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族

壯、布壯，原是壯族自稱。在漢文史書中譯寫為“撞”、“徸”等，讀音“壯”，最早見於宋代文獻中。新中國成立后統一寫為“僮”。

1965年10月12日，根據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提議，並徵得壯族人民的同意，由國務院正式批准，把僮族的“僮”改為強壯的“壯”字。“壯”字有健康的意思，也不會誤讀。從此以後，僮族一律改寫為壯族。

壯族除自稱“布壯”以外，還有“布越”、“布雅伊”、“布衣”、“布沙”、“布土”、“布儂”、“布央”、“布曼”、“布饒”、“布傣”等自稱。“布”，在壯語中是“人”的意思。

先秦秦漢時期漢族史籍所記載的居住在嶺南地區的“西甌”、“駱越”等，是壯族最直接的先民。

先秦時期，中國長江中下游以南至東南沿海地區，廣泛分佈著一個被稱為“百越”的族群，分佈於今廣東、廣西一帶的西甌、駱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們當時還處於氏族部落社會的發展階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派尉屠睢率領50萬大軍，分兵五路，進軍嶺南，在越城嶺一帶曾遇到西甌人的強烈抵抗。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史祿率兵開通靈渠，通糧餉，運軍隊，秦軍才戰勝西甌人，統一了嶺南地區，並在嶺南設立桂林、南海、象三郡，將該地區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下。

據考古資料和史書記載，這時的西甌、駱越人已經使用銅鐵器，開始步入了文明時代。尤其是西甌人，他們在首領譯吁宋的領導下，利用所熟悉的叢林和山地進行作戰，能與數十萬秦軍周旋數年，迫使秦軍“三年不解甲馳弩”，說明西甌人的社會組織已經相當發達，並且能夠比較有效地運轉，已經進入了部落聯盟或酋邦時代。當時，為了保障南征嶺南的軍事後勤供給，擊敗西甌人的抵抗，秦始皇還派監祿在廣西東北部修築“靈渠”，溝通了湘、漓二水。靈渠的修築，極大地便利了五嶺南北的交通往來，有利於嶺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秦朝統一嶺南后，還將大量漢族人口遷居嶺南，與越人雜居在一起。從此以後，西甌、駱越人同內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更加密切，而這種聯繫，對於嶺南西部越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嶺南地區（即後來的兩廣地區）的土著民族，被稱為“烏滸”、“俚”、“僚”或“俚僚”，他們是西甌、駱越的後裔。東漢末年，中原戰亂，社會動蕩不安，不少大姓豪族為避亂而遷居嶺南，從而促進了嶺南地區封建化的發展。受其影響，世居嶺南的俚僚大姓貴族，紛紛在各地稱雄，使嶺南土著民族社會中，也出現了一些“雄於鄉曲”的“大姓”。如高涼、合浦的冼氏，欽州、合浦的寧氏，桂州的李氏，高涼的黃氏等，都是這時期嶺南著名的土著大姓。他們擁有“地方數千里，奴婢萬餘人，珍寶充積”的財富。與此同時，社會上卻存在著大量貧窮的、甚至“父子世代為奴”的普通勞動者。

冼氏是秦漢以來高涼一帶的大姓。冼夫人在南朝梁大同初年嫁給南遷 的漢人大族、高涼太守馮寶為妻，擁有部落10餘萬。她自幼聰穎賢明而多謀略，能安撫部眾，和輯百越和南遷當地的漢族移民，隋朝時受到隋文帝的嘉獎，被封為譙國夫人。冼夫人為維護國家統一和地方安寧，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受到後人的敬仰。

唐五代時期，壯族先民仍被稱為俚、僚、烏滸（烏武）等，但也出現了以地域或以大族姓氏命名的族稱，如“西原蠻”、“黃洞蠻”、“儂洞蠻”或泛稱“洞蠻”、“洞氓”等。宋代以後，壯族族稱又有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撞”、“布土”、“土人”等稱謂。元明以後，被侮譯為“獞”，另外還有自稱壯、儂、郎、土、沙等。這些稱謂原來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明、清時期，“壯”的稱呼已廣泛見於整個廣西和廣東西部，成為壯族最普遍的一種族稱。1952年統一稱為“僮”（音壯）。1965年改寫為“壯”。

歷史上，壯族人民為了反抗中央王朝和當地土官、流官的黑暗統治，曾經發動了無數次反封建、反壓迫的起義鬥爭。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遠的有唐代西原州（左江流域）黃乾曜、潘長安、黃少卿領導的起義，宋代廣源州首領儂智高領導的“南天國”大起義，宋代宜州（宜山、南丹一帶）的土兵起義、撫水州（環江縣等）的農民暴動和明代壯族農民韋銀豹領導的古田縣（永福縣地）農民起義，以及府江起義、八寨起義等。

壯族人們還曾經多次和各族人民一起奮起反擊交趾（后稱安南）封建統治者和倭寇的武裝侵略，擔負起了保衛祖國邊疆神聖領土的重任。

11世紀初期，交趾（今越南）在李朝的統治下逐步強大起來，並推行對外擴張政策，乘北宋王朝忙於抵禦北方的遼朝和西夏而無暇南顧之機，擺脫宋朝的控制，頻頻侵掠我左右江儂峒、黃峒地區和欽、廉沿海地區。熙寧八年（1075年），交趾國王李乾德命其輔國太尉李常傑率10萬大軍大舉入侵廣西，水路攻陷欽州、廉州，陸路連陷永平、太平兩寨，農曆十二月，合兵進犯邕州城（今南寧市）。邕州知州蘇緘急調附近各族土兵和漢兵入城固守抗敵，終因寡不敵眾，堅守42天而城破。當時，廣西左右江溪峒壯丁及壯、瑤族人民，紛紛起來阻擊交趾侵略者，截其後路。不久，宋王朝援兵來到。在官兵、土兵及壯、漢各族人民的協同奮戰下，終於打敗了交趾侵略者，勝利地保衛了祖國領土的完整。

