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是一部三幕戲劇。故事講述了女主人公娜拉為給丈夫海爾茂治病，瞞著丈夫偽造簽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錢，無意犯了偽造字據罪。多年後，海爾茂升職經理，開除了柯洛克斯泰，後者拿字據要挾娜拉，海爾茂知情后勃然大怒，罵娜拉是“壞東西”、“罪犯”、“下賤女人”，說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毀了，而當危機解除后，又立刻恢復了對妻子的甜言蜜語，娜拉認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從屬於丈夫的地位，當她丈夫的自私、虛偽的醜惡靈魂暴露無疑的時候，最終斷然出走。

挪威長期受到外國的奴役和控制。從14世紀到19世紀初，挪威一直是丹麥的附屬國，經歷了400年的黑暗；1814年，擺脫丹麥統治后，又被迫跟瑞典合併，直到1905年才宣告獨立。挪威國家地處歐洲邊陲，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加之自然條件較差，遍布冰川和山谷，因而經濟發展比較遲緩，資本主義出現較晚。另一方面，挪威從來沒有農奴制度，農民一直有人身的自由權。幾百年來，構成了挪威社會主體力量的是自然狀態的小農和中小資產階級。“挪威的小資產者是自由農民之子”，他們受封建的壓迫和大工業的衝擊較少，眼界雖然狹小，但“還有自己的性格以及和獨立的精神”。挪威社會的這種歷史和階級狀況，為易卜生的資產階級個性反抗思想，提供了客觀條件。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工業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即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第二次工業革命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企業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

易卜生的創作生涯，是在1848年歐洲各地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影響下開始的。作者經歷了家庭破產，同時他在藥店學徒受人歧視。作者表示：當時世界為革命思想所激蕩，他跟那個小社會，處於公開的戰爭狀態。他為營救一個受迫害的作家，參加過請願遊行，協助社會主義者，做過革命宣傳工作，從而使其創作，一開始就同民主運動有著內在的聯繫。易卜生創作《玩偶之家》的1879年，正是挪威婦女解放運動高漲的年代。易卜生先後結識了兩位女權運動活動家——卡米拉·科萊特和奧斯塔·漢斯泰。前者激發了他寫《玩偶之家》這個劇本的熱情，如1889年，他給女權運動活動家的信中所說：“您開始通過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種形式進入‘我’的作品。”隨後，他們發動的強大女權運動，給易卜生以巨大的鼓舞，更促使他以自己的作品來支持婦女解放運動。

獨特的政治、經濟、歷史條件，決定了“在這個世界里，人們還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創的獨立的精神”，“他們比起墮落的德國小市民來，是真正的人”。易卜生誕生、成長在這個特殊的環境中，他的身邊還活動著一些“真正的人”。即使作者後來僑居西歐，不難想象他的內心深處仍保有對“真正的人”的美好回憶。這就使他有可能在早中期作品中，一方面，對資本主義人性喪失的現實進行無情地批判，呼喚真正的人的復歸；另一方面，又塑造具有人的尊嚴、道德、情感和期盼以及精神尚未枯萎的正面人物。《玩偶之家》戲劇，是根據作者的朋友勞拉的一段真實遭遇寫出來的。

娜拉

娜拉單純善良，優雅可人，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對海爾茂忠貞不渝的感情，她的愛是博大無私的，不求回報的。婚後第一年，海爾茂得了重病，而醫生告訴娜拉只有去南方的義大利療養才能使他康復。他們當時的境況十分艱難，娜拉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去借貸，並偽造父親的簽字，因為她同樣不想煩擾當時已經垂危的父親。娜拉偽造簽字觸犯了法律，她無奈之下的舉動卻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最直接的體現。她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去救治自己的丈夫，為了不讓丈夫為此感到不安和恥辱，她獨自保守著這個秘密。後來，為了還債，她不得不從事一些勞累的抄寫工作，省吃儉用，最後終於償還了貸款。

