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心理學

現代心理學的繁榮和進步是明顯的，但現代心理學的問題和困境也是有目共睹 的。其中，最嚴重的問題當屬心理學的分裂和破碎。

心理學從來就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話來說，心理學缺乏一個穩定的“範式”，從來沒有像其他規範科學那樣擁有一個學科共同體都能接受的理論基礎。在心理學的創立之時，學科內部至少存在著4種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方式：以馮特、艾賓浩斯和鐵欽納等心理學家為代表的以意識內容為研究對象，以實驗內省為研究方法的模式；以布倫塔諾為代表的以意識活動為研究對象的非實驗研究模式；以弗洛伊德和榮格為代表的以潛意識為研究對象和使用臨床方法的模式；以英國心理學家高爾頓和美國心理學的創立者詹姆士為代表的以適應行為為研究對象的應用研究模式。上述幾種研究模式強調人類經驗的不同方面，各自構建了不同的理論體系，形成了心理學內部早期的分裂。在心理學隨後的發展中，出現了構造主義、機能主義、行為主義、格式塔心理學、精神分析和新精神分析等不同的學派，使得心理學分裂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現代心理學繼續沿著分裂的路線越走越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心理學的分裂出現了新的特點：原來的流派爭吵趨於緩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折衷主義的態度，但折衷主義並非統一，實際上，在折衷主義的掩蓋之下，西方心理學的分裂現象更加趨於惡化。其表現是：

心理學家所研究的課題往往互不相干，對於同一問題的 研究往往得出相互矛盾的結論，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經驗研究的支持。所得出的研究結論更是瑣碎和缺乏體系，同為心理學家，相互之間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缺乏“心理學學科共同體”的認同感；

心理學家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存在兩大陣營：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科學主義陣營以實證主義作為其哲學基礎，而人文主義陣營以現象學和釋義學作為其哲學基礎，在科學觀、方法論、人的價值與科學的價值、決定論對非決定論等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對立。一些心理學家的研究證實，在心理學的內部存在著多種多樣的對立範疇，如遺傳對環境、主觀對客觀、意識對無意識、通用主義對特質論、還原論對非還原論、動力論對靜態論、經驗主義對理性主義、理性對非理性等等；

當前最為嚴重的要數科學家與實踐者的分裂，即從事基礎研究的心理學家同從事臨床等應用研究的心理學工作者的分裂。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往往認為從事臨床應用的心理學家過於膚淺，屬於“工匠”範疇，所做的是低層次的工作，而應用心理學家則認為從事基礎研究的心理學家鑽到科學的象牙塔里，脫離實際；

學科惡性分化的結果是，許多以前屬於心理學範疇的課題被其他新興學科所蠶食，美國心理學家斯賓塞的一段話代表了心理學家的這種擔心，他指出：“在我一個最可怕的惡夢中，我預見到心理學組織機構的解體：實驗心理學家被發配到正在興起的認知科學學科中，生理心理學家愉快地到生物和神經科學系報到，工業和組織心理學家被商學院搶走，心理病理學家在醫學院中找到了他們的位置。”

現代心理學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無法解決心理現象的社會植根性同研究取向上的個體主義傾向的矛盾。個體主義是當代心理學在方法論上的一個典型特點。個體主義取向在心理學研究中的表現是，忽視心理和行為產生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原因，從個體內部尋求行為的原因，從個體本身尋找心理和行為的解釋。西方主流心理學一直堅持這種個體主義的方法論。構造主義心理學探索意識的元素及其結合的方式，對文化的影響絲毫不感興趣；行為主義致力於刺激和反應的分析，把社會文化背景作為無關的因素加以控制；精神分析挖掘行為的潛意識動力，文化成為性本能壓抑后升華的結果；人本主義心理學則把人看成是追求潛能的自我實現的個體，而潛能只不過是一種“類似本能”，本質上還是一種生物動力；當代的認知心理學也沒有跳出個體主義方法論的範疇，它把個體內部的圖式和結構作為分析的重點，文化的影響被置於關注的視野之外。造成這種個體主義取向的直接原因是心理學的方法論的限制。現代心理學最崇尚的方法是實驗法，而實驗法對於實驗條件有著嚴格的要求，必須控制所有的變數。文化因素、社會影響在實驗室中則無法控制和操縱，更無法操作化和量化，其結果是為了維護科學研究的可信度和效率，只能棄之於不顧了。

