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天過大雲

無論《太陽照常升起》曾經遭遇怎樣的誤讀，作為一部光線、畫面、音樂、節奏、故事都無可挑剔，且每一位主創人員都為之付出了最大誠意的唯美藝術片，有關它的一切都值得回味與珍藏。

在姜文導演的電影中，姜文最為珍愛的作品是《太陽照常升起》。很多觀眾說無法看懂姜文到底在表達什麼，於是姜文想到通過《長天過大雲》這部“電影自傳”，講述《太陽照常升起》如何從一部8000字的小說，到充滿迷人意境和鮮活語言的“姜文講故事”，再到述平、姜文、過士行三大編劇合力操刀的劇本，直至最後，呈現出一幅幅色彩飽滿、情感熱烈的畫面。

“長天過大雲”的書名是取自姜文創作的一首五言絕句：“桃花林中村，人面皆醉魂。橫槊秋燕北，長天過大雲。”姜文說：“它最貼近我的理想，最貼近人們的精神世界，也最不被人理解。”

姜文原名姜小軍，中國著名電影演員、電影導演。河北唐山人。1980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1984年畢業於中戲，同年進入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主演了《家庭大事》、《高加索灰闌記》等優秀劇目。憑藉電影《芙蓉鎮》和《春桃》榮獲兩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主角。導演作品包括《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讓子彈飛》等。其中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摘得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史鐵生

當導演真是比當作家難。寫作是個體經營，敗了，頂多餓死一口兒。拍電影是集體項目，上千萬的投資，數十人的生計，導演是集藝術與財政之責於一身。可藝術與財政從來就有衝突，前者強調個性，後者為求利潤不得不遷就大眾口味——這本身就像個悲劇：相互衝突的雙方都值得同情。怕只怕一味求利，結果是火了一宗產業，滅了一門藝術。電影，尤其聲色犬馬、名利昭彰，不像寫作，天生來的是一種寂寞勾當。然而大隱隱於市。在這洶湧的市場激流中，匹馬單槍殺出個姜文來，直讓人感嘆造化不死。

姜文豈止是藝術家，更是位哲人。哲人，未必就要懂得多少哲學，或魔魔道道地只在邏輯中周旋。先哲有言：“哲學不意味著一套命題、一種教義、甚或一個體系，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為特殊的激情所激發的生活。”怎樣的生活方式？善思考，或如柏拉圖所說：愛智慧。怎樣的激情呢？愛，或如艾略特所說：愛是一種折磨。折磨何來？不能容忍生活總就那麼“白雲千載空悠悠”，而要探問那雲之空處的懸難。張越說：能據不同時期的作品，看出其心路歷程的導演，在中國只有姜文一個。此即折磨的價值。

姜文的前兩部作品，已見那折磨之於個例。這一回，折磨走向了形而上——《太陽照常升起》，實在是說：如《浮士德》般的生命困境，一向都在人間。

兩個年輕女人，在一塊指向“路盡頭”的標牌前分手，一個去完婚，一個去為丈夫奔喪，一個以為從此幸福美滿，一個不失浪漫地要孤守到白頭。這應該是故事的開始，但姜文把它放在了影片的最後。而影片的開頭，實際是故事的結尾：多年以後，以為幸福美滿的一個，生活陷入了無聊與委瑣；孤守白頭的一位呢，竟至瘋狂，后隨一條滿載“光榮歷史的河流”不知去向。

如果1、2、3、4地平鋪直敘，2007年只會像以往一樣，在眾多慘痛故事的旁邊再添上一個。而，4、2、3、1，中國影壇隨之有了一個真正的悲劇。

最後一幕，太陽照常升起，誰說那是光明的尾巴？那是故事的開始呀！這可不是簡單的倒敘。結束，等於開始，那是說：生活，曾經是這樣，將來未必就不是這樣，“太陽底下本無新事”，精神之路永遠面臨這樣的懸難——盡頭，或沒有盡頭，盡頭必至無聊，沒有盡頭則難免瘋掉。這也正是浮士德博士的困境：停下來，靈魂輸給魔鬼，總就這麼走下去呢，可到底是為了啥？然而，大地上或現實中，生活似乎只提供這兩種可能；即便發瘋，生命也還是去如逝水，空若荒雲。

