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

戰國時分成韓、趙、魏三國，故稱之為三晉。當時的晉或三晉疆域都遠超過山西。後世所用 的晉或三晉則指山西省。西侯度文化，經匼河文化、丁村文化、許家窯文化、崎峪文化，直到14000多年前的下丁川文化，成為中國舊石器時期原始文化發展的完整序列。晉是黃河流域文化的中心，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民族融合帶來佛教在三晉的發展，它為山西留下雲岡石窟與五台寺廟群，成為佛教建築、石刻、雕塑上的藝術寶庫。山西的戲曲歷史悠久，宋金的社戲、元的雜劇，明清梆子都是主要劇種，影響深遠。另外山西的醋、黃土窯洞、民間剪紙亦都表現了三晉文化的特色。

據歷史研究認為，“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的三都都在晉南。因此，可以說晉是黃河流域文化的中心，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西周時，為“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封叔虞於唐，因國都在晉水旁，改國名為晉。晉在周東遷、輔平王，“尊王攘夷”，爭霸中原對周王室繼續存在和中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由於地近戎狄，民族雜居，趙的胡服射騎代表中原文化對少數民族的吸收與兩種文化的融合。由於晉開國時注意“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促進法家的興起。李悝、申不害和韓非都是代表人物，對當時變法、治世、富國強兵起了重要作用。

秦統一后，封建王朝的國都西安、洛陽、開封恰好都在山西南部的外緣。山西由於山河繞其外、高原河谷居其內，成為“表裡山河、稱為完固”的地理形勢，既可以成為王朝的重要藩屏，又可以成為亂世割據的強藩。因地近邊塞、民族雜處，亦是民族融合的熔爐。例如北魏拓跋氏即於北部崛起，經過各族融合南下，不但促進政治上重新統一，又給華夏文化帶來新的刺激。正是這種民族融合帶來佛教在三晉的發展，在經濟上，山西農業發達，加上鹽池、煉鐵，經濟十分繁榮，加上當時形勢，山西成為明初時移民外遷基地與明、清兩代起重要商業作用的山西幫的起源地。

三晉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它又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了解三晉文化的 本質和它的發展是有意義的，對解決今天的現實問題也會從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間。民族融合性，兼容並包性，地域差異性和黜華尚實性。

從現有的文獻看，道家的傳播大體可分為南北兩大方面。北方方面又分為以三晉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齊國的黃老學派一支，其共同特點是以“道”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明顯的“入世”傾向。南方一系則為莊子代表，發展《老子》去“欲”之說，進而將“長生久視”的取向扭轉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遙”，表現出明顯的“出世”傾向。

北方系的三晉的一支有《文子》一書。過去普遍認為《文子》是偽書，是後人摘抄《淮南子》湊成的篇章。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漢墓葬中出土竹簡中有《文子》，經整理於1995年公布①。竹簡共227枚2700餘字。竹簡的出土，使古本《文子》的面目大體地浮出歷史水面。與郭店本《老子》顯示的老子之學的基本傾向一致，《文子》主要從《老子》的無為、尚虛、貴柔及主在人後的宗旨出發，推闡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

古本《文子》假託周平王與文子對話。學者認為，這不是無謂的設辭，文子是晉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學術背景正以三晉的史學為背景③，這與我們對老子學術背景認識有一致處。而且，據魏啟鵬先生考察，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儒家推崇三晉根祖文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內涵；三晉文化在傳承儒家文化精髓中，樹立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三晉文化。

三晉文化現象來看，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是應該引起重視的牶一個是開放，一個是務實，一個是求新。依我看這是三晉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開放性：這可以說是三晉文化與生俱來的特點。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曾經長期被迫流浪在外，走過了許多國家和地方，廣泛接觸到華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後，加以融會貫通，形成了三晉文化的基礎。其中突出的一點，就是對人才的重視。不僅放手使用本國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攬國外的人才。“楚才晉用”這個成語，概括的就是這種情況。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趙武靈王認識到中原傳統的車戰不夠機動靈活，因此力排眾議，學習和引進匈奴人的辦法，用騎兵代替車戰，同時發揮弓箭的遠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軍的戰鬥力，培養出了像李牧、廉頗這樣的名將。