始料不及的是，債主竟以她偽造簽名來要挾她。當她意識到自己保守的秘密即將暴露時，從當初的堅強果敢一下子轉變為焦慮不安。她的確是個不諳世事的“大孩子”，面對債主的威逼利誘，她不知道該如何應付，她甚至想獨自承擔這一切後果，以自殺來逃離現實的殘酷，只為不讓丈夫因此而受到任何牽連。即使身處險境，在娜拉的內心深處，她仍然祈禱著海爾茂能堅定地同她站在一起，他們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然而，當海爾茂從債主的第一封來信中了解到情況后，沖著娜拉咆哮不已，痛斥她是一個“愛撒謊的人”、“偽君子”，是個“下賤女人”、“犯法的人”，因為娜拉的丈夫意識到，他自己的名譽及地位受到了威脅。娜拉的丈夫甚至覺得娜拉的“無恥”行為會影響到三個孩子，擔心他們也會沾染母親撒謊的“惡習”，還警告娜拉要遠離他們的孩子。海爾茂對娜拉態度的突變，擊潰了娜拉心底的防線，娜拉終於在這不堪入耳的叫罵聲中醒悟過來。

娜拉虔誠祈禱過的奇迹在海爾茂的瘋狂咒罵中灰飛煙滅，她對丈夫惟命是從，對家庭任勞任怨，對子女盡職盡責，這種不求回報的付出，在丈夫的眼裡蒼白無力。她知道丈夫並不是真正愛她，她只不過是他的一個玩偶，在這個家裡，一切都得服從他，丈夫喜歡什麼，做妻子的必須“愛屋及烏”，娜拉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如同一個奴隸一樣，任人擺布。娜拉和海爾茂之間從來就沒有真正的愛情，婚姻對他們來講更多的只是一種不平等的社會關係。在娜拉的記憶里，他們從來沒有認真聊過正經事兒，因為海爾茂根本就不拿她當個大人。當她回想起曾經跟父親在一起生活的時候，自己是個“泥娃娃孩子”，跟海爾茂結婚以後，又變成了他的“泥娃娃妻子”，從頭到尾，她始終是個玩偶，只是從父親手裡換到丈夫手裡而已，不論在誰手裡，永遠都逃脫不了被支配和擺布的命運。

夫托伐·海爾茂

海爾茂一方面是一個十足的偽君子，他還是一個男權中心思想的擁護者。海爾茂表面上很愛自己的妻子，願意為她花錢，可實際上他只把年輕美貌的妻子當做玩具，叫她“小鳥兒”“小松鼠”。從來沒把妻子放在與自己平等的地位，不允許她有獨立的思想與人格，連娜拉喜歡吃杏仁甜餅乾，他也要干涉。在家庭中，海爾茂處於支配地位，控制著一切，連信箱的鑰匙也“老是在他手裡”。對於愛情，海爾茂是自私的，對於友情，他也是極端虛偽的。他辭退柯洛克斯泰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柯洛克斯泰曾偽造過簽字，而是因為柯洛克斯泰曾是他大學里的同學，並同他有過一段交情。他對柯洛克斯泰常常與他稱兄道弟，叫他的小名，大為不快，他覺得這樣會有損自己經理的尊嚴，動搖自己的地位。他非常氣憤地對娜拉說過：“他隨便叫‘我’的小名兒，不管旁邊有人沒有人。他最愛同‘我’套親熱，托伐長，托伐短的叫個沒完。你說讓‘我’怎麼受得了。要是他在銀行待下去，‘我’這經理實在當不了”。僅僅為了這麼一點小事，海爾茂不惜斷送同學和朋友的地位、前途和名譽。

同樣，對於經常來往的老朋友阮克醫生，海爾茂也表現得非常自私和冷酷。阮克醫生病入膏肓，將不久於人世，特意深夜趕來向海爾茂夫婦訣別。面對此情此景，海爾茂非但沒有一點兒的悲痛和憐憫，還竟然想著男歡女愛的事。娜拉對此感到異常氣憤：“想著快死的朋友，你還有心腸陪‘我’？”海爾茂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利己主義者。同時，海爾茂還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曾對娜拉說：“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著有樁危險的事情威脅你，好讓‘我’拼著命犧牲一切去救你。”話音剛落，當他看完了柯洛克斯泰揭發娜拉偽造簽字借款的信，當他自己的名譽、地位受到威脅時，他就原形畢露，像一條瘋狗一樣地亂叫起來，辱罵娜拉是“偽君子”“撒謊的人”“下賤的女人”“是個犯罪的人”，他憤怒地指責娜拉：“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讓你斷送了。”為此，他還宣布剝奪娜拉教育兒女的權利，說今後“孩子不能再交到你手裡”。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而止，幾分鐘后，當海爾茂再次收到柯洛克斯泰退回娜拉借據並表示歉意的信時，感到自己“沒事了”，安全了，又對娜拉笑臉相迎。還說，只要娜拉和過去一樣依賴他，他就會指點她，教導她，他說自己的肩膀很寬，可以保護她，就像“保護從老鷹爪子底下救出的小鴿子一樣”。總之一句話，他還希望娜拉繼續做他的“小松鼠”，做他的“玩偶”，當他的“泥娃娃老婆”。此時，海爾茂的真實面目暴露無遺，在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隱藏著的是一顆無比醜陋的靈魂。