明嘉靖年間，倭寇侵入中國東南沿海各地，嚴重威脅東南海疆的安全。明朝政府徵調“俍兵”抗敵，在廣西田州府（今田陽縣）已故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率領下，“俍兵”前往東南沿海抗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8年）四月，瓦氏“俍兵”與湖南永順、保靖“土兵”（由土家族苗族組成）的協同作戰，在王江涇（今浙江省嘉興縣北）的著名戰役中，一舉殲滅倭寇3000餘人，取得了抗倭以來的第一次大捷。之後，瓦氏俍兵又在陸涇壩等戰役中，屢建戰功。江浙一帶人民高度讚揚瓦氏俍兵的抗倭精神，廣泛傳誦“花瓦家，能殺倭”。瓦氏夫人不愧為壯族歷史上反抗外來侵略鬥爭中的一位女英雄，至今仍為壯族人們所傳頌。

近代以後，面臨著資本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和國內反動統治集團的腐敗統治，壯族人民又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反壓迫求解放的道路。

1851年，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國革命就發生在壯、漢、瑤族雜居區的桂平金田地區，當時參加金田起義的壯族達數千人，約佔當時太平軍總數的四分之一。太平軍離桂北上后，很多壯族將士隨軍北上，並構成太平天國和太平軍的基本骨幹，有的還成為重要領導人。太平天國犧牲的第一個領導人，後來追封為嘏王的盧六，是桂平紫荊山高坑沖的壯族；北王韋昌輝，也是桂平縣的壯族；北上時擔任前軍主將、屢立戰功，后在長沙壯烈犧牲的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的壯族；率軍北伐，直抵天津、前鋒進逼北京，威震中外的兩名將領李開芳和林鳳翔，都是武鳴縣的壯族；太平天國革命後期的中軍主將兼正掌率、掌理朝政的贊王蒙得恩，是平南縣的壯族；南征北戰，攻克蘇州，殲滅戈登“常勝軍”的慕王譚紹光，是象州的壯族。壯族的革命將領和廣大官兵，在太平天國的整個革命戰鬥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壯族婦女和男子一樣，轉戰南北，出生入死，“赤足裹頭，攀援岩谷，勇健過於男子，臨陣皆持械接仗” ，給腐敗的官軍以沉重的打擊。

太平軍北上后，壯族地區的農民起義烽火，此起彼伏，越燒越旺。其中規模較大的有陳開、李文茂領導的大成國農民運動；黃鼎鳳（壯族）領導的貴港農民起義；李錦貴（壯族）領導的上林縣農民起義；李文彩（又名李七，壯族）領導的永淳縣農民起義和吳凌雲領導的戰鬥於左江流域的“延陵軍”起義。他們同太平天國遙相呼應，互相配合，共同打擊敵人，為我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世紀七、八十年代，法國帝國主義以暴力侵吞越南南部之後，接著便向越南北部和我國西南部大舉侵略，中國人民被迫奮起反抗，保衛祖國，支援越南人民。以劉永福（廣西上思縣壯族）為統帥的“黑旗軍”首先投入戰鬥。“黑旗軍”是在壯族地區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主力是壯族農民領袖吳凌雲、吳亞忠所領導的壯族農民起義余部。黑旗軍的前營主將黃守忠、左營主將吳鳳典等20餘名大小將領，都是廣西上思、寧明一帶的壯族。當法國侵略者侵佔河內，並企圖沿著紅河向我國邊疆推進時，黑旗軍便應越南政府的邀請，同越南軍民一起，反擊侵略者，打得侵略軍聞風喪膽，如驚弓之鳥。當時戰爭的親歷者唐景崧在他的《請纓日記》中寫道：“河內城虜，夜輒自嘩，驚呼黑旗來，敵膽已落”。黑旗軍的抗法援越、保家衛國的偉大功績，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1885年2月，法軍在尼格里的統率下進攻我國南大門鎮南關，炸毀城牆，並狂妄地插上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保衛國境的不是石頭的牆垣，而是條約的履行。”叫囂中國的門戶已不再存在了，只有簽訂投降條約才是出路。但是，邊關的壯、漢各族人民，對於敵人的這種囂張氣焰，予以迎頭痛擊。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英勇抵抗法國侵略者，發誓“我們將用法國侵略者的頭顱，來重建我們的門戶”。當清朝愛國將領馮子材率領萃軍前來反擊時，壯、漢各族人民積極支援，終於取得了舉世聞名的“鎮南關大捷”。壯族農民蒙大，給馮子材帶路，還親自帶領一個敢死隊，揮舞著大刀長矛，砍殺了成百個敵人。他的英雄事迹，至今仍為邊境壯族人們所傳頌。

壯族人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也是巨大的。1907年的欽、廉、防城起義中，孫中山曾任命邕寧縣的壯族農民領袖王和順（原名張德卿）為“中華民軍南軍都督”，參與領導這次起義。同年發動的“鎮南關”武裝起義，孫中山又任命欽州壯族農民起義領袖黃明堂為“鎮南關都督”，以憑祥州的李右卿（壯族）為副都督，攻佔了鎮南關，得到了孫中山的高度讚揚。次年3月，孫中山又以黃明堂為指揮，關仁甫、王和順為副指揮，發動了雲南河口起義。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中，有不少壯族同盟會會員參加戰鬥，在此役壯烈犧牲的七十二烈士中，就有韋雲卿、韋樹模等壯族英烈。在反對袁世凱的護國起義中犧牲的有壯族革命領袖農實達等。所有這些，都充分表現了壯族人民敢於革命，不怕犧牲的革命英雄氣慨。

