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巽浩

劉巽浩，1931年1月19日生於浙江省鎮海縣駱駝橋鄉。1939年，日軍侵入浙東，劉母攜子轉到劉父就業的天津，劉巽浩就在天津上浙江小學（高小）和浙江中學（初中）。1945年日本投降后考入天津南開中學（高中）。1949年高中畢業，此時恰值京津解放，考入北京大學農學院。1954年秋畢業后被選派入留蘇預備部。1956年秋去蘇聯，進烏克蘭農學院攻讀耕作學研究生，1960年3月獲候補博士學位，4月回國，到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耕作教研室工作。

回國當年秋參加了江蘇南通海門一帶的間套作調查，1966 年末與同事四五人騎自行車“串連”，歷時3個月，首先沿津浦線東側貧困地區南下，一直到達江西的南昌，又經湖北、河南、河北返回北京。八千里路雲和月，一路騎車，一路訪問農村、農民、勞模以及農業生產狀況。這次“串連”，不僅鍛煉了意志與身體，也初步了解了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實際。

70年代初，對陝西、山西的農業與農業技術作了調查。北京農業大學從清泉溝搬回涿縣、北京后，1973至1974年經常在涿縣農村蹲點並開展試驗，1975至1977年參加派往天津市寶坻縣竇橋村的小分隊，充當生產隊長的助手，真刀真槍地進行滾爬鍛煉，將多年學習到的空泛理論與實際生產和試驗研究進行磨合，收穫甚大，徹底改變了空泛理論的虛弱狀態。與此同時，在全國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與考察，先後到達北方的陝、甘、新、蒙、晉、冀、魯、豫、京、津，南方的蘇、皖、湘、贛、粵、桂、滇、黔等省。這些活動，使劉巽浩較好地了解了中國的農業與耕作制度，為日後耕作學科的建設、教學與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開始形成自己的見解與講究實際的學術風格，提出了對華北與中國耕作制度改革若干有影響的論文。

80年代，劉巽浩帶領他的大批研究生開展了多項有關耕作制度與多熟制的研究，提出在中國條件下耕作制度要走多熟、多樣、多利、多養的方向。在此期間約發表了近百篇有關耕作制度和農業發展戰略的論文，出版5本專著，對促進耕作學科的發展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在這10年期間，劉巽浩幾乎跑遍了整個中國（除西藏和台灣），進行有關多熟制、旱農、間套作以及耕作制度改革的考察。與此同時，先後訪問了印度、日本、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德國、美國、瑞士、以色列等國。通過比較研究逐漸領悟並提出中國農業（包括耕作制度）發展的道路——集約持續農業。

90年代，劉巽浩進一步鞏固完善耕作學的學科體系與內容，側重研究中國農業發展戰略——集約持續農業，並培養年輕的一代。他頻繁地出差調查，在各地進行學術講演和參加國內外各種學術會議，如1990年在美國、1993和1995在北京舉行的國際持續農業會議，1996年在羅馬舉行的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的非政府組織會議，以及1990、1995、1998年先後主持在長沙、崑山、荊沙和北戴河召開的全國耕作制度學術討論會。

從80年代起，劉巽浩逐步由耕作學科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轉為學科帶頭人。在此期間，國家的各項工作步入正規，恢復了職稱晉陞制度，他1983年晉陞為副教授，1986年晉陞為教授，1987年遴選為博士生導師，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1994年起擔任中國耕作制度研究會理事長。

在社會工作中，劉巽浩還曾兼任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研究員（1985至1989年），農業部科技委員會委員（1989至1996年），農業部農業戰略中心研究員，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科委黃淮海平原治理與開發高級顧問，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顧問，中國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農業現代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持續農業分會副理事長，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學術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持續農業分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耕作分支編委，《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耕作分支編委，《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顧問等職。他主編和撰寫專著7部，參加編寫專著1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20多篇。

60年代初，劉巽浩參加耕作教研室工作后，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耕作學的對象是什麼？威廉士學說如何評價？1953年孫渠教授首先在北京農業大學開設《耕作學》，主要內容是以蘇聯土壤學家威廉士學說為中心的團粒結構、草田輪作等。當時威廉士學說在新中國紅極一時，認為“耕作學研究的對象是作物與土壤的關係，它的集中表現是土壤肥力”。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劉巽浩了解一些當時蘇聯學術界內部對威廉士學說的不同評價與見解，認為耕作制度不能只建立在土壤肥力一項之上，因而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論用地與養地”的文章，提出養地是基礎而用地才是目的，不能只講養而不講用，一個合理的耕作制度應該兼顧產量與肥力。這種觀點引起了全國耕作界的重視，並在北京農業大學耕作教研室內部展開討論。

70年代起，《耕作學》課程經歷了“走紅—取消—恢復”的痛苦過程，耕作學界意識到，不改變蘇聯體系、不實行耕作學的中國化是走不通的。另一方面，劉巽浩在70年代對全國進行了大量考察、實踐與試驗研究，逐漸在學術界受到重視。他對耕作學以及中國耕作制度改革的認識逐漸被社會所採納與承認，因而1980年在北京市昌平召開的中國耕作制度研究會成立大會特請劉巽浩出來做主題學術報告（當時還僅僅是一名講師），這標誌著關於耕作學科的不同認識正在走向一致。