林丹太太

林丹太太對待親人的態度，以孝為先，以自己家庭為重。她不僅是支撐家庭的頂樑柱，母親的重要助手，也是弟弟們心目中的好姐姐。林丹太太在嫁給林丹先生前，曾經有一個情人，就是柯洛克斯泰。由於她娘家的經濟狀況不好，母親體弱且有病在身，兩個弟弟年紀還幼小，而情人又沒有能力幫助扶持，她便嫁給了林丹先生。後來丈夫去世，家中又變得窮困不堪。經過林丹太太的一番艱苦努力，終於使得患病的母親，在去世前過上了幾年的好日子，弟弟們也可以做事情了。對林丹太太來說，“不缺少日用必需品至少是樁痛快事”。

尼爾·柯洛克斯泰

柯洛克斯泰，律師，和海爾茂就職於同一銀行，並且業務能力強。犯過偽證罪，而且喜歡散布謠言，是個沒有道德、品行墮落的人。柯洛克斯泰是海爾茂大學的同學。當柯洛克斯泰的生存受到了威脅時，人性中邪惡的一面就顯現出來了，為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擇手段。他威脅娜拉，“即使你有法子，現在也不中用了。不論你給‘我’多少錢，‘我’也不會把你的借據交還你。”在利益的驅使下，柯洛克斯泰貪婪人性和報復的心理表現了出來。

軟克大夫

軟克大夫是一個忠誠、善良、德才兼備、年輕有為的大夫。他與海爾茂、娜拉聯繫密切。他還私下裡愛慕著娜拉。但是，他患了花柳，不久將離開人世。

被視為寵物的婦女覺醒過程：呼喚“真正的人”的復歸

《玩偶之家》為讀者塑造了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娜拉，娜拉一直被認為是一位追求女性權利的戰鬥者。隨著該戲劇劇情的發展，她從一個美麗、活潑、無憂無慮的家庭主婦形象，最後變為一個頭腦清醒、嚮往獨立、追求自由和平等，願為真理而奮鬥的性情高尚的女性形象。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像娜拉這樣的有自己獨立思想的女性，註定是悲劇結尾，其悲劇原因也異常複雜。

1、首要原因是父權文化的制衡：娜拉的悲劇命運原因，首先體現在父權制文化束縛之下，男權社會中女性地位低下。“男人是家庭和社會核心，家庭和社會生活都要以男人為中心展開，在‘男人說了算’的支配下，第二性的‘女人’的一切行為，都必須受男人控制，女人的人格是由男人來塑造的。”女性們只能用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娜拉的父親與丈夫，都剝奪了她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她只能選擇忍耐。早在娜拉與父親生活時，她就從來不敢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父親。

2、直接原因是男性律法背景：1878年，易卜生在筆記上寫道：“有兩種精神法律，兩種良心，一種存在於男人身上，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存在於女人身上。男女互相不了解，但女人實際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受到制裁的。”而易卜生在《玩偶之家》戲劇中，通過一對資產階級家庭破裂的悲劇，對男人制裁女人的精神法律，給予了徹底的否定，明確地提出婦女不應是男人的玩物，不應像客廳中的花瓶供人欣賞，應該有獨立的人格。“在19世紀的歐洲，男女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法律上存在嚴重的性別歧視。例如：已婚婦女沒有財產權、已婚婦女向銀行借貸需經丈夫同意等。”上述現實足以讓娜拉一直處於父親和丈夫的附屬地位，直到娜拉悲劇結局的發生。娜拉與海爾茂結婚八年，表面上看他們組建了一個完整而幸福的家庭。其實這些都只是假象，海爾茂從來沒有把娜拉看作家庭中的平等成員，連娜拉喜歡吃杏仁甜餅乾，他也要阻止。娜拉為了救丈夫而冒險觸犯法律，使海爾茂獲救。然而這樣符合情理的事情在當時的資產階級社會是不允許的，更不能得到認同。

