骨和成批的青銅器，上面都刻滿了文字，也無法對那些古文字的結構加以剖析，那是一個什麼字，更談不上進一步作出翔實的考證了。所以這部書一直到今天，還是一部極其重要的古代字書，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字必須由此入門的基本讀物。”

現代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唐蘭：“一直到現在，我們遇見一個新發現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說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續。”（《古文字學導論》）

河北師範大學教授蘇寶榮：“如果沒有《說文》的流傳，我們將不能認識秦漢的篆書，更不用說辨識商代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戰國時的古文。”（《許慎與〈說文解字〉》）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黃天樹：“《說文解字》這本書是中國第一部字典，它把原來一盤散沙的漢字，通過分析字形結構，把這麼一萬多個漢字，歸到五百四十個部首之下，是前所未有的，使漢字可以檢索。部首的整理是識別漢字變得簡單，因為所有的漢字，幾乎都是由這些基本的造字部件組成，只要掌握了基礎的造字部件，實際上就掌握了記憶所有漢字的鑰匙。一直到今天，漢字檢索沿用的依然是許慎創造的方法。”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對於《說文》我們不是研究的過多了，而是研究的還不夠；對於《說文》在詞典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我們不是評價的過高了，而是對於它的經驗和教訓挖掘的還不充分。”

當代語言學家王寧：“有人把《說文解字》稱作一部字典。其實，它的意義和作用豈正是一部字典！它不僅為我們系統地貯存了經過秦代書同文規範了的小篆和一部分曾與小篆有密切關係的大篆和古文，貯存了經先秦經典驗證過的古代文獻詞義；更重要的是，它通過對上萬個漢字的形體逐個的分析，證實了早期漢字因義構形的特點，確立了以形索義的詞義分析方法；它通過獨特的體例，總結出小篆構形的總體規律，描寫出小篆構形的完整系統，使一個個零散的漢字如網如絡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由它所顯示的小篆構形系統，由於順應漢字的發展趨勢，又由於切合漢字的實際，還因為符合漢字優化的原則，所以，強有力地影響了後代的隸書和楷書，起到了促進漢字健康發展的積極的作用，在解釋漢字的形義上一直具有很高的權威性。”（《〈說文解字〉與漢字學》）

一、字形說解上的爭議

《說文解字》所據以說解的古文、籀文和小篆，就其時代來說，都是晚周以後的文字，這時上距殷商甲骨文時代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文字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形體不斷演變，延及周秦之際，有的可以說已經面目全非了。許慎生當東漢，受著時代的局限，既沒有可能見到地下的甲骨文，也難得看到周代早期的銅器文字，因此，說解字形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錯誤，這裡舉一些淺近典型的例子來說明：

特殊字元

“行”，《說文》：“人之步趨也，從彳從亍”（卷二下·行部）。“彳”下曰：“小步也，象人脛，三屬（按謂股、脛，足也）相連也”（卷二下·彳部）。“亍”下日：“步止也，從反彳”（卷二下·彳部）。羅振玉對“行”的解釋是：“〔圖1〕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由〔圖1〕而變為〔圖2〕，形已稍失，許書作〔圖3〕，則形義全不可見，於是許乃釋行為人之步趨，謂其字從彳從亍，失彌甚矣，古從行之字或省其右作彳，或省其左作〔圖4〕，許君誤為二字者，蓋由字形傳寫失其初狀使然矣。”

“禾”，《說文》：“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從木從？省，?象其穗”（卷七上·禾部）。甲骨文禾字作“圖5”，金文作“圖6”，羅振玉釋曰“上象穗與葉，下象莖與根，許君雲從木從省，誤以象形為會意矣。”禾字小篆形體未訛，乃全體象形之文，雖不見甲骨金文，亦極易識別，但許慎為陰陽生之說所蔽，以為禾從木。所以王筠批評他“迂曲”。