務實：務實，從思想方法上說，就是實事求是；從政治理念上說，就是關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務實的精神可以說是三晉文化的精髓。這種文化思想，實際上促成了我國封建朝代史上兩個最好時期的出現，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

求新：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不斷進步。三晉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可以舉文學藝術方面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唐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瑰寶。唐詩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發展，與唐王朝當局者開放的、兼收並蓄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與一大批山西籍詩人王勃、王維、柳宗元等的傑出貢獻也是分不開的。唐代詩人既繼承了北朝文學樸實敦厚的傳統，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學的營養。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又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作出新的探索，這才有了唐詩的繁榮。

山西歷史文化脈絡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進程從未間斷，影響深遠。山西歷史從史前文明的舊石 器時代發端，歷經堯舜禹和夏商周數千年的演進，到晉國和三晉時期已經形成有別於其他地域文化的顯著特徵。秦漢以來，山西歷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燦爛輝煌。山西歷史文化的完整性、先進性以及藝術性，對中華民族的精神、風俗、習慣的形成發生了重要作用，對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產生了巨大的輻射力、滲透力和影響力，山西成為地方文化特色最濃厚的地區之一。

1、距今180萬年以來的山西新舊石器遺存是中華文明的曙光

山西舊石器文化遺存質量高，數量多。現已查明全省的舊石器文化遺存近400處，其中舊石器早期遺址的數量位居全國之首。這些遺址的發掘和發現，對研究人類的起源，對探索山西在文明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著關係全局的重要意義。

新石器時代距今1萬年以來，以出現長期定居的村落、生產中使用磨光石器、燒制陶器、經營原始種植農業、飼養家畜為基本的特徵。山西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區域，遺址有上千處之多，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石制生產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窯，這些文化遺存標誌著山西新石器時代的文明和輝煌。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後，山西南部已經成為當時諸多邦國的中心，相當於古時的堯舜時代，可以推測，是堯舜禹的活動把山西推向了當時的文明中心。

2、山西地區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時代最燦爛的光芒 山西是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之一。古史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說的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英雄們在汾河下游創業建都的歷史。史書中最早出現的“中國”一詞，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時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說，在中國本土發生的文明中，只有黃河中游晉南、豫西的文化傳承沒有被打斷。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及加強防禦，傳說大禹之父鯀已開始建城。不斷發現的夏城遺址，也在映證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歷史。

3、晉國與三晉時期的文化是中華文明進程的關鍵環節

關於商族的起源，一些學者專家認為在山西的南部地區，認為垣曲商城即文獻記載“湯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僅有比較完整堅固的城牆、城壕及城門，而且區分出宮殿區與一般居民生活區，陶器與青銅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諸侯，叔虞封唐后，舉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儀式。唐叔虞之後，他的兒子燮父即位，改國號為晉，“晉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韓、趙、魏三國相繼被秦兼并，期間的800餘年，晉人的活動範圍從最初的河、汾之東方百里的地方，擴大到擁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內蒙古、陝西的一部分。

戰國時期的韓、趙、魏三家都出自山西，並且迅速成為實力雄厚的三個方國，在那個諸侯連綿征戰、百家爭鳴不停的特殊歷史時期，韓、趙、魏的活動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發展進程。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聯合滅掉智氏，盡分其地。

4、秦漢以來的山西譜寫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光輝篇章

山西的稱謂幾經變化。秦時為郡縣制，置太原、河東、上黨、雁門、代郡。漢時基本沿襲秦朝郡縣制度，屬并州刺史部。唐朝為河東道，宋朝為河東路及西京道，元設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則為山西省。在這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內容不斷擴展，影響不斷提高。

明清時期，經濟活動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在五個多世紀里，山西商人從鹽業起步，發展到棉、布、糧、油、茶、藥材、皮毛、金融等各個行業都能雄踞一方；晉商依託故里，擴展到全國各地的關隘重鎮和商埠都會，從內地貿易開始做起，直到把貿易擴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俄羅斯、朝鮮、日本等鄰近的國家。