這樣，經過全國耕作學界兩代人的共同努力，大大加速了《耕作學》中國化建設的進程，最終擺脫了威氏理論假說與學科體系，建立起嶄新的適合中國國情的耕作學。1983年由劉巽浩等一批中年教師協助沈學年、姜秉權教授在杭州召開了全國耕作學討論會，制定了耕作學教學大綱，這為耕作學的鞏固與發展奠定了基礎。這個大綱明確了“耕作學是研究建立合理耕作制度的技術體系及其理論的科學”；明確了種植制度（包括作物結構與布局、複種、間套作、輪連作等）是耕作學的核心，而相應的養地制度是合理種植制度的基礎；明確了耕作學的理論不是抄襲他人的團粒結構、土壤肥力或生態系統，而是自身所特有的精耕細作理論，即集約用地與持續養地相結合的理論。按照這個大綱出版了由北京農業大學主編（實際上由劉巽浩主持）的《耕作學》（北方本）第二版（1989）。隨後，1989年農業部全國農業院校教材指導委員會決定組織編寫全國統一的《耕作學》教材，由劉巽浩擔任主編。1992年劉巽浩在陝西楊陵主持召開了全國16所院校參加的耕作學教材討論會，經15名國內著名專家共同編寫，1994年正式出版。同時，他又主編一本86萬字大型著作《中國耕作制度》作為補充教材。

中國人多耕地少，精耕細作、多維利用土地是中國農業的優良傳統與特色。隨著耕作制度的改革、發展，複種指數從建國初期的128%增加到現在的156%，對緩解人地矛盾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劉巽浩在長期的耕作制度研究中，對促進該領域的理論建設與實踐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耕作制度改革的認識上，經歷了兩次大的討論。第一次討論是在50年代，集中在學習蘇聯草田輪作問題上。當時學術界佔上風的意見認為，蘇聯的草田輪作是最先進的耕作制度，主張中國也推行種草種綠肥提高土壤肥力的路子。年青的劉巽浩卻違背師意違背潮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論“用地與養地”的文章中，他提出用地與養地不可偏廢，人類進行農業生產的目的還是要多獲得產品，養地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不贊成將複種與地力對立的說法。第二次討論是在70年代末80 年代初爆發的一場圍繞多熟種植的全國性大爭論，學術界、行政領導、記者、外國人都紛紛介入這次爭論。與五六十年代向蘇聯一邊倒不同，這次爭論焦點是走美國道路還是走中國道路。一些人認為間套複種不利於機械化，不符合農業現代化方向。當時任國家農業部顧問的美國人韓丁明確提出間複種是“花花樣”、“華而不實”、“得不償失”，報紙上也發表了“三三見九，不如二五得十”的口號，甚至有一位國內著名生態學家提出“自南而北盲目亂改耕作制度是糧食增產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認為建國以來耕作制度改革“是一大災難”。這時，劉巽浩等一批專家在人民日報上堅定響亮地提出“耕作制度改革的主流應當肯定”的命題，認為中國必須走精耕細作、集約用地養地的路子，以間套複種為主的多熟種植是中國農業的瑰寶，不但不能否定，而且這些傳統技術要進一步與農業現代化相結合，走出中國式耕作制度改革的路子來。

在探討耕作制度的改革與發展時，劉巽浩從理論上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的見解。

集約多維用地：認為在中國人多地少條件下，集約多維利用以土地為中心的資源是耕作制度的核心目標，間套複種適合中國國情，要儘可能做到有田皆綠、四季常青、寸土不讓、分秒必爭。力求少熟變多熟、低產變高產。

葉—日積理論：1979年在成都全國耕作會議上劉巽浩提出“論作物的葉—日積及其應用”，強調增加光合面積與延長光合時間的結合是當代提高全年單位面積產量的核心，也是多熟種植所依據的基本理論之一。

多熟高產高效同步：劉巽浩在80年代和90年代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以及他指導博士研究生的論文得出，在一定產量範圍內（如黃淮海平原在畝產噸糧範圍內），隨著投入增加經濟效益並不遞減，相反，往往隨多熟高產而效益上升。劉巽浩和陳阜的研究還得出，從1949年到1989年，全國氮素肥料的累加利用率始終穩定在60%～70%左右，並非為一般所講的只30%。

廣義的用地與養地結合：劉巽浩認為“地力”不僅僅是土壤肥力或土壤有機質，它具有更廣泛的含義，是土地生產力的綜合表現。看地力不能只看土壤有機質，更要看土層厚度、土質、土地的坡度與土相、土地的地理位置與灌溉條件，還要看作物立地的光、熱、水、氣等氣候條件。用地是目的，養地是手段、是基礎。用養結合，使土地生產力不斷提高與可持續利用。

以無機促有機，無機有機結合：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只靠有機肥的養分是不夠的，因而提出重視無機肥料的科學應用，通過增施無機肥料，促使植物更多地固定空氣中的碳，從而為增加土壤有機質提供源。不贊成自然農業學派盲目否定無機肥的論點，認為複種並不一定是剝削地力，無機有機良好結合的複種還會不斷地提高地力。

