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岡安直

1890明治23年11月1日，出生。

1910明治43年12月，軍官候步兵第45聯隊入隊。

1911明治44年12月，陸軍軍官學校入校。

1913大正2年5月26日，陸軍軍官學校畢業。12月25日，擔任陸軍步兵少尉。

1917大正6年8月，擔任陸軍步兵中尉。

1919大正8年9月，擔任陸軍軍官學校學生隊附。

1922大正11年12月14日，陸軍大學入校。

1923大正12年8月，擔任陸軍步兵大尉。

1925大正14年11月27日，擔任陸軍大學步兵第45聯隊中隊長。

1927昭和2年2月，擔任參謀本部附工作(支那課)。

1928昭和3年3月，擔任參謀本部員。8月，擔任陸軍步兵少校。

1929昭和4年3月，擔任支那駐屯軍參謀。

1931昭和6年3月，擔任步兵第45聯隊大隊長。

1932昭和7年4月，擔任第8師參謀。12月7日，擔任關東軍參謀。

1933昭和8年8月，擔任陸軍步兵中佐。

1934昭和9年8月1日，擔任陸軍軍官學校教官。

1935昭和10年3月18日，擔任關東軍司令部附(滿州國皇帝附)。7月18日，兼關東軍參謀。

1937昭和12年8月2日，擔任陸軍步兵大佐。8月27日，擔任張家口特別任務機關長。9月14日，擔任關東軍參謀(滿州國皇帝附)。

1939昭和14年8月1日，擔任陸軍少將。

1940昭和15年9月，擔任關東軍參謀。

1941昭和16年5月13日，擔任關東軍參謀副長兼滿州國大使館附武官。7月7日，擔任滿州國大使館附武官。7月17日，擔任關東防衛軍參謀長兼滿州國大使館附武官。8月1日，免兼。

1942昭和17年7月1日，擔任關東軍參謀兼滿州國皇帝附。12月1日，擔任陸軍中將。

1944昭和19年10月12日，獲得正三位勛一等功四級瑞寶勳章。

1947昭和22年11月30日，在蘇聯病死。

早在溥儀居住天津時，吉岡雖然僅是一個尉官級的參謀，但因陪同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去靜園拜訪溥儀，與溥儀相識。后又因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經常派參謀來給溥儀講說時事，溥儀回憶：日軍司令部對給他講說時事這件事上“多年來十分認真，同時帶來專門繪製的圖表等物，開始是河邊正三，之後是金子定一，然後就是吉岡安直了。”

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后，吉岡安直至少用了一個多小時向溥儀描述北伐軍的無能，還拿來了日軍布告抄件，使溥儀相信日本軍隊的強大，及日本軍人對溥儀的支持等。他還與溥儀成為打網球的“球友”，兩人打到興頭上，吉岡脫去上衣，赤膊揮拍上陣。吉岡安直由天津回國后，在鹿兒島的日軍聯隊任大隊長。

1930年至1931年間，溥傑正在日本學習院高等科念書，吉岡安直給溥傑寫信，約他在暑假歸國時，務必到家中來作客，溥傑歸國途中特意到吉岡家裡住了約六七天。吉岡不但盛情款待，還在聯隊的將校團里請他參加會餐。彼此交談中，吉岡對蔣介石及其他軍閥多加貶損，最後請溥傑轉告溥儀：“時局如此，請他諸事保重。”溥傑認為吉岡安直“真是一個好人”，從此與吉岡保持通信聯繫。後來當溥傑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學習時，吉岡安直也調到該校當戰史教官，逢周日吉岡常邀請溥傑到家中吃飯，兩人成為了“好朋友”。所以，溥儀對“有的書上，說吉岡原是我在天津時的好友”的說法予以否認，溥儀對此評述：“如果說他是溥傑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

1934年，吉岡安直被日本軍部選中，派往中國東北，任務是作為關東軍與溥儀之間的聯繫人。臨行前，吉岡安直特意約溥傑到家中，秘密告知溥傑：“我這次調滿的任務，據說是在令兄的身邊作事，我求你先給令兄寫一封信，請他給我準備一個白天辦公的地方，因為我不願意和其他的人成天在一起混。”接著又對溥傑說：“我這次到滿洲，我得先要求兼關東軍的參謀，否則什麼事也辦不好。”溥傑回憶“當時的我，還傻子似地不住地點著頭贊同他的意見呢。”而溥儀接到溥傑的信后，也以為既是弟弟的好友，那麼熟人比生人總方便些，遂回信表示歡迎。其實，吉岡安直這兩項要求，正反映了他本人深思熟慮的“固位之道”謀略，即兩面要挾的手段，既叫關東軍感到控制溥儀，非他吉岡安直莫屬；又使溥儀對他作為關東軍的代理人，不能不唯命是聽。