但心理學現象就其本質來講更多的是一種社會現象，心理現象無論就其起源和發生、發展來講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約，植根於具體的歷史和文化之中，帶著文化的深刻烙印。脫離文化和社會歷史背景去從事心理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歪曲心理生活的現實，阻礙人們對心理和行為本質的正確認識。

現代心理學因其個體主義取向而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在後現代主義背景之下，女權主義心理學(feministpsychology)對現代西方主流心理學的個體主義取向進行了強烈的抨擊。女權主義心理學家認為，西方主流文化是父權制文化，主流心理學是大男子主義的心理學。這種心理學從個體主義的研究方式著手，忽視父權制文化的現實，把男性作為一般的人，以男性心理作為標準衡量女性，曲解和扭曲了女性的心理，為維護男性在社會上的優越地位和女性在社會中的從屬地位提供心理學的依據。新興的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思潮也從文化影響的角度對心理學中的個體主義取向提出批評。多元文化論認為，文化是決定行為的重要因素。但傳統的西方心理學在忽視文化背景的方法論指導之下，忽視文化的作用，而實際上它並沒有脫離文化，只不過是它僅僅反映了西方主流文化。多元文化論者認為：“西方心理學傾向於從民族中心主義的觀點出發，把得之於主要人口的成果和理論應用於所有的群體。”這種研究取向的結果是歪曲其他文化條件下的人的心理，造成了心理學中的通用主義、白人中心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流行。

現代心理學所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與現實生活的脫節。我們所說的脫節並不是指現代心理學缺乏應用研究，實際上，應用心理學是現代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應用研究也對軍事工業、航天工業以及其他一些高科技領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這些研究大部分是在科學技術的原則下進行的，換句話說，它不是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從人類生活的意義出發的。因此，我們所說的脫節是指心理學同人們日常生活的脫節，這種脫節表現在心理學對人們精神生活的忽視，心理學過於重視經驗方法，以至於不能以經驗方法研究的精神領域被排斥在科學心理學的範圍之外。

傳統的行為主義曾經把心理學的研究範圍限制在可觀察的行為上，隨著行為主義的衰落和認知心理學的興起，這種狀況逐漸好轉，但行為主義的陰魂不散，操作化和客觀化的原則仍舊限制人們對精神領域的探索。事實上，像高峰體驗、超越自我的意識、變異的意識狀態等等對人類生活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但這樣一些問題卻成了心理學的邊緣問題，研究這些問題的心理學家也成了心理學科領域的邊緣群體，從來沒有在心理學中佔據主導地位。“馬斯洛、羅傑斯和羅洛梅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在公眾領域和大眾傳播媒介中受到廣泛的、積極的關注，但是在學術圈裡卻受到冷遇甚至蔑視”。即使那些應用於人類生活的臨床心理學、諮詢心理學、健康心理學也受到這種趨勢的影響，在其臨床實踐中不注重人們精神生活的實際，片面追求標準化、操作化，其結果是臨床實踐同精神生活的背離，不能從根本上緩解和治癒精神的疾病。所以現代西方心理學中的許多有識之士都大聲呼籲放棄標準化的追求，從生活的意義出發，考慮患者的特殊需求。

現代心理學面臨的上述問題或困境，即分裂和破碎、個體主義取向、與現實生活脫節 等雖然有著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但究其根源還在於現代心理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在於現代心理學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所採納的基礎假設和理論。自科學心理學的建立之日起，主流心理學的目標就是效仿自然科學，成為像物理學和化學那樣的規範學科。效仿自然科學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科學在探索自然規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牛頓的物理學原理、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等自然科學的成就使得科學家發現了千變萬化的自然界背後所隱藏的規律。這些科學規律應用於改造自然的實踐中后又推進了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發展，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巨大的收益。

心理學創立之初，在擺脫哲學母體的慾望激勵下，一心要成為不同於哲學的學科，而自然科學的成功給心理學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自然科學不就是一個可資利用的現成模式嗎？另一個原因是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實證主義哲學是“科學”的哲學，它把經驗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上升為一種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只有經驗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之外的任何科學觀和方法論都是非科學的。接受這種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和方法論就意味著心理學必須走自然科學的道路。所以，心理學採納自然科學的發展模式並非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了符合一種哲學的期待。

