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

高麗太祖王建為何定國號為高麗，在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一般認為，高麗國號取自東北亞古國高句麗的簡稱，高麗成宗時期的大臣徐熙曾明確表示：“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這可能跟王建曾經服事的弓裔打出的“高麗”（史稱后高句麗）旗號有關。但是除了襲用名字與一部分疆土重疊外，高麗王朝（王氏高麗）本身與高句麗（高氏高麗）幾乎沒有直接關係。高麗時代的阿拉伯商人將此名稱傳播到歐洲世界，韓國的英文名“Korea”就是高麗英文名“Goryeo”的變形。

高麗時代的一些場合下，人們會冠以上國名號作為全稱，見於史料的有“有唐高麗國”、“有晉高麗國”、“有（大）宋高麗國”、“有（大）元高麗國”等稱謂，不過臣事遼、金時則無此習慣，單稱“高麗國”。

有觀點認為高麗國號取自“山高水麗”一語的縮寫，但可能只是後人附會而已。

新羅藉助唐朝的力量完成了朝鮮半島中南部的統一，8世紀後期以後，新羅同其宗主國唐朝一樣，陷入內亂與衰落的窘境。9世紀末，真聖女王統治下的新羅爆發了人民起義，導致新羅在朝鮮半島的統治土崩瓦解。在各處的起義勢力中，弓裔和甄萱兩個亂世梟雄脫穎而出，分別打出了高句麗和百濟的旗號（史稱后高句麗和后百濟），與在金城（今韓國慶州）一隅之地苟延殘喘的新羅形成鼎立之勢，史稱“后三國”。

新羅的碎片化造成了各處豪族割據自立的局面，后三國只是當時朝鮮半島中南部較大的三個勢力，半獨立的中小豪族更是不計其數，高麗王朝的開國之君——王建就是出身松岳（今朝鮮開城）地方的豪族。根據高麗王朝後來的說法，王氏家族的父系祖先（曾祖父）是微服東遊的唐朝某帝王或皇族（有唐肅宗、唐順宗十三子、唐宣宗等說法） ，該李唐皇族與出自白頭山的聖骨將軍虎景的曾孫女辰義（追封貞和王后）結合，生下了王建的祖父作帝建（追封高麗懿祖），作帝建又與西海龍王之女（追封元昌王后）結合，生下了王建的父親龍建，后經求法唐朝而歸國的道詵和尚指點，以王為姓，名隆（追封高麗世祖），並在第二年生下了王建。此等傳說固然荒誕不經，但有人認為王建的確是華人後裔。

896年，王隆以松岳郡歸順割據鐵圓（今韓國鐵原郡）的軍閥弓裔，被弓裔封為金城太守，時年20歲的王建則被弓裔命令在松岳築城，並受封為城主，開始嶄露頭角。897年王隆去世，901年弓裔稱王，自居高句麗報德王後裔，定國號為高麗，史稱后高麗或后高句麗（904年改國號為摩震，911年改國號為泰封）。王建是這個政權最重要的將領之一，他在與后百濟的作戰中屢次勝利，受到弓裔的重用，於913年被任命為百官之首——侍中。弓裔猜忌好殺，導致眾叛親離，918年7月25日（陰曆六月十五日），泰封騎將弘述（后被王建賜姓名為洪儒，以下三人同）、白玉（裴玄慶）、三能山（申崇謙）、卜沙貴（卜智謙）發動兵變，擁立王建為君主，國號高麗，年號天授，大多數官民當即表示歸附。弓裔聞訊逃走，途中被民眾所殺。翌年正月，王建將都城從鐵圓遷到自己的“龍興之地”——松岳，改稱開州（后稱開京），從而鞏固了高麗的基礎。

王建締造高麗國之際，新羅已經徹底沒落，而王建採取扶持新羅的對外政策，后百濟的甄萱則是王建的主要勁敵。對於其他割據一城、尚未臣服的豪族，王建“分遣單使，重幣卑辭，以示惠和之意” ，並通過聯姻等手段逐漸將諸多豪族籠絡到自己的麾下。在高麗與后百濟長期的拉鋸之中，高麗逐漸佔據上風，以930年古昌（今韓國安東）的瓶山之戰為分水嶺，高麗開始對后百濟轉入攻勢。933年王建接受後唐冊封，開始使用後唐年號，獲得了來自中國的支持。935年後百濟內亂，甄萱被兒子甄神劍廢黜，不久后投奔宿敵王建。同年新羅國王金傅歸順高麗，新羅都城金城被王建賜名為慶州。936年秋，王建親征后百濟，在一利川（今韓國龜尾市）大破神劍，取得決定性勝利，神劍也在不久后投降。王建終於完成了三韓一統的大業。

高麗開國后，王建對內著手恢復秩序，他遵用新羅的典章制度，確立佛教的國教地位，通過與功臣豪族的政治妥協而維持著豪族聯合政權的形態，當時具有代表性的豪族有黃州皇甫氏、忠州劉氏、貞州柳氏、平州朴氏、平州庾氏、廣州王氏以及來自前朝新羅的慶州金氏、慶州崔氏等，因此高麗初期無論是專制王權還是中央集權都相當脆弱，可以說是無為而治；對外則積極北拓，定平壤為西京，將北部疆域從大同江流域逐漸延伸至清川江流域，還試圖聯合中原對抗契丹，並在934年接納被契丹滅亡之渤海國世子大光顯。943年，王建去世，廟號太祖，儲君王武繼位，是為高麗惠宗。

如果說王建在世時尚能以其恩威駕馭功臣豪族，那麼等到他體弱多病的兒子惠宗王武繼位時，這種政治平衡就動搖了，終於引發各方勢力的火併，即945年的“王規之亂”。通過平定王規之亂而上台的定宗王堯也是太祖王建的兒子，他倚重從叔王式廉，試圖遷都西京，觸動了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到949年被弟弟光宗王昭取代。光宗是高麗王朝地位最重要的君主之一，他即位八年之後，開始將高麗政治的“無為”全面轉化為“有為”，頒布“奴婢按檢法”，實行科舉制度，制定百官公服，伴隨這些王權強化政策的則是對功臣豪族勢力的大清洗。通過光宗的鐵腕手段與政策，高麗的王權得以大為穩固，為將來進一步的社會整合和秩序構建鋪平了道路。

975年，光宗死去，兒子王伷繼位，是為高麗景宗。景宗在位時中止了光宗的大清洗，安撫豪族勢力，同時確立田柴科制，奠定了中央集權體制的經濟基礎。981年，景宗臨終傳位於堂弟王治，是為高麗成宗。成宗亦是一位不亞於光宗的有為之君，他引進了中國唐宋典章制度，建構起中央集權體制，同時設十二牧，開始向地方派遣流官，經濟上規定租稅法，文化上設立國子監，實行“以儒治國”的方針。可以說，高麗的國家體制到成宗時才正式成形，開國之初割據各地、半獨立的豪族演轉變為擁有高貴穩定地位、同中央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貴族，並與王權構成平衡，這是建立在數代君主努力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的。

