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戶

元朝戶籍名稱之一。因政府簽發部分人戶專門承擔站役，故得此名。元朝為了“通達邊情，布宣政令”，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周密的站赤系統。站有水﹑陸之分，水道用船，陸道以馬﹑牛﹑狗等作交通工具，故又有船站戶﹑馬站戶﹑牛站戶﹑狗站戶等名稱。各種站中以馬站為最普通，馬站戶的數量也最多。據統計，全國驛站共有一千五百餘處，以每站平均二百戶計，站戶約達三十餘萬戶，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站戶承擔的站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陸站站戶養馬﹑牛﹑狗等，水站站戶則備船；馬站出馬夫，稱為兀剌赤，水站出船夫；部分站戶需向過往人員供應首思。江淮以北農業區的站戶，大致平均四戶養馬一匹，每戶可免四頃土地的地稅；江淮以南對養馬戶數沒有限制，但規定同養一匹馬的諸戶總共可免稅糧七十石。站馬來源不一，有的由國家出錢購買，發給站戶飼養應役；有的由驛站所在地區諸色戶計共同出資購買，發給站戶；有的則由站戶自行購置。不管來源如何，一旦倒斃，都由站戶賠補。站戶除可以免稅的田畝稅糧之外，其餘部分仍須納稅。供應首思的站戶可以免除和雇﹑和買﹑雜泛差役，有一部分地區的站赤由官府供應首思，這些站赤的站戶與民戶一樣承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牛站戶﹑狗站戶和船站戶的情況與馬站戶差不多。

到元朝後期，由於政治腐敗，驛路上的往來官員作威作福，欺壓驛站沿途百姓，他們“持威挾勢，頤指風生”，任意索要名貴酒菜，還強令歌妓縱酒，無所不為。對驛站人員稍不如意，即行吊打。加上當時站役負擔沉重，元成宗時四個月內，即起馬13300餘次，即使所有馬匹晝夜在道，也無法應付。因此造成大量驛畜倒斃途中。元祐元年（公元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僅甘肅省就奏報死鋪馬199匹、驛駝24頭（ 《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這些負擔壓得元代站戶喘不過氣來。有的實在堅持不了，就只得背井離鄉，逃亡在外，最後老死荒郊野外。元代詩人許有壬有首詩描寫他們的悲苦生活說：“盛冬裘無完，豐歲食不足。為民籍占驛，馬骨猶我骨。束芻與斗菽[shū叔]，皆自血汗出……”（《至正集》）。意思是，數九寒冬我還披著一件破爛的皮子，連豐收的年景也難以飽飯。當上入了籍的站戶，就像受役使的馬那樣受苦。繳出的每束乾草每斗糧，都是我的血汗所出！最後，這首詩為貧寒的站戶喊出了他們不平的呼聲：“生兒甘作奴，養馬願飼粟”，難道我們世世代代甘於當牛作馬、賤如奴隸嗎？這首詩如實地反映了元代站戶的生活。

在這樣沉重的壓迫剝削下，站戶們紛紛破產，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戶們血汗基礎上的元代站赤制度無法維持下去。當時有史家云：“站赤消乏，積非一日”，而“其弊終不可革”（《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既不能改革宿弊，就只有走向消亡一途了。14世紀初葉，據甘肅省甘泉驛站統計：60年前，這個站共有站戶348戶，到60年後只剩下176戶了。站戶們紛紛逃亡或出家為僧了。

站赤是當時最便利的交通體系。元朝政府規定，只有軍政事務才許乘驛，而且必須持有鋪馬聖旨或圓牌，作為憑證。但是王公貴族﹑上層僧侶和各級官吏紛紛巧立名目，乞求鋪馬聖旨和圓牌，任意乘驛。站道上往來人員日益增多，站馬因使用過度不斷倒斃，馬夫疲於奔命，首思供應不斷加多，站戶的負擔愈來愈重。牛﹑狗﹑船等各站戶的負擔也是一樣。再加上站官多方勒索，站戶中的富戶又與官吏相互勾結，逃避站役，把負擔轉嫁給一般站戶，因而站戶日益貧困化，許多人被迫逃亡。為了防止站赤制度廢弛，元朝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如發放救濟物資，限制鋪馬聖旨和圓牌的使用，重新簽發站戶進行補充等，但是效果都很有限。元代後期，站戶消乏和逃亡已成嚴重問題，站赤的運行受到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