3、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合理：政治方面，海爾茂更是資產階級不平等制度的忠實維護者。娜拉在家庭中處於受“男子的監護和壓迫”的地位，她只能聽從海爾茂的觀點而不能反駁。海爾茂拒絕讓柯洛克斯太繼續在銀行中的任職，娜拉只說他“你這種看法心眼兒太小”這句話，他竟然大發雷霆：“小心眼兒，好。咱們索性把這件事一刀兩段。”在海爾茂的觀念中，女性與社會毫無關聯，她們不能參與社會活動。在海爾茂他看來，妻子對丈夫只有責任，卻不可以擁有任何權利。由此便可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男女政治權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經濟方面，追求金錢和地位，是海爾茂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標。作為資產階級庸人，海爾茂貌似“正人君子”的樣子，從表面看，他“守法”、“規矩”。但是，他的“守法”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社會的秩序，從而達到追求金錢和地位的目的。他最終爬上銀行經理的地位，決竅就在這裡。因此他不能容忍作為妻子的娜拉偽造簽名貸款為自己治病——即使娜拉拯救的人是他自己，因為這會損害他的名譽，導致他不能得到他想要的金錢和地位。由此可見，在海爾茂的這個資產階級家庭中，夫婦之間的關係，只有以金錢和地位為中心的利害關係，根本談不上感情、愛情。

突破“男性中心”的思想的“牢籠”：

娜拉處在男權社會之中，婦女依附於男人而生存，沒有獨立的地位。面對丈夫海爾茂的指責，娜拉毅然決然地摔門而去，宣告了她與虛偽、自私的丈夫和剝奪自由平等權利的家庭的徹底決裂，娜拉因此一直被認為是女性主義的勇敢戰鬥者。因此，對於娜拉的出走，傳統的解讀是她女性主義思想的覺醒。由此，傳統的對娜拉出走的原因有如下幾種解讀：

第一，娜拉出走表達了她要求經濟獨立的強烈願望。在機器大工業時代，男性在生產中居於主導地位，因此不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中，男人也就順理成章地佔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女人則淪落為男人的附庸。婦女沒有正當職業，在經濟上只能依賴男人。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取悅和迎合男人，並以此來彰顯自己的價值。而出走之前的娜拉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聽到海爾茂叫她“小鳥兒”“小松鼠”“愛吃甜食的孩子”，娜拉一直很陶醉。得知海爾茂要做銀行的經理，娜拉的第一反應就是“現在咱們花錢可以松點兒了”“不久你就要掙大錢了”。但是娜拉在走之前把戒指還給了海爾茂，在海爾茂提出“你手頭不方便的時候我得幫點忙”時，娜拉堅決回答說“不必”。這充分證明娜拉已經真正覺醒並擺脫男人給她設的牢籠而追求經濟上的獨立。

第二，娜拉出走是婦女思想意識獨立的一次大解放。渴望別人給予幸福很難，只有自己給予自己幸福比較容易，可能這才是女性意識覺醒的真正動因。女性通過實現物質和精神上的自立、自強，而達到內心世界的真正解放，這是女性思想意識獨立的一個必然的過程。“男性中心”和“男性優越”的思想在西方影響深遠，久而久之就成為婦女的行動準則和思想坐標。他們安於男人給予的地位而不去爭取自身的思想意識自由。當海爾茂提醒娜拉“首先你是一個妻子，一個母親”時，娜拉清醒地回答說“：現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人——至少要學做一個人。”這句話不僅對女性的思想意識進行了合理的詮釋，也對女性的地位進行了合理的定位。她曾回應海爾茂說“不用你挑那副重擔子”，這足以證明娜拉敢於擔當家庭和社會的重擔，至少她已具備這種意識。娜拉也一步步認清了自己的玩偶地位，“你們何嘗真愛過我，你們愛我只是拿我當消遣”正是對她玩偶地位的確切認識。她不願意再做什麼“小鳥兒”“小松鼠”“泥娃娃”，這相對於經濟獨立的要求而言，是更高層次上的女性思想意識的獨立，是精神世界的獨立。

