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頭的回憶

該小說集共有5篇作品，《盡頭的回憶》是失戀女孩在獲知真相後身心恢復的一兩周內經歷的事情；《幽靈之家》是一對分別繼承家業的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媽媽——!”》是遭遇投毒的女編輯走向新生活的一段人生、《小朋的幸福》講曾經遭到強暴的少女步入戀愛的心路歷程、《一點兒也不溫暖》是年輕女作家對兒時深愛的鄰家小弟的回憶。

時代背景

戰後的日本先後經歷了經濟高度增長、終身雇傭制、全民中產化、泡沫經濟崩潰、雇傭崩潰等一系列社會變動，21世紀又出現了“窮忙族”。“窮忙族”亦稱“工作貧困族”，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一個流行辭彙，指那些即使努力工作但依然只能生活在最低水平以下的人。新世紀以來，“窮忙族”不斷擴大，日本發展最快、最為富裕的時期已經過去，但是人們的期望值並未相應地減退，對社會的高度期待和在現實中獲得的滿足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日本人原本就在島國的地理環境、多災的自然條件和稀少的資源儲備下形成了極強的危機意識，如今在鄰國不斷發展的比照之下變得尤為強烈。另外，年輕人對物質消費的渴求與現實收入的差距，媒體的種種宣傳與渲染等，都放大了日本整體下滑的態勢，從而進一步使人們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墜入低迷。正是在這種氛圍中，芭娜娜從20世紀的“療愈”走向了新世紀的“當下”，創作了《盡頭的回憶》這本小說集。

個人背景

據作者自述，創作這本小說集目的或許是希望在待產期間，儘快把過去痛苦的事情全部清算掉。

與以往的作品相比，小說集《盡頭的回憶》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死亡陰影的淡化。

《盡頭的回憶》中，儘管仍然存在死亡，但無論死亡佔據的分量還是亡者出現的數量都有大幅度的減少。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中的死亡，並沒有將主人公推向無力自拔的絕望狀態。例如《一點也不溫暖》中，在“我”的童年時代，唯一的夥伴小誠死了，儘管直到成人“我”都“始終沒有交到像小誠那樣親密的朋友”，但是憶及小誠，“我”的感受並不是痛苦和凄涼，而是“無上榮幸”，因為“對小誠來說，在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極其短暫的輕鬆時刻，他所選擇的夥伴……不是跟其他任何人，而是跟我在一起。”小說在“我”的“榮幸”感中結束。這裡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作品對孤寂和傷痛的模糊化處理，死亡的悲傷成分由此得到消解。這種消解不僅僅在“我”的敘述中完成，而且散佈於全篇的字裡行間。

《盡頭的回憶》另一個明顯變化是，突發事件的衝擊力被消解。例如《“媽媽一！”》開篇寫出版公司的編輯“我”在員工餐廳吃了被公司職員投毒的咖哩飯，被送往醫院急救。這個開頭繼承了芭娜娜對突發事件和死亡要素的偏好，但是接下來的情節則顯示出了差異。首先這次突發事件中沒有任何人死亡，中毒的也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所投之“毒”並非致命毒藥，而是大量的感冒藥。中毒事件本是“我”人生中出現的“一場災難”，但結果卻因此而徹底清除了體內的毒素，包括“以前就沉睡在我體內的”，“我”也從此告別了過去，開始了新的生活—與相戀已久的阿佑結了婚，還如願以償地去夏威夷度了蜜月。

《盡頭的回憶》中，“我”遭遇了未婚夫高梨的背叛。兩人相戀多年，早已訂婚，也互相見過家長，只等高梨結束外派任務回到家鄉完婚，在這種情況下，“我”發現高梨已經與另一個女孩同居並計劃結婚。這樣的事件，對於一個少女來說，無異於整個世界的坍塌。“我”始終對高梨抱有幻想，甚至在已經見到與高梨的同居女孩，並親耳聽說他們將要結婚之後，卻依然沒有放棄虛幻的希望。

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不是高梨，而是與“我”素昧平生的西山，他幫助“我”的舅舅管理小店，因此認識了在人生打擊下獨自逃遁到這裡的“我”。在外人看來，西山有著無比悲慘的遭受軟禁的童年，但恰是那些“悲慘”的經歷使西山獲得了某種領悟，“那是只有徹底置身於被動位置才能夠獲得的、某種驚人的領悟。”這種領悟使西山成為廣受讚美、充滿魅力的人。

藉助作品人物“我”的現身說法，作者使人們相信，西山的生活態度代表了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這便是人要不斷地忘卻過去，努力體會當下的幸福。在西山的啟迪下，“我’，也意識到“雖然在最糟糕的境況下，但其實正處於最大的幸福之中。”這，正是《盡頭的回憶》這部小說集所蘊含的深意。

《盡頭的回憶》五篇小說中，無論是主人公自己的領悟還是典範形象的榜樣性啟示，抑或某個人物一語道破，總之，作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立場：放棄追憶，感受當下。

吉本芭娜娜（1964-），本名吉本真秀子，生於東京，日本大學藝術系畢業。畢業后一度在餐廳當服務員。1987年以《廚房》獲海燕新人文學獎，次年再度以《廚房》獲泉鏡花文學獎，后陸續獲山本周五郎獎、紫式部獎等文學大獎。1993年獲義大利SCANO獎。作品暢銷不衰，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備受世界各地讀者關注，掀起“芭娜娜熱”。

重要作品另有《泡沫*聖所》、《哀愁的預感》、《斑鶇》、《白河夜船》、《N·P》、《蜥蜴》及《甘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