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盪

《大雅·板》《大雅·盪》本是《詩經》中的詩篇，在後世被屢屢連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亂或社會動蕩，這原因當然與兩詩的內容有關。《大雅·板》是諷刺周厲王無道之作，而《大雅·盪》也是刺厲王之作。詩共八章，每章八句。

第一章開篇即揭出“盪”字，作為全篇的綱領。“蕩蕩上帝”，用的是呼告語氣：敗壞法度的上帝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體，而“疾威”二字則是“盪”的具體表現，是全詩綱領的實化，以下各章就圍繞著“疾威”做文章。應當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這一章起頭不用“文王曰咨”。對此，孔穎達疏解釋說：“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於上帝也。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

第二章至第八章都是借周文王感嘆商季昏庸之君殘暴驕淫，重蹈夏桀身死國滅的口吻，來展開申說，全不用己意，只在全詩之末巧著本意：“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第二章連用四個“曾是（怎麼那樣）”，極有氣勢，譴責的力度很大。

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紂王暗責厲王重用貪暴之臣后，指出這樣做的惡果必然是賢良遭摒，禍亂橫生。

第四章剌王剛愎自用，恣意妄為，內無美德，外無良臣，必將招致國之大難。“不明爾德”、“爾德不明”，顛倒其詞反覆訴說，“無”句式的兩次重疊，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語勢更為沉重，《大雅》語言的藝術性往往就在這樣的體式中反映出來。

第五章刺王縱酒敗德。史載商紂王作酒池肉林，為長夜之飲，周初鑒於商紂好酒淫樂造成的危害，曾下過禁酒令，這就是《尚書》中的《酒誥》。然而，前車之覆，後車不鑒，厲王根本沒有接受歷史教訓，作者對此怎能不痛心疾首。

第六章痛陳前面所說紂王各種敗德亂政的行為導致國內形勢一片混亂，借古喻今，指出對厲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遠之國。從章法上說，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應第三章，說明禍患由國內而及國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險緊急了。

第七章作者對殷紂王的錯誤再從另一面申說，以作總結。前面借指斥殷紂王告誡厲王不該重用惡人、小人，這兒責備他不用“舊”，這個“舊”應該既指舊章程也指善於把握舊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舊”與第四章的“無背無側”“無陪無卿”是一脈相承的。而“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說王既不能重用熟悉舊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該自己好好掌握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這一點，因此國家“大命以傾”的災難必然降臨，這也是與第四章“不明爾德”“爾德不明”一脈相承的。作者這種借殷商之亡而發出的警告決不是危言聳聽，沒過多久，公元前841年國人暴動，厲王被趕出鎬京，過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涼死去。厲王在那時要後悔可就來不及了。

最後一章，借諺語“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告戒歷王應當亡羊補牢，不要大禍臨頭還瞢騰不覺。這在旁人看來自然是很有說服力的，可惜厲王卻不會聽取。詩的末兩句“殷鑒不遠，在夏后（王）之世”，出於《尚書·召誥》：“我不可不監（鑒）於有夏，亦不可不監（鑒）於有殷。”實際上也就是：“周鑒不遠，在殷后（王）之世。”國家覆亡的教訓並不遠，對於商來說，是夏桀，對於周來說，就是殷紂，兩句語重心長寓意深刻，有如晨鐘暮鼓，可以振聾發聵。只是厲王根本不把這當一回事。或許他也明白這道理，但卻絕不會感覺到自己所作所為實與殷紂、夏桀無異。知行背離，這大約也是歷史的悲劇不斷重演的一個原因。

此詩命意構想甚奇。就篇幅筆墨而論，二至八章全是文王嘆商責紂，像是論古之作；僅開頭一章及全詩結尾二語略作映帶提示，語極蘊蓄、模糊，但正是以首尾的這種呼應點撥，遂使中間大片文章有了著落，成為一篇點睛之筆。自第二章以下，皆以“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領起，排比整飭，一氣呵責，很有陳其過而數之的氣勢，駁難之力極強。各章之間，或上下相承，或前後相應，或層層深入，或重言致意，變化多端，靈活自如，使結構的整飭之中極富變幻，變化交錯而不破壞其總體上一氣呵斥的雄辯效果，這也是此詩的成功之處。

此詩是召穆公勸諫周厲王不要以夏桀、商紂的暴虐無道斷送周朝天下的作品。《毛詩序》云：“《盪》，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然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三家詩無異議。朱熹《詩序辨說》云：“蘇氏（蘇轍）曰，《盪》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序》說云云，非本義也。”今人陳子展《詩經直解》以為此“宋儒異說不可從”。也有人懷疑此詩為武王載文王木主伐殷紂，借遵文王聲討紂罪的檄文，與《尚書》的《泰誓》《牧誓》諸篇類似，只是有韻罷了。這也如陳子展所說“此想當然耳，實未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