第三，娜拉出走是對傳統“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束縛的掙脫。男權社會中，社會是男性的舞台，法律和社會制度是男性權利的保護傘。娜拉要求擺脫文化上的束縛，對家庭內外的事都要求參與和表決，當丈夫生病時她像個男人一樣去借錢並偽造簽名，事後又獨自偷偷還債，這正是娜拉自身所具備的對男權社會文化的挑戰，是她敢於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的具體表現。但是，這種挑戰是漫長的，在歷經海爾茂的不斷指責之後，娜拉才真正意識到傳統“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就像枷鎖一樣束縛著自己。海爾茂說“‘我’可沒有缺點，並且希望永遠不會有”，傳統“男性中心”的思想，正是這種自負和驕傲的溫床。海爾茂自以為他是家庭重擔的承擔者，他看不到娜拉為他做的一切，他時常說“你瞧著吧，‘我’的兩隻闊肩膀足夠挑起那副重擔”之類的話。然而，海爾茂的這種“男性中心”的思想是多麼令與他朝夕相處的娜拉窒息和壓抑啊。海爾茂曾經這樣對娜拉說：“親愛的寶貝，‘我’常常盼望有樁危險事情威脅你，好讓‘我’拼著命，犧牲一切去救你。”這話語似乎很讓人感動，卻深深暴露了海爾茂自認為是救世主的本質。“男性中心”的思想一直困擾著娜拉，困擾著他們的家庭。直到娜拉最終出走，才真正宣告了娜拉對這種思想文化的徹底掙脫。

娜拉出走的原因：第一，娜拉出走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法律制度的強烈控訴。娜拉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她偽造的簽名觸犯了法律，因而影響了丈夫海爾茂的工作及前途。而這根本上，是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不合理的一面造成的。柯洛克斯泰告訴娜拉“從前‘我’犯的也是這麼一樁罪，那樁罪弄得‘我’身敗名裂，在社會上到處難站腳”，由此可見，這種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僅是對於女性而言的，對於男性也是一樣的。當聽柯洛克斯泰說“法律不考慮動機”的時候，娜拉說“那麼那一定是笨法律”，“‘我’不信，難道法律不許女兒想法子讓病得快死的父親少受點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嗎？‘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總該有那樣的條文允許人家做這些事”。後來她還說“‘我’不信世界上有這種不講理的法律”。從一定意義上說，娜拉最終出走，也是對這種非人性化的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控訴。不管結果如何，娜拉出走，邁出了十分可貴的一步。

第二，娜拉出走是對自己愛情的再審視和再思考。娜拉與海爾茂之間的愛情是建立在男人絕對權威的基礎上的。一旦女人超越了男人的地位，這段感情就會出現危機。雖然海爾茂在即將做銀行經理時，他對妻子說，你的一雙可愛的眼睛和兩隻嫩手不用吃苦了，看似是對娜拉的愛，但更多的是他對權利、地位、金錢的崇拜罷了。他所真正高興的是他有了“一個穩固的工作和豐富的收入”。娜拉對自己借錢的事，一直遮遮掩掩，是因為她深知如果海爾茂知道了，他們的感情就會冷淡，“美滿快樂的家庭也會改樣子”。娜拉總是“偷吃”杏仁甜餅乾，因為海爾茂不允許她吃，原因是怕她把牙吃壞了。娜拉說海爾茂常說要把自己獨佔在手裡，剛結婚的時候一提起一個朋友海爾茂就嫉妒，因此娜拉就不再提了。軟克大夫卻喜歡聽娜拉講，所以娜拉喜歡跟軟克大夫聊天。

娜拉和海爾茂之間，應該說不是正常的愛情生活該擁有的狀態，軟克醫生的出現就更印證了這一點。他們之間更像是一對惺惺相惜的戀人，無拘無束，有共同的話題，在一起輕鬆又快樂。而且娜拉與軟克大夫之間存在曖昧不清的關係，她讓軟克大夫看她的肉色絲襪，從“只許你看我的腳”到“別處也讓看”。在這個過程中，或許娜拉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愛情是有問題的，她的出走或許也是對這段愛情的重新審視和重新思考。

第三，娜拉出走是對正常婚姻生活的期待。娜拉出走之後會怎樣，易卜生沒有給出任何答案。但是娜拉出走時，海爾茂極力挽留，娜拉說了一句話，那就是：“要等奇迹中的奇迹發生。”並解釋說：“那就是說，咱們倆都得改變。”雖然娜拉說她現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但是如果他們夫妻都做出相應的改變，或許娜拉期待的“奇迹”還是會發生的。應該說，這種“奇迹中的奇迹”，在現代社會已經很普遍了，但是在娜拉那個時代，可能她的這種期待還要經過漫長的等待。