中國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響力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們的文治武功。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兩至晉地，在太原和上黨留下了足跡。統治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漢武帝劉徹，曾率領群臣到河東郡祭祀後土，寫下為人傳頌的《秋風辭》。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山西是這個古文明國度中歷史最長最完整的地區之一。山西地區的歷史演進，聯繫貫通了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留下35000處文物古迹，其中已經成為國保的119處，位居中國第一。山西南部芮城縣，傳為關羽出生地，有中國最大的關帝廟。從這裡也折射出三晉文化之於中國文化的共性。

文化大革命時代，山西的大寨一度風行，全國“農業學大寨”，大寨鄉鄉長陳永貴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晉文化本質上還是農業文化。

黃河流域是我國遠古文化的搖籃。華夏文化的共同體在這裡形成，並以此為中軸，繁衍出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從歷史的眼光看，華夏族的中原文化，當是中華文化這條巨流的主幹，而地處黃河流域的三晉，其文化在中華古文化的總體中自然佔有突出地位。

（一）法家思想

三晉地區是法家的主要發源地，戰國時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於此地。公元前 475年左右，新興地 主階級在許多國家相繼掌權。為了進一步打擊奴隸主貴族勢力，發展封建制，鞏固自己的政權，新興地主階級紛紛在本國開展變法運動，其中主要有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以及秦國的商鞅變法。其次，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治國15年，使韓國一時間國治兵強。還有趙國人慎到，主張法治，代表了法家“重勢”的一派。至於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也是趙國人，他援法入儒，批判地繼承和改造了儒家關於王道和禮治的思想，又總結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實行法治的思想和經驗，使他的新儒學成為適應新興地主階級建立統一政權之需求的新學說。而韓國大思想家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繼承其法家前輩的基礎上，建立了以法為本，法、術、勢融為一體的集權主義法治思想體系，為地主階級最終建立起全國統一政權做出了巨大貢獻。

法家是三晉思想文化的主體。在諸子百家的學說中，沒有哪一種比得上法家思想在鞏固和強化封建帝王的統治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從單純政治學原理的意義上加以探討，人們都不得不讚歎法家的卓越貢獻，也正因如此，三晉文化才能在中華古文化中處於顯著地位。

（二）縱橫家思想

三晉是春秋戰國時代中原逐鹿的必爭之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董說《七國考》）各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矛盾的焦點始終糾結於此。再加上三晉地區從晉國開始，就較之齊、魯少有傳統家法制的約束，至春秋中後期，異姓卿大夫實力強盛，不僅同公室爭權，而且相互火併。在這樣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自然而然就為法家和縱橫家準備好了施展才能的天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史記·張儀列傳》）其中最著名的有魏人張儀和公孫衍，前者是“連橫”策略的倡導者，後者則是合縱策略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這些縱橫家經常身佩數國相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是當時各國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他們的思想構成戰國時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環節，為中華古文化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兵家思想

兵家文化當首推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這是一次不僅對三晉，而且對整個中華文化都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趙武靈王為增強軍事實力，毅然決定仿效北方游牧民族，把“博衣大帶”的華夏服飾改為上衣下褲的“胡服”；廢除傳統的車戰和步戰，改用“騎射”。這一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史記·匈奴列傳》）其他名載史冊的兵家人物還有魏人吳起、尉繚，趙將廉頗、趙奢等，他們的事迹和思想都為中國軍事文化增添了絢爛色彩。

（四）“養士”思想

春秋戰國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這個時期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士”階層的崛起。特定的社會條件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最佳機遇，一時間眾星璀璨，群英薈萃。與士階層的急劇膨脹相適應，上層貴族的“蓄士”、“養土”之風逐漸盛行，而由於三晉之地激烈的政治鬥爭分外需要人才，便出現了許多以“養士”聞名的政治家，比如魏國初期的魏文候和後期的信陵君，以及趙國的平原君。特別是作為戰國“四君子”之中的信陵君和平原君，他們曾先後“養士”數千人，雖然其中不乏濫竽充數者，但也有許多傑出人才，或者可以稱為“異能之士”，為兩國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顯然，“養士”思想的核心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儘管它是戰國時代的特殊產物，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成長發展史上的一段不可磨滅的佳話。

