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允斌

1924年生於江西省萍鄉市安源煤礦。

1938年，被接到延安，進入延安保育小學就讀。

1939年，和妹妹劉愛琴一起赴蘇聯，進入莫斯科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學習。

1940年入蘇聯十年制中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5年夏，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學習。

1946年，考入莫斯科大學化學系，學習核放射化學專業。其間擔任中國留蘇大學生同鄉會會長。

1949年，與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委託秘密出訪蘇聯的父親劉少奇相逢。

1950年，考取莫斯科大學化學系研究生，繼續攻讀核放化專業。同年，與俄羅斯的瑪拉·費拉托娃結婚。

1951年，劉允斌和瑪拉夫婦曾回中國度假，住了兩個多月。

1952年，生女索尼婭（中文名蘇蘇）

1955年，生子阿廖沙（中文名遼遼）

1955年，獲得副博士學位。此時接到劉少奇的來信，信中說“祖國和人民等待著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後進入莫斯科大學化學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

1957年10月，回到北京，在國家二機部所屬中國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62年，調到內蒙古包頭市郊外的202廠，組建中國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並擔任主任，負責新型熱核材料的研製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1967年11月21日在包頭逝世。

1978年得以平反，恢復了作為中共黨員和核化學專家的名譽。

1939年11月，劉允斌等到達蘇聯莫尼諾，在那裡就讀一學期后，搬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萬諾沃市，進入由蘇聯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主辦的國際兒童院讀書。伊萬諾沃的冬天寒冷異常，在中國南方長大的劉允斌，以堅忍不拔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意志戰勝嚴寒，聚精會神地學習文化知識。他刻苦鑽研的精神、尊師重教的品質、寬厚待人的作風、奮發上進的毅力博得了老師和同學的信任與敬重。

不久，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的環境逐漸惡化。伊萬諾沃市民每天只能領到幾兩黑麵包，冬天裡沒有取暖的煤和柴。在國際兒童院學習的劉允斌每頓只能用半片麵包、幾個蘸鹽的小土豆果腹。然而，劉允斌勁頭不減，仍然情緒飽滿地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開荒種地、伐木搬柴等活動，主動為前線將士獻血……表現突出的他被選為國際兒童院學生會負責人之一。不久，劉允斌加入共青團，擔任國際兒童院團組織負責人。

成績優異的劉允斌高中畢業時，考慮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工業，而鋼鐵工業在整個工業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於是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鍊專業。跨入鋼鐵學院那年，品學兼優的劉允斌光榮地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美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4年後的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關心時政的劉允斌注意到，蘇聯原子彈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國對蘇聯的強硬政策緩和下來，並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連鎖反應。在觀察和思索中，劉允斌認識到：原子彈不僅能改變戰爭的結局，而且可以影響人類的命運；原子彈可以給人類帶來災難，也可以給人類帶來和平與幸福！

劉允斌的想法得到許多同學和老師的支持，他做出人生旅程中的重大選擇：改學核專業，搞核研究。從莫斯科鋼鐵學院畢業的劉允斌轉入莫斯科大學，成為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畢業，獲副博士學位。

1957年10月，衝破重重阻力的劉允斌，背著簡單的行李，毅然踏上返回祖國的旅程。

銀灰色的中國民航客機徐徐降落在北京機場，32歲的劉允斌急步走下舷梯，熱情地同前來歡迎他的人們握手、寒暄，然後登車駛向中南海。

中南海一座平房的門口，清瘦挺拔的黨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早已站在那兒。當轎車戛然停在劉少奇眼前，一聲“爸爸”的親切呼喚從窗口傳來。喜不自禁的劉少奇走近車門，劉允斌從車門伸出的仍帶著北方寒意的手緊緊地與父親溫暖的手握在一起：“允斌，你終於回來了！”“回來了！爸爸，你好！”劉允斌激動而興奮地回答。劉少奇久久凝望著眼前身材挺拔、臉部線條分明、目光柔和清澈的兒子，過了好一陣，才把弟弟妹妹們介紹給大哥哥認識。父子、兄弟姊妹說說笑笑地走進屋裡。

回到北京的幾天，劉允斌參觀了故宮、長城、頤和園、圓明園……他在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廢墟上久久徘徊、深思。