被毛澤東同志稱為“讀了半本馬列主義，紅了半個中國”的韋拔群，於1921年在東蘭武篆區成立“改造東蘭同志會”，聯合了100多名革命青年，提出“打倒土豪劣紳”，“剷除貪官污吏”、“取消苛捐雜稅”等口號，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次年，領導農民武裝起義，打土豪，進攻東蘭縣城，農民武裝隊伍發展到1500多人。1925年，黨在梧州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廣西的第一個支部。是年冬，韋拔群等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結束后，回到東蘭，在黨的領導下，開展農民革命運動，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民運動骨幹，宣講革命道理，並在東蘭、鳳山等縣、區、鄉建立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同年，韋拔群組織農民武裝，同當地的地主豪紳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再度攻佔東蘭縣城。1928年底，韋拔群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他為創建、鞏固和發展右江革命根據地，而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與此同時，奉議、恩隆等地的農民，從1924年8月起，就在奉議壯族黃治峰的領導下，開展了反貪官、反苛捐雜稅的鬥爭。百色起義后，黃治峰歷任右江赤衛軍總指揮、紅七軍第四縱隊縱隊長、紅七軍第二十師副師長、軍部參謀處處長等職。隨軍北上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后，1934年又接受黨中央委派，回右江革命根據地開展工作，途中不幸被捕，壯烈犧牲。

1929年，黨中央派鄧小平、張雲逸、葉季壯等到 廣西開展工作。9月，中共廣西省委在南寧召開了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鄧小平在會上傳達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會議根據“六大”精神，作出了建立民主政府、武裝推翻國民黨統治、深入開展農民運動等決議。1929年12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鄧小平、張雲逸組織和發動廣西右江兩岸壯、漢、瑤等族人民，舉行了有名的“百色起義”，成立了有壯、漢、瑤等族參加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由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委，下轄三個縱隊，韋拔群擔任了第三縱隊長。同一天，在田東平馬鎮召開各縣農民代表及紅七軍的士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右江工農民主政府，選舉雷經天為主席，公布工農民主政府的政治綱領及各項政策，韋拔群、陳洪濤（壯族）為政府委員。接著，右江流域的百色、奉議（今屬田陽）、恩陽（今屬田陽）、恩隆（今屬田東）、思林（今屬田東）、向都（今天等縣地）、鎮結（今天等縣地）、果德（今平果縣）、隆安、東蘭、鳳山等地相繼解放，並建立了縣、區、鄉各級工農民主政府。

1930年2月1日，俞作豫領導廣西警備第五大隊，在龍州宣布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由俞作豫擔任軍長，鄧小平兼任政委，並成立了左江革命軍事委員會。接著左江地區的龍州、寧明、明江（今屬寧明縣）、崇善（今屬崇左）、左縣（今屬崇左）、雷平（今屬大新）、萬承（今屬大新）、養利（今屬大新）等縣，也相繼解放，並成立了縣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左、右江流域各縣建立了革命政權的同時，都安、南丹、天峨、凌雲、河池等縣的部分地區，也建立了革命政權。至此，廣西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擁有廣西西部和西南部的20多個縣、人口200多萬的廣大壯族地區，使壯族人民的革命鬥爭進入了新的高潮。

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共右江特委和各地黨組織的有力地領導下，壯族和各族人民一起進行了英勇的抗日游擊戰爭，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49年，廣西各地在黨的領導下，普遍發動了武裝起義，開展人民游擊戰爭，積極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部隊作戰，到1949年年底，廣西、雲南、廣東等壯族地區相繼解放。

壯族是南方地區的土著民族，秦漢以前處於獨立發展的歷史階段，秦漢以後一直處於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深受中央政府統治政策和漢族社會文化的影響，並且這種影響隨著中央王朝統治力的逐步深入和漢族移入人口的增多而不斷加強。由於受影響的地區差異性較大，新中國成立前壯族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

在漢壯雜居的壯族東部等地區，壯族社會發展受漢族的影響較大，與漢族處於相近的發展狀態，其社會政治制度處於封建地主制度的發展階段。而在壯族聚居的廣西西部和雲南文山州地區，唐宋以來主要處於壯族土官（土司）的統治之下，處於封建農奴制的發展階段，其社會政治制度較為特殊。

• 土司制

土官（土司）轄區之內，土官掌握著全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權，並設置有權力機構進行統治。這些權力機構的設置因土司官職高低、轄地大小及經濟實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那些轄地較大、社會經濟發展較好的土州、土縣，其土官衙門一般都設有文武職官。各土州、土縣還設有監獄，由土官衙門管轄。

土官衙門之下，還分立區、段、亭、哨、都、路、屯、堡、坡、鎮、甲、方等建置，有土目、甲目、哨正、保正、頭人、總方等所謂外官，負責清查姦細，聽理訴訟，組練壯丁，徵收租稅等工作。這些構成了土官地區的鄉村權力系統。土官通過這些組織機構，將其勢力深入到轄地內的各村各戶，對人民實行統治。