第四，娜拉出走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對孩子的教育和撫養失去了信心。娜拉有三個可愛的孩子，但是她出走的時候卻一個都沒有帶走。從該戲劇中看到，娜拉並不是不愛她的孩子，而是太愛了。聖誕節，娜拉給每個孩子都買了禮物，她自己卻什麼都不要。但是當海爾茂說，年輕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撒謊的母親身上時，娜拉想到自己因為借錢的事而撒謊，就開始緊張起來了。當安娜帶著孩子來找她的時候，娜拉吞吞吐吐地說：“不行，不行，別讓他們上‘我’這兒來。”顯然，娜拉害怕自己撒謊的行為，對孩子的成長造成不利的影響。娜拉在自己撒謊這件事情上，可能最不能面對的就是孩子。因此，對娜拉而言，只有出走，才能讓孩子擺脫撒謊媽媽的陰影，娜拉自己的內心也才能獲得解脫。

《玩偶之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娜拉，成了愛情話語的犧牲品，在這個過程中，他一度陷入失語狀態。海爾茂在名譽和妻子之間做出選擇的時候，不惜以犧牲妻子為代價來挽回自己的面子。從娜拉和海爾茂的關係看，婚姻是一個以男人為中心的權利堡壘，女人在這樣的堡壘里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幸福出路的。娜拉雖然處於男權社會下的從屬地位，卻一步一步走向了抗爭和獨立，在不斷尋找婚姻幸福出路的過程中，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和解放。《玩偶之家》通過中產階級出身的婦女娜拉追求生活意義和人的權利的覺悟過程，揭露了資產階級社會的醜惡，歌頌了婦女的解放。

雙重反諷

1、線索梳理：《玩偶之家》戲劇中有兩條線索，娜拉與海爾茂夫妻2人是一條顯性的主線，林丹太太和銀行小職員柯洛克斯泰是一條隱性的副線。該戲劇一開場，便截取一段聖誕節的生活場景，展現娜拉與海爾茂的日常婚姻生活；接著，副線人物林丹太太、銀行小職員柯洛克斯泰相繼出現。在林丹太太與娜拉的交談中，逐漸地把主線和副線聯繫在一起，同時也促成了戲劇衝突的關鍵導火索：娜拉幫林丹太太謀取銀行職位，以頂替掉銀行小職員柯洛克斯泰，但柯洛克斯泰手中卻有娜拉偽造簽字借款的把柄（冒名簽字借款在當時的挪威是違法犯罪的行為，足以身敗名裂）。而副線的兩個人物之間的關係，在第三幕一開場林丹太太與銀行小職員柯洛克斯泰的對話中得以揭露：二人在林丹太太結婚以前就談過戀愛，如今在娜拉家再次重逢。最後，主線中海爾茂與娜拉翻臉決裂，娜拉出走；另一條副線，林丹太太與銀行小職員柯洛克斯泰舊情復燃，走在一起。主副兩條線索相互交織，共同推動劇情的發展，婚姻愛情觀和敘事情境上的雙重反諷便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

2、婚姻愛情觀上的反諷：在娜拉的婚姻愛情觀上，易卜生一方面運用了先揚后抑的手法，反諷之中飽含著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以副線林丹太太現實與實用主義的婚姻愛情觀，對娜拉的浪漫與自我犧牲婚姻愛情觀進行反襯式的反諷，這種反諷產生的悲劇性更明顯地表現在娜拉身上——最終離家出走震撼人心。

娜拉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生活優越，其父對她呵護備至，嫁給海爾茂，一直做家庭主婦，或精心準備聖誕節，或打扮參加化妝舞會（雖有一段經濟危機，但娜拉冒父親之名借款便輕鬆化解，可見其父的社會地位不一般）沒有外出謀事，這樣封閉自足的中產階級生活環境，使得娜拉像一個仍在襁褓里的嬰兒般純潔善良，像一個還未長大的女孩子充滿著羅曼蒂克的幻想；她天真地認為冒名簽字借款是她做過的“一樁又得意又高興的事情”，救了海爾茂的命。而談話的另一方林丹太太卻認為這件事“做得太魯莽了”，更加反襯出娜拉未經歷世事的浪漫、單純和為了救丈夫的不顧一切。為了還清債務，同時又不讓海爾茂知道而煩惱，娜拉“只能東拼西湊，到處想辦法。”，“買東西老是挑最簡單最便宜的”，還“弄到了好些抄寫的工作”，“每天晚上躲在屋子裡一直抄到後半夜”，更加反映出娜拉在婚姻愛情上的自我犧牲，在娜拉的心裡，為了丈夫，為了家庭，做一切事情都是值得的，連犧牲自己的幸福也是可以的。