在父親住徠處的書房，劉允斌閱讀了能找到的中國近現代史書籍：割地、賠款、乞和……歷歷在目，令人不寒而慄。他又翻閱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相關資料，赫然跳進眼帘的是：1950年，美國輪船“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肆意撞沉中國“新安號”貨輪，70名中國人遇難；1950年至1954年，美國飛機多次入侵中國領空，擊毀中國巡邏飛機、掃射中國居民；1955年8月，中國代表團被日本阻止在世界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門外；毛澤東發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欺負，就不能沒有原子彈”的感嘆……劉允斌讀不下去了，他對父親說：“我要立刻開始工作！”

中國原子能研究院四○一所，設在距北京50多公里的郊縣。在那裡的人們常常看到一個人，沿著宿舍――食堂――研究室路段匆匆而行。食堂的師傅們注意到，他常常一次買足一天的飯菜，鑽進研究室就不再露面。圍棋桌前、乒乓室里、運動場上很少見到他的身影。周圍的人發現他的皮鞋不亮了、頭髮不光了、衣服不整了……後來，人們終於打聽到：此人乃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劉允斌，在熱核材料研究領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對中國核能研究有突出貢獻，獲得國家授予的副研究員技術職稱，是中國年輕的核專家。眾人驚讚：“主席之子如此艱苦奮鬥，難得，難得！”

劉允斌在四○一所工作時間漸長，人們對他有了較深的了解：他青少年時代生活在莫斯科，那裡有他的同學、老師、同事、朋友和家人。他熱愛他的蘇聯妻子和孩子，熱愛哺育和培養了他的那座城市和那裡的人民。他知道那裡的工作、生活條件比自己貧苦的祖國要好得多，在那裡工作可能會做出非常突出的成績。可是，在頗為賞識劉允斌才華的蘇共高層領導人用優厚待遇和條件挽留他時，劉允斌卻說：“我始終把蘇聯當成我的第二故鄉……我不能不回去，因為我那貧困的祖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我。這大概就像你們對待自己的祖國一樣，這種感情相信你是會理解的。”為了回國，他還不得不與不適應中國生活的蘇聯妻子離了婚。

1957年，原子能所研製成功第一台能量為2.5兆電子伏特的質子靜電加速器。1958年，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第一台迴旋式加速器開始運轉。新中國的核事業在艱難中起步、拓展、前進！作為核專家的劉允斌，為中國的核能研究、核工業的起步奉獻了智慧與辛勞。

1959年，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模型和相關技術資料。“老大哥”對不馴服的“弟弟”釜底抽薪了，怎麼辦？周恩來指示：“自己動手，從頭摸起。”中央決定：核研究院所與生產廠家結合，實行廠所（院）合一，用最快時間拿出原子彈，為中國人爭一口氣。

1961年，原子能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員調入中國核燃料元件廠，劉允斌所在的原子能四○一所元件工藝室併入該廠，成立第二研究室。劉允斌奉調前往中國西部二○二廠組建第二研究室，負責熱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二廠位於橫亘中國西北部某高原的大山脈中，一條僻靜的公路連接山外。1962年隆冬，一輛轎車載著年輕的劉允斌一路顛簸來到這裡。不久，他被上級任命為第二研究室主任，即同其他負責人一起，全身心投入研究和組織工作。

很快，研究室工作步入正軌。劉允斌對原工程方案深入研究后，與汪德熙教授等人提出了新方案。在新方案的實施過程中，劉允斌終日忙碌、頭髮蓬亂，一雙磨掉了毛的翻毛皮鞋穿在腳上就沒脫下來過，一件藍布上衣伴隨他度過春夏秋冬。日常生活隨便、自然，沒有一點專家的架子。除要事外，他很少乘轎車去廠區上班，總是背著裝有飯盒的黑色書包同普通工人一起匆匆行走在崎嶇的廠道上。新春和假日，他常把單身的科研人員和老工人請到家中做客，與他們交流思想、增進感情。劉允斌的煙癮較大，每當他抽煙時必呼周圍的“煙民”：“來來來，發煙啦！”在生活上大大咧咧的劉允斌，在工作上卻一絲不苟。科研攻關時，在研究室里一呆就是十天半個月。餓了，到食堂打些飯；困了，蓋上大衣躺在辦公室里睡。再婚的妻子李妙秀生孩子那天，正值劉允斌科研緊張之時，他抽空買了大堆營養品回家，拜託護理人員照顧產婦，親了親寶貝，安慰妻子幾句，然後就匆匆趕回廠了。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蘑菇雲在中國西部戈壁灘騰騰升起。巨大的爆炸聲驚天動地，強烈的衝擊波撼動整個世界！喜訊傳來，劉允斌全身熱血沸騰，縱情歡呼：“爆炸了，中國人研製的原子彈終於成功了！”他和所有參加核研究、核試驗的科研工程技術人員、工人群眾一起，沉浸在歡樂和幸福之中！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其間蘊含了劉允斌的智慧與奉獻、奮鬥與犧牲、歡欣與艱苦、失敗與成功。他同時還十分理智地認識到：這不僅僅是一顆原子彈，而是一個大國的尊嚴和榮耀，是國家在世界上的平等與地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劉允斌被下放勞動。雖然他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但是他誠心誠意地接受監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長期生活在已變“修”的國家，也許自己真是沾染上意想不到的需要改造更新的東西，也許這場運動真的是為了革命大業永不變色，於是，他努力使自己在思想上轉過彎來，認真地參加勞動。打掃衛生時，每個角落、每個垃圾點一帚一帚地清掃、一鍬一鍬地清除。掏挖污水溝時別人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幹個不停。搬磚時手皮磨破了，找塊舊布包好繼續干……