明代中葉以後，土官（土司）制度日益顯得落後腐朽，土官的統治也越來越殘暴，他們不僅為封建中央王朝所不滿，也為壯族人民所厭棄，“改土歸流”成為歷史的必然。經過清代前期至民國時期長達二百餘年的改土歸流，西部壯族地區終於全面摧毀了已經不能適應當地社會發展的封建農奴制度，地主經濟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壯族的社會組織結構，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漢族文化影響的加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 宗族

壯族歷來有聚族而居的習俗，古代壯族的大姓莫氏、黃氏、儂氏、韋氏、覃氏、羅氏、岑氏、蒙氏、閉氏、甘氏等，都是在原來氏族制基礎上演變而成的，並長期聚族而居，所謂“舉洞純一姓者”是也。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一些壯族地區的宗族組織和宗族文化比較發達，建有祠堂，立有族規，並修有族譜。在同姓同族聚居的壯族村落中，三代以內的父系親屬稱為房族，三代以外的稱為門族或宗族，而房、門、宗族總稱為家族。同宗族禁止通婚。宗族內部關係依靠族長、族產、祠堂、族規進行維繫。族長一般由男性擔任，一些地方是自然形成的，一些地方則由直系血緣的長子繼承。族長的職責一般是管理宗祠和宗族的共同財產，組織和主持祭祀及其他公共活動，調解族人內部糾紛，主持家產繼承和對外交涉等。20世紀50年代后，由於時代的影響，壯族地區的宗祠多已破廢荒圮，有的改為他用，宗族活動逐漸減弱或停止，宗族勢力對壯族村民生活的影響也日漸減弱，但近年來一些地區出現了宗族活動復起的趨勢。

在宗族勢力和宗族文化不發達的壯族地區，還有另一種形式的村社管理組織“都老制”。這是一種更為古老的壯族鄉村管理組織，主要由以“都老”為首的管理機構、長老會和村民大會構成。“都老”，又叫村老、寨老、父老、鄉老、頭人、郎火、款頭等。都老大多是自然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村民公選或官府委派的，一般沒有報酬。都老的職責主要是領導村民制定村規民約，維護村寨社會秩序，掌管全村公共財產，主持集體祭祀典禮，領導公共建設，調解村寨內部糾紛以及村寨之間的糾紛，等等。都老制是憑藉壯族傳統社會的法律制度和風俗習慣進行運作的。明代中期以來，隨著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深度滲透，這種制度也在發生蛻變和走向式微，逐漸被保甲制和鄉村甲制所取代。

• 保甲制

保甲制是清朝為加強政府對基層社會的干預和控制而實施的。在壯族地區，保甲制也得到了局部的推行。雍正四年（1726年），清帝特意下令在壯、苗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和土司地區，比照內地，建立保甲之法。為了有效地發揮保甲的功能，清政府對保甲首事的選任提出了標準，要求由土民“公舉誠實、識字及有身家之人報官點充”。但是由於壯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與漢族地區相比有較大的差異，因此保甲制在這裡的推行不可能脫離當地的實際情況，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保甲首事多由壯族傳統權力機構的首領——都老等擔任。後來隨著壯族社會的發展和傳統社會結構的逐步解體，保甲首事的職位又逐漸由地主、富農等權貴取代。

清代在壯族地區所推行的保甲制，最初主要局限在壯、漢雜居地區的城鎮及其近郊，以後才逐步推廣。但是由於壯族居住分散，村落規模不大，更由於壯族社會制度的複雜性，使得保甲制度在壯族地區，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遠鄉村的推行受到較大的限制。在這些地方，傳統的民間控制系統——如宗族、村社等，發揮著更為有效的作用。

• 鄉村甲制

新桂系統治廣西以後，對鄉村基層社會控制系統進行了改革，於1933年起，在縣之中推行新的基層建制。鄉村“人必歸戶，十戶為甲，十甲為村，十村為鄉，十鄉為區”；城鎮“十甲為街，十街為鎮，十鎮為區”，建立起鄉（鎮）村（街）甲制。到1940年夏季，廣西全省包括壯、瑤、苗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在內的所有縣份，都實行了新的鄉村基層建制。

保甲制和鄉村甲制都是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地方基層社會權力系統，尤其是鄉村甲制以其嚴密的組織制度，對鄉村社會起著高度控制的作用。隨著其在廣西壯族地區的全面推廣，壯族社會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得到迅速推進，壯族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 民族自治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土地改革的開展和完成，壯族鄉村傳統勢力被打破，鄉村甲制走向衰亡。此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民主建政和划鄉建政，原來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貧僱農被發動起來，壯族鄉村社會舊有的宗族、家庭社會文化網路進一步被瓦解，國家權力以不同於清代民國的形式，深度下滲到了廣大的壯族鄉村，壯族鄉村傳統社會組織和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人民公社化時期，國家權力向壯族基層社會的下滲和管理強度達到歷史的頂點。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公社體制雖走向解體，但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鄉、村、村民小組的鄉村體制接著統領壯族鄉村，壯族社會政治一體化的過程進一步得到推進，壯族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不可逆轉地發展起來了。

1951年8月19日，成立了包括壯族、侗族、瑤族、苗族在內的龍勝各族自治區（1955年改稱龍勝各族自治縣）。1952年12月10日，在壯族聚居的廣西的西半部建立了桂西壯族自治區。1956年3月，改為自治州。由於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在長期鬥爭中與漢、瑤、苗、侗等各族人民結成不可分割的血肉關係，把廣西東部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農業區和土地遼闊、礦藏豐富的西部地區合在一起，建立省一級的自治區，更有利於壯族人民的其他各族人民的發展。根據廣西各族人民的意願，1958年3月15日，撤銷了桂西壯族自治州建制，以原廣西省地區為範圍建立了省一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同年4月1日，在雲南省建立了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月26日，又在廣東省建立了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壯族散居的地區，也陸續建立起了民族鄉。