高麗剛步入成宗所制定的軌道發展下去的時候，就進入了內憂外患的動蕩時期。這個時期始於993年冬天的契丹入侵，高麗通過徐熙出色的外交談判使契丹撤軍，還獲得契丹所賜的鴨綠江以東之地，但所服事的對象由宋朝轉變為契丹。997年，成宗死去，傳位給景宗的兒子王誦，是為高麗穆宗。穆宗在位時，母后千秋太后皇甫氏攝政，其姘夫金致陽專權，造成朝政紊亂，金致陽甚至企圖將他與千秋太后所生的私生子奉為新君。1009年，穆宗欲立太祖王建的孫子王詢為儲君，以抵制金致陽的陰謀，為此召鎮守西京的康兆入衛，不料康兆不僅殺了金致陽，還連著穆宗一起廢黜殺害，擁立王詢為王，是為高麗顯宗。消息傳到契丹，剛親政的契丹聖宗耶律隆緒便決定興師問罪，東征高麗，康兆戰死，開京被契丹佔領並付之一炬，顯宗王詢南逃羅州。契丹雖然佔領開京，卻不斷遭到高麗軍的騷擾，在高麗立足不穩，所以在得到顯宗親朝的承諾後撤軍。顯宗回到開京后即以有病為由食言，拒絕入朝契丹，同時恢復和宋朝的宗藩關係，重新使用宋朝年號。契丹則要求高麗在國王親朝和歸還江東六州中二選一，又修浮橋於鴨綠江上，在東岸建保州等城（今朝鮮義州），引起高麗強烈不滿。雙方衝突越鬧越大，到1018年爆發了第三次高麗契丹戰爭，高麗軍在姜邯贊的指揮下取得龜州大捷，重創契丹軍，契丹只好放棄對江東六州和國王親朝的要求，高麗也暫時不過問保州問題，在1022年恢復了和契丹的宗藩關係。

結束了與契丹的戰爭后，高麗進入了長期和平穩定的時期，因此顯宗被視為高麗的“中興之主”。德、靖二宗時，圍繞保州問題，高麗與契丹關係再次緊張，為此高麗修築了千里長城，其後由於高麗的讓步而很快恢復了和平狀態。1046年，高麗文宗王徽繼位，此時不僅高麗內部安定繁榮，而且對外與契丹（遼朝）和睦相處，與宋朝恢復邦交，與日本實現往來，被譽為高麗的黃金期。文宗在位37年之久，隨後的順、宣、獻三朝大體維持守成局面。

文宗在位時，與出身慶源李氏（仁州李氏）的貴族李子淵聯姻，娶了他的三個女兒為後妃，其中兩女（仁睿太后和仁敬賢妃）生育許多王子，這些王子又大多同慶源李氏下一代聯姻，慶源李氏的勢力因而迅速膨脹，成為盛世隱憂。1095年，高麗發生政變，文宗之子雞林公王熙先聯合宰相邵台輔、將軍王國髦等誅殺慶源李氏外戚李資義，隨後年輕的獻宗讓位於叔父王熙，王熙即高麗肅宗。肅宗年間，正逢女真興起，高麗與女真發生衝突，高麗慘敗，被迫求和，肅宗接受朝臣尹瓘之建議，設立“別武班”，大修武備，欲雪敗於女真之恥。1105年，肅宗去世，兒子高麗睿宗王俁繼位，在1107年冬派尹瓘、吳延寵越過千里長城，征討女真，佔領曷懶甸之地（今朝鮮咸鏡南道一帶），修築東北九城，但因不堪女真的反撲與騷擾，於1109年將九城歸還女真。1115年，女真酋長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與高麗建立兄弟之邦的關係（1126年改為宗藩關係），高麗則利用遼金戰爭的機會奪取保州，改名義州，解決了多年來的肘腋之患，使高麗疆域抵達鴨綠江。

1122年，睿宗去世，兒子王楷繼位，是為高麗仁宗，由於仁宗年幼，外祖父李資謙輔政，慶源李氏的勢力再次膨脹。李資謙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仁宗，實現了慶源李氏和王室的第四代聯姻，他本人則被封為朝鮮國公，位極人臣，嚴重威脅到高麗的王權。這種矛盾終於在1126年爆發，先是仁宗近臣欲剷除李資謙及其親家拓俊京卻失敗，導致宮闕被焚，仁宗差點要禪位給李資謙，李資謙不接受，但仁宗遭到軟禁。而後仁宗成功離間了李資謙和拓俊京的關係，通過拓俊京扳倒李資謙，翌年又除掉拓俊京，恢復了王權。然而，仁宗接下來所重用的是出身西京的和尚妙清與朝臣鄭知常等人，他們極力鼓動仁宗遷都西京，甚至稱帝建元、北伐金朝，引起了以金富軾為首的舊貴族的不滿。仁宗最終沒有接受妙清的建議，妙清遂於1135年在西京起兵，國號大為，年號天開，仁宗派金富軾討伐，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西京方面時降時叛，最終還是被金富軾武力鎮壓，高麗的社會秩序又重新穩定下來。

妙清之亂平定以後，高麗的文官貴族勢力繼續發展，可以說到了畸形化的地步，繼仁宗而立的高麗毅宗王晛被稱為“太平好文之主”，但他和文臣們卻極少顧及武臣的感受與利益。事實上，武臣對重文輕武、文武差待的不滿已達到極致。1170年，文武矛盾終於總爆發，以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為首的武臣在毅宗所巡幸的普賢院發動政變，大殺文臣，挾持毅宗回開京，旋即廢黜，另立毅宗之弟高麗明宗王晧，建立起武臣政權。

武臣政權前期（明宗在位時期）是高麗內部最混亂的時期。首先，被武臣剝奪既得利益的文臣自然對武臣政權不抱好感，除了被殺的大批文臣外，還有不少棄官歸隱的和仰武臣政權的鼻息而苟且偷生的文臣。一部分文臣舉兵反抗武臣政權，如1173年的金甫當之亂和1174年到1176年的趙位寵之亂，此外還有開京僧侶起兵，這些叛亂都遭到武臣政權的血腥鎮壓。地方民眾的反抗也此起彼伏，這些人民起義主要集中於南方，故被稱為“南賊”，一些“南賊”還打出了復興新羅的旗號。開京在1197年還發生了私奴萬積發動奴隸起義的圖謀，喊出了“將相寧有種乎”使三韓無賤人”的口號，當時的秩序混亂可見一斑。

武臣政權本身也不穩定，掌權者如走馬燈似的輪番上台，其更迭往往伴隨流血事件。從1170年到1196年，武臣李義方、鄭仲夫、慶大升、李義旼先後執政，最後是崔忠獻上台，他通過鐵腕手段穩定政局，又對文臣加以懷柔，重建秩序，結束混亂，從而建立起四代世襲的崔氏政權。崔忠獻先後廢黜兩位君主（高麗明宗、高麗熙宗），並設置教定都監，其子崔瑀設置政房，使王權被徹底架空。儘管如此，崔氏始終沒有取王氏而代之。