“乘”，《說文》：“覆也，從入桀，桀，黠也，軍法日乘”（卷五下·桀部）。甲骨文乘字作“圖7”，金文作“圖8”，王國維釋曰：“此字象人乘木之形”。其本義為“升”“登”，許慎所釋“覆也”乃其引申之義，其說字形全誤。

從以上所舉諸例可以看出，《說文》在說解字形方面的爭議還是相當多的。分析文字既然是為了上溯文字的初誼，說解字形結構之所以然，則當以文字近古為是。《說文解字·敘》說，“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叵復見遠流“，這正是許慎受到的最嚴重的局限，實際情況表明，僅憑小篆為說，要得其詳也是困難的。

二、字義說解方面的爭議

《說文解字》是根據文字的結構並隱括經典故訓來說解字義的，由於對字形結構的認識有誤，連帶著在說字義方面也出規了不少錯誤。這些錯誤。有的純誤解，有的則以引申義或假借義為文字的本義，舉例來說：

“止”，《說文》：“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為足。”（卷二上·止部）。甲骨文、金文的“止”均像足形。許慎說：“象木出有”，乃系誤解。朱駿聲說：“下基與丌與阯同，艸木非形，止部文十四亦無一涉草木者，當以足止為本義，象形也，三出者，止之列多……因加足傍作趾。”段玉裁也說：“止即趾也。《詩》‘麟之止’《易》‘賁其止’、‘壯於前止’，《士昏禮》‘北止’，注曰：‘止，足也’。古文止為趾。無論就字形來看，還是就經典用例來看，止的本義均為足趾，許慎以“下基”釋止，以足為止之借義，都是錯誤的。

“奚”，《說文》：“大腹也。從大，?省聲。“（卷十下·亣部）。羅振玉曰：“罪隸為奚之本誼，故從手持索以拘罪人。”郭沫若、於省吾均從羅說。經傳亦常以奚為罪隸字，《周禮·天官·序官》“奚三百人”，鄭註：“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又《周禮·秋官·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鄭註：“奚隸，女奴男奴也。”就字形和古書用例兩方面材料來看，奚為罪隸，確不可易，許慎說字形既誤，其說本義亦失當。

除了不明字形結構及其衍變的歷史，因而導致對字義的誤釋外，世界觀方面的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識也是影響許慎對字義作出正確解釋的一個重要因素。漢代又特別盛行讖緯、術數之學，時風所及，許慎也未免俗，這樣，就使《說文》對字義的解釋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濃厚的封建意識以及唯心主義色彩，如“一”“二”“三”等數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意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的改變，屬於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要改變自己的存在形式，以適應新的生產關係，從先民造界到許慎創《說文》，其間至少已經歷了二千年以上的歷史，根據後世儒家經說以及當時流行的陰陽讖緯之學來解釋先民造字的意圖，不難設想會導致怎樣的曲說。

《說文解字》問世以後，很快就引起當時學者的重視，在註釋經典時常常引證《說文解字》。如：鄭玄注三禮，應劭、晉灼注《漢書》，都曾援引《說文解字》以證字義。到了南北朝時代，學者們對《說文解字》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系統的認識。唐代科舉考試規定要考《說文解字》。自唐代以後，一切字書、韻書及註釋書中的字義訓詁都依據《說文解字》。

東漢到唐代是《說文》學的起始期。其代表人物是李陽冰。唐代以前，《說文解字》只有傳寫本沒有刊印本。李陽冰把自己收藏的和自己收集到的《說文解字》抄本加以整理和研究，刊定為30卷，修正筆法；雖然有不少主觀臆說，但也時有正確的意見。

宋代到明代，是《說文》學的發展期，其代表人物是南唐人徐鍇（又稱小徐）和徐鉉（又稱大徐）。

徐鍇著有《說文解字系傳》，共40卷，是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說文解字》注本。它除有一般注本的共同寫法外，其顯著特徵是特別注意從聲音上考索字義，從形聲字的聲旁說明字義。這種因聲求義的方法對清代訓詁學家有很大的影響。周祖謨在《問學集·徐鍇說文學》一文說：“徐鍇《系傳》是清代文字訓詁之學的前驅。”