唐宋時候的壯族先民，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農業以稻田為主，已大量使用牛耕，耕作技術已發展到“深耕溉種，時耘時籽，卻牛馬之踏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糞土”的程度。故有“稻粟皆再熟”，“種稻似湖湘”，“糧粒豐儲”，“豬牛雞鴨肥大蕃息”的景況。手工業有銅、鐵、紡織等，特別是綀子布和壯錦（當時稱為“緂布”）已馳名全國。綀子布，“潔白細薄”，“清涼離汗”。壯錦，則“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 。但是比起中原地區來，社會生產的發展還是比較落後的，許多地區仍然採用種子就地點播，不移秧、不灌溉、不施肥、不除草的粗放耕作方式，有的邊遠山區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種”及以狩獵為生的原始生產狀態。

到明清時期，壯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又有所提高。右江地區的今武鳴、平果一帶，“四野寬曠，軒豁秀麗。石山起伏蜿蜒，敷為平原，兩水繞山合流而入巨浸。江水既通，商貨輻湊，蓋比內地。”就是慶遠那樣的“戍壘密遮，使車罕至”的地方，也成為“士抱經而談，民雜兵而種” ，各族人民祥和安居的一方樂土。在橫州一帶，人們或築堤圍塘蓄水，或引溪流灌溉，這樣的農田已相當普遍。稻田的耕作也較細緻，播種育秧，中耕除草一二次，使上田每畝達到2石。坡地則開為畲地種植旱禾，種后也除草一二次，產量與水田不相上下。許多石山地區的壯族農民，也掌握了“煅石為灰”的技術，並把石灰應用於調節土地酸度了。畜牧業也有很大發展，豬、牛、羊、馬的飼養很普遍，一些人口不多的農戶甚至也養有十數頭牛，其發展水平，大致和相鄰的漢族地區接近。

壯族在中國的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均有分佈，主要聚居在南方，範圍東起廣東省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西至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北達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南抵北部灣。

廣西壯族自治區是壯族的主要分佈區，共有1420.71萬人（2000年），占壯族總人口的87.81%，主要聚居於南寧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柳州市、來賓市、貴港市等地。

另外，分佈在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有98.1萬人（2000年），散居在雲南省其他地區的有12.9萬人（2000年）；廣東省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有4.2萬人（2000年），另有4000餘人（2000年）居住在與連山毗鄰的懷集縣下帥壯族瑤族鄉；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有1.6萬人（2000年）；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有5000餘人（2000年）。

壯族居住的地方，基本上連接成一片，大部分聚居，也有相當一部分和漢、瑤、苗、侗、仫佬、毛南、水等族雜居。

壯族是跨境民族，除中國外主要分佈在越南北部與中國相鄰的地區。根據在越南居住時間的不同，識別為岱依族和儂族，統稱為岱儂族（Tày-Nùng），語言為岱儂語，文化、習俗、語言與中國境內壯族基本相同。逢年過節、紅白喜事都相邀。 《同根生的民族》有越南岱依族和儂族的相關記載。

越南共有54個民族，其中岱儂族人口總共270萬（2013年），是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隨著中越壯族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和深入，諸如天琴（壯文：den，越南文：then）等民族藝術形式逐漸在兩國發揚光大。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壯族總人口數為16926381人。

壯族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

壯族民間信仰多神，崇拜天神、雷神、土地神、巨石神、樹神、蛙神、花婆神以及祖先神靈等。魏晉以後，隨著道教和佛教先後傳入壯族地區，壯族宗教信仰體系在其影響下發生了變異，形成以原始的麽教為主，融道教和佛教為一體，信仰多神的“宗教”，並出現了半職業性神職人員——師公。師公有較完整的教規和組織，但無道教那樣嚴格的修行儀軌，其職能是為民間祈福禳災，驅鬼事神；所行法事兼具巫、道、釋的特點。與此同時，漢族道教的正一道和太一道在壯族地區也有所流行，其神職人員壯語稱道公，因其專事念經符咒而少解經文，故民間又稱“喃嗼先生”。道公對道教的教義和教規雖有遵從，但也已經過壯族本土宗教文化的改造而具有方士性質。道公無固定寺院，多以設壇組班的形式進行臨時性的法事活動，其祀奉神祗除道教所特有者外，也加進了佛教和壯族本土神。

佛教由於其教義教規，如極樂世界、禁慾素食等，與壯族價值觀念和生活習俗相牴牾，故對壯族社會的影響並不大。壯族地區雖有零星佛寺，但規模及住持僧尼人數均遠在中原一般寺廟之下，其信徒也多是南居的漢族人。雖然如此，佛教的一些教義和思想主張，如積德行善、樂善好施等，還是得到了壯族人民的認同，甚至體現佛教生死輪迴教義的“前世不修”詞語，也成為一些壯族婦女自責的口頭禪。

19世紀中葉以後，基督教、天主教等也相繼傳入壯族地區，並在壯族地區的一些城鎮建立基督教、天主教教堂，發展教徒，但影響主要局限於部分城鎮居民。

壯族是最早栽培和種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稻作文化十分發 達，稻米也自然成為壯族人民的主食。稻米製作方法多種多樣，有蒸、煮、炒、燜、炸等，各種米飯、米粥、米粉、米糕、糍粑、粽子、湯圓等，是壯族人民日常喜愛的食品。如果摻和其他材料，還可以製成許多更加味美營養的食品，如八寶飯、八寶粥、竹筒飯、南瓜飯、“彩色糯米飯”等。