任何科學觀和方法論都建立在一定的假設和理論的基礎上，接受了自然科學的 科學觀和方法論就意味著心理學全盤接受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假設和理論。經典自然科學的基礎假設是決定論、還原論、機械唯物論和元素論的觀點。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些基礎假設的意義和在心理學中的表現。

決定論是經驗自然科學的一個基本假設。依據這一假設，任何自然現象都是有原因的，任何自然現象都處在一定的因果關係中，發現這種因果關係，從而對可能出現的現象進行預測是科學的主要任務。決定論原則貫徹到心理學中，尋找心理和行為的決定因素就成為心理學家的主要任務。行為主義在這方面是最典型的，行為分析的基本目標就是發現行為的原因，從各種各樣的環境刺激中確定反應的決定因素，以便為預測和控制行為服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採納的是心理決定論，任何一個心理現象，無論其多麼瑣碎和細微，都是有原因的，都反映了潛意識的慾望和追求；人本主義心理學也難以擺脫決定論的制約，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那裡，人的一生都被一種“類似本能”的自我實現潛能所決定；所有的學習理論，心理治療方案、教育和干預策略無一不是以發現決定行為的因素作為前提和基礎。可以說，決定論原則貫穿於現代心理學的始終。

還原論也是經典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之一。還原論的觀點可追溯至歐洲中世紀 奧卡姆(Ockham,1290～1349)的思想。奧卡姆認為，對於某一現象或事件的最好的解釋是那些 最簡單、需要最少假設的解釋，任何多餘的和累贅的假設、概念、理論都應儘可能地予以排除。後來，人們把這一思想稱為“奧卡姆剃刀”。遵循奧卡姆的原則，科學的解釋應該是越簡單越好，任何複雜的現象在其最基本的水平上都可以被歸結為某種更為簡單的現象。這種思想貫徹到心理學中，出現了所謂的“吝嗇原則”，即對於心理現象的解釋應該越簡單越好，盡量不使用目的、情感、意識等辭彙，而應該使用刺激、反應、接納、向性等等概念。總之，複雜的心理現象應該進行歸併和還原，在更為簡單的水平上得到解釋。

現代心理學以各種形式承襲了還原論的原則。早期的行為主義把行為還原為刺激和反應，刺激無論多麼複雜，最終可歸結為某種物理化學的事件；反應則最終可還原為肌肉收縮和腺體分泌，也具有物理化學的性質。所以，在行為主義那裡，行為不過是由一種物理化學變化所導致的另外一種物理化學變化。現代認知心理學把認知過程比擬為計算機的符號操作過程，認為複雜的認知過程不過是類似於計算機的信息加工過程。社會生物學則認為複雜的社會行為可以在基因的水平上得到解釋。總之，形形色色的還原論泛濫成災，成為現代心理學的一大特色。

與決定論和還原論有關的另一個基礎假設是機械唯物論。經典自然科學在牛頓物理學定律的指導下，傾向於把整個世界看成是一個運行和諧的機器。這個世界的每一個部分都按照自然的規律像一部機器那樣和諧運轉。法國哲學家笛卡兒更進一步，認為動物也是機器，並以機械運動的方式描繪了反射的過程。另一位哲學家拉美特利把這一思想運用到人類領域，提出“人是機器”的觀點。行為主義承襲了機械唯物論的思想，認為人就像一台“自動機”，刺激引起反應，反應相當於一定的刺激。所以，控制了刺激也就控制了人的行為。認知心理學在其本質上也建立在機械唯物論的基礎上：“儘管所謂的認知革命取得了許多進步，但是機械論和還原論的痼疾仍困擾著我們，就像相對論出現之前的物理學。仔細的觀察你就可以發現一台機器――這次是一台多用途的計算機――處於靈魂的深處”。

經典自然科學始終堅持，物質世界儘管豐富多彩，但在本質上都是由共同的 元素組成，分析和發現這些元素，確定這些元素的組合規律構成了各門自然科學的主要任務。心理學在接納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時，也接納了這種元素論的基礎假設。因此，尋求心理或行為的元素，確定心理元素或行為元素的結構和組合規律，就成為現代心理學的一個主要任務。心理學家期待著有一天能像化學家那樣，以元素周期表的方式解釋心理和行為的元素。雖然這種元素主義的方法論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但這種思維方式仍處處表現在心理學的研究過程中，難以徹底根除。