越來越消瘦的劉允斌拚命幹活，常常累倒在工地上。監督他勞動的工人冬天裡穿著單鞋，他從家裡拿來新棉鞋遞上……儘管這樣，周圍的人還是漸漸疏遠他、迴避他。沉默的劉允斌盡量少與別人接觸、說話。工休時獨自躲到一邊，在僻靜處蜷曲著身子躺下。心情十分煩悶時，就將工作服遮在臉上，時而拉開衣角凝視著天空發獃。

當他勞動一天後回到家裡時，憔悴疲憊的妻子迎上來，劉允斌心裡湧起不可名狀的痛苦和彷徨。但他強咽下苦痛，裝出笑臉寬慰妻子：“我相信，相信這一切會過去的，誤會定能解除！”

形勢的發展，遠非如劉允斌想象的。劉允斌所在的第二研究室屬國家機密單位，周恩來一再指示不能亂，責令其造反派頭頭赴京彙報。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整個民族和國家已陷入瘋狂的混亂中，二○二廠這個孤島也不能倖免。隨著運動的推進，全國各地各種報紙載文誣衊劉少奇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父親劉少奇倒台了，劉允斌被掛上“劉少奇的黑孝子”、“蘇修特務”、“走資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遇皮肉之苦、忍受人格侮辱……面對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批鬥和無理無窮的質問，劉允斌只能忍受，強咽苦水；既不能辯解，也不想辯解，他知道在這時候無理可講，不值得講。辱罵、唾沫、拳腳、棍棒終日糾纏、相伴。他明白在北京的父親劉少奇和繼母王光美的處境不會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更難；幾個弟妹也難免和自己同樣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以來，與劉允斌關係不錯的幾個人都被關押批鬥，那些曾經常登門的人也躲得遠遠的，好心的人只能對他的處境暗地裡同情。在劉允斌夫婦患難的日子裡，只有保姆王奶奶和王爺爺一直陪伴著他們。老倆口沒有文化，在山東淄博農村生活了大半輩子。每當來人調查劉允斌家裡的材料時，老倆口就說：“不知道，我們是看孩子做飯的！”後來，造反派說：“走資派還要什麼保姆，簡直是剝削貧下中農！”隨後，老倆口被趕出劉允斌的家門。臨走時老倆口說：“我們什麼都不怕，兩個孩子我們帶上吧。”劉允斌夫婦欣然同意。於是，王奶奶王爺爺帶著劉允斌夫婦的兩個小男孩，住到了在這個工廠工作的兒子的家裡。

1967年11月21日，風雪之夜，劉允斌拖著飽受摧殘的身子回到家，李妙秀迎上來，拂去丈夫渾身的雪片。看著新傷舊痕累累、被凌辱受踐踏的丈夫，作為妻子卻無力排憂解難，她痛苦的眼淚似決堤的洪水，肝腸欲斷、心如刀絞……

夜深了，劉允斌和衣躺在床上對妻子說：“我來到世界上的42年，對得起人民對得起黨。對不起的是你跟著我受了這麼多罪，你把兩個孩子拉扯大我就無憾了……”劉允斌的話格外多，李妙秀以為是他對過分痛苦的吐露和宣洩。夫妻倆回憶前天、昨天、寄託明天，談得很多很久……

不知過了多久，從牆壁縫隙吹進的寒風驚醒了李妙秀。發現丈夫不在家，感到不妙的她急忙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爺，四處尋找……天亮了，人們在居住區北面的鐵路上發現了劉允斌的遺體。

1978年的一天，劉允斌的遺像掛在二○二廠俱樂部舞台的幕布上，為他平反的追悼會隆重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