居住在乾旱山區的壯族，由於不宜種植水稻，則以玉米為主食。

壯族人民喜食水產，魚蛤螺蚌，皆為珍味；山林中的菌果、蟬、蛇、禽、獸，也是壯族人民的日常佳肴。

嚼檳榔是壯族的傳統習俗，今廣西龍州等地的壯族婦女仍有此喜好。有些地方，檳榔是招待客人的必需品。

壯族住房多數與當地漢族相同。廣西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區的壯族村寨，還保持著古老的傳統住房形式“干欄”，又稱“麻欄”。分上下兩層，上面住人，下面關養牲畜和存放雜物。

這種住房形式，是古代百越民族的住房特點，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因為它具有適應於南方山區地形、氣候和預防毒蛇猛獸侵擾的優點，所以一直延用到現代。

隨著時代的發展，德保、靖西、巴馬等地方的房屋雖然已經朝著現代居室方向發展，為磚石或鋼筋混凝土構造，但一些房屋的結構還保留著干欄的基本特徵。

龍勝各族自治縣的龍脊壯族聚居區的“干欄”式建築，是保留至今最為完整的。

壯族的服裝，大部分和漢族相同，但在桂西鄉村中，尤其是中老年婦女，還保存著自己民族服裝的特點。如廣西西北部，中老年壯族婦女多穿無領、左衽、繡花滾邊的衣服和滾邊、寬腳的褲子，腰間束繡花圍腰，下身穿褶裙和繡花鞋，喜戴銀首飾；廣西西南部龍州、憑祥一帶的壯族婦女，至今仍穿著無領、左衽的黑色上衣，頭上包成方塊形狀的黑帕，下身穿黑色寬腳褲子。

古代壯族曾流行過文身、鑿齒等習俗。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就曾提到柳州峒民（壯族古稱之一）儘是文身人。宋代史書《太平寰宇記》也記載說今貴港市一帶的婦女出嫁時要鑿去一顆牙齒，古稱“鑿齒”。現在，這些風俗只在偏遠的局部地區有零星流傳。

• 語言

壯語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壯傣語支。有南北兩個大方言，但語法結構、基本辭彙大體相同。南北兩大方言大致以鬱江和右江為分界線，延伸到雲南省文山州的廣南、硯山一帶。北部方言約佔壯族人口的2/3，劃分為8個土語區，即邕北土語、右江土語、桂邊土語、柳江土語、桂北土語、紅水河土語、邱北土語、連山土語；南部方言約佔壯族人口的1/3，劃分為5個土語區，即邕南土語、左江土語、德靖土語、硯廣土語和文麻土語。

• 文字

唐宋以來，壯族民間曾流行“土俗字”，這種文字是在漢字的基礎上，利用漢字的音、義組合而成。根據1989年廣西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辦公室出版的《古壯字字典》（初稿）統計，共有10700多個字，其中定為正體字的有4918個。這些字都是從上百年或數百年前出版或手抄的牒訴、券約、師公唱本、山歌本、故事傳說、族譜、信件和碑文中收集下來的，說明這種方塊壯字在壯族地區民間曾廣泛流行過。不過，由於古壯字地區差別較大，缺乏規範，因此各地壯族之間無法形成統一的壯族文字，主要依靠漢文進行交流。1955年，黨和人民政府幫助壯族人民創製了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壯文，並培訓壯文骨幹，出版書報，壯文在掃盲、宣傳黨的政策等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又完成了《壯文方案》的修訂工作，使壯文進一步通用化，壯文也再次進入各級各類學校。

壯族創造了許多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諺語等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在布洛陀神話基礎上創造的《布洛陀》長詩，是壯族的一部古老而宏偉的創世史詩，是史前時期壯族社會的百科全書，主要流傳於紅水河流域的巴馬、東蘭、鳳山、天峨、南丹、河池、宜山、都安、馬山和右江流域的百色、田陽、田東、平果等縣。它以詩歌的形式，生動地敘述了天地日月的形成、人類的起源、各種牲畜和農作物的來歷，以及遠古人們的社會生活等，熱情地讚頌了布洛陀這個被稱為壯族始祖的神話人物創世的偉大業績。透過這部史詩，可以看到史前壯族社會的基本面貌，以及壯族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情況。

20世紀50－60年代就有開創廣西長篇小說先河的壯族作家陸地的《美麗的南寧》和劉玉峰的長篇小說《山村復仇記》，壯族詩人韋其麟的敘事長詩《百鳥衣》、壯族詩人黃青的抒情長詩《紅河之歌》等。《百鳥衣》於1959年被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優秀作品之一。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壯族的文學創作更是欣欣向榮，陸地的長篇小說《長夜》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一等獎，由壯族詩人莎紅與藍鴻恩等人合作翻譯整理的壯族民間長詩《布伯》，被稱為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瑰寶。

武術在壯鄉不僅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而且有獨特的習俗。

如明代桂西壯人，男孩長到十來歲，就要教他練武。當地土司提倡群眾習武，群眾也崇尚武術，每年冬閑時節，壯鄉的各個村寨都延聘師傅傳授武藝。

這種習俗經久不衰，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後。

20世紀80年代，在原有的中醫藥機構之外，又成立了廣 西天然藥物研究中心和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對壯族開展了針對性的普查，還發掘出版了《壯醫藥線點灸療法》等醫書。

廣西民族醫藥機構積極開展少數民族醫術醫藥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壯醫基礎理論的發掘及臨床實驗研究”、“壯醫內科學的發掘整理和實驗研究”、“壯葯生葯標準研究”等項目獲廣西科技進步二等獎。