隨著蒙古的興起，高麗再次面臨嚴峻考驗。1216年，契丹（東遼國）的反蒙勢力數萬人轉進高麗，高麗卻對此無可奈何。原來精兵驍將都成為崔忠獻的私兵，而官軍大多是老弱病殘，崔忠獻又不願出私兵保衛國家，導致東遼國的契丹兵騷擾高麗三年之久。直到1219年蒙古、東真聯軍不請自來，高麗在與之聯合的情況下才平定了契丹之亂。在此過程中，高麗和蒙古結為兄弟之國，並向蒙古繳納“國贐”。1225年，來高麗取“國贐”的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在高麗邊境被殺，麗蒙兩國遂斷交。1231年，蒙古借口著古與被殺事件大舉入侵高麗，直逼開京，高麗被迫求和並向蒙古稱臣。但武臣政權領袖崔瑀在蒙古人撤走後決定遷都江華島以躲避蒙古，於是挾高麗高宗遷都江華島，稱為江都，並殺死了蒙古派駐高麗的達魯花赤，時為1232年夏。蒙古再次入侵高麗，主帥撒禮塔卻被高麗僧人金允侯射死。在之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蒙古陸續5次入侵高麗，目的不在於佔領高麗，而是儘可能地消耗高麗的有生力量，比如在1254年的入侵中，蒙古一次性俘虜了206800餘高麗人，被屠殺者更是不計其數，對高麗來說是慘重的損失。武臣政權並未組織有效抵抗，而是敦促民眾在蒙古入侵時逃到山城或海島，偶爾展開一些騷擾，同時通過外交手段，不斷派使臣表達對蒙古的臣服及自身的“苦衷”，卻就是不履行蒙古的出水就陸和國王入朝要求，一拖再拖。1258年，崔氏政權垮台，同年高麗東北面併入蒙古，高麗才不得已作出部分屈服，由太子王倎代父王入朝，時為1259年。王倎入朝時正逢蒙古大汗蒙哥死去，兄弟爭位，王倎選擇了忽必烈一方，贏得了忽必烈的好感。所以忽必烈即位后開恩於高麗，撤走了在高麗的蒙古軍隊，結束了高麗蒙古戰爭。

王倎回國時，父王高宗已經去世，他即位為王，是為高麗元宗。儘管崔氏政權垮台，武臣當權的局面並未終結，掌握實權的是武臣金仁俊（金俊），他仍然採取抵抗蒙古、拖延不出的政策。1268年林衍殺金俊，成為新任武臣政權領袖，翌年又廢黜元宗，另立元宗之弟安慶公王淐（高麗英宗），此事引發了蒙古的干涉，林衍不得不讓元宗複位，然後元宗入朝蒙古進行解釋。1270年，林衍憂懼而死，其子林惟茂襲位，欲抵抗元宗及蒙古人。元宗在從蒙古回國的途中授意宋松禮、洪文系（洪奎）等誅殺林惟茂，接著宣布還都開京。隨著林惟茂的死去，百年武人時代也落下了帷幕。武臣政權的殘餘勢力三別抄先後在珍島和濟州島（耽羅）抵抗蒙古，在蒙古高麗聯軍的追剿下於1273年覆滅。

1270年是武臣政權結束的時間，也是高麗全面降服於蒙古的起點。蒙古要求高麗進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聯絡日本，其後又要求高麗配合元軍（1271年蒙古定國號為大元）進攻日本，負責造船及助軍，於是便有了1274年和1281年兩次東征之役，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高麗由此向元朝表現了忠誠，從而獲取了元朝的信任。

在這一過程中，高麗向蒙元請婚，元世祖忽必烈在1274年正式將自己的女兒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給高麗世子王諶，實現了“元麗聯姻”。同年高麗元宗去世，王諶即位，是為高麗忠烈王。此後的七代高麗國王中，除了忠穆王和忠定王兩位幼主外，其餘皆娶元朝皇族女子（娶帝女的只有忠烈王一位），元朝公主在高麗享受很高的地位和權力。高麗由此淪為了元朝的駙馬國，同時元朝還在高麗設置征東行省，以高麗國王兼任征東行省丞相，此後的六代高麗國王都不得享有廟號，而是從元朝得謚，謚號都帶“忠”字（忠烈王、忠宣王、忠肅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忠宣王和忠惠王還遭到元朝的逮捕與流放，高麗的主權受到極大的破壞，1270年到1356年的期間就被稱為“元干涉期”。

由於受到元朝的控制和影響，高麗上層流行辮髮胡服，忠烈王更是一度下達剃髮易服的命令，高麗在一定程度上蒙古化，此外還伴隨著大量蒙古人、回回人、吐蕃人（一般為喇嘛）等民族的流動，給高麗帶來了許多異域文化。另一方面，高麗也通過與元代中國的交流，進一步吸收中華文化，影響最深遠的就是程朱理學的引進。

元干涉期時，高麗雖然在“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 ，但固有的社會秩序經過武臣政權和高麗蒙古戰爭已被摧毀殆盡，世家大族倚仗元朝，進行著瘋狂的兼并和掠奪，私有農莊遍布高麗全境。最高統治集團內部也爭權奪利，王位更迭頻繁，以致出現了忠烈王與忠宣王父子、忠肅王與忠惠王父子之間的重祚風波。1350年後，高麗又出現了新的外患——倭寇，直到高麗滅亡，亦未能解決這個頭痛的問題。

1352年，王祺在元朝的扶植下繼承高麗王位，是為高麗恭愍王。1356年，高麗恭愍王利用元末農民起義爆發之機，剷除國內以奇轍為首的親元派，廢征東行省理問所，攻陷了元朝的雙城總管府及合蘭府，這標誌著高麗擺脫了元朝的干涉，重新成為自主的國家，僅在形式上保留同元朝的宗藩關係。

與此同時，恭愍王著手解決高麗的積弊，他設立“田民辨正都監”，欲整飭當時非常嚴重的土地兼并和奴婢掠奪的問題。可是接二連三的外敵入侵使恭愍王的改革受挫。1359年，紅巾軍開始入侵高麗，1361年攻陷開京，恭愍王南逃福州（今韓國安東）。1362年收復開京，1363年恭愍王才還都開京。此時又傳來元朝將入侵高麗的消息，恭愍王嚴陣以待，在1364年打敗了元軍。1365年，恭愍王失去愛妻魯國公主寶塔失里，將政治交給一名還俗和尚辛旽。辛旽重啟田民推整事業，雷厲風行地加以整飭，得罪了權門勢族的利益，他與恭愍王之間也漸行漸遠，1371年恭愍王殺辛旽，改革遂陷於停滯。此時明朝已經取代元朝統治中國，恭愍王在1369年棄元歸明，次年接受明朝冊封，使用洪武年號，高麗遂成為明朝的屬國。

1374年，恭愍王遇弒，明朝派到高麗索取馬匹的使者蔡斌和林密也在不久後分別被殺害和綁架，明麗關係惡化。新王王禑在李仁任的輔佐下，恢復了對元朝（北元）的宗藩關係，同時也繼續向明朝進貢，展開了兩端外交。然而，受到程朱理學影響的新興士大夫反對兩端外交，主張一心事明，對內則批判世家大族的土地兼并，主張實行田制改革，廢除私田、農莊。新興士大夫與在同北元和倭寇的戰爭中脫穎而出的將領李成桂相結合，逐漸形成動搖高麗根基的政治力量。1388年，明朝與高麗發生鐵嶺衛爭端，王禑及其重臣崔瑩決定出兵北伐明朝遼東，李成桂作為主帥，行軍至鴨綠江中威化島時抗命回師，攻入開京，流放崔瑩，逼退王禑，史稱威化島回軍。威化島回軍敲響了高麗王朝的喪鐘，李成桂掌握了實權，但由於王氏支持勢力不容小覷而沒有立刻王袍加身。1389年，李成桂廢掉了王禑的兒子王昌，稱其父子為辛旽子孫，藉機剷除了曹敏修、李穡、邊安烈等一批反對者。李成桂擁立高麗神宗七世孫王瑤繼位，是為恭讓王，1392年四月高麗忠臣鄭夢周被殺，同年七月十二日恭讓王被廢，七月十七日李成桂被推戴即位，但高麗國號尚未立刻停用，直到1393年二月十五日才奉明太祖聖旨“除高麗國名，遵用朝鮮之號”。

