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少衡
楊少衡
楊少衡,祖籍河南省林州市,1953年12月生於福建省漳州市,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1969年上山下鄉當知青,1977年起分別在鄉鎮、縣和市機關部門工作。歷任漳州市長泰縣坂里公社小學教員,中共長泰縣委辦公室幹事,龍溪地區行政公署辦公室幹事,漳州市文聯副秘書長,漳州電視台台長,中共漳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漳州市文聯主席,漳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2002年調福建省文聯任副主席、省作協副主席。2007年當選為福建省作家協會主席。2011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楊少衡最新長篇作品
兒童文學長篇小說:《危險的旅途》
長篇報告文學:《天河之旗》
中短篇小說集:《彗星岱爾曼》、《西風獨步》、《紅布獅子》、《秘書長》、《林老闆的槍》《讀一個句號》等
改編影視:《海峽之痛》改編為電影《江山風雨》
楊少衡
楊少衡最受關注的小說多聚焦於基層官場,這是一個常被涉及也屢遭詬病的寫作領域,因同類題材眾多而似曾相識,造成了讀者的“審美疲勞”。但楊少衡的小說在同類題材中卻顯得頗為另類。評論家李敬澤稱:“儘管楊少衡的所有小說都直接觸及公眾高度關注的重大社會主題,但同時,他在藝術上又與我們時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維習慣保持著一個遙遠和寂寞的距離。”他寫官場,環環相扣,險象環生,若不小心跳過一頁去,下一頁就續讀不上了。中篇小說的2005年也許可以說是楊少衡年,這一年他接連發表了《林老闆的槍》、《金粉》、《該你的時候》、《藍籌股》、《縣長內參》五個中篇小說,但說是楊少衡年並不在於他的小說數量,而是在於他這一年的小說都朝著一個方向用力,就像打井一樣,選定了一個井眼,不斷地往深里鑽,終於打出了最甘甜的水。他用力的方向就是縣長的視角。正是憑這些小說,楊少衡獲得了“人民文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也由此奠定了他作為南方實力派作家領軍人物的地位,有評論家稱“在現實主義道路上跋涉探索多年後,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終於修成正果”。
關於楊少衡“新官場小說”的訪談
採訪者:傅小平
傅小平(以下簡稱傅):到目前為止您的創作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還是學界所謂的“新官場小說”系列。無論傳統還是當前,寫官場的小說並不鮮見,比如晚清、民國以來的譴責小說,比如當下張平、陸天明、周梅森等作家寫的反腐小說。在這麼一個大背景下,你怎麼看待自己在這方面的創作?
楊少衡(以下簡稱楊):我近幾年寫的中篇小說幾乎都以官員為主人公,這與我自己的生活經歷和熟悉領域有關。我對晚清《官場現形記》等小說挺喜歡,印象最深的是其嘲諷描繪。您提到的當下幾位作家的主要作品我都讀過,他們對我確有影響。我覺得他們把一個讀者願意了解的領域展現給讀者了,我可以跟他們做同一件事,同時應當也可以寫得與他們有所不同。我覺得自己更多的注目點是人物,這一場合里的人物,他們的命運、情感和思想。這一領域故事可以有多種側重,你可以側重於“場”,也可以側重其“官”,即場中人物。我可能比較傾向於後者,因此曾自稱不是寫官場,是寫官員。我試圖把這裡邊的人物寫得真切可感,不流於概念和臉譜化。