宋太宗雍熙初年（公元984年），徐鉉與句中正、葛湍、王維恭受詔同校《說文解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十一月完稿，太宗命國子監雕為印版，稱為大徐本。它整理審定原著，將原著的15篇各分為上下，成為30卷；依據唐代孫愐《唐韻》逐字反切注音；在許慎的說解內加上“臣鉉曰”“臣鉉等曰”的按語，以參校異同。

清代是《說文解字》研究的鼎盛時期。清代研究《說文解字》的學者不下200人。清代《說文解字》之學，可分為四類：其一，是校勘和考證工作，如嚴可均的《說文校議》 、錢坫的《說文解字斠詮》等；其二，對《說文解字》進行匡正，如孔廣居的《說文疑疑》 、俞樾的《兒笘錄》等；其三，對《說文解字》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王筠的《說文句讀》，其中第一種最為全面，這四人也並稱“說文四大家” ；其四，訂補前人或同時代學者關於 《說文解字》研究的著作，如嚴章福的《說文校議議》、王紹蘭的《說文段注訂補》等。近人丁福保持以往各家研究《說文解字》的專著和其他論及《說文解字》的著述以及甲骨文、金文的材料彙集為《說文解字詁林》 ，后又搜集遺逸編為《補遺》，是該書註釋的總匯。

清代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

已有的最早的《說文》版本，是唐人寫本。一為《木部》殘本，一為《口部》殘簡。前者是清同治二年莫友芝得於安徽黟縣縣令張仁法，后輾轉歸日本人內藤湖南，藏於京都府恭仁山莊，又經內藤之手轉與日本武田氏家族之杏雨之屋，《木部》6葉（頁）共94行，每行2篆，存188篆。後者有二，為日人平子尚氏所藏，存4字，未公諸世，一為日人某氏所藏，存6行，12篆。

南唐徐鍇重訂《說文》作《說文解字系傳》四十卷，又據唐孫愐的《唐韻》，作《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用唐李舟的《切韻》次第。因為李陽冰好以私意說文字，不守許慎原說，徐鍇作《祛妄篇》（《說文解字系傳》里的一篇）專祛李氏之妄，駁李氏臆說五十多條。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徐鉉（字鼎臣）又承詔和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詳參眾本，正誤補闕；又因篇數過繁，分成上下共三十卷，奉敕雕版流布。因此，今本《說文》在唐、宋時經過兩次竄改，已非許書原貌，南宋孝宗時，李燾有《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三十卷，起東終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

清代孫星衍重刻本《說文解字》

二徐本是明清以來最流行的版本，因徐鉉為兄，其本被後人稱為“大徐本”；徐鍇為弟，其本稱為“小徐本。一般認為小徐本最好的本子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由祁雋藻根據宋朝抄本刻寫的本子，大徐本有宋槧本，據說宋槧本有大字本和小字本的分別，但傳世的多是小字本，晚明時，常熟毛晉及其子褒，依據宋刻本始終亥小字本，以大字雕板印行。《說文》原本次第始為人知，後來幾經刪改，成為當時通行的汲古閣本。

清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孫星衍據宋本重刻大徐本《說文解字》，是為平津館本。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陳昌治又根據孫本加以校訂，改為一篆一行本，這便是中華書局1963年所據以整理出版的底本。

許慎（約58年—約147年），字叔重，東漢汝南召陵（今河南召陵區）人，由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入為太尉南閣祭酒。嘗從賈逵受古學，博通經籍，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十四卷並敘目共十五卷，為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專著。所著除《說文解字》外，還有《五經異義》《淮南鴻烈解詁》等書，今皆散佚。清陳壽祺輯有《五經異義疏證》，輯注較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