高麗從建國到統一后三國，再到北拓及與契丹的戰爭，疆域於11世紀初基本定型。1034年到1044年，高麗從鴨綠江口到東朝鮮灣修築千里長城，作為國界線。1105年，高麗正式在耽羅設置郡縣，納入版圖。1117年，高麗利用遼金戰爭之機奪取保州，改稱義州，取得鴨綠江下游東岸的土地。1258年，高麗東北面的居民歸順蒙古，東北疆域退縮到鐵嶺。1269年，西北面又歸順蒙古，高麗的西北疆域退縮到慈悲嶺。1273年元麗聯軍攻陷濟州（耽羅）后，元朝攫取了濟州的主權，為高麗統一后疆域最小的時期。1290年和1294年，元朝應高麗要求，分別歸還了西北面（東寧府）和濟州。1356年恭愍王擺脫元朝控制，同年發兵北拓，不僅佔領了過去失陷於蒙古的東北面（雙城總管府），還佔領了千里長城之外的合蘭府及江界、泥城，高麗疆域大幅擴展，為朝鮮王朝時期進一步將疆域開拓至圖們江沿岸奠定基礎。

高麗草創之際，雖定州縣名號，但徒有虛名，國家並未派官治理，而是處於豪族自治的狀態。高麗成宗時的983年，正式設立十二牧，995年又在十二牧上設10道。高麗顯宗時，將行政區劃整編為“五道兩界”體制，即西海、楊廣、全羅、慶尚、交州五道與東界、北界，同時陸續在開京之外設置西京（平壤）、東京（慶州）、南京（漢陽），號為四京，下設牧、府、郡、縣、鎮。因為高麗時代頻繁升降郡縣等級，如某地出了一個貴人或功臣便升級，某地由於叛逆便降級，所以郡縣數目並不穩定，規模也未必相稱。

高麗國王雖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卻長期採用類似中原王朝的皇室制度，頗有“外王內帝”的色彩。高麗國王自稱”朕“，國王的命令稱為“詔”、“制”、“聖旨”（高麗成宗曾一度改詔為教）；國王的繼承人被稱為“太子”；國王的母親被稱為“太后”，首都被稱為“皇城”、“皇都”，高麗國王被尊稱為“陛下”、“皇上”、“海東天子”等，配偶有時亦尊稱“皇后” ，高麗光宗等君主還有被直接稱為“皇帝”的記錄，甚至太祖和光宗曾自建年號。在儀制方面，高麗國王穿皇帝專用的柘黃袍，並築圜丘壇以祭祀昊天上帝。同時君主生日稱“節”、墓地稱“陵”、在宮殿上安放鴟吻、設立跟中原皇朝一模一樣的官制等都是“僭越”的表現。從顯陵出土的高麗太祖王建銅像來看，其頭戴二十四梁通天冠，用的是唐代皇帝之制。高麗王朝中期的1140年高麗仁宗定禘禮祭服為九旒七章，高麗毅宗時定冕服為九旒十二玉。不過，高麗國王雖然私下僭用大量帝制，但始終不敢公開使用帝號，妙清曾請求高麗仁宗公開稱帝建元，未被接受。

高麗太祖在開國之初，參用新羅和泰封的官制，通過廣評省、內奉省、徇軍部等機構來處理政事，官階則是大匡、正匡、大丞、大相、元甫、元尹、佐尹、佐丞等稱號。高麗成宗年間，正式效仿唐制，在中央設立三省六部），同時吸收宋制，設立樞密院（初稱中樞院），將中書省和門下省合併為中書門下省（初稱內史門下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稱“宰樞兩府”，以其中內史門下省的副官（長官中書令為虛位官職）門下侍中作為首相。台諫制度則依唐制，由中書門下省三品以下官員（通稱“省郎”或“郎舍”）充當諫官，掌握諫諍、封駁、署經（在官員任命告身上署名）等權力，御史台則負責糾察百官、風聞奏事，並與諫官共同享有封駁、署經等權力。和宋朝一樣，高麗也有專門掌握財政的三司。此外還設立了翰林院、清讌閣、寶文閣等文翰機構，並確立了九品十八級和中國式的文武散階制度。高麗正式向地方派遣流官也是從高麗成宗開始的，各道長官起初稱節度使，顯宗后稱按察使，兩界由兵馬使實行軍事管制，各京長官稱留守，並有州牧、府使、知州郡事、縣令、鎮將等官職。此外還有300多個屬郡、屬縣，這些郡縣沒有朝廷命官，由鄰郡、鄰縣兼領，實質上為自治。

高麗成為元朝駙馬國以後，各種“僭越”均被廢止，官制也在同元制接軌的基礎上降格，如中書省稱僉議府、樞密院稱密直司、御史台稱監察司，六部改為四司（典理、典法、軍簿、版圖），按察使改為按廉使。元朝時期的高麗大臣崔瀣反映了這一情況：“陪臣私謂王曰聖上、曰皇上，上引堯舜，下譬漢唐，而王或自稱朕、予一人，命令曰詔、制，肆宥境內曰大赦天下，署置官屬皆仿天朝，若此等類，大涉僭逾，實駭觀聽。其在中國，固待以度外，何嫌之有也？逮附皇元，視同一家，如省、院、台、部等號早去……渙然一革，無敢有蹈襲之者。”

1356年，高麗恭愍王恢復“祖宗之法”，隨後又屢次改官制，使政治體制出現紊亂局面。到高麗亡國之時，中央官制由門下府、密直司、司憲府及六曹組成，成為後世朝鮮王朝官制的雛形。

高麗初期的政治運行形態是豪族聯合政權，高麗太祖恩威並施，與各地豪族進行廣泛聯姻，實施了“其人制度”和“事審官制度”，即一方面任命功臣豪族為其家鄉的事審官，另一方面他們向中央上送子弟作為“其人”（人質），並且頒布《政誡》一卷和《誡百寮書》八篇。高麗光宗時期，由於光宗的大清洗，豪族聯合政權的形態逐漸被打破，通過科舉制度、公服位階和田柴科制的制定，專制王權和中央集權的運行模式逐漸被確立起來。

高麗成宗以後，高麗的政治運行形態轉入中央集權的門閥貴族政治。高麗雖然在表面上模仿中國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權體制，但在實際運營的過程中必須同貴族妥協，與中國式中央集權有一定差距，所以宋朝使節徐兢對高麗政治留下了“涖職治事，尚沿夷風，往往文具而實不應”的印象。高麗並非完全按照官制來運行，而是將政事交付式目都監（負責內政法制）和都兵馬使（負責國防軍事）兩個會議機關（與會人員多為宰樞官員）來討論決定，再由國王裁可。徐兢這樣記載高麗中央朝廷的政治運行：“（國王）日視事於便座，唯施茵褥於榻上，國官親侍跪列其側，聽受王旨，次第傳出，大臣五日一見，別有議政之堂。余官則朔望之外，四見於王。聽旨受事，則立於門外，惟執奏官當門授之，升階複位，皆脫屨膝行，而進退往來廷趨，必面王磬折”；對於其地方政治運行，則有如下記錄：“惟牧、守、都護公廨數楹，令、長則隨所在，舍於居民……麗政尚簡，訟牒略而不文，官府治事，坐不據案，但登榻指呼而已。吏捧案牘，跪陳於前，上手聽奉，即時批決，了無稽留，已事則棄之，不設架閣”。

1170年武臣政變以後，高麗的政治運行形態又變成了武臣政權。在崔忠獻之前，權力中心處於重房（二軍六衛的會議機關），崔忠獻設立教定都監后，教定都監成為事實上的權力核心機構。1225年崔瑀“置政房於私第”，壟斷了人事權，因而無論國王還是原有的官僚體制都變得有名無實。