黑格爾給悲劇的定義是：相互衝突的兩種精神，都值得我們同情。推演之：相互背反的兩種選擇均屬無奈，那才是悲劇。而來個清官即可化悲為喜的故事，乃愚昧的成果，只能算慘劇。悲劇，是任人多麼聰明能幹，也只能對之說“是”的處境。比如浮士德：你停下來，還是走下去？比如：飛速前進的利潤與消費、飛速惡化的生態與道德，是可能停下來呢，還是可能永無止境？與黑格爾給出的境況相比，此一種兩難，可謂悲之更甚——前者或僅及個案，後者卻要我們大夥的命！《浮士德》的偉大由之可見。《太》劇的不同凡響，由之可見。

怎麼回事，要命的倒是偉大、非凡？真這麼回事，至少對藝術和藝術家來說是這樣。藝術家若都在現實中活得流暢，不覺任何荒誕，停步的人間就全剩軀殼了。科學、商政，各得其所，藝術憑啥吃飯？藝術，當是人類精神最敏銳的一處覺察，只為年節添些樂子，近於玩忽職守。惟當見識了精神的懸難，以及現實不斷更換著新裝的無聊與無奈，人才可望成為如尼采所說的“超人”。“超人”，並非是指才能蓋世、法力無邊，而是說，人要超越生理性存在，超越可口與可樂（譬如種種“大餐”），使精神不斷升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也是這意思。可學習，不見問題怎麼行？精神升華，不識其困境怎麼行？

可是，單識困境，就行了？但這是不可躲閃的第一步。比如對姜文這部影片，大可不必人云難懂，就看也不看地自認智商也屬低下。又有先哲說過：“不是藝術模仿生活，是生活模仿藝術。”藝術，自有其引領欣賞和啟發思向的職責，若一味討好票房，品位勢必持續走低。而後，再看那懸難是在呼喚什麼吧。張輝在其《德意志精神漫遊》一書中這樣提醒我們：“向歌德學習：在一個絕大多數人信仰不斷‘向前走’的時代，如何同時關切永遠‘向上走’的問題。”——即“人如何向上再次擁有信仰的問題”。這便是悲劇的意義。悲劇，不等於眼淚，更非教人沮喪。悲劇，把現實中不解的懸難彰顯在我們面前，意在逼迫著我們向上看——看那天天都在脫離地平線、向上升起的太陽，是一個根本性象徵。

《太》與《浮》的異曲同工，未必是姜文的刻意所為。然而，一個誠實又善思的人，早晚會跟大師歌德想到一塊兒去。姜文依靠其敏銳的覺察，在局部的歷史中獲取著生命的全息。惟此才有象徵。象徵不是比喻。比喻，是靠相似事物的簡單互證，比如指桑罵槐。再引一位先哲的話吧：“象徵是兩個世界之間的聯繫，是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的標記。”另一世界，有嗎？比如說就在你心裡，在人們不息不止的盼念中。盼念，若旨在不斷加強可口與可樂，就還是停留在此一世界。而姜文是以什麼為比照，看穿了那無聊與無奈的呢？夢想，或嚮往。夢想或者嚮往，毫無疑問是指向著另一種生命狀態。何東老兄有句極刻薄又極精闢的話：（在某些地方）總是沒有夢想照進現實，常有的倒是妄想照進現實，或現實擊穿夢想。

我妻子說，是“印象”二字，讓她一下子看懂了《太》劇。詩，大都重視印象。詩性的根基是夢想。何謂夢想？恰如劉小楓的一個書題——《聖靈降臨的敘事》。聖靈如何降臨？簡單說就是夢想照進現實。單靠記憶的回首，沒有夢想插手，往事所以是死的。所謂永恆呢，即千變萬化的當下，總與那夢想接通。這一接通，便不能滿足於記憶的準確了，而是醉心於印象的天上地下，從而鮮活，從而全息，便有了象徵的博大。姜文，固執地向那逝去的往事發問：這是怎麼了，到底都是怎麼了呀？幸好他不中理論的圈套，而靠自己的冥思苦想去解答。過士行說：《太》劇處處透露出神秘的力量。劉小楓是這樣說：象徵，是“無論你如何看，也看不夠、看不全、看不盡其意味”的。

