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鵬

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負責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北京譜儀的建造安裝、調試和運行。

正負電子對撞機北京譜儀項目獲得1989年中科院科技進步特等獎和1990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1991年至1992年，主持了在北京譜儀上進行的τ輕子質量精密測量，該項目獲得1994年中科院自然科學一等獎。

1995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1995年起參加強子反應截面的精確測量，獲得2003年度中國科學院科技成就獎。

發表論文200餘篇，著作三部。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特等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各一次。發表論文90餘篇。合著“粒子物理實驗方法”一本。

1940年，鄭志鵬在桂林出生。從記事起，父親在他心目中就是典型的“嚴父”形象：在外面對同事、學生經常是笑臉相待，回到家中對孩子卻是不苟言笑，批評孩子更是嚴厲。父親因為忙，很少過問孩子的事，幾個孩子的生活、學習由母親全包。但他對孩子的學習決不放任，每到學期結束，孩子們都要拿著成績單一一“過關”。“成績好，父親沒有多一句話；成績差，他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讓你感受到壓力，非下決心學好不可……”鄭志鵬初中畢業時獲得了長春市最優秀學生獎章，他滿心歡喜地告訴父親，但父親一句表揚的話也沒有。“他就認為這是我應該做到的……”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鄭志鵬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

1963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從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

1978年，鄭志鵬被選拔到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教授領導下的德國漢堡同步加速器實驗室工作，並在膠子發現工作中負責一個分探測器。兩年後，他學成歸國，擔當起領導建造北京正負對撞機探測器的重任。

1988年，探測器建造成功，並完成首次對撞。該探測器被公認為國際上該能區最先進的探測器之一。

1994年，鄭志鵬到南寧出差，自治區領導希望他能兼任廣西大學校長，以促進“211工程”申報工作。當時他很猶豫，因為時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的他工作任務已很重，又正趕上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能否出世界一流水平成果的關鍵時刻，他怕精力不濟影響了西大的工作，不敢貿然接聘。後來，在當時的中科院院長周光召支持下，鄭志鵬終於“臨危授命”，肩負起父親“將廣西大學辦成全國重點大學”的遺志。一上任，他就不辭辛勞，往返京邕兩地，積極與當時的校領導馬繼匯、吳恆等一道，為廣西大學早日能進入“211工程”而奔波。

1996年10月，廣西大學終於迎來了“211工程”申請評審通過的一天。

1997年以後，鄭志鵬逐漸從行政職務退下來，專心研究工作，同時兼任《高能物理與核物理》雜誌主編。儘管工作繁忙，但在事關家鄉教育方面，他從來都毫不猶豫。此次回廣西，他先到桂林，隨後來柳州，最後到南寧，活動的主要軌跡幾乎都集中在三地的高校。

“鄭教授對我們的幫助從來都是不遺餘力。”廣西工學院信息與計算機科學系主任徐柳蘇說。鄭志鵬與廣西工學院結緣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

當時的廣西工學院院長黃秉？到南寧開會時，偶遇時任廣西大學校長的鄭志鵬，兩人都發現對方正是已失去聯繫數十年的兒時夥伴。黃當即發出邀請，希望鄭有時間就到工學院看看，針對學校的學科布局、專業發展提點建議。

2000年下半年，離任后的鄭志鵬來到廣西工學院，他根據工學院本身的特點，結合柳州工業的區域優勢，提出了材料科學的研究方向。

2002年，在他的努力下，工學院納米科技應用研究所正式成立，至今仍是全區高校惟一一所納米專業研究機構。

鄭志鵬親自擔任名譽所長，負責科研課題的具體指導工作。

此後，他每年都要來工學院兩次，除了解科研工作進展，就是向學生介紹當今物理界最前沿的東西。在他的推薦下，工學院順利聘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專家擔任特聘教授。在他的邀請下，包括國家納米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解思深在內的多位院士、專家來工學院講學。在他的幫助下，工學院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水平評估達到良好，並獲得國務院學位辦批准為碩士授予單位和5個碩士點，目前正朝著“廣西理工大學”的建設目標前進。

“中國的學生沒有地區優劣之分，廣西的學生絕對不比其他地方的差！”鄭教授在選擇自己的博士研究生時，同樣會帶點家鄉情結，有意向廣西學生傾斜。

到目前，他已經培養了3名廣西的博士生，其中一人現已成為清華大學教授。鄭教授說，“廣西學生與發達地區學生的差距就在於見的世面少，眼界不開闊。同時，還因為師資、設備條件有限，對一些基礎性的東西掌握不夠紮實。”他表示，根據這些情況，他將繼續堅持為廣西高校教育多提有用建議，如果時機成熟，還可以促成高能物理所與廣西高校實施人才聯合培養，同時，儘可能多請些專家、院士來廣西講課，拓寬學生的視野。

從早年跟隨丁肇中，到後來同李政道、楊振寧等人交往，鄭志鵬接觸了眾多世界頂尖級華人科學家。尤其在德國學習期間，他除了切身體驗到丁肇中的治學嚴謹和唯才是用，還感受了大師無微不至的人性關懷。當時因工作不能回國，丁肇中只要有機會到中國訪問，臨走前都會替幾名中國工作人員一一拍照，帶到中國後分別交給各自的親人。同時，還替他們的妻子、孩子等親人拍照帶回德國，以這種獨特形式促成了幾家人的“團圓”。

“為什麼中國人只有到了國外才能獲得如此大的成就？為什麼國內到現在沒有獲得諾貝爾獎？這與中西方的傳統不同有關。”鄭教授認為，西方對科學崇尚自由、創新，再加上比較好的條件，各種各樣的人才都能找到用武之地，也就不怕出不了成果。而中國的傳統思想比較保守，科學研究常常受到各方面的束縛，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創新思想的發揮。“雖然近年來國內的科研環境和條件得到不斷改善和進步，但相比較而言，美國已經有一兩百年穩定的科研歷史傳統，中國才剛剛起步，還需要解決很多人才、觀念、投入等方面的問題。”以人才為例，他指出，很多科學發現都是建立在興趣、愛好的基礎之上，而當前中國的教育很大程度上還是“以分為準”。

很多中學都把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人數作為一種榮耀甚至指標，在這樣的狀況下，不可能允許偏科存在。經過中學階段學習這道“生產線”后，許多學生的個性被抹殺，很多人才也遭埋沒。

中國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回答這個問題前，鄭教授先說一個故事：一年輕人向一位老人打聽去某處還要走多久，老人一聲不出，年輕人只得起步繼續趕路。此時老人突然說：“照你這樣走，還有一個小時就可以到。”年輕人不解，問：“剛才你為什麼不說？”老人答：“你不走，我怎麼知道你到底有多快。”“中國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要看中國自己的努力有多大。照當前的趨勢發展，踏踏實實多做工作，少搞些虛的東西，可能一二十年就會實現零的突破。”這也是他的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