百年武人時代結束后，高麗恢復過去的貴族政治，但有所不同。此時的會議機關逐漸變成都評議使司（之前的都兵馬使）一方獨大，同時武臣政權的人事機構政房依舊保留，元朝通過公主和征東行省的干涉也削弱了高麗的王權。恭愍王以後，政局混亂，王權不振，辛旽、李仁任、林堅味、李成桂等權臣陸續登場，最終高麗王朝被李成桂篡奪。

高麗的法律主要以《唐律疏議》為藍本，同時糅雜了《宋刑統》和“土俗”，形成獨具特色的法典。《高麗律》制定於高麗成宗時期，但是執行並不嚴格，“禁網不張，緩刑數赦”。宋朝使節也注意到高麗司法極少判死刑，只有大逆和不孝會論斬，其他情況通常會得到赦免或減刑，如流放、笞刑及“反縛”等刑罰。經過武臣政權的混亂時代，高麗的律令體系實際上已經崩潰。在元干涉期，高麗主要採用元代的判例法，以至於元代法典《至正條格》的孤本就被發現於朝鮮半島。高麗恭讓王時，鄭夢周等重新制定成文法，即《新定律》，然而該律出台的當年，高麗就滅亡了。

高麗是一個農業國家，其經濟構造主要是依託土地財政，但境內多山而貧瘠，如李齊賢所言：“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絕無而僅有也。”高麗景宗年間開始實施田柴科制，即對出產農作物的田地和出產木柴的山澤的分配製度，其分配對象為兩班、軍人，他們在為國任職時享有這些土地的收租權，一旦去職就得歸還國家。此外還有賜給功臣的功蔭田柴，可以世代傳承。對於民田，國家則每年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稅。除此之外，高麗朝廷還要求各地繳納貢物（土特產），分為常貢和別貢兩種。16歲到60歲的男丁負擔徭役。貢物和徭役都是按照戶分九等來進行徵收和徵發的。

高麗自建國以來就有商業活動，高麗太祖定都開京時便設立市廛，但其商品經濟落後，長期以物物交換為主。高麗成宗一度下令行鐵錢，到高麗穆宗時廢除。高麗肅宗時開始使用金屬貨幣，以銀瓶為主幣，海東通寶、海東重寶、三韓重寶等銅錢為輔幣，但流通範圍非常有限。宋朝使節徐兢描述高麗的商業狀況是：“其俗無居肆，惟以日中為虛，男女老幼，官吏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無泉貨之法，惟紵布銀鉼，以准其直。至日用微物，不及匹兩者，則以米計錙銖而償之。”

高麗亦展開海外貿易，開京禮成江口的碧瀾渡成為繁榮的國際貿易港口。高麗同宋朝的民間貿易是重頭戲，高麗向宋朝輸出人蔘、墨、紙、文席、薴布、摺扇、瓷器等，輸入書籍、藥材、香料、染料、絲綢、茶葉、玉器等，甚至還有阿拉伯（大食）商人前來貿易，以至於高麗有“商舶絡繹，珍寶日至，其於中國（指宋朝官方）實無所資”的說法。

高麗的手工業可分為官府手工業和民間手工業。每個官府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工匠，民間的職業工匠則被登記在冊，隨時預備被國家徵發，此外民間手工業還包括家庭和寺院手工業。宋使稱“高麗工技至巧, 其絕藝悉歸於公”，甚至還說“耕作之農，不迨工技”。

儒學在高麗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而存在，但並未紮根於高麗的社會生活、像朝鮮王朝那樣成為人們的行為規範。故宋使稱高麗“冠婚喪祭，鮮克由禮”。

高麗前、中期以漢唐儒學為主。958年，高麗正式實行科舉制度，將儒學經典列為考試科目，考試傾向於詞章之學。高麗成宗是高麗君王中最重視儒學的君王，他在987年下詔：“自昔結繩既往、畫卦以來，北辰御極之君，南面經邦之主，莫不習五常而設教，資六籍以取規。”早期儒學家有崔承老、崔沖等。

高麗中期（武臣政權時期）是高麗儒學的衰微期。當時武臣肆意殺戮文臣，許多文臣竄入山林、寺廟，銷聲匿跡。由於武臣政權採取高壓政策，導致儒風不振，人人自危，士大夫及百姓多崇佛道，寄情虛幻，以求精神安慰。當時有心向學的士人只能向僧侶學習。這也是高麗後期儒者多出入佛教的一個主要原因。

高麗後期（元干涉期），朱子學由中國南方北傳並開始在元朝廣泛傳播。此時的高麗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原先的儒學死氣沉沉，毫無生氣；佛教日益腐敗墮落，再也起不到挽救國運和收拾人心的作用；道教也世俗化，致使高麗社會祈福信仰和宗教迷信十分盛行。在社會秩序亟待整合、思想空虛需要填補的背景下，朱子學應運而入。1289年，高麗儒臣安珦率先將朱子學引進高麗並傳播開來，高麗末期在李穡、鄭夢周等的發揚下逐漸植根於朝鮮半島，后成為朝鮮王朝唯一尊奉的官學。

高麗延續新羅的崇佛之風，太祖王建賴佛教以創建國基。據說，早在王建出生前，有一個名叫道詵的游僧對王建的父親說“此地當出聖人”，併流一封密信而去。等到王建長大后道詵再次來到王建家，並向其傳授“出師置陣，地理天時之法，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儘管此傳說並不一定為真，但足以說明高麗王朝與佛教間的密切聯繫。王建臨終曾立十訓要，第一條即強調“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將佛教置於國教地位。此後歷代國王無一不尊奉佛教，大力扶持，民眾生活也深受佛教影響。高麗以高僧為王師和國師，佛教儀式燃燈會和八關會成為高麗每年舉行的國家級盛會。佛學思想也空前繁榮，在新羅確立的禪、教兩宗的體繫上進一步發展，到高麗末期已經形成“十一宗”（曹溪宗、華嚴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總持宗、道門宗、慈恩宗、中道宗、神印宗、南山宗、始興宗）的格局。高麗時代名僧輩出，代表者有均如、義天、了世、知訥、慧諶、一然、普愚等。

高麗顯宗時，為了借佛祖之力擊退契丹，高麗君臣發願雕印大藏經，主要根據宋朝開寶藏復刻。1232年，初雕大藏經被蒙古軍燒毀，高麗為了祈禱擊退蒙古，遂用16年時間重雕大藏經。重雕的高麗藏（八萬大藏經）內容全面、準確，做工精美，為韓國第32號國寶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記憶遺產，其保存地海印寺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高麗人“畏信鬼神，拘忌陰陽” ，其陰陽學融合了中國的陰陽風水之術和朝鮮半島固有的薩滿信仰，盛行於整個高麗時代，迷信讖語或預言是這種現象的具體反映之一。高麗建國據說就是應了中國商人王昌瑾從神秘人物所購得的銅鏡上的讖語，而高麗時代長期流傳的“龍孫十二（王）盡，更有十八子（李）”之讖，竟也應驗於其亡國之際。在陰陽學這種神秘主義瀰漫的社會氛圍下，高麗百姓“病不服藥，雖父子至親不相視，唯知呪咀厭勝而已”。由於高麗過於迷信陰陽，以致發生過怠慢宋使的接待而遭到宋使柴成務斥責的風波。