向上升起，是太陽給我們的永恆啟示。再經時日，這個不屈不撓的姜文又將會怎樣升起，尚未可知。或可更少些憤怒，更多些平靜吧。我是指影片的開頭，現代的瘋狂就像那條照常流淌的河水，其實是波瀾不驚的。無可挑剔的作品是沒有的，但這不是本文所涉之題。

王朔

第一次聽姜文講他的這部電影是在崑崙日餐，在座還有王偉。那是他的第一稿劇本，本來說看就行了，他非說給講，講得果然繪聲繪色，老薑描述畫面是一絕，如同親歷景色，我立刻就被感染了，爛誇了一頓，說好。覺得中國沒這種電影。後來看劇本仍然覺得好。那是一個心靈投射出來的一種鋪張的美，並非共同關注的現實；草率地說，也可叫詩意。

但是，他不肯停留在這種好，還抓著述平繼續往下一遍遍改。每次在姜文那兒見到述平，總覺得老哥倆像一對給兒女辦終身大事，不怕麻煩一定要把事兒辦漂亮，互相挑禮兒互相糾纏的親家———當然老薑更糾纏了。給他們倆挑撥離間是我的一大樂事。到第二稿、第三稿能看出老薑的猶豫，在自己認識和觀眾理解之間搖擺。這也難怪，任何電影投拍前都有一種照顧觀眾的強大聲音，哪怕本來就是迎合觀眾的類型電影———外行聊這個最振振有詞。那時———前年中國電影正是假裝走出一條商業擴張的路唯市場論最甚囂塵上之際。

姜文拍電影好像有三個守貞原則：一、必須和自己之前的作品保持最大不可比性，基本思路是南轅北轍；二、必須有一定規模投資，他不大看得起低成本電影，認為電影就是奢侈品，要保證製作，“沒錢拍什麼電影啊”，老聽他說這個話我不太同意他這個觀點；三、不湊合，從人員到周期，盡量給自己工作人員爭取最大利益———因為這導致第二條。這就使他拍片子很難，從92年到07年15年只拍了三部片子，以他的地位和名望，融資關本來早該過了的(其他因素姑且不論)。

這個第三部電影和他前兩部電影有很多相似處，籌備時間超長，拍攝一波三折甚至要自己搭些錢進去。幾年當中只見他為這部電影不知疲倦地和形形色色的人長談，說服、解釋、施加壓力、施展個人魅力和手腕；總是微笑的、客套的、循循善誘講理的，顯得具有無比耐心好脾氣和大把時間。

因而前些天有記者朋友小心問我他是不是很霸氣，大家傳———尤其媒體初學乍練嫩仔有切膚之痛。我只能回答：沒覺得。也許拍攝當中因為效率的問題會———只能簡單粗暴。平時接觸感覺他很在乎別人感受，非常照顧別人情緒(這點比我強)，甚至我還胡亂給他找了個家庭理由：他是家裡的老大。別人說：也許他變了，到歲數了有兒子了溫和了。我說也許，但是我不相信他會容忍笨蛋。

有時無端感到有些內疚對他。他身上有股勁兒讓很多認識他的人願意為他做點事。一般聊到他，不管大家對他的某部電影看法如何，他的電影票房啦獲獎啦成績如何，一個評價是普遍有共識的：中國需要有這麼個人。這個評價很高了我以為———類型片導演不管多麼成功都是可以代替的，而老薑是一個有自己態度且旗幟鮮明的人，有他在，我們才好說本大國電影也不都是行活兒。

他這部電影其實我還沒看過完成片，只看過其中三個故事的粗剪。但他的電影還真沒讓我失望過過往經驗。

有時感到悲觀，我們曾看到戲曲失勢，看到文學失勢，是不是也將看到電影失勢？但是不影響地球飛轉。

焦雄屏

姜文在電影界的意義是獨樹一格的。尤其是眼下，當商業大潮與市場投資概念成為大夥不得不擁抱，卻又視之毒蛇猛獸之鐵律時，姜文卻以他一貫的瀟灑脫離這個魔咒，超然而不羈地高舉“創作”，讓人回歸電影的本質、理想和傳世意義。他的“創作”中帶著一股氣勢，與性格與生俱來。有人稱之為霸氣，有人稱之為才氣，還有人叫它為傲骨。