（一）農耕

三晉地區的先民自以農耕著稱。據考古發現，至遲在春秋時代，牛已被三晉人民用作農耕。鏟、犁、鋤、钁、夯、錘等許多種類的農具在公元前六世紀晉掉公時已被廣泛使用。在耕作技術上，晉人繼承了周人的治田經驗，不斷翻耕，以提高土壤肥力，農田中耕也已普遍推行，“農產品種類有谷、麥、豆。冬小麥的種植也早於秦、齊等地”。

（二）天文

公元前 360年左右，齊人甘德和魏人石申把所測量出的恆星星座彙編成冊，稱為《甘石星經》，而五申所著《天文》一書中，就載有 115顆恆星的位置，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比希臘人依巴谷在公元前二世紀測編的星表約早 200多年。石申的星表詳細記述了28宿等星座的方位及有關數據，標明了恆星赤道坐標的位置，用以研究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天球上的運行位置變化。這充分說明，當時的觀測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三）水利

由韓國水工鄭國設計開掘的鄭國渠，乾渠故道寬24．5米，渠堤高3米，深約1．2米，全長150多公里，整個工程極為壯觀。三晉地處黃河流域，是我國水患不斷的地區。春秋戰國時期，金天氏後裔台駘修築了晉國大澤的堤防，趙、魏兩國則在各距黃河25公里處建築了堤防。魏文侯時，西門豹治鄴，曾建成“引漳水溉鄴”的水利工程，並開鑿了12條溝渠。魏國還建設了另一項主要水利工程——開鑿鴻溝，將黃河水引入河南中牟縣的一個大湖泊——圃田澤；又鑿大溝把澤水引出來，一直通到國都大梁，此項工作歷時22年才完成。

除此之外，三晉人民在冶鑄、釀酒、陶瓷、採礦、畜牧、醫學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

（一）詩歌

遠在4000年前的唐虞時代，在今天的晉南一帶就流傳著《卿雲》、《南風》、《康衢》、《明良》等 歌謠。如果說這些民歌還難以確定是三晉所出的話，那麼，屢被先秦典籍所稱道的《大章》、《大韶》、《大廈》等樂章，則確實是三晉地區最早的詩歌了。我國第一部詩歌《詩經·國風》中，屬於三晉的有《魏風》7篇，《唐風》12篇，約佔“風”部分的12%。值得指出的是，這19篇詩作，在思想和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完全可以作為《詩經》及其“風”部分的代表。

（二）散文

遠在商代的甲骨卜辭中，就留下了晉人的心血。此後的《尚書》也有晉人的言語。《國語》和《戰國策》的作者雖然難以確定，但從其中的內容來看，肯定有相當部分出自三晉文士之手。至於諸子散文中的《荀子》和《韓非子》，更是三晉文學中的瑰寶了。而流傳甚廣的諸多先秦寓言中，也有不少是采自三晉大地的民間故事。

總之，三晉的文學藝術在中華古文化中也佔據了明顯的重要地位。

在距今兩三萬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遺存中，發現了數百件骨片的表面有人工刻畫的道痕，學者們認為 峙峪人可能已經掌握原始的雕刻藝術。從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的吉縣柿子灘遺址上，又有兩處岩畫引起了學術界重視，被視為人類最早的藝術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遺址中，出土了屬於夏文化早期的木鼓和石磬，太原義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塤樂器屬於新石器時代。晉國大音樂家師曠以琴技和音律聞名，趙國人荀子創立了藝術理論，離石的漢畫像石出土，蒲津渡的唐朝黃河鐵牛面世，元代晉南雜劇的繁榮，種種現象表明，山西在人類文明演進中，是位於世界東方的藝術之苑。在眾多的藝術門類中，山西的古建築及其依託古建而保留至今的壁畫、雕塑，更有規模，更具體系，成就更為突出，特色更加鮮明。

1.品質超群的建築藝術

山西古建築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和很高的文化欣賞價值。中國古代的建築門類和建築藝術，在山西幾乎都能找到實物。山西現存的古建築18118處，除了皇室宮殿建築不復存在外，其餘種類的建築應有盡有，如依照建築功能劃分的寺廟宮觀、長城關隘、城池市樓、墓冢陵寢、戲台祠堂、橋樑驛站、民居會館、鐘樓鼓樓等等，依照建築形式劃分的廡殿式、歇山式、懸山式、卷棚式、單檐、重檐、殿台、亭閣、長廊、牌坊等等，其中的一部分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孤例，品質更高，價值更高。