高麗前期文學受晚唐詩風影響，後來宋朝蘇軾的詩文風靡高麗，高麗人競相模仿，掀起了經久不衰的“東坡熱”，高麗大詩人李奎報形容當時的高麗士子“尤嗜讀東坡詩，故每歲榜出之後，人人以為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用漢字標記高麗語創作的鄉歌也獨樹一幟，流傳至今的高麗歌謠有《霜花店》等“十二歌詞”。

高麗代表性的文學家有朴寅亮、金富軾、鄭知常、李奎報、李仁老、崔滋、金丘、李承休、李齊賢、李谷、李穡、鄭夢周等。本來高麗人有許多文集傳世，但“凡有家集，多自手寫，少以板行，愈久愈失，難於傳廣” ，加上內外戰亂的因素，流傳至今的高麗文集數量很少，僅有30餘部，集中於高麗末期，最早的是武臣政權時期文人林椿的《西河集》。整個高麗時代有作品傳世的有近400人，詩2萬餘首，文4000篇左右。從現存為數不多的高麗作品中，人們依然可以窺見高麗文學的興盛。

高麗在中央設國子監（元干涉期改稱成均館），地方設鄉校，這種官學教育體系完備於高麗成宗時。高麗睿宗設七齋於國學，並設養賢庫作為獎助學基金。民間教育則是以崔沖“文憲公徒”為代表的“私學十二徒”，武臣政權時期，儒學衰落，人們以僧為師，寺院成為教育的主要場所。

高麗初期軍事制度混亂，地方私兵盛行，高麗定宗曾設置光軍司，以防備契丹入侵為借口對全國武裝力量進行整編，據說人數達到了三十萬之多。到高麗穆宗時，才確立了二軍六衛的中央軍體制。所謂二軍六衛指的是鷹揚（控鶴）、龍虎二軍與左右、神虎、興威、金吾、千牛、監門六衛。各軍設置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散員、尉、隊正，各衛的官屬比軍多了長史和錄事，其中的高級武官組成被稱為“重房”的會議機關來管理軍隊。二軍六衛下設45領，每領1000人，也就是說高麗的中央常備軍在理論上為45000人。此外還有被稱為“牽龍”的國王親兵（宿衛部隊）。地方軍則分為五道的州縣軍和兩界的州鎮軍，其中州縣軍作為民兵預備役部隊的性質而存在，其數量為48237人（保勝軍8601人、精勇軍19754人、一品軍19882人），如果加上各村的二品軍、三品軍的話，可能達到60萬之眾。州鎮軍則是常備軍，人數推測達14萬人。在某些時期還設置了“別武班”和“三別抄”這樣的特殊部隊。

武臣政權尤其是崔氏政權時期，私兵再次盛行，官軍力量被削弱，大多為老弱病殘，真正的精兵都集中於崔氏政權的麾下，號稱“都房”。1270年武臣政權覆滅之際，都房被三別抄消滅，而後三別抄又反抗蒙古，被麗蒙聯軍消滅，高麗的原有的軍事制度因而遭到嚴重破壞，新的制度又一時未能建立起來。恭愍王時外患不斷的局面迫使高麗重新整合軍事制度，模仿元朝實行翼軍制度，在西北面設置西京、安州、義州、江界、泥城五個萬戶府，下設數個軍翼，確立萬戶、千戶、百戶、統主的指揮系統，並實行兵農合一。高麗禑王時期，這種翼軍體制擴散到全國。1376年，高麗點兵諸道，共計騎兵14700人，步兵79800人。

關於高麗的軍事實力，中國使者的觀察一般是“兵極弱” 、“兵器甚簡而疏”。然而高麗也曾取得過一些對外戰役的重要勝利，如1019年的龜州大捷、1107年尹瓘大破女真、高麗蒙古戰爭期間在龜州、慈州、處仁城、竹州、忠州等地擊退蒙軍、恭愍王時擊退紅巾軍和元軍、禑王時對倭寇的鴻山大捷、荒山大捷等。

高麗王朝統治下的人口總數據記載為210萬，推測為12世紀初的數字，實際人口可能更多。構成其人口的主體民族是新羅及其治下的高句麗、百濟遺民，他們在高麗時代逐漸形成一個整體——高麗人。但是到武臣政權的混亂期，潛在的高句麗、新羅、百濟意識又浮上水面，陸續出現了以慶州為中心的新羅復興運動、1217年崔光秀自稱“高勾麗興復兵馬使”、1237年李延年自稱“百賊（百濟）都元帥”等叛亂事件。經過高麗蒙古戰爭的洗禮，高麗人的民族意識逐漸清晰，這一時期出現的檀君神話就是其體現。從此以後，朝鮮半島再未發生新羅、百濟、高句麗的復興運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麗民族的整合已經完成。

高麗境內還有為數不少的渤海人。從925年開始，“其國人來奔者相繼” ，高麗朝廷都予以收留，依據《高麗史》的記載，高麗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兩次渤海難民潮是934年和979年，人數都在數萬以上。其中高麗太祖還賜來投高麗的渤海國世子大光顯姓名為“王繼”，以白州（今朝鮮黃海南道白川郡）為食邑奉其祀。活躍於高麗政界的渤海人有高麗契丹戰爭時期的將領大道秀、大懷德，高麗穆宗的男寵劉忠正、崔氏政權時期的重臣大集成等。

“投化漢人”亦是高麗國民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有不少中國人去高麗經商，開京城中有數百名中國人，多為福建籍。高麗急需引進人才，聘請許多華人來高麗做官（主要擔任文翰官職），其中著名人物有光宗朝的雙冀、穆宗朝的周佇、文宗朝的儲元賓、宣宗朝的劉載、睿宗朝的胡宗旦、仁宗朝的林完等。也有華人是被強迫留在高麗的，在宋朝使節到來時懇求回國，但大部分還是在高麗生根發芽。白川趙氏、林川趙氏、驪興閔氏、忠州池氏、海州吳氏、居昌慎氏、咸從魚氏等不少朝鮮半島姓氏族譜顯示其祖先是高麗時代歸化的漢人，雖然不可盡信，但也足以反映當時大量漢人歸化高麗的事實。

此外還有很多北方民族歸化高麗，如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元朝時定居高麗的蒙古人、回回人、畏兀兒人等。其中以契丹歸化人數量最多，其規模據說在數萬以上。

高麗實行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可劃分為貴族、兩班、良人、賤人四個等級。門閥貴族互相聯姻，壟斷國政，享受免稅免役的特權，高麗忠宣王所公布的十五個“宰相之宗”就是高麗後期門閥貴族的代表，故宋使記載高麗“仕於國者唯貴臣，以族望相高，余則或由進士選”。兩班指的是中下級官僚和地方鄉吏，為具體政務的執行者。良人指的是京、府、州、郡、縣的居民，以農民為主，占高麗國民的大多數，也是賦稅徭役的主要負擔者。賤民則是鄉、部曲、所、驛、津的居民以及奴婢、禾尺（柳器匠或獵戶）、才人（演員）等，其來源主要是與王建為敵者（以後百濟遺民為主）。各階層在世襲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的流動，如鄉吏通過科舉及第並獲重用，幾代后成為新的貴族，或國家將一些鄉、部曲等升格為州縣，其居民全部免賤，或一些奴婢通過積累的財富或立下的功勞免賤，等等。真正秩序崩潰的開端是武臣政權時期，後來便逐漸由貴族社會過渡到兩班社會。

