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板

《大雅·板》全詩共八章。作者反覆以周厲王弊政跟國泰民安的清政作比較陳說，而著意處都落在對弊政的諷刺、抨擊上，作者的怨憤之情即流露其間。

與後代一些諷諭詩“卒章顯其志”的特點相反，此詩開宗明義，一開始就用簡練的語言，明確說出作詩勸諫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對“下民”，前者昏亂違背常道，後者辛苦勞累多災多難，因果關係十分明顯。這是一個高度概括，以下全詩的分章述寫，可以說都是圍繞這兩句展開的。

對於“上帝”（指周厲王）的“板板”，作者在詩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譴責。先是“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不但說話、決策沒有依據，而且無視聖賢，不講信用；接著是在“天之方難”“方蹶”“方虐”和“方懠”時，一味地“憲憲”“泄泄”“謔謔”和“夸毗”，面臨大亂的天下，還要縱情作樂、放蕩胡言和無所作為；然後又是以“蹻蹻”之態，聽不進忠言勸諫，既把老臣的直言當作兒戲，又使國人緘口不言，簡直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對於“下民”的“卒癉”，作者則傾注了極大的關心和同情。他勸說歷王改變政令，協調關係，使人民擺脫苦難，融洽自安（“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他為了解民於水火，大膽進言，甘冒風險（“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同時，他又不厭其煩地向厲王陳述“天之牖民”之道，強調對國人的疏導要像吹奏塤篪那樣和諧，對民眾的提攜要像佩帶璋圭那樣留心；最後他還意味深長地把人民比作國家的城牆，提醒厲王好自為之，不要使城牆毀於一旦，自己無地自容。

作為譴責和同情的匯聚和結合，作者對厲王的暴虐無道採取了勸說和警告的雙重手法。屬於勸說的，有“無然”三句、“無敢”兩句、“無為”“無自”“無俾”“無獨”“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謂苦口婆心，反覆叮嚀，意在勸善，不厭其煩；屬於警告的，則有“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等句，曉以利害，懸戒懲惡。這種勸說和警告的並用兼施，使全詩在言事說理方面顯得更為全面透徹，同時也表現了作者憂國憂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貞可鑒。

在這首詩中，最可注意的有兩點：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僅把民眾比作國家的城牆，而且提出了惠師牖民的主張，這和邵公之諫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相通的，具有積極的進步作用。二是以周朝傳統的敬天思想，來警戒厲王的“戲豫”和“馳驅”的大不敬，從而加強了諷諭勸諫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頑不化的亡國之君，對此是應當有所觸動的。

至於全詞多用正言直說，也使其更具後代諫書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蕩、感情之激切於此可見一斑。而疊字的多處運用、比喻對照的生動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詩歌的藝術性。這首《板》與另一首《盪》同以諷刺厲王著稱後世，以至“板蕩”成了形容政局混亂、社會動蕩的專用詞，其影響之大，不難想見。

這首詩據《毛詩序》記載，是凡伯“刺厲王”之作。西周從夷王起，即衰落不振。厲王執政，朝綱大壞，民不堪命。《國語》曾記邵公諫厲王弭謗一事，就是對其暴虐無道的真實反映。正如邵公所言，儘管當時厲王在國內對敢言者採取了監視和屠殺的嚴厲手段，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們還是用種種不同的形式來宣洩心中的不滿，這首詩即是為諷刺周厲王而作。其創作時間，應是在國人暴動、驅逐厲王出鎬京之後與共和執政之前的混亂時期。

凡伯，西周周桓王時大臣。據《左傳·隱公七年》載周桓王四年(前716年)凡伯出使魯國，歸途中行至楚丘(今山東曹縣東南)為戎人活捉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