2.光彩奪目的彩塑和壁畫藝術 山西擁有豐富的古代建築資源，在國家級的文物保護單位中，山西從唐朝至清朝一千多年的寺、院、廟、庵、宮、觀及其中的殿、塔、冢等建築物近80處，因而保存了多姿多彩的寺觀雕塑和壁畫。這些雕塑與壁畫同建築本身一樣，具有珍貴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

3.博大精深的石窟藝術

山西的石窟藝術，成就非常突出。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達300餘處，其中雲岡石窟、龍山石窟、天龍山石窟這幾處國家級的文物保護石窟，藝術價值極高，而且，雲岡石窟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4.色彩斑斕的古代城市與民居建築藝術

山西明清時期的建築，保存有千餘處之多，除了傳統的寺廟宮觀戲台建築外，在城市建築和民居建築兩方面的藝術成就最為顯著。這些古老的建築及其藝術形式，大大提升了歷史名城的文化品位。

山西歷史文化內容豐富，底蘊深厚，品質高雅，特色鮮明。她的歷史脈絡綿延了千萬年而不斷，她的先進思想流傳了幾千年而不枯，她的藝術精神撒播了千萬里而不散，山西歷史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完全有理由說，山西歷史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優秀的成果結晶，是先祖賜給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是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託的力量源泉。

腳踏山西，踩的是文化。晉北是大同雲岡石窟的五台山的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晉中是晉商的太谷孔 祥熙的平遙日升昌的榆次常家大院的代表財富和地位的金融貿易文化；晉南的文化又是什麼呢？二里頭的夏文化太玄妙太遙遠；皇天后土的萬榮後土祠，比北京的天壇，更加厚重，更有來歷，更意味深長；晉南，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根祖文化，更是名播海內外；另有麻田八路軍總部的五台山晉察冀司令部的平型關大捷的三晉紅色旅遊文化獨樹一幟，三晉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讓人的緬想充滿馳騁的理由！也許是為了旅遊的定位，也許本就是這些地域的顯著的文化特徵。三晉軍事文化所延伸的邊際文化，對國人的影響是多麼的廣泛、深遠和持久。

近現代史，由於受三百多年的晉商遺風的浸潤，三晉民風變得些許的柔弱，但五千多年積澱下的厚重的軍事文化，所形成的雄健的強悍的三晉民風，依然在三晉子弟的血液里一代又一代的奔流不息。南有傅作義，北有徐向前，這對軍事強人，代表了三晉的一個時代，是三晉軍事文化在那個時代的代言人。然而，那個時代，這對軍事強人的老師閻錫山，則更是三晉政治和軍事強人的總代言人。只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閻錫山本人及其領導下的晉綏軍，這本該值得歷史大書一筆的超重量級的人物和強大的軍事集團，則被限制、萎縮、淡化、醜化。

閻錫山在山西無不受北洋軍閥強大的勢力脅迫，並欲圖奪取之。此時，閻錫山採取了“保境安民，惟力是視”方策。民國時期，對山西的國民教育，基層的政權建設，以及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制定了宏偉計劃，這些都是在孫中山訪問山西的指導方針的落實。與此同時，閻錫山提出了“民德、民智、民財”的三大施政綱領。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裡，閻錫山大抓了山西的各項建設，工業、農業、農田水利建設都有長足發展，尤其是軍事工業的兵工生產，成績更為突出。有了這些比較堅實的物質基礎，這樣才有了抵擋北洋軍閥各派系的武裝進攻和北伐的成功。奉系軍閥張作霖，派20萬大軍攻打山西，費時8個月，山西依然固若金湯，張大帥只能撤兵而回；北伐時期，閻錫山及其領導下的晉綏軍，雖不是主戰場，情況卻十分耐人尋味，這是因為晉綏軍集團，牽制了對方太多的兵力和精銳；抗戰時期，山西造的槍炮彈藥源源不斷地送往前線抗敵的國共兩軍，有力地抵抗了日本鬼子的進攻。