一批國家、部省級壯醫藥科研項目通過鑒定或驗收。

壯錦是壯族婦女獨創的手工藝品。以棉紗為經，絲 絨為緯。經線一般為原色，緯線用各種彩色，織成各種美麗的花紋圖案。

壯錦色澤鮮艷、織工精巧、質地鬆軟、結實耐用。壯族人民喜愛象徵吉祥的鳳，因此，“十件壯錦九件鳳”，壯錦上的鳳各個鮮活生動，別具特色。壯錦花色品種多樣，用途廣泛，可用作床毯、被面、圍裙、背帶、腰帶、手提袋、挎包、頭巾、衣物裝飾等。

根據歷史記載，唐、宋時已有生產。明、清時，壯族婦女曾因善於織錦而聞名全國。新中國成立后，壯錦作為極富民族風格的手工藝品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除繼續生產傳統的花紋圖案外，還創製了40多種新的花紋圖案。

銅鼓，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僅廣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間收藏和登記在冊的有1400多面。銅鼓的類型很多，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徑達1.63米。重量小者二三十公斤，大者近500公斤。

銅鼓的用途歷來說法不一，有軍樂、民樂、祭樂，以及權力財富的象徵等等說法。

銅鼓不僅是一種實用器物，同時也是一種精美的藝術品。它既有浮雕式的花紋圖案，又有立體塑物，是雕刻藝術和立塑的綜合體，是綜合的藝術品，體現了壯族工匠高超的鑄造技術和藝術水平。

壯族民間常用的樂器有嗩吶、蜂鼓、銅鼓、大鼓、銅鐃、銅鑼及笙、簫、笛、馬骨胡、天琴等。

天琴是壯族最古老的彈撥樂器，主要流傳於廣西西南部與越南交界的龍州、寧明和防城一帶，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在壯族民間廣為流傳的傳說《媽勒訪天邊》中，壯族先祖媽勒就是彈著天琴去天邊尋找太陽的。

壯族的舞蹈有“舂堂舞”、“繡球舞”、“撈蝦舞”、“採茶舞”、“扁擔舞”、“銅鼓舞”等等。

舞蹈的特點是主題鮮明，舞步雄捷，詼諧活潑，感情逼真，時而激昂慷慨，時而纏綿悱惻，充分體現了壯族勞動人民的倔強和愛憎分明的性格。

左江崖壁畫，大約已有2000年以上的歷史，主要分佈在廣西西南部的寧明、龍州、崇左、扶綏等縣境內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兩岸的懸崖峭壁上。

壁畫已經發現的共有183處，以寧明縣明江畔的花山崖壁畫為最著名。在這面寬約200米、高約50米的臨江峭立的寬大的崖壁上，密集地布滿了色彩鮮紅的各種畫像，目前尚能辨認的畫像有1800多個，最大的人物畫像高達2.41米，小的約30厘米。

左江崖壁畫畫像種類主要有人物、動物和器物三種，筆調粗獷有力。左江崖壁畫是壯族先民傑出和不朽的藝術創造，其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壯族先民的社會生活情況。

壯劇是壯族舞台藝術形式，是壯族民間文學、音樂、舞蹈、技藝的綜合性藝術。壯劇大體上可分為師公劇、北路壯劇、南路壯劇、富寧壯劇、廣南壯劇、樂西土戲等六種。

師公劇主要流傳於河池、柳州等地的壯族地區，是在“跳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相傳唐代就有了。傳統劇目有《莫一大王》、《白馬姑娘》、《順知戽海》等。

北路壯劇主要流行於百色市北部的西林、田林、隆林、凌雲、樂業一帶，最早在西林舊州一帶的壯歌及民間雜耍“板凳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約形成於清朝乾隆年間。光緒三年（1877年），雲南富寧縣已出現較完整的壯劇劇目《儂智高》手抄本。以後還演唱《卜牙》、《文龍與肖尼》、《劉三姐下凡》、《牛郎》、《鯉魚》、《劉二打番鬼》、《太平天國》等劇目。

南路壯劇主要流行於桂西南壯語南部方言區的德保、靖西、那坡、天等、大新等縣一帶以及田陽、田東的部分鄉鎮，是在靖西的提線木偶戲和德保的馬隘壯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提線木偶戲，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劇目大多取材於漢族的傳統劇目如《楊門女將》、《西遊記》、《三國演義》等。馬隘壯戲，最初是用“雙簧”式的方法演唱，后吸收民間的“馬隘調”、“漢龍調”和靖西木偶戲的唱調發展而成為近代的“馬隘戲”調。因為德保和靖西是南路壯劇的兩大發源地，所以南路壯劇也稱為“德靖壯劇”。

富寧壯劇、廣南壯劇、樂西土戲三種壯劇都是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壯族劇種，流行範圍不廣，分別流行於富寧、廣南八寶、文山一帶。

壯劇的表演藝術具有健康、樸實、活潑等特點。南路壯劇和北路壯劇的音樂唱腔比較多彩，表演技藝如身段、步法、手法、武打等等都有其獨特之處，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與風格。

壯族的節日多與當地漢族相同，春節、元宵、春秋社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除夕等傳統漢族民間節日，也是壯族的歲時節日。壯族比較具有本民族特點的節日是“三月三”歌節、“牛魂節”、“中元節”等。

