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毯

《紅線毯》一詩揭露了官府為了迎合皇帝不顧民眾賦稅負擔的現實，表達了詩人絕進奉，救時弊的意願。此詩題注“憂蠶桑之費也”表明其題旨是為憂慮蠶桑耗費之巨而作，因為紅線毯是高檔絲織品，織毯以繭絲為原料。全詩可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前五句，記敘用繭線織成紅線毯的精工細作的過程。首句“紅線毯”乃“首句標其目”（《新樂府序》）。以下四句詩人指出幾個動詞，準確、精鍊地介紹了紅線毯製作工藝的順序：擇（繭）繅（線）（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織（毯）。從中可見出“紅線毯”與“蠶桑之費”的關係。第一部分敘述織毯工藝之複雜精細，雖平平道來。“但表現出織匠勞動的艱苦緊張，也含寓著詩人深切的同情。

第二部分從第六至第十四句，繪寫已織就的紅線毯的精美。先是表現紅線毯面積之大：“披香殿廣十丈余，紅線織成可殿鋪。”“可”字極為傳神，說明毯與宮殿地面大小正好吻合而鋪滿，足見地方官阿諛奉承之心計。“十丈余”之毯，可想而知需要耗費的蠶絲之多，化費織匠的勞動之大。詩人“憂蠶桑之費”的感情亦正見於此。接著是突出紅線毯質地的“溫且柔”。地毯僅僅面積大而質地精並不足為奇，惟大而細方見其精美絕倫，也才顯示出享用者之豪華奢侈，進而更突出“憂蠶桑之費”的題旨。“彩絲茸茸香拂拂”，從視覺與嗅覺兩個角度描寫紅線毯的精緻，這是第一層次。“絲茸茸”從視覺角度寫其絲縷柔密；“香拂拂”從嗅覺方面寫其染有香料所以隨風吹拂散發出香氣，極寫其精美。“線軟花虛不勝物”則主要從觸覺角度表現其質地鬆軟之美，這是第二層次。毯上織有花的圖案，花織得虛空柔軟，簡直受不了任何“物”來壓。但是這樣精美之物卻是專供美人歌舞踐踏，以滿足帝王聲色之娛的，可見帝王們生活豪華奢侈之極。“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是寫線毯綿軟有彈性，足可使美人纖纖細足陷沒於毯內，這是第三層次。“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這第四層次是以其他毯襯此毯。太原毯、四川錦花褥都算各地名產，但與紅線毯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一則生澀而細毛僵硬，一則冰涼而質地單薄，根本比不上紅線毯兼溫暖與柔軟之美。“年年十月來宣州”，第五層次筆鋒一轉，介紹紅線毯之來歷，它是每年十月由宣州而來，從而把皇帝的享樂與地方官的進奉掛上鉤，漸顯題旨，使詩意深化。詩的第二部分極盡描寫、襯托、對比等表現手法之能事，淋漓盡致地渲染出紅線毯“溫且柔”之精美，為下面諷刺、抨擊地方官進奉之舉埋下伏筆。

第三部分從第十五句至第十九句，抨擊進奉者。前兩部分寫物（“紅線毯”）乃是手段，抨擊人（“宣州太守”）才是目的。詩人在把物之美寫足之後，陡然將諷刺的鋒芒直指“宣州太守”，可謂“其言直而切”，絲毫不委婉曲折。“宣州太守加樣織”一句也屬於“其事核而實”。詩人此句原有註：“貞元中，宣州進開樣加織毯。”可為證明。“開樣加織”與“加樣織”同義，都是指宣州太守在原已十分精美的紅線毯上增添圖樣，加厚質地，錦上添花，以博取“龍顏大悅”；並且不知廉恥地自誇其“為臣能竭力”。但是“加樣織”要增加多少“蠶桑之費”，卻全然不顧。紅線毯織作之艱難尚且不論，僅僅是呈奉入宮也要花費大量勞動。因為“線厚絲多卷不得”，竟需“百夫同擔進宮中！”由宣州至京城長安路程何止千里，這沿途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又要使紅線毯避免日晒雨淋，需要無數的艱辛操勞。詩至此表現出詩人憤恨填膺。

第四部分從第二十至二十四句，詩人的憂心忡忡已轉化為滿腔憤怒，並發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那股“惟歌生民病”的激情促使他幾乎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厲聲呵問，表現了為民請命而“不懼權豪怒”的精神：“宣州太守知不知？”這不是一般的詢問口吻，乃是一種反詰語氣，是責問，是有力的抨擊。他應該知道“一丈毯，千兩絲”“一”與“千”這兩個懸殊數字的對比極有分量。“一丈毯”就需“千兩絲”，可見“披香殿廣十丈余”耗費的蠶絲之多。詩人內心痛苦而憤慨，以致不能不喊出更為震聾發聵的最後兩句：“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這是控訴，是怒斥；鋒芒畢露，無所畏懼。詩人以“人”與“地”相比照：地本不知寒，卻為它鋪滿地毯；人需溫暖卻無衣裹體，但是地方官們“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詩人不能不厲聲喝止：“少奪人衣作地衣！”這是“卒章顯其志”的畫龍點睛之筆，使全詩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也是“憂蠶桑之費”題旨的靈魂。正因為詩人有如此真摯濃郁和強烈的感情，才引起讀者心弦的共鳴。當然詩人揭露地方官之醜惡，暴露帝王生活之腐化，根本願望還是補察時政，以改革政治，維護封建統治。

《紅線毯》全詩寫作上最大特點就是“質而徑”“直而切”，語言質樸直率，感情激烈直露，記事直截了當，通俗易懂。

這是組詩《新樂府五十首》的第二十九首詩。中唐“時政”之弊很多，其一是地方官“每假進奉，廣有誅求”（白居易《論裴均進奉銀器狀》）。“宣州太守”的進奉“紅線毯”就是一例。《元和郡縣誌》卷二八載，宣州“自貞元后，常貢之外，別進五色線毯”。這觸發了白居易對“宣州太守”一類昏官的憤怒鞭撻與對“生民病”（《寄唐生》）的同情心，“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手”（《策林》六十九），創作了此詩。

清高宗敕編《唐宋詩醇》：通首直敘到底，出以徑遂，所廂長於激也。

晚清經學家王闓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毯絲非奪來者，豈能乞與人耶？此皆似是而非。地最知寒，凡寒皆從地起。語亦不確。然搖曳甚佳，正可欺書生（末二句下）。

近代文史學家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樂天於貞元中曾游宣州，遂由宣州解送應進士舉也。是以知其《紅線毯》一篇之末自注所云“貞元中宮州進開樣加絲毯”，乃是親身睹見者。此詩詞語之深感痛惜，要非空泛無因時致矣。詩中“織作披香殿上毯”句，“披香殿”用《飛燕外傳》故事。此類紅線毯自為供後庭之飾品者，此語其為泛用古典歟，抑更有所專指耶？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與元稹並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有“詩魔”和“詩王”之稱。

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

其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公元846年，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