吉岡安直如願以償，他被任為關東軍參謀，併兼偽宮內府“帝室御用掛”。“御用掛”是日本的名稱，對應中國清朝宮中職銜，似乎是“宮中行走”或者稱為“皇室秘書”，也就是替傀儡皇帝溥儀辦事之人。然而，吉岡安直這個“御用掛”卻是替關東軍辦事的。他的具體任務就是：代表關東軍指導和支配溥儀，以便逐步實現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奴役中國東北人民的計劃。溥儀對此則有過形象地描述：“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我好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

吉岡安直作為關東軍與溥儀之間的“聯繫人”，堪稱是“盡職盡責”。他把關東軍的旨意準確而強有力度地輸入溥儀的頭腦中，如他常對溥儀講：“一切政務、國務，皇帝不得隨便干涉。”其目的就是叫溥儀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傀儡，一切聽從關東軍的擺布。吉岡安直毫不放鬆地在政治和思想觀念上訓練溥儀，“日滿不可分”、“建國精神”等奴化說教，吉岡安直不厭其煩地掛在嘴上。溥儀第二次訪日，他陪同迎回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代表日本侵略者利益的偽滿各種“詔書”，溥儀都按關東軍旨意一一頒發，這一切都與吉岡安直對溥儀的“教誨”和“訓練”分不開的。

吉岡安直對溥儀可謂是“恩威並施”，如對憲原將被任命為禁衛軍司令官、溥傑準備入“建國大學”，以及溥儀叫溥傑為譚玉玲操辦喪事等，這些事項原都已經溥儀同意和交辦的，但都因吉岡安直的反對而沒有實現和照辦。需要時，吉岡安直也會以“這是軍的旨意”(即關東軍的旨意)或者說“這是關東軍參謀會議決定了的”相威脅，使溥儀乖乖地服從或照辦。但同時他也會對在北京的溥儀父親的米面特別配給(日軍侵佔北京期間)給予關照；溥儀給父親寄錢時，吉岡也出面幫助；溥傑準備入日本軍校，吉岡積極斡旋；為幫溥傑解除原婚約，吉岡親自出馬跑到北京去處理，終於解除了溥傑的婚約。嵯峨浩對溥傑相親時情景回憶：“溥傑和本庄繁大將都不大開口，只有吉岡中佐在中間極力周旋，盡量促成融洽的氣氛。”吉岡在其間是“說東道西，滔滔不絕”。吉岡安直正是以這些小恩小惠作為釣餌，企圖叫溥儀兄弟及家族死心塌地為日本侵略者所驅使。

1934年溥儀訪日時，日本皇太后贈寫幾首和歌，吉岡對溥儀講了令溥儀聽了最為順耳的話：“皇太后陛下等於陛下的母親，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屬，也感到榮耀！”後來，吉岡又對溥傑說：“我和你有如手足的關係，我和皇帝陛下，雖說不能以手足相論，也算是手指和足指關係，咱們是准家族呀！”但到1936年前後，吉岡安直的話就變了樣，他對溥儀說：“日本猶如陛下的父親，嗯，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嗯，關東軍司令官也等於是陛下的父親，哈！”隨著日本的戰況越來越壞，溥儀在關東軍和吉岡安直面前的輩分也越來越低，吉岡對溥儀說：“關東軍是你的父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嗯！”

吉岡安直不但作為關東軍的代表操縱著溥儀，而且嚴密地控制著溥儀，日偽官員等要見溥儀，都必須事先得到吉岡安直的諒解和許可。即使溥傑等直系親屬或近支家族成員雖然可以隨時出入偽宮，但也得由吉岡安直指揮的一班換了便裝的日本憲兵登記在冊，每天都向吉岡彙報。而吉岡安直本人則進宮頻繁，就像主人到自己家裡一樣隨便。他常常一天數次來到溥儀身邊，有時就呆上一二分鐘，可僅過了三四分鐘又返回來了，密切監視著溥儀。”

1945年8月8日，蘇聯軍越過國界向滿洲國進攻了的時候，與溥儀等滿洲國首腦一起放棄新京，向朝鮮附近的通化省臨江縣的大栗子避難，隨著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了的事。8月18日，溥儀在大栗子宣言退位，吉岡也失掉全部的職位。此後，吉岡隨溥儀一起準備到日本避難，在瀋陽機場被蘇聯紅軍拘捕，被解往蘇聯，后死在蘇聯。

嵯峨浩《流浪的王妃》：把吉岡安直說成利用御用掛這個身分操縱皇帝的傲慢人物和性格驕橫。

著名文化間諜李香蘭（山口淑子）：吉岡為受他說尊敬著皇帝和關東軍的夾板氣而苦思焦慮著。

溥儀說：自己名義上是滿洲皇帝，但實際上只是一個機器人。他所理解的皇帝是專制君主，但這一點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