元人所撰《異域志》中稱高麗“衣冠隨中國各朝制度”，因此高麗的服飾也隨著中國朝代的變化而變化。宋朝建立后，高麗引進宋朝公服與直腳襆頭（高麗稱“吉服正角”），君主之服也與宋朝類似，故宋使稱其衣冠“一遵我宋之制度” ，唯國王冕服長期沿襲遼朝所賜制度。便服方面，上層男子“巾幘如唐裝” ，下層則“作竹冠以冠之，或方或圓……短褐被體，下無袴襦”；女子的髮型則無論貴賤，垂髻於右，余發披下，服飾則“白紵為袍，略如男子”，上下層之別主要在於上層婦女蒙首，後來女服亦受宋朝影響。衣服色調以白色為主，“士女服尚素”。到了蒙古興起尤其是高麗完全歸順蒙元后，高麗服飾轉型為蒙古風，忠烈王更是在1278年對全境下達辮髮胡服令，高麗人也從戴巾變為戴笠。恭愍王歸順明朝後，請求明朝賜服。到1387年又全面導入大明衣冠，棉花的引進也極大豐富了衣料。

關於高麗的飲食，宋使記載“高麗俸祿至薄，唯給生米蔬茹而已，常時亦罕食肉”“國俗有羊豕，非王公貴人不食，細民多食海品”。

高麗的宮殿寺廟對唐宋制度多有模仿，但“材乏工拙，終以樸陋”，民居則“蜂房蟻穴，誅茅為蓋，僅庇風雨”。保存至今的高麗建築有修德寺大雄殿（建於1308年，是韓國現存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築）、浮石寺祖師堂和無量壽殿、鳳停寺極樂殿、江陵客舍門等。

高麗的交通工具以馱鞍（雜載）為主，上層騎馬或使用肩輿，雖然高麗三面瀕海，內多河流，可是舟船卻“簡略不甚工緻”。

高麗雖然是男性主導的社會，但女性地位並不低。高麗社會流行入贅，訂婚男子自幼被養於妻家，稱為“預婿”。家族內部，女兒跟兒子一樣擁有財產繼承權，女性甚至可以成為戶主。高麗的婚姻也非常自由，“男女相欲為夫婦則為之” ，同時離婚比較普遍，“男女㛰娶，輕合易離” ，婦女可以改嫁。高麗的性別比例是男少女多，社會上卻通行比較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蓄妾現象很少見。忠烈王時期，有個叫朴褕的大臣為了防止大量女性被元朝搶走，建議鼓勵士庶蓄妾，遭到高麗女性的一致唾罵，朝廷也不敢允許。社會生活上，眾多男女一起在河水沐浴，毫無忌避。朝鮮王朝時期，隨著儒學逐漸被普及於社會，女性地位就下降了。

高麗青瓷是朝鮮半島歷史上製作最為精美的瓷器之一。高麗青瓷來源於中國，在器物造型、釉色、裝燒方法等很多方面都保留了它接受中國宋金元時期南北方青瓷影響的痕迹；但在裝飾藝術方面，高麗青瓷卻不僅學習了中國青瓷的傳統裝飾技法，同時也把景德鎮窯系青白瓷、定窯系白瓷和磁州窯等北方綜合性民窯系的裝飾技法應用於青瓷，特別是“象嵌”和銅、鐵彩繪以及化妝土裝飾技法在高麗青瓷中得到了獨到的發展，形成了高麗青瓷獨特的裝飾風格。

由於高麗人的聰明才智加上宋朝的影響，高麗的印刷業非常發達，最大的特點就是金屬活字印刷的運用。韓國宣稱世界上有關金屬活字使用的最早記錄是李奎報所記錄的1240年左右用金屬活字印製的《詳定古今禮文》28部（但未流傳下來）。1377年在今韓國清州印製的《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本，比德國的谷登堡42行聖經提前78年，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

高麗從923年就開始向五代中的後唐朝貢，高麗太祖王建在932年正式獲得後唐明宗的冊封。後晉時期，冊封朝貢關係依然保持，甚至王建還曾構想與後晉聯合攻打契丹，只是他死後高麗就變卦了。高麗與後漢雖無往來記載，但高麗亦奉其乾祐年號。高麗與後周的往來更為頻繁，後周曾以帛數千匹購買高麗出產的銅，後周使臣雙冀更促使高麗光宗推行科舉制度。此外，高麗還同吳越、南唐、閩國等南方割據政權交往，其中以吳越國往來最為密切。

宋朝建立后不久，高麗就與宋朝建立起宗藩關係，光、景、成三王均受宋冊封。993年第一次高麗契丹戰爭結束后，高麗雖然表面上向契丹稱臣，但暗中仍不斷請求宋朝支援，宋朝均消極對待。1029年後，高麗中斷了向宋朝的使節派遣。1071年，高麗文宗遣使朝貢宋朝，1074年，高麗使臣金良鑒請求將兩國往來口岸從傳統的登州（今山東蓬萊）轉移到明州（今浙江寧波），以避遼朝耳目，得到宋朝允許，此後高麗使者就從明州至杭州、再由大運河而進入宋都開封府。宋朝對高麗使者給予超規格優待，並從1078年開始屢次向高麗派遣國信使。高麗除了殷勤入貢宋朝以外，還在開京建造順天館以款待宋使，宋使記載該館“正廳九楹，規模壯偉……開軒對山，清流環繞，喬松名卉，丹碧交陰，供張器皿，無一不備”，其豪華程度不僅遠在接待遼使的迎恩館、仁恩館之上，甚至“工制過於王居”。

高麗十分仰慕宋朝的先進文化，特別是在文宗以後的頻繁往來中，高麗不遺餘力地吸收宋朝典章文物，以至於獲得“小中華”的美稱。不過，高麗並未與宋朝恢復冊封關係。金朝興起后，高麗曾勸宋朝不要聯金滅遼，宋朝不聽。金滅遼及北宋后，宋高宗在1128年派楊應誠出使高麗，要求假道入金，遭到高麗堅決拒絕。1132年後，高麗與宋朝的使節往來中斷。雖然正式邦交終結，但兩國以商人為紐帶保持著藕斷絲連的往來。

高麗太祖自建國后、尤其是渤海國滅亡后就對契丹（遼朝）採取敵對政策，曾在942年流放契丹使節30餘人，並將其贈送的駱駝餓死在萬夫橋下。同時向後晉提議聯合征伐契丹，稱其為“契丹醜類” ，在遺言十訓要中也囑咐“契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度，慎勿效焉”。因此高麗前期與契丹幾乎不相往來。

993年，契丹發動了侵略高麗的戰爭，高麗求和，從此高麗成為契丹屬國，並獲得契丹賜予的鴨綠江以東之地。1010年，由於康兆弒殺高麗穆宗，引發契丹皇帝耶律隆緒親征高麗，高麗再次屈服。圍繞國王親朝和江東六州的歸屬問題，又在1018年到1019年爆發了高麗和契丹之間第三次大規模戰爭，這次是高麗取勝，但是基於整體局勢和力量對比，戰後高麗繼續向契丹稱臣納貢，受其冊封，奉其正朔。同時，契丹在鴨綠江東岸築保州、修浮橋，對高麗來說亦是達摩克利斯之劍，屢次請求契丹撤毀城橋，未獲允許。於是高麗拒絕與契丹展開榷場貿易，並修築千里長城加以防範。