經典自然科學所賴以維繫的這些基礎假設同它所處的時代、生產發展的水平、人們對自然的認識程度是一致的。從另一方面來說，經典自然科學的這些基礎假設同它的研究對象是一致的。換句話來說，經典自然科學家是根據他們對所研究的對象――物質世界――的認識確立這些假設，選定研究方法，規範研究程序。而現代心理學在採納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接納自然科學的基礎假設的時候，不是根據所要研究的問題，而是在一種擺脫傳統思辨的形而上學慾望的推動下，根據實證主義哲學的要求而進行的一種選擇。美國心理學家科克（S.Koch）早在1959年就指出，心理學是一個奇怪的學科，它不是根據所要研究的問題確定研究的模式和程序，在心理學確立要研究的東西之前，它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就已經存在了。

這恰恰是現代心理學的悲劇之所在：它的一切標準都是外在的，不是根據自己 的需要選擇程序和模式，而是為了滿足作為科學的標準。自然科學是根據它所要研究的問題確立方法的，而心理學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像自然科學看齊。它不管自己要研究什麼，只要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就足夠了。這種對自然科學的盲目崇拜是造成現代心理學困境和各種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現代心理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分裂和破碎。分裂和破碎的原因有多種，究其根源還在於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心理現象不同於自然現象。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在研究自然現象方面是有效的，但在應用到心理現象的研究時就出現了問題。心理現象的社會文化屬性使得它不可能輕易地歸入自然科學的研究範疇。這樣一來，分裂就出現了。面對自然科學模式研究心理現象的困難，一些心理學家削足適履，滿足自然科學的要求；另外一些心理學家掩耳盜鈴，迴避問題的存在；部分心理學家從不同的學科借鑒不同的方法，各自形成不同的研究取向，導致了學派的分裂。元素論模式則使得心理學家把關注的重心放在細小的問題上，完整的心理現象被分割成互不相干的碎塊，心理學的分裂和破碎因而在所難免。

心理學的個體主義傾向同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取向之間的聯繫是非常明顯的。自然科學以自然現象――物質世界為研究對象。物質世界不同於人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具有穩定性的特點。它不因社會文化的變遷而發生改變，也不會因研究者態度的不同而不同。閃電就是閃電，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面對任何研究者，閃電的性質都不會改變。但心理現象不同，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條件，人們的心理特徵不同，而且由於人具有自我意識的特徵，當面對不同的研究者時，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心理學在採納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時，沒有考慮研究對象的差異，把心理現象當成自然現象來進行研究，試圖像自然科學那樣，對某一現象進行控制，排除其他條件的影響，以因果決定論的模式，使用還原的方法，尋找心理和行為的決定因素。這樣一來，排斥文化影響，從個體本身尋找行為原因的個體主義傾向就不可避免了。

脫離日常生活也是由於心理學錯誤地接受了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所致。心理學家在確定研究的問題之前，方法已經確定了，即必須使用經驗自然科學的方法。因為科學哲學教導他們只有使用經驗自然科學方法獲得的知識才是可靠的。換句話說，心理學研究什麼問題不是根據社會生活的需要，而是根據方法論的要求，以現有的方法能研究哪些問題，而不是需要研究哪些問題。“測量先於存在”、“方法先於問題”，可被量化、操作化、客觀化的問題才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否則就不是。這樣一來，心理學研究必然脫離日常生活，脫離社會實踐的要求。

種種事實表明，現代心理學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和困境在其根基上皆由於錯誤地採納了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這種科學觀和方法論在研究自然現象方面有它的合理性，並且取得了成功，但是當心理學家在一心一意擺脫哲學的願望驅使下，在“物理學的殷羨”推動下，不假思索地把這種研究模式應用於人的研究時，其局限和弊端就顯現出來了。因為人雖然源於自然，但人超越了自然。心理現象雖然有其自然的一面，但人的心理和意識作為一種精神現象超越了產生它的物質，是高於自然現象的精神現象，其本質是它的社會文化屬性。因此，研究人的科學不同於研究自然的科學，兩者分屬不同的領域。心理學若要擺脫困境，其出路只有擺脫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的困擾，確立適合於意識和行為研究的新的科學觀和方法論。