但當娜拉浪漫/自我犧牲的婚姻愛情觀遇到知道真相的海爾茂時，卻像肥皂泡一樣一觸即破，自私、沒有責任心的海爾茂根本不能理解娜拉的浪漫和單純的愛，粗暴的認為冒名簽字借款“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甚至無視妻子娜拉的自我犧牲，輕蔑地認為即使娜拉死了，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這把之前娜拉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所幻想的種種美好做了全盤的否定，在前後處境有著巨大落差的娜拉身上，產生了悲劇性的反諷，表現出易卜生對於現實愛情的深刻把握和認識。

在《玩偶之家》中，呈現出來兩對截然相反的婚姻愛情觀念：一種是主線中顯性地——娜拉對海爾茂的浪漫/自我犧牲型的婚姻愛情觀；另一種則是隱含在副線中的——林丹太太現實/實用主義的婚姻愛情觀。二者看似對比，一主一次，一個呈現一個隱藏，“從構成上看，反諷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是兩種對立物的矛盾統一的產物”，“但不是所有的對照都是反諷。反諷中的對照是矛盾因素的對比，由此產生一方對一方、甚至雙方之間的相互否定”，“而普通的對照只是差異因素的並置，缺乏否定性”，易卜生在戲劇高潮處，給出了他心中不言自明的“勝負”：娜拉看清真相，離家出走，林丹太太要求與柯洛克斯泰生活在一起；這一悲喜交加、明暗交錯的落幕立刻產生了強烈的反諷效果，擴展了閱讀過程中的想象視野。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局，產生出這種反諷的效果，根本原因就在於兩位女主人娜拉和林丹太太所堅持迥異的婚姻愛情觀念。

3、敘事情境上的反諷：《玩偶之家》在敘事情節的安排上，易卜生巧妙的設置了一種反諷，即敘事情境反諷，圍繞著主線中心人物娜拉的日常婚姻生活得以展開。它在該戲劇作品中的表現方式十分豐富，“是一種更具整體性的反諷方式，它是文本在敘事風格、主題立意與情節編撰等文體要素中呈現的對立狀態共同孕育的一種內在的張力”。

在徠《玩偶之家》戲劇中，主要採取的表現方式是“情節的發展或與小說人物的預想背道而馳，或者乾脆連讀者的如意算盤也打破”，具體可以概括為：善良娜拉有心助人卻婚姻破碎；林丹太太無意求助而好事成雙。這種表現方式的情境反諷具有了兩種重要的功能：

其一：建構成整體敘事結構上的反諷格局，成為《玩偶之家》戲劇情節推進的方式和戲劇衝突成立的前提，例如為婚姻愛情觀念的反諷提供了情節上的可能性，形成大反諷格局之中套層層反諷的模式。反諷格局使得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目標與實現的南轅北轍，主觀努力與客觀實情的事與願違”，大量的情境反諷均是不可預測的，對於娜拉來說，沒想到頂缺掉的是名聲狼藉的銀行小職員柯洛克斯泰，更想不到柯洛克斯泰會卑鄙的拿借款的事威脅她，萬萬想不到的是自己深愛的丈夫在知道事情真相后的無情責備和輕蔑；對於林丹太太來說，謀求職位卻與舊戀柯洛克斯泰相遇，甚至二人在訴求和相互理解之後迅速的走在了一起；對於海爾茂來說，原本聽話的娜拉竟會瞞著他做他不允許做的事——冒名簽字借款，更不能理解一時氣憤的話會導致妻子娜拉離家出走；對於銀行小職員柯洛克斯泰來說，被人頂替、丟掉工作無異於讓他去死，吃驚的是頂替的卻是曾經拋棄他的戀人林丹太太，當林丹太太說兩個“像翻了船，死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要生活在一起時，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其二：展示了生活的原貌，悖論與聯繫相反相成，“籍此升華到主題反諷，更深刻地揭示出主題意旨”。沒有刻意的安排和設置，《玩偶之家》三幕發生的場所都是在娜拉和海爾茂家的客廳里，劇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正常的人、當時時代中的人，既沒有神秘的超現實因素，也沒有抽離出來的內心獨白，只是日常現實生活中，人物為了某種目的或極力避免某種事件發生而作出的種種努力，最終卻扭合成事與願違的矛盾或困窘，如此種種都是現實性的敘事情境反諷。“在情境反諷的作品中，可能沒有反諷和諷刺性的詞句和言語，甚至可能隱藏具體的反諷者，對錶象後面被揭露的反諷性真實好像也沒有給予一個清晰的確定”，其實，經過分析不難發現，這些夫妻之間、情人之間不理解、不和諧產生的分分合合正是易卜生對現實世界中家庭倫理問題的嚴肅思考，該戲劇中所揭露的反諷和抨擊對象就是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家庭倫理的桎梏——在家中妻子沒有實際地位，只是丈夫的附庸，對丈夫要言聽計從，只要一紙休書妻子便無法生存。