金朝興起后，高麗沒有應遼朝要求出兵相助，而是於1116年停用遼朝年號，1117年奪取保州，改為義州。1123年高麗遣使遼朝，因找不到遼廷所在而還。

高麗北部直接面臨著女真族，分為西女真和東女真，高麗統稱為“北蕃”、“東西蕃”或“蕃”，高麗前期對“蕃人”主要採取驅逐政策，到高麗成宗時將鴨綠江東岸的女真人驅逐到白頭山外居住。高麗顯宗時，對入侵高麗東海岸的女真海盜予以有效打擊。同時，高麗亦授予女真酋長各種官銜，讓他們以朝貢的方式同高麗往來。1073年，高麗文宗在千里長城東北邊外設置歸順、益昌等15個羈縻州，強化對女真的影響力。隨著完顏部女真的興起，女真諸部逐漸統一，欲繼續控制女真的高麗不可避免地與完顏部發生衝突，這就是從1104年到1109年的曷懶甸之戰，結果以高麗無功而返、與女真講和告終。

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後，與高麗約為兄弟之國，並允許高麗佔領保州。金滅遼侵宋之際，高麗又不得不向金稱臣以保國。但是高麗內部對於同女真關係的逆轉普遍感到心理失衡，以妙清、鄭知常為首的勢力主張北伐金朝，稱帝建元，最後被鎮壓。1142年，高麗仁宗接受金熙宗冊封，奉金正朔，正式確立金麗宗藩關係。

武臣政權時期，高麗的動亂曾引起金朝注意，但最終都獲得和平解決。13世紀蒙古興起，1214年金宣宗南渡，金麗關係逐漸斷絕，高麗在1224年停用金朝年號。同對遼朝一樣，高麗也在金朝亡國前夕的1233年派遣使者聯絡金朝，因道路不通而還。

1219年蒙古以平定入侵高麗的東遼反蒙勢力為借口進入高麗，並與高麗結成兄弟之國的關係，要求高麗向蒙古送禮。1225年蒙古使節著古與在從高麗取走禮物的途中被殺。1231年蒙古以此為借口入侵高麗，直逼開京。高麗不敵，被迫與蒙古達成城下之盟，在1232年向蒙古稱臣。武臣政權領袖崔瑀在同年殺蒙古達魯花赤，挾高麗高宗遷都江華島，繼續對抗蒙古，引發之後蒙古六次入侵高麗，使高麗遭到慘重損失。這一時期，高麗雖然抗拒蒙古要求，但表面上始終維持對蒙古的稱臣；蒙古也並非要一舉吞併高麗，而是通過不斷蹂躪來消耗高麗的有生力量，還在1258年合併了高麗鐵嶺以北，設置雙城總管府。終於高麗支撐不住，在1259年由太子王倎入朝蒙古，1270年正式還都開京，完全屈服於蒙古。此後高麗配合蒙元遠征日本，與蒙元皇室聯姻，自身也一定程度上蒙古化，在與中原王朝固有的宗藩關係的基礎上又加入了元的內政干涉。故後人評論這一時期說：“當此時，高麗社稷雖未亡，而其實亡也。”

對於元干涉期的高麗而言，最大的危機是元朝直接統治的可能性，即剝掉高麗王朝的外殼，徹底變為元朝一省。元日戰爭以來，元朝雖在高麗設置征東行省，不過是以國王兼任丞相，自行署官，元朝雖然偶爾派流官任職征東行省，但為期不久。到了元英宗時，元朝決定將征東行省改設為三韓行省，實施同內地諸省一致的直轄統治。此時高麗忠肅王被囚大都、忠宣王被逐吐蕃，高麗不僅沒有像樣的軍隊，還深陷沈王黨（被元朝封為沈王的高麗王族王暠的同黨，支持廢國立省）與忠肅黨之間的內鬥中，元朝要執行這一政策似乎易如反掌。然而，無論在元朝還是高麗都有強烈的反對呼聲，其中尤以丞相拜住的意見最有分量，元英宗暫時打消了這個念頭。到了泰定帝時，權臣倒剌沙重提廢國立省，高麗運用在元朝皇室的人脈關係阻止此議。此後元朝又出現了幾次類似提議，但難以掀起波瀾了。

1356年，高麗恭愍王反抗元朝干涉，恢復國家自主，並佔領了元朝的雙城總管府和合蘭府，僅同元朝維持形式上的宗藩關係。1364年，高麗打敗入侵元軍。1369年，高麗棄元歸明，並北伐北元的遼東地區。1374年，恭愍王死，不久后高麗恢復了同北元的宗藩關係，奉行兩端外交。1388年高麗北伐明朝時，試圖同北元取得聯繫，但同年北元在捕魚兒海戰役中被擊潰，高麗也發生威化島回軍，四年後滅亡。

1368年，明朝建國，同年攻克元大都，高麗恭愍王聽說這個消息后，便與群臣商量遣使於明。1369年，明朝使臣偰斯來高麗通告大明立國的消息，恭愍王即停用元朝年號，並遣使南京，奉表稱臣。1370年，恭愍王獲明太祖冊封為高麗國王，標誌著明麗宗藩關係正式確立。但由於北元仍然存在以及高麗內部親元勢力的強大，兩國關係的發展並不順暢，甚至因1374年發生恭愍王被殺和明使被殺的事件而轉入惡化。繼承恭愍王的高麗禑王時期奉行兩端外交，在恢復對元宗藩關係的同時繼續向明朝稱臣納貢，明太祖也一度原諒高麗，在1385年終於落實了對禑王的冊封。但好景不長，兩國關係在不久后再度緊張，特別是明朝在1388年向高麗宣布設立鐵嶺衛，更使禑王決定出兵北伐遼東，卻因主帥李成桂發動威化島回軍，才使明麗戰爭消於無形。此後高麗內部鬥爭之際，明朝採取不干涉政策，如高麗昌王請求親自入朝明廷以鞏固自身地位，被明太祖拒絕。在明朝不干涉的情況下，李成桂得以順利篡國。

高麗時代，日本處於自我封閉的“消極外交”時期，所以高麗與日本在大部分時間裡沒有建立正式的邦交。高麗太祖建國后，於937年和939年兩次致書日本，要求建交，均被日本拒絕，只允許民間貿易，金海府（金州）成為高麗對日的通商口岸，貿易形式以日本（主要是對馬島）“進奉”展開，故被稱為“進奉貿易”。高麗顯宗時，日本遭遇女真海盜入侵（刀伊入寇），被高麗水師擊潰，所擄日本人被高麗送還日本，日本表示感謝。高麗文宗時，高麗請醫於日本，被平安朝廷以高麗牒狀出現“非蕃王可稱”的“聖旨”二字並且托商人帶來等“違規”行為為借口而拒絕。1223年，“倭寇”出現於高麗沿海，高麗崔氏政權派人去日本交涉，取得滿意結果，此後高麗於1240年和1263年派使臣到日本，請求禁絕倭寇。高麗元宗時期，高麗應蒙古要求，屢次遣使或護送蒙古使臣到日本，要求日本向蒙古稱臣，收效甚微，引發1274年和1281年兩次元日戰爭，高麗均參戰，使麗日關係高度惡化。1292年，高麗忠烈王應元朝要求派到日本的兩名使臣金有成和郭麟被日本扣押，兩國徹底斷絕往來達七十餘年。1350年，倭寇再次侵擾高麗沿海，對高麗造成巨大的威脅和損失，史稱“庚寅以來倭寇”。為了解決倭寇問題，恭愍王於1366年遣使日本（北朝），請求禁絕倭寇，得到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詮的接見，成為朝鮮半島與日本開啟交鄰關係的起點。此後麗日之間圍繞倭寇問題展開頻繁往來，九州探題今川貞世（源了俊）亦大力協助高麗。高麗還曾於1389年出兵對馬島打擊倭寇（日本稱為“康應外寇”），但斬獲不多。

參見詞條：高麗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