傅:在你的新官場小說系列中,學界普遍認為《林老闆的槍》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也是您的小說中被談論得最多的。是否可以談談這部小說寫作的緣起及過程。另外,《尼古丁》這部小說顯得有些特別,感覺你在寫作過程中遇到了某種困惑。
楊:《林老闆的槍》緣於我的一位朋友的親身經歷。該朋友到縣裡當書記,到任之初恰逢春節,縣裡一位農民企業家派人送來紅包,包有一萬元。該朋友為人嚴謹,即婉拒,讓來人把紅包取回。隔日,縣裡宴請企業界名流,那位企業家在敬酒時表示不滿,稱書記不給面子,時人已半醉。后忽然不見人,不久有衝鋒槍聲自院后空地砰砰響起。座中人偷偷告訴他,那企業主頗好武,曾當眾從一麻袋裡拖出一把衝鋒槍。我這位朋友把故事告訴我,我覺得有東西,透過時下基層官員與私營企業主間的關聯與互動,可以表現人物,也能感覺權力結構的某種變化,因此寫了該小說。《尼古丁》寫作中的困惑,主要是自己情感取向的矛盾。這小說的兩個人物都很執著,一個看住一片紅樹林,一個看住一個圍海項目。我力圖盡量設身處地為他們各自著想,表達各自的道理,結果讓自己左右為難,難以取捨。最後主人公之一葬身大海,另一個淚流滿面。理智上我要紅樹林,感情上則偏向那位死者。這可能就是您感覺到的作者的困惑。我接觸過各種各樣的官員,他們的人生際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誰總是一帆風順。他們在不順時講的話尤其真切,特別讓人回味。
傅:就我的閱讀所及,類似寫官場的小說,讀到結局總能讓人感受到正義戰勝邪惡的快感。讀者藉此在沉重的現實之外,體味著想象性的慰藉。讀你的小說,感覺更多的卻是人生無常的痛感。你小說中的主人公似乎都在逼近個人政治生涯巔峰的時候,突然轉入人生的低谷,要麼功虧一簣,要麼意味死亡。這樣的情節設計應該比較契合你的生活經驗,也傳達出你對人生的某種看法吧。
楊:我覺得自己比較傾向於用溫和的方式接近生活,筆調也總想輕鬆一些,似乎沒想讓筆下人物過得那般沉重。但是您一說起,回想一下,果然不錯,筆下有不少人物結局於痛苦。怎麼會這樣?自我分析一下,這可能因為如前所述,我的重點在人物。任何人脫不了生老病死,再怎麼高官顯貴,在這一基本點上與他人無異。有的前揚后抑,有的前抑后揚。他們順的時候和不順的時候說的話往往很不一樣,不順時講的尤其真切,特別讓人回味。這種感受可能不自覺地影響了我的寫作,所以才會讓你有那樣的感覺。
傅:寫所謂官場小說通常會面對一個難題。強化了批判立場,往往會弱化了藝術品質。開掘人的複雜性,過於注重小說的藝術品質,帶來的另一個負面效應,是弱化了批判立場。有人對你在藝術品質上的追求做出了肯定,對你弱化批判立場的傾向則表示了擔憂,你自己怎麼看?
楊:你說的這個問題確實存在。我的作品涉及了不少社會現實內容,其中也有針砭,但是多點到為止,沒有著力強化。我寫過一個中篇叫《祝願你幸福平安》,裡邊有個因腐敗案終被判刑十年的基層官員。這本是一個反腐題材小說,我繞開了,換一個位置,從該官員的妻子角度去寫,寫她的一種恐懼,對其丈夫是否真的涉嫌貪污和情色的恐懼。我自己覺得是找到了一個獨特的表現角度,卻有朋友批評,說我弱化了應有的批判立場。我想朋友的看法不無道理,如此選擇可能因為我自身的局限。每一個作家都有其局限,與其生活經歷學識認知都有關係。我覺得我的局限這不妨礙我在一個範圍里盡量發揮,努力寫好一點。我感到這個空間依然很大。批判立場強的有好作品,也可能寫得很一般,同樣,注重另一側面的也可能寫出好作品,也可能寫得很一般。不管哪一類,都能爭取寫得好一點。
傅:學界有一種說法,說你製造了楊少衡現象。在我看來,這個所謂現象有兩層意思。一是你推出了新官場小說,並理所當然地成了其中的代表作家;另一層意思是你置身官場又能跳出官場。在當下流行的“官員寫作”中獨闢蹊徑,寫出了“官場小說”的新境界。在這方面你有什麼獨到的心得體會?
