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季堂

胡季堂是禮部侍郎胡煦之子。最初以蔭生的身份擔任順天府通判，后擔任刑部員外郎、郎中。隨後出任甘肅慶陽知府、甘肅按察使，不久后擔任江蘇按察使。江蘇按察使司辦公場所由江寧移駐蘇州，而監獄仍在江寧，辦事非常不便。時任江蘇按察使的胡季堂上疏皇上請求轉移地址，得到了允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胡季堂被擢升為刑部侍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擔任刑部尚書。在刑部任職期間，他曾親自到直隸、吉林、江蘇、山東、河南等地檢查監獄的獄情，查出有冤枉、誣告案件，必嚴肅處理。

胡季堂到河南商丘查驗獄情時，皇上還親自下旨特別囑咐他，身為河南人，審理本省的案情時更應秉公持正，不要因為一件事而牽涉更多的官吏，以免將來報復，要多加考慮。胡季堂接到聖旨后，更是不敢怠慢，處處謹慎。

初到商丘，胡季堂遇到一樁案子。有一個叫湯秉五的惡人，對守寡在家的劉氏百般調戲，劉氏因此絕食而亡。當地官員因為受賄判定劉氏絕食屬於自殺，沒有對元兇湯秉五實施任何懲罰。但劉氏的父親覺得此案判得不公，見胡季堂來訪，便具狀上告。胡季堂接案后，親自調查，並重新審理，將主犯湯秉五繩之以法。

由於胡季堂秉公斷案，得到了乾隆帝的嘉獎。當他到山東時，便被任命署理山東巡撫。當時，正鬧災荒，胡季堂便上疏皇帝請求將本省的漕米拿來用以賑災，安撫百姓。回到京師后，被封為太子少保，兼任兵部尚書。

嘉慶三年（1798年），胡季堂擔任直隸總督，被賜戴孔雀花翎。

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帝顒琰親政，做上了名副其實的皇帝。親政后，處理的第一件實政就是懲治乾隆帝寵臣和珅。當皇帝詔諭各省督撫速將和珅罪行上奏，並要據實議罪時，胡季堂因早有準備，當即書寫奏摺，搶先告了和珅逾制等幾大罪狀。不久后，胡季堂又上奏，在直隸大城、文安等七縣查抄出和珅及家人呼什圖等人米、麥、豆、雜糧共計一萬餘石，經允准后胡季堂將這些糧食分發給了直隸地區因水災而需要救濟的難民。

胡季堂狀告和珅后不久，長辛店發生盜匪，皇上斥責胡季堂查辦不力，削去其太子太保銜，摘去頂戴花翎並革職留任。不久，河南內黃知縣陶象柄抓獲了長辛店盜匪頭目及其從犯，胡季堂據實上報。嘉慶帝非常高興，稱讚他“不邀功”，賞還頂戴及孔雀翎。

嘉慶元年（1796年）白蓮教起義爆發，波及四川、湖北、陝西、河南和甘肅五省。由於起義軍在山林地區有群眾基礎，加上地形熟悉，清軍只能在後面尾隨，疲於奔命，無法達到消滅義軍的目的。

嘉慶五年（1800年），胡季堂上奏嘉慶帝，陳述自己對起義軍的看法，並提出鎮壓起義的措施：起義軍應捉拿並問罪。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愣泰等人由四川到陝西、甘肅等地，在方圓數千里內窮追，與起義軍交戰，從未獲勝過。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不在於人多而在於他們能利用地形轉戰。四川、陝西、甘肅地理上連界，崇山峻岭，山高溝深，起義軍藏匿其間，又有百姓積極響應，不愁沒有兵力。即便官兵追至，他們早已翻山越嶺逃之夭夭，並且官兵每到一處，人生地不熟，又須探路，實在難以捉拿。即便道路好走，糧草能供應上，可官兵日夜追趕、奔波，也早已疲憊不堪了，而起義軍則能以逸待勞。並建議朝廷應先嚴守要隘，迫使起義軍無路可走，然後皇上施恩，寬大從犯，對餘下之首要人分幾路進剿，起義軍便會窮途末路，用不多久，便會不戰而降。陝西省有團練鄉勇，可以令一、二個村或幾個村聯合築堡，堵截支援，四川、甘肅地區可以推行此方法。命令他們各守土地，保護田產及婦女、兒童，這樣起義軍雖多卻很難騷擾，官兵亦能夠剿撫兼施。嘉慶帝採納了胡季堂的主張。

嘉慶五年（1800年），胡季堂因病乞求解職，同年病故，終年七十二歲。朝廷追贈他太子太傅銜，謚號庄敏。

胡季堂在嘉慶帝親政，扳倒乾隆帝寵臣和珅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全國各省的督撫中，第一個參劾和珅，並提供了大量和珅貪腐的罪證的封疆大吏。隨後，胡季堂提出了對和珅的處理意見：“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最終嘉慶皇帝以他的奏章為藍本定下了懲處和珅的基調。

胡季堂在參與鎮壓農民起義中，軍事上採取堅壁清野與剿撫兼施的策略，斷絕了起義軍的糧食供給與人員補充。由於堅壁清野的推行，起義軍的力量因而逐漸衰落，只得退守深山老林之中。

《清史稿·胡季堂傳》

《培蔭軒詩集》

父：胡煦，官至禮部侍郎、兵部侍郎。著有《周易函書》、《農田要務》、《卜法說考》、《韻玉函中》等著作。

子：胡鈺，官至直隸清河道。

子：胡鏻，官至湖南鹽法道。

《清史稿》評價：“季堂論治教匪，後來堅壁清野之議，已發其端。我有先正，言明且清，諸臣所論列，足當之矣。”

1964年，中央文化部通知，胡季堂被列為“唐代至清代全國知名書畫家”之一。其書畫在河南省信陽市光山縣內有所流傳，該縣文管會珍藏有胡季堂真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