自然生態與人工生態結合：有的生態學家從自然生態觀點出發，認為人類最好不要去觸動自然、改造自然，這才叫“尊重自然”。劉巽浩對此不顧權威的激烈反對，提出了自然生態與人工生態結合的觀點。闡述了在人類社會裡，不能單純用無人類的自然生態觀觀察農業，合理的開荒，科學的耕作制度改革既可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又可不斷地在尊重自然規律基礎上改善自然環境，進一步提高土地生產與持續能力。

為了促進耕作制度改革的健康發展，劉巽浩主編了一系列論著：《多熟種植》（沈學年、劉巽浩主編）、《中國多熟種植》（劉巽浩、韓湘玲主編）、《世界多熟種植》（劉巽浩、韓湘玲主編）、《耕作制度》（劉巽浩）、《中國耕作制度》（劉巽浩主編）、《中國耕作制度區劃》（劉巽浩、韓湘玲），總結了全國有關耕作制度的成就，發展了多熟種植的理論與技術。

耕作學中國化的建設大大促進了學科理論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中國大百科全書》（1990）和《中國農業百科全書》（1991）先後將耕作學正式納入到農學學科體系，有關的詞條由劉巽浩擔任耕作分支編委，多名專家共同撰寫，標誌著耕作學科逐漸走向成熟，成為有自己的技術體系和理論基礎的學科。

在建設中國化耕作學的過程中，劉巽浩先後曾撰寫複種、間套種、作物布局、養地、農牧結合種植制度等主要內容。在強調耕作學實際、實用的同時，他還十分重視有關理論建設，他所提出的有關用地與養地相結合（廣義）、葉—日積、自然生態與人工生態結合、複種與肥力、有機無機結合、集約持續農業等理論與觀點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許多見解已被納入耕作學教材與有關著作中。為了促進耕作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他還開設了一系列分支或延伸課程，如種植制度、作物生態適應性與分佈、作物生態學、中國農業與世界農業、高級耕作學、宏觀農業、農業現代化等課程，同時組織撰寫了一些有關多熟種植的專著，如《多熟種植》、《中國的多熟種植》、《世界的多熟種植》、《耕作制度》、《中國耕作制度區劃》等。為了滿足社會對耕作學人才的需要，劉巽浩先後培養了30多名碩士研究生與博士研究生。

鑒於劉巽浩在建設中國化耕作學上的卓越貢獻，國務院授予他“在高等教育中作出突出貢獻”的特殊津貼，由他帶領的北京農業大學作物栽培與耕作學學科也被批准為全國第一批重點農業學科。

1931年1月19日 出生於浙江省鎮海縣駱駝橋鄉。

1944-1946年 在天津浙江中學初中讀書。

1946-1949年 在天津南開中學高中學習。

1949-1954年 在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學習。

1956-1960年 在蘇聯烏克蘭農學院讀研究生，獲候補博士學位。

1960年至今 在北京農業大學任教。

1986年 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

1987年 任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導師。

1 劉巽浩。論用地與養地。人民日報，1961-11-15

2 劉巽浩。耕作制度改革的主流應當肯定。人民日報，1979-4-9

3 劉巽浩，韓湘玲。世界的多熟種植。北京：農業出版社，1980

4 劉巽浩，韓湘玲。華北平原地區麥田兩熟的光能利用、作物競爭與產量分析。作物學報，1981，7（1）：111～115

5 劉巽浩，韓湘玲。論作物的葉日積及其運用。耕作制度研究論文集，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131～143

6 劉巽浩。耕作制度。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

7 沈學年，劉巽浩。多熟種植。北京：農業出版社，1983

8 劉巽浩。要警惕農業發展中的泡沫現象。科技日報，1998-03-28

9 劉巽浩。我國農業應走有機與無機結合的道路。陝西農業科學，1984 （3）：48～50

10 劉巽浩。從生態平衡論農業發展戰略中的若干問題。見：中國農村發展戰略問題。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85，713～735

11 劉巽浩，韓湘玲。中國的多熟種植。北京：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1987

12 劉巽浩，韓湘玲。中國耕作制度區劃。北京：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1987

13 劉巽浩。中國農業現代化與精久農業。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1）：1～5

14 劉巽浩，陳阜。對氮肥利用率若干傳統觀念的質疑。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4）：39～47

15 劉巽浩，王樹安。高產高效是我國農業現代化方向。人民日報，1991-02-01

16 劉巽浩等。高產高效同步可能性的探討。農業現代化研究，1991（6）：24～31

17 劉巽浩。中國農業發展的道路——集約持續農業。中國農學通報，1992（3）：1～17；1992（4）：24～29

18 劉巽浩。中國耕作制度。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

19 劉巽浩.21世紀的中國農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研究，1994（4）：1～4

20 劉巽浩。耕作學。北京：農業出版社，1994

21 劉巽浩。論21世紀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自然資源學報，1995（3）：216～224

22 劉巽浩。論我國耕地複種指數的潛力。作物雜誌，1997（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