敘事技巧

《玩偶之家》成功地運用了“倒述法”。“倒述法”就是劇中某些重要情節在開幕之前早已發生，觀眾在開幕後看到的，只是幕前情節發生的後果。該戲劇劇本一開始，海爾茂就要當經理了，以前他生病，娜拉偽造簽字借錢等都是運用“倒述法”描寫出來的。該戲劇劇中運用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結構緊湊，容易顯示戲劇衝突和人物性格。該戲劇劇本幕前最重要的情節，是娜拉偽造簽字借錢。該情節對展開戲劇衝突和對人物性格的刻劃，都有很大作用。它既推動了柯洛克斯泰與海爾茂之間的矛盾，又揭露了娜拉夫妻表面幸福而實際虛偽的資產階級夫婦關係。如果沒有“倒述法”交代了這個前情，就無法在短時期集中揭露海爾茂的偽善性格；同時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有力地展開娜拉的叛逆性格。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相戀的悲劇，軟克大夫得了不治之花柳病的悲劇，也都是運用“倒述法”描寫出來的。

《玩偶之家》又名《娜拉》，1879年，當該戲劇劇本剛出版兩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就上演了該戲劇；1880年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和德國的慕尼黑演出；1889年在英國演出；1890年在美國演出；1894年在法國演出。中國“五四”運動后，開始上演。

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一個“易卜生專號”，使中國人知道了西方有個女性名叫“娜拉”，她敢於反抗性別歧視並勇敢地離家出走，最終擺脫了受制於夫權束縛的“玩偶”命運。於是一時間，“女性解放”之聲不絕於耳，“娜拉”不僅成為了中國女性的效法對象，同時更為處境尷尬的新文化運動，注入了一針令人興奮的強心劑。因為將婦女問題升華為社會問題，無疑會增強中國國人對於思想啟蒙的關注熱情；而《玩偶之家》中國化的意義闡釋，又直接導致了“五四”時期“所有價值觀念的變革”。易卜生以其《玩偶之家》拯救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空前繁榮。

民國時期的中國一些女性知識分子，效仿“娜拉”，主動提出離婚、走出家庭、建立事業的女性多了起來。首先，主動提出離婚的女性比重上升。中國封建父權制賦予男子休妻的特權，向女子灌輸“貞潔烈婦”、“從一而終”，如果女子不滿婚後生活而提出離婚則被認為有悖倫常。隨著“娜拉”與“五四”婦女解放運動融為一體，一部分獲得教育的女性開始成為覺醒的“新女性”，從態度到行為上，她們均邁出了“出走”的關鍵一步。這一時期，城市中由女方主動提出的離婚案件的數量呈現上升趨勢，從1921年到1925年間，上海婦女主動提出的離婚案已經接近15%。1928年到1934年，北平女性主動要求離婚者已經達到66.1%。其次，湧現出眾多獨立的女性從業者。

《玩偶之家》戲劇，不僅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歐美戲劇產生了深遠影響，還極大地推動了歐洲女權運動的發展。

《玩偶之家》用活生生的娜拉的形象，向社會發出了關於“人的價值”的呼喊：人不是玩偶。

——魯萌（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

娜拉的出走，象徵著娜拉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機制的挑戰。

——吳娜（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19世紀後半期挪威著名的戲劇家。1828年3月，生於挪威希恩小鎮的一個富足家庭。1936年，父親破產。迫於生計，16歲時，經由父親安排，到一家小藥店當學徒。工作之餘，自學希臘文。1848年至1849年期間，創作了第一個劇本《凱替萊恩》。1850年，研讀古典文學。1906年5月23日逝世。

作品有：《彼爾·京特》、《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敵》、《海達·加布勒》、《野鴨》、《當我們死而復醒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