在心理學的發展史上，許多思想家早就意識到研究人的科學同自然科學的區別。狄爾泰最先意識到這個問題。雖然狄爾泰更多地應屬於哲學家，但他在心理學方面有許多建樹，甚至撰寫了《描述的心理學》一書。狄爾泰區分了兩種科學，即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精神科學以心理學為基礎，同自然科學一樣也是嚴格的、合理的科學模式；自然科學使用客觀的量化方法，其基本取向是解釋(explanation)，即發現因果關係；精神科學則使用質化的描述方法，其基本取向是理解(understanding)。從這種觀點來看，心理學不同於自然科學，但心理學並沒有脫離科學，而是一種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科學。

早期的德國心理學家布倫塔諾針對實驗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取向明確提出，心理現象 不同於物理現象。心理現象具有意向性，即總是有所指向，包含著自身之外的一個對象，而物理現象不具有這種特性，所以心理現象的研究不同於物理現象的研究。即使作為布倫塔諾的對立面的德國心理學家馮特，作為科學心理學的建立者，也不是一個自然科學模式的徹底崇拜者，他也意識到自然科學方法在研究意識方面的局限性，因而提出以帶有人文科學色彩的民族心理學弦補實驗心理學的不足。當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和羅傑斯等人則更是大聲疾呼不能以研究物的方式研究人，在心理學的研究中應該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然而，這些與自然科學取向不同的“他者的聲音”沒有引起主流心理學的重視，自然科學取向佔據了優勢的地位，成為“強勢話語”，而人文科學取向的心理學家成為“邊緣群體”，主流心理學在自然科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導致現代心理學諸多的困境和問題。

現代心理學若要擺脫困境，解決面臨的問題，只有在改造主流心理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上下工夫，進行一場“範式”的革命。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是建立在實證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的。這種科學觀和方法論僅僅是多種形式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中的一種，並非科學觀和方法論的全部。而且這種科學觀和方法論所適應的是傳統自然科學的研究，現代自然科學早已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確立了新的基礎。因此，這種過時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根本不可能作為帶有人文科學色彩的心理學的基礎，心理學只有依據自己所研究的問題，根據研究對象――活生生的人和人的經驗世界――確立自己的研究程序和模式，才能實現科學觀和方法論的轉變。

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人的經驗世界。經驗世界有這樣幾個維度：一是它的原初特徵，即這種經驗先於任何反省和推理，是未受觸動的心理狀態，包含著情感、直覺、想象等心理活動；二是它的整體特徵，即經驗世界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就像實用主義心理學家詹姆士所說的意識流，它是一個整體的流動，雖然可以從中抽取不同的主題，但各個主題之間總是相互聯繫的，組成一個經驗的“格式塔”；三是它的意向特徵，即布倫塔諾所說的意向性，經驗世界總是和經驗世界之外的某個對象相聯繫的，有時經驗世界也以自身為研究對象，但是當它把自身作為對象時，自身是外在於自己的；最後一個維度是，當經驗世界成為研究對象時，經驗世界包含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是有關經驗世界的知識的一個部分。經驗世界的這些維度決定了它不同於物理世界，也決定了研究經驗世界的心理學和研究物理世界的自然科學的本質不同。

物理世界是邏輯的、規律的、決定和被決定的，有因果關係可循，可以採取統一的模式。而經驗世界有時像物理世界那樣，但更多的時候往往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無規律可循的，因此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採取統一模式，在全體一致的基礎上進行和諧的研究。經驗世界的複雜性、多樣性決定了心理學研究模式的多元化和多樣化。在一個后實證主義的時代里，心理學應該從現象學、釋義學、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等不同的哲學取向中吸取不同的科學觀和方法論觀點，形成一個多元的、互補的科學觀和方法論。