楊:我舉自己的一個作品為例:我在《收穫》發了一個中篇《俄羅斯套娃》,寫一個被邊緣化的機關官員參加團組訪問俄羅斯之前,因朋友關係捲入一起腐敗案件,使他的俄羅斯之行分外痛苦。該小說素材得自兩個方面,一是6月我參加北京文學雜誌社組織的作家團組到俄羅斯去了十餘日,感受其風光、現狀,也領略了俄羅斯小偷的厲害。第二方面是幾年前的一個經歷:我的一位朋友被舉受賄,另一朋友得知消息,要我設法予以提醒勸導。我把這兩件事組合成一個小說。舉這個例子想表明我寫這類小說的心得,一是正面觸及。對官員受賄、暗箱動作、小圈子非組織活動等問題,不可能迴避,寫這個領域總是得碰。二是把握分寸。這小說不以辦案過程為主線,而以人物為主要視點。也不把人物漫畫化極端化,從其複雜性方面加以把握。三是表達意願。小說有一句話叫做:“陽光是個啥?”我從心裡盼望陽光普照,我相信很多人與我一樣有此訴求。不敢說這是我寫作時的獨到心得,講到的都是些老生常談。
楊少衡:描述鄉土中國的真實容顏
這些年我寫作以中篇小說為主,短篇和長篇都少,著手寫長篇,先搞什麼,達到什麼程度,接下來搞什麼,具長遠目光,有方向感。這方面我還做不到。我比較隨意,寫到哪兒就哪兒。我在北京參加作代會時,有天晚上我與同來開會的河北、山西兩個文友跑到三里屯喝酒,又到北京飯店外邊的一間小鋪吃餃子。我告訴朋友自己寫中篇小說寫多了,好像得換點名堂,朋友問我這些年有多少中篇?我說20來個吧。他笑,讓我寫滿50個再來說話。於是這些年我又寫了若干中篇小說。但是心裡始終感覺自己應當有所改變,寫長篇小說可能是一種選擇。
我的履歷相對比較複雜,之前我還當過知青、鄉村碾米工人、鄉村小學教師。然後我調到所下鄉的縣城,在縣委辦公室工作,當縣委書記的秘書,再下到鄉鎮任職。當時是上世紀70年代末,鄉鎮還是人民公社體制。這些經歷對我的創作影響極大,是我小說題材、素材、人物、故事以及思想的主要來源。我這些年作品主要寫的是各種官員,其實不只是這些年才寫,30年前我發表的小說處女作叫《書記與司機》,僅此題目,就彷彿今日書市上的暢銷書目。我寫眼下這種小說,主要因為自己的經歷以及對這一生活的熟悉,相比而言,其他生活我不熟悉,想寫也難,儘管自己也很想一試。所謂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很有道理。
作家掛職無疑是眼下作家深入生活的一種好方式,當然它也有局限。掛職畢竟是短期的,一般也不承擔直接責任,觸及矛盾相對較少,感受可能不如實際工作者深切。當然掛職者也比較超脫,有利於從更高角度來審視觀察,不像實職人員身陷具體事務和矛盾,認知角度和情感立場受到影響。所以各有利弊。我在調到省里前,在家鄉任職,一直都是單位里的主要業務官員,自稱為“做具體工作的”。同時我還寫小說,寫的還是身邊這些人和事,因此格外需要考慮您所指出的“抽離”問題,盡量不讓別人對號入座,給自己找麻煩。我覺得這個問題只要考慮周到,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出大麻煩。我的體會主要是在小說里盡量把人物和故事原型變形,變得似是而非。
我寫這種小說有自己的基本想法,我認為這種小說應當給讀者提供較多的社會信息量,這種信息應當是他們還不能從媒體或其他途徑充分得到的。有一個貪官落馬了,人們可以從報紙和電視上看到消息,知道他拿了幾個百萬,有若干情婦。然後還有一些小報會披露若干細節,諸如他跟情婦如何搭上,與送賄者如何接頭,等等。除了這些,這類人的人際關聯,他怎麼會變成如此巨貪,他還做過些什麼,與他的墮落有何關聯,他如何自我認知,人們又是如何看待其事,等等,這裡邊有很多內容,能夠反映當今社會生活狀態,這就有小說家創作的空間,顯然也是讀者想了解的。我寫的這種小說涉及官員,寫作時不應當總想著他的官銜,應當總記著他是個人,比如他說話有點口吃,他拿筷子用左手,等等。為什麼寫常人時小說家會注意這些,寫官員就不會了?拿寫常人的方式寫官員,這就成了。我對筆下官場和現實中的官場所懷心態相同,我認為這是一種現實,現實有其理由,也將有其發展。
《黨校同學》寫了三個出身、經歷、品性都不同的官員,在黨校培訓班同學兩年,以後因為各種機緣走到一起,在複雜狀況中做事、起落的故事。這本書由一組系列中篇發展而來,包括《比鐵還硬》、《鳥類生活》等。《比鐵還硬》原發於湖南文藝出版社的《芙蓉》雜誌,發出來后,主編找我,認為內容較豐富,應當寫成一個長篇。於是就這麼做了。《村選》是從鄉村和地方官員兩個視角,寫一個鄉村的選舉故事以及相關人物的來歷與命運,試圖表現當下鄉村現實政治生活,表達對基層民主進程發展變化的理解。由於自己的鄉村經歷,我對類似問題一直很關心,以往卻沒往這方面寫,因此總覺遺憾,我把這一小說視為開拓自己創作領域的一次嘗試。
寫《村選》得益於我曾經有過的鄉村生活經歷,也得益於一貫以來對鄉村事務的關注,寫這本書前,我回家鄉,去過若干村莊,包括自己當年生活過的地方。我對鄉村事務的把握有自己的側重點,較多地集中在政治生活方面,在這一點自認為了解得比較深入。農村生活同樣也是豐富多面的,不同小說可以有不同的關注點和表現領域,我覺得自己選擇的這個角度和領域與我對鄉村的了解,以及自己的經歷與接觸範圍比較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