雛菊

希蒂洛娃的也許是最美和最帶個人特色的影片。該片刻畫了（或是在表面上刻劃了）兩個形影不離的年輕姑娘，他們都叫瑪麗（很顯然一個是另一個的酷似者或內在心理上的映像）。有一天她們決定：面對世界的墮落，她們自己也要過“墮落的”生活。為了欺騙社會，她們想出了無數詭計。她們在一個夜總會製造混亂，欺詐有錢的小市民，從抽屜里偷錢。她們過著地道的寄生生活；她們的主要作為就是吃東西。在影片結束時觀眾們看到兩位姑娘身上裹著報紙，象笨重的包裹那樣躺在桌子上。

維拉·希蒂洛娃把她的影片稱為“粗俗而滑稽的哲學文獻”。實際上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思想深刻，具有多方面的意義。除把影片理解為是對兩個姑娘的無政府主義的譴責之外，無疑幾乎沒有別的解釋；其實通過她們的行為，她們向處在自鳴得意的、冷漠麻木的世界提供了一面鏡子。如同所有重要的影片那樣，《野雛菊》也為電影這一媒介的自我反映作出了貢獻；影片想說什麼它就以它的形式、在打破自身的邏輯和打亂劇作藝術和畫面結構之中表達出來。《野雛菊》是捷克斯洛伐克拍攝的最激進和最時髦的影片之一。

這部大癲大肺的女性主義鬧劇沒有情節，剪接與色彩的實驗天馬行空。它正面抨擊合模與消費主義，兩個貪飲貪食的女孩狂歡作樂無法無天，像豬一樣搗亂饗宴，又用高跟鞋踐踏食物。利維特的名作《茜蓮與茱莉浪遊記》亦深受影響。

該片是維拉·希蒂洛娃的第二部長片作品。

《雛菊》完成後立即遭到捷克斯洛伐克當局禁映直到1967年才解禁。導演維拉·希蒂洛娃也因拍攝該片而被定性為“政治上不可靠”，受到當局打壓，被迫中斷所有創作活動，直到1975年，由於世界婦女組織介入過問有關希蒂洛娃的情況，她才重新獲得拍攝電影的機會。

維拉·希蒂洛娃稱該片為“鬧劇式的哲學紀錄片”（a PhilosoPhical documentary of farce）。

維拉·希蒂洛娃在一次採訪中提到：“《雛菊》是一部告誡年輕人的電影，它對其中的兩名少女是持批判而非讚揚的態度的” 。

維拉·希蒂洛娃在採訪中提到，片中女主角的表演借鑒了捷克的木偶藝術。

兩位女主人公在片中共更換了十套衣服。

影片雖然是透過兩位同名的女孩的眼光，來認識這個她們不熟悉的世界，但是影片充滿了沒有明說的意象，於是原本可能是一個單純且天真的故事，便被埋在了帶有諷刺性，太過形式化的影像之中。

《雛菊》是20世紀60年代最具個人風格和視覺衝擊力的作品。影片不但敘事混亂，同時也破壞了視聽語言的種種規則。色彩絢爛的影像、華麗的視覺風格、超現實主義的迷亂敘事，歡迎來到女性主義的幻想樂園。這是屬於兩個形影不離的女孩的樂園，她們有著相同的名字——瑪麗，這或許暗示了一個女孩是另一個的酷似者或內在心理的映象。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瑪麗們要打破這個被條條框框禁錮的枯燥世界，她們以遊戲來解構顛覆這個自鳴得意的墮落世界，用自己的方式愉快的墮落。這部電影奠定了後來許多女性主義電影的模式——兩個孤獨女性的放逐之旅，並在某種程度上隱晦的暗示了女性間的同性戀情。

然而，這部融合了女性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影片，如同所有外表華麗的時髦電影一樣，難逃流於膚淺的危險。這表現出一種常見的悖論，作品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係。《雛菊》華麗炫目的鏡頭與前衛的剪輯手法，使影片的女性主義立場成為一種對現實的隔靴搔癢。除非觀眾不那麼在意影片的深度和真實性，而將其看作一場單純的視覺盛宴，否則很可能會被影片的主題和內容所迷惑，在不知所云中度過了一個半小時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