初見本人就是他這種氣勢嚇人一跳。其實誰都在銀幕上看過他，《紅高粱》、《芙蓉鎮》、《本命年》……明星有這好處，大家都覺得和他很熟，只是誰也不真認識他。銀幕上只知道他是好演員，看不出他的氣勢。那一年田壯壯帶著《大太監李蓮英》赴港，我們高興地在酒店咖啡廳里聊天，他忽然玩笑地說，要不要見見劇組裡的兩個星星？我鬧了個大笑話，說什麼猩猩？劇組裡還有猩猩？結果下來了姜文和劉曉慶。具體兩個星星說了什麼我給忘了，只記得姜文這小子氣吞山河、睥睨天下的氣勢。說真的當時內地第五代導演在世界上也真的比台灣導演多點男子氣概。姜文和這一批導演氣質相去不遠，說起話來上下古今，順手拈來，和一般奶油小生差可比擬。我問他中國這麼多導演哪個優秀？他說：“現在沒有，以後有！”“誰呀？”“我！”我回答說：“你也要做導演？我等著看！”我當時錯把他歸為演員的過度自信，說等著看並不懷好意。到底世間沒出那麼多奧森？威爾斯，演而優則導往往得到的是災難。

後來他拍成《陽光燦爛的日子》到威尼斯競賽，我那一年帶了蔡明亮的《愛情萬歲》與他和王家衛的《東邪西毒》同台競爭。那一年我忙著造勢宣傳與訪問，透不過氣來，錯過了《陽光》，也沒見到姜文。《愛情》拿到金獅，我還在想不知拿到最佳男主角的《陽光》到底如何？想知道這位演員轉型導演有譜沒有？

謎底在幾個月後揭曉，不知為了什麼我和好友蔣勛一塊赴北京，也不知誰安排了我們在誰家放了一盤磁帶，在座幾人看完都很激動，我則完全有當年在美校園看完《七武士》那種歡喜，胸中彷彿充塞著一股熱流，走過停車場，蔣勛高興地引吭高歌起來。我們給姜文寫了個紙條，詞不達意卻誠懇地表達感受。姜文這個小子的氣勢果然不凡，從那時起我就覺得他有一部分是我理解的。透過電影，我們總能直觀地感受創作者背後的狀態，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姜文抒發了不少成長胸懷，是私密的，也是集體的共同回憶。

他這種人不能也不會重複與平庸，一出手必然要別人知曉他的磅礴大氣與雄才大略。到了《鬼子來了》，我們理所當然又了解姜文另外一面。即使只有兩部作品，姜文已經站到我所以為的“作者”行列，縱有缺點與困境，也在吉光片羽中滲透著才氣以及嚴肅的思維。如果說《陽光》是青春的謳歌，《鬼子來了》就是姜文苦澀的人性論。《陽光》採取的是回顧式的散文長篇，《鬼子》則是尖刻的黑色嘲諷。

新作《太陽照常升起》呢？那是一闋瑰麗的影像詩。我一共看了兩次，第一次只覺得奔瀉而來的影像宛如艾略特的《荒原》般充滿隱晦的喻意。第二次我和剪接大師廖慶松一塊觀賞，忽然像看懂《達芬奇密碼》般拿到所有的解密鑰匙，我們高興地討論姜文布下的迷陣，在神采飛揚的畫面中，我再次體驗他的氣勢，這一次他冒著更大的挑戰，探討中國大地和民族魂的底蘊。觀眾要跟上他的腳步並不容易，至少戛納的選片諸公就沒拿到我的鑰匙。

我不免俗氣地提起市場和通俗性問題。到底在拍攝中期財務吃緊階段，是我為姜文介紹了仗義出面的英皇公司。“賺錢還不容易？”姜文不失他的豪氣干云：“待這部以後我幫他們拍幾部賺錢的電影。”

戛納不戛納，賺錢不賺錢，《太陽照常升起》都會是一部傳世之作。有些作品經不起歷史的考驗會逐漸在時代的巨輪下消逝。姜文這三部作品都不會，光他敢渺視大家奉為金科玉律的市場規則這件事，姜文就是影壇的稀有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