“太原會戰”后，閻錫山駐於臨汾。1938年12月13日，閻錫山曾說：“我們今天軍事上的失敗，是過 去數十年政治腐敗的結果。故，意中事。不必悲觀，不必失望。只要我們從今天起，立定革命的意志，認清革命的途徑，拿上革命的方法努力去干，前途勝利是我們的。同時，我國多年的腐化惡習，沒有今天日本的大力掃除，新的革命力量怎能順利成長

這麼一個民國時期的“模範省”當家人；這麼一個抗戰時期的“模範戰區”的最高代表；這麼一個曾經和泰戈爾一起探討哲學、詩詞的大師級人物；這麼一個為中華民族解放作出過突出貢獻的人，至今還得不到國人的了解、理解和尊敬，更談不上什麼懷念。改革開放快要奔向三十年了，很多的媒體、網站對閻錫山有的只是挖苦和諷刺。一條窄軌鐵路——同蒲鐵路線的建設，還有人說三道是。閻錫山在建設同蒲鐵路線的時候，當時全國有幾根鐵路？！南京中央政府口頭說要給一些錢。畫餅充饑的事情沒猜錯，鐵路建設中建成后，都沒見到中央的一分錢。閻錫山為建設這條窄軌鐵路，費了吃奶的力氣。鋼軌購買，基本用的是廢舊品，還是建了一段，不得不停下來。沒錢啊！最後只能用軍隊輪流當建設工人，建成一段馬上運營一段。算盤底下成長起來的閻錫山，建設同蒲線窄軌鐵路，肯定自有他的想法，但聰明絕頂的閻錫山，難道不知道一條窄軌鐵路，如何能擋住外來的入侵？！

山西省文化產業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30年來，山西省的文化產業走出了一條從無到有、從慢到快的發展之路，如今，山西省確立了“文化強省”的戰略地位，文化產業迅速崛起，全省人民感受到了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取得的明顯成效，同時也享受到了文化成果帶來的諸多實惠。

2007年，山西全省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160.75億元，比2006年增加36.03億元，增長28.9%，佔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2.65%提高到2.80%，已超過金融業佔GDP總量的比重。對全省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54%，拉動全省經濟增長0.76個百分點。與2004年相比，全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4.5%，超過同期GDP增長速度。以上數字錶明，近些年來，山西省文化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環境在優化，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在增強。

從文化產業組成的三個層次看，2007年，在全省的文化產業增加值中，新聞服務、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影視服務和文化藝術服務等“核心層”產業的增加值為38.70億元，佔全部文化產業增加值的24.0%；網路文化服務、文化休閑娛樂服務和其他文化服務的“外圍層”產業的增加值為79.52億元，佔全部文化產業增加值的49.5%；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等“相關層”產業的增加值為42.53億元，佔全部文化產業增加值的26.5%。與2004年相比較，“外圍層”佔全部文化產業總量的比重進一步上升，“核心層”和“相關層”比重則有所下降。“外圍層”比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受文化休閑娛樂服務中的旅遊業和網路文化服務中有關行業的強勢拉動所致。

2007年山西各市區的民營文化企業發展勢頭強勁，民間資本已在山西的文化產業中嶄露頭角。太原市有專業藝術演出團體13個，民營職業劇團16個，民間劇團59個，經營性民間藝術表演隊伍235個。

2008年，在文化強省戰略的推動下，山西省繼續加快發展文化產業，不斷加大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活動等方面的文化產業類投入力度，積極促進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安全發展、和諧發展。2008年，山西省全社會文化產業類在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共有320個，比2007年增加38個；全年累計完成投資57.8億元，在2007年高增長的基礎上，同比又增長30.7%，增幅比同期山西省全社會投資高6.5個百分點；佔山西省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為1.6%，比2007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

山西省文化產業發展的目標：到2010年，基本建成擁有強勢文化人才、強勢人文學科、強勢文化活動、強勢文化產業、強勢文化品牌的文化強省。文化產業包括文化旅遊業、文博會展業、文化傳媒業、文化體育娛樂業，成為全省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到2010年在全省GDP中的比重達到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