壯族每年有數次定期的民歌集會，其中以“三月三”歌節最為隆重。壯族一向以能歌著稱，早在漢代劉向的《說苑·善說篇》中，就有關於先秦時期壯族先民所唱的《越人歌》的記載。壯族民歌形式、內容豐富多彩，有二三句的，也有三四句以至更多的；流行七字句和腰腳韻。有盤歌（或稱“猜歌”）、哭嫁歌、賀新居歌、生活歌、農事歌、時政歌、歷史歌，等等。壯歌的特點是善於觸景生情，托物取喻，以猜謎、盤問的形式，唱出有聲有色、動人心弦的歌詞。傳說唐代有個著名的女歌手劉三姐，創造了聲調悠揚、寓意深遠的歌謠，歌頌人們從事勞動和愛情的幸福，揭露上層統治者的貪婪與不仁，因而至今仍得到壯族人民的傳頌，被稱為“歌仙”。壯族有定期聚會唱歌的傳統，而且唱歌的地點也比較固定，這種集體唱歌的特定場所叫“歌圩”。其早期歷史可追溯到氏族部落時期，源於先民們祭祀神靈祈求生育和豐收的宗教活動，而後逐步演變成為青年男女定期聚集原野，“以歌代言”、“以歌擇偶”的一種社交活動，又進而發展成為群眾性的遊樂節日。每到圩日，遠近幾十里內的男女老少，都盛裝彙集於此，享受自己民族的狂歡節。1984年，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將農曆三月初三這一天定為壯族的全民性節日——“三月三”歌節。

“牛魂節”，又稱“牛王節”、“開秧節”。多在春耕以後的一天進行，有的地區固定於農曆四月初八進行，因為相傳這一天是牛王的誕辰。傳說牛王原來是一位天神，奉玉帝之命下凡幫助人們耕作。人們感激他的功勞，便在其誕辰祭祀牛魂。這一天，各家各戶都將牛梳洗一番，並修整牛欄，帶著一籃五色糯米飯和一束鮮草，到牛欄旁邊祭牛魂，然後把一半食品及鮮草分給每頭耕牛吃。

農曆七月十四日的“中元節”，又稱“鬼節”、“敬祖節”，是僅次於春節的大節日，主要內容是祭祖和祀鬼。這天，家家戶戶殺雞宰鴨（過去這個節日忌諱用雞作祭品，只能用鴨或鵝祭祀，尤以鴨為主，這個節日甚至因此也被稱為“鴨兒節”），蒸糕做饃，並用彩色紙裁成四季衣褲，以備祭祀之用。白天在家祭祀祖先之後，入夜還要到山角河邊，進行野祭，燃香點燭，焚燒紙衣，祈求野鬼別來作祟。

壯族多一夫一妻制家庭。過去，“女娶男嫁，夫從妻居”曾經 較為盛行，後來過渡到“從夫居”的父系家庭為主。

直到近、現代，壯族農村地區仍普遍存在婚後“不落夫家”的習俗，新娘出嫁那一天，由十來個同輩姐妹陪同到新郎家，有的地方當天婚禮過後即回娘家，有的地方新娘與同輩姐妹一起在新房中歌唱達旦度過新婚之夜，次日一起回娘家。以後逢農忙或節日才到夫家勞動幾天。一般要到二、三年後或懷孕后才長住夫家。

這種文化現象被認為是壯族婚姻制度從“從妻居”到“從夫居”轉變進程的一種過渡形態。

壯族傳統的喪葬習俗，主要有兩大葬法，即土葬和火葬。

清代中葉以後，土葬成為主要葬法。壯族的土葬，以“二次葬”為主要葬式。二次葬，也稱撿骨葬、拾骨葬，壯族稱之為“金罈葬”、“金鐘葬”等。其葬法是：親屬死後，以薄棺就近埋葬，起“長墓”；待三五年筋肉腐朽后，再掘墳開棺撿其骨骸裝進陶制的“金罈”中，然後擇定風水寶地埋葬，起“圓墓”。前述壯族的火葬，也是用“金罈”裝儲骨灰，然後擇地而葬，也屬於二次葬式。

近代以來，有個別富貴之人，為顯示自己的身份，一次葬非常隆重，墓地也建得異常堂皇，不再做二次葬，民間稱之為“大葬”。不過，在一般民眾觀念中，對此種葬式並不看重，也不認可。

譯吁宋——秦西甌人首領。秦甌戰爭時期，帶領西甌人抗擊秦軍的部族聯盟領袖。

桀駿——秦西甌人軍事首領、聞名中外的山地戰開山鼻祖。

黃乾曜——西原黃峒壯族首領。

黃少卿——唐代西原農民起義領袖。

儂智高——曾建“大曆國”、“南天國”。

瓦氏夫人——抗倭英雄。

譚公柄——北壯皇，定都遷江；最早提倡男女地位改革、婚俗改革、民主改革、加強民族團結的首領。

陸榮廷------壯族，武鳴縣人，舊桂系軍隊首領，兩廣總督。

韋拔群——壯族，中國現代農民運動領袖。

韋國清——壯族，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開國上將。

黃現璠——壯族，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

韋 傑——壯族，成都軍區副司令，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冼恆漢——壯族，甘肅省第一書記，中央委員和軍委委員。

甘 苦——壯族，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覃應機——壯族，原自治區主席。

鄭建宣——壯族，寧明人，物理學家。

羅應雄——壯族，忻城人，物理學家。

尹漢輝——壯族，武鳴縣人，中國科學院大地構造研究所，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付出了巨大貢獻。

鄭志鵬——壯族，寧明人，物理學家，美國紐約科學院院士。

韋 鈺——壯族，桂林人，中國工程院院士。

周少寧——壯族，武鳴人，世界知名美籍華人畫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