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澄清

1946年參加渤海軍區青年幹部培訓班，后在小學任教。曾任《激流》文藝月刊主編、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展望出版社特邀編委、亞洲文化開發中心顧問等職

1952年，郭澄清開始從事業餘文藝創作。

1955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5部，中篇小說1部，短篇小說（包括小小說）100多篇（結集40餘篇），散文30餘篇，詩歌400餘首，報告文學30餘，此外還有人物速寫、評論、短論等，共計400多萬字。其中較有影響的作品有詩歌《北京太陽暖心房》《鐵頭和駱駝的故事》、短篇小說《黑掌握》、長篇小說《大刀記》《龍潭記》《決鬥》《歷史悲壯的回聲》，短篇小說集《社迷》《公社的人們》《小八將》，中短篇小說集《麥苗返青》等。

1956年，任《寧津日報》副總編兼《激流》文藝月刊主編。后歷任縣廣播站站長，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時集公社黨委副書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山東省文化局黨組成員，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展望出版社特邀編委，亞洲文化開發中心顧問等職務。

1970年，開始從事專業創作。

1988年被評為文學創作一級職稱。

他一生創作甚豐，著作有長篇小說5部、中篇小說1部。作品有的被改編成電影、廣播劇；有的被譯成外文，介紹到歐洲各國。他的作品在社會上影響較大，其創作成就曾得到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讚賞。他生前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政協委員，曾任山東省創作辦公室主任、中國作協山東分會副主席等職。

1976年5月，患腦血栓，半身癱瘓，但仍以驚人的毅力筆耕不輟。

1989年，郭澄清病逝。

當郭澄清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邁開創作步伐的時候，他的腳跟就是紮實的，步伐就是穩健的。激越的情懷，愛憎分明的情感，充溢在作品中。他從日新月異的生活中採擷提煉著生活的真諦和藝術的絢麗。

進入20世紀60年代。郭澄清這個時期的作品，嚴格信守堅持著現實主義原則，追求著對人物和事件的細節性描繪及對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同時又探索、深化、發展著現實主義。他把對現實生活、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對文學藝術美的追求結合起來，注重對新的表現手法的吸取和融會，而不去表層的獵奇逐異。他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觀察、審視、燭照、把握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整體，從總體上概括社會生活風貌，塑造典型形象。郭澄清筆下的人物多是平凡的普通人，他將自己的激情和關注放在農民身上，他對農民有難以割捨的親情，他體味到農民昔日的深重災難，更描繪著農民在新時代的新的步伐、新的品格、新的感情。作者以生花的藝術妙筆，啟開人物的心扉，使讀者領略人物的心靈美。郭澄清善於把人物外在形態的描繪和內心的揭示有機結合起來，把人物的心理發展過程放在環境變化、事件發展過程之中，在社會動態系統中表現人物心態。

郭澄清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又對這種美德在新時代的體現有深刻的研究。這種審視生活的道德角度，決定了他對美好道德負載者的熱情謳歌和對其境遇的表現。郭澄清的這種傳統的“民本精神”和新時代新思想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的體現，顯示出他思想的深邃、高度責任感和崇高的人格力量。這正是他的人物感動人、激勵人、催人奮進的力量所在。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公社在農村中消失了，但這不能削弱那些“社迷”們的價值和意義。一是郭澄清是堅持了現實主義，忠實地展示了那個時代的面貌和人物；二是人物形象的核心是其氣質、精神、品格，作品中的事件環境只是氣質、精神、品格的載體，事過境遷並不影響人物形象的精神力量的繼續發揮。

作者善於在細微之處見精神，在精細的描摹刻畫中，展示人物的思想脈絡和心律跳動，使讀者感到親切、自然。郭澄清是短篇小說創作的大家，他創作短篇小說，駕馭自如，遊刃有餘，精於構思的剪裁，但不留斧鑿痕迹，渾然天成。他深諳古典小說之三味，又從民間藝術中吸取營養，從所反映的現實生活出發，充分運用短篇小說的創作技巧，抓住瞬息萬變的現實生活中的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深刻地反映出現實生活的真味，作品簡潔明快，清澈透底，猶如行雲流水，扣人心弦。

任孚先《論郭澄清的短篇小說創作》：郭澄清先生的小說創作是現實主義的勝利，他的作品跳動著時代的脈搏，有著一種在深層的民族 歷史文化土壤中凝聚的靈魂，一種對蒼茫大地和勤勞樸實的人民的深情依戀的赤子之情。他的作品總離不開這塊充滿苦難和希望的土地，總離不開與他血肉相連的人民，總離不開希望謀求生活更加美好的崇高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強烈的精神促使他在創作中旨在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人們的思想品格和心靈更加高尚，人與人之間更加真誠與和諧。郭澄清先生是時代之子，是人民之子。他的作品是一個時代的標誌。走進郭澄清的藝術世界，感到時代的潮流奔涌而來，飛濺的璀璨的浪花，映照出現實生活的逼真的畫影。

王學謙《構建“新國民性”——郭澄清的文學史位置》：郭澄清是善於敘述“新國民性”的小說家在17年文學的格局中，他的文學敘述是對山西作家群與陝西作家群的綜合。在敘述內容上他幾乎與陝西作家群完全一致，即著重於新時代、新人物的敘述，對於舊的因素和“中間人物”他基本上保持沉默。但在敘述形式上卻兼有陝西作家群與山西作家群的特徵。一方面不乏橫斷面的結構，另一方面也同樣善於以民間的傳統的故事風格進行敘述，乃至兩者的巧妙結合。這顯示了郭澄清作為那個時代的作家對主流敘述規範的遵守。

郭澄清登上文壇的年代，是中國農村剛剛告別激情燃燒的歲月，從災難的泥淖中掙脫出來的年代。對於有責任感、義務感的作家來說，他必須要梳理扭曲的現實，總結歷史的教訓，以振奮民族精神，弘揚優良傳統。和趙樹理等作家一樣，郭澄清先生在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下，也以自己含蓄的小說之筆來針砭時事、激濁揚清。在他的《公社書記》《老隊長》《黑掌柜》《社迷》等小說中，注意以各種巧妙的藝術形式來呼喚黨的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