當我們主張一個多元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時，並不意味著鼓勵心理學家在缺乏共同性的基礎上走向多極化。相對主義的科學觀是不可取的，費耶阿本德的“怎麼都行”也不適宜作為心理學的“遊戲規則”，那種視所有的理論觀點都是合理的、正確的和平等和相對主義觀點只會導致心理學的進一步分裂。尤其是在心理學分裂危機加深的今天，心理學科尤其需要共同的規則或基礎，需要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站在這個共同的出發點上，通過多樣化的方法，使用多元化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去達到認識心理和行為本質的目的。因此，這種科學觀不是一元的、極權的、統一的，而是多元的，有時不同成分之間可能還是衝突的，因為“對現實主義的多元論來說，衝突具有潛在的建設性意義，這些衝突通過共同分享的價值觀而得到解決”。同時，這種多元化的科學觀又有著一個共同基礎，多元成分之間是互補的、和諧的，而不是對立的和不相容的。現代心理學所需要的是一種開放的態度，一個站在人文科學基礎上的以理解經驗世界為基本目標的多元化科學模式。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多元化的科學模式需要多元化的方法論，需要多種適合經驗世界研究的多元化方法。傳統上，現代心理學在自然科學取向的驅使下，把經驗自然科學的觀察、實驗、量化方法作為唯一的科學方法，排斥其他方法的運用，認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知識才是“真理”。科學哲學的發展已經動搖了這種信念的基礎。庫恩的範式論表明，知識主張的正確與否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在這一範式內是正確的，運用到另外一個範式中就可能是錯誤的。用庫恩的觀點來解釋，所謂的客觀、量化的科學方法也是相對於一定的理論模式。換句話說，這種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心理學的歷史發展表明，客觀量化的方法雖然一直伴隨著主流心理學的演變和發展，但這種方法並沒有統一整個心理學，相反，卻給心理學帶來了諸多的困境和問題。所以心理學應改變它的方法論觀點，採用多元化的方法，只要這種方法有利於對精神生活的理解。

多元化的方法可以促進我們對複雜的經驗世界的全面理解。單一的經驗科學的方法往往限制了人們認識問題的方式，心理學中的許多問題是客觀方法所不能解決的。如果我們堅持認為只有使用客觀量化方法才是科學的，並因此而排斥對現象的研究，那麼心理學就只能停留在“科學”的範圍內，永遠脫離現實生活。心理學家應認識到，質化的、描述的方法並非主觀、隨意的，“儘管包括現象學、釋義學、民族學、個案研究等的方法論並不意欲形成有關生活世界的客觀定律，但它們的確努力反映生活世界的本質和意義結構”。（註：Schneider,K.,1998,pp.277～289）這類研究對心理學作出的貢獻並不比客觀、量化的方法遜色，著名的例子是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研究。馬斯洛根據自己的成長過程，從朋友、老師、歷史人物那裡收集資料，通過質化的分析，形成了自我實現的理論，這一理論同他的需要層次論一起對人格心理學、管理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組織行為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經常的情況是，一種方法適合於對這種現象的研究，另一種方法適合於對另外一種現象的研究，即方法總是使自己適合於對象的某一方面，易於揭示問題的某一側面，而難以揭示問題的所有方面。就質化的研究方法來說，在描述人們的心理體驗方面，它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是這種方法對心理體驗的生物關聯因素，如生物電反應、激素分泌水平等等卻一無所知。所以若要對人們的心理體驗有全面的了解，至少需要質化和量化兩種方法的結合。“在這種意義上，那些堅持方法論多元化的科學家通過多樣化方法的使用，可以對心理生活的各個側面有所了解，可以提供一個有關心理現象的更為全面的敘述”。

現代心理學一般認為是起始於十九世紀末馮特的構造主義，歷經精神分析、行為主義等，一直到認知主義，然而在行為主義盛行時被抵制的理性主義隨著認知科學的進步而再度興起，之前因技術問題而無法深入探討的內在認知歷程再度受到重視。

現代心理學早期由馮特 (Wilhelm Wundt) 於德國萊比錫大學創立首間心理學實驗室而興起，及后首位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編寫美國首本心理學教科書《心理學原理》，以及鼓吹將心理學專業化的斯坦利·霍爾於1887年創辦了《美國心理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及於1892年擔任第一屆的美國心理學會會長后，心理學開始在美國發展。而德國其後則發展出由馬科斯·韋特墨所創立的格式塔學派，又稱為完形心理學。奧地利精神科醫生弗洛伊德於二十世紀初憑其臨床治療經驗中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亦對後來心理學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尤其是在心理治療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