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

隨著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和其它電子媒介的出現，隨著各種現代交通方式的飛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驟然縮短，整個世界緊縮成一個“村落”。“地球村”（global village）這一 詞是加拿大傳播學家M.麥克盧漢1964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書中首次提出。麥克盧漢對現代傳播媒介的分析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特別是當代青年人，對20世紀以及21世紀生活的觀念，他所預言的地球村在今天的社會已經變成了現實。麥克盧漢看來，“地球村”的主要含義不是指發達的傳媒使地球變小了，而是指人們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交通工具的發達曾經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都市化，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斷，由直接的、口語化的交往變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的交往。而電子媒介又實施著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消解城市的集權，使人的交往方式重新回到個人對個人的交往。“城市不復存在，惟有作為吸引遊客的文化幽靈。任何公路邊的小飯店加上它的電視、報紙和雜誌，都可以和紐約巴黎一樣，具有天下在此的國際性。”麥克盧漢覺得這個時候時間和空間的區別變得多餘。這種新興的感知模式將人類帶入了一種極其融洽的環境之中，消除了地域的界限和文化的差異，把人類大家庭結為一體，開創一種新的和諧與和平。舊的價值體系已經崩潰，新的體系正在建立，一個人人參與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即將產生。事實上，這種地球村已經產生。麥克盧漢的“地球村”理論，是全球化理論的萌芽，對後來研究全球化的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地球村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的時空觀念，使人們與外界乃至整個世界的聯繫更為緊密，人類相互間變得更加了解了。地球村現象的產生改變人們的新聞觀念和宣傳觀念，迫使新聞傳播媒介更多地關注受傳者的興趣和需要，更加註重時效性和內容上的客觀性、真實性。地球村促進了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

地球村是網際網路的發展；是信息網路時代的集中體現；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一種形成，而現代交通工具的飛速發展，通信技術的更新換代，網路技術的全面運用使地球村得以形成。

簡單點說，就是：地球村是說地球雖然很大，但是由於信息傳遞越來越方便，大家交流就像在一個小村子裡面一樣便利，就稱地球這個大家庭為“地球村”了。

地球村概念的產生更直觀的表現人民需要和平世界的願望。無論膚色、無論種族，人人平等到只是一個村落中的一份子。

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將成為一種常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不少國家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超過30%，個別國家達到了50－60%。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國際傳染便成為經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失衡都會反映為外部失衡，進而很快影響到與其具有緊密貿易和投資關係的國家，最後極有可能將所有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與危機的境地。1997年泰國的匯率危機，很快傳染到整個東南亞地區以及韓國和日本，從而形成嚴重的地區性金融危機。隨後又波及俄羅斯和拉美地區（一度包括美國），形成了事實上的全球性金融動蕩，便是危機傳染效應的最新例證。

國際遊資的存在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為一種超越國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國際遊資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動蕩的製造者或推動者，扮演了危機傳染的主要媒介物。在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今天，儘管仍然可以繼續探索各種有效監管措施，但對國際遊資的完全控制則是不可能的。

各國經濟主權的獨立性正面臨日益嚴峻的考驗。歐盟經濟體發展的歷程表明，隨著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員國經濟主權獨立性則不斷下降。從早期的關稅同盟、統一農產品價格、匯率聯合浮動，到單一貨幣歐元出現以後的統一金融政策（1999年1月歐元利率區啟動），無不說明各成員國的財稅和貨幣主權已逐漸讓渡給超國界的歐盟協調機制。而這種經濟主權的讓渡曾經使許多成員國付出不小的代價，甚至多次危及歐盟經濟體的存亡。

對於歐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其經濟主權（特別是在財稅和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考驗。這種考驗大致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經濟主權的主動讓渡。從關貿總協定的歷次減稅和貿易自由化談判，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被迫進行的經濟調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權主動讓渡。另一種是跨國私人經濟力量對經濟主權的侵蝕。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國公司。由於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很少會同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完全一致，因而，它們對於東道國為了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採取的許多政策措施，經常表現出一種本能的抵抗和規避。跨國公司在國際間進行了大規模資金轉移，對東道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消極作用同樣是不可低估的。顯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大量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國家，在這方面付出的代價，是應當引起人們高度重視的。

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個全球範圍內的市場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競爭創造了效率，同時，也使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國家或少數利益集團集中，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據世界銀行統計，1983年，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高收入發達國家的2.4%，即後者等於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這一比例降低到1.6%，即後者為前者的62倍。造成這種差距擴大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兩個因素不容忽視。其一，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雖然幾乎所有參與全球化過程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從中受益，但並不意味著利益均沾。因為事實上，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發達國家總是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它們在價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動權，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其二，名義匯率下降，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減少。由名義貶值引起的實際貶值，又將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在國際交換中付出更大的代價。

語言不通帶來的交流障礙。不同種族擁有不同的交流圈——在網路論壇上，各國的人都很少了解本國以外的國民。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主要來源於本國媒體，而大多數人不會對另一個國家有深刻的認識，這就往往使得膚淺的民族情緒病毒般地擴散。無法直接地溝通導致和積累了越來越多的隔閡與誤解。懂雙語的人應該建起不同語言民族之間的橋樑。

人類有一個難以磨滅的根性，那就是渴望和親屬及同類來往，渴望保留本地的習俗和文化，只要這個根性還在，任何全球合作的項目都將在分化、對立中瓦解。以歐洲為例，歐盟的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對歐盟16個成員國的居民開展調查，結果顯示，48%的歐洲居民對本國同胞“很信任”，22%的人對其他歐盟國家的人很信任，而對歐盟之外的國家表示信任的居民只有12%。

經濟貿易活動會隨著距離的增大而受到抑制。西班牙納瓦拉大學教授潘卡基·格瑪沃特(Pankaj Ghemawat)在他的著作《世界3.0：全球繁榮及實現方法》中提出了這一見解。書中指出，在所有經濟活動中，僅有10%～25%是國際性的，而在這當中大部分也局限於某個區域。其他國際性業務所佔的比例也相當低：國際郵件1%；國際電話時長不到2%；國際網際網路流量17%～18%；外國專利15%……

格瑪沃特認為，全球化的癥結之一在於沒有考慮到實實在在的距離因素。採用了萬有引力定律式的方法考慮這個因素：“兩地之間的距離增加一個百分點，它們的貿易往來就會下降一個百分點。”舉例說，美國和智利的距離如果和它與加拿大的距離相等，而現在只有這個假設數字的6%。

《理解媒介：人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