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屠殺
新加坡大屠殺
新加坡大屠殺是指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佔領新加坡后針對當地華人有系統的種族清洗。新加坡淪陷后是指日本統治新加坡的時期。日軍尤其是憲兵隊對當地的華人做出了諸多暴行，為報復新加坡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支援，以及華僑對日軍的抵抗行動，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便與參謀長鈴木宗作和參謀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劃了對新加坡華人的“肅清行動”。
日軍從1942年2月18日至25日進行了大檢證又稱肅清。他們在判定出敵對分子后，當即處置（死刑）。因為偵查的時候沒有記錄的關係，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傷亡人數。最後日方抓走了幾萬人，當中絕大多數被帶到郊區或偏遠的海邊予以集體槍殺，剩下則被送到泰國建造“死亡鐵路”。
但是日本和南洋兩方都有不同的總數，日本的官方數字是5,000，可是新加坡華社給出的數字是100,000。戰後的審訊中的證據提出的數字是約25,000至50,000人左右。二戰結束后，新加坡人民開始有了政治覺醒，這次的淪陷讓新加坡人開始相信要靠自己保衛這片土地，間接促成新加坡脫離英國的統治走上獨立的道路。
日軍一路向南，很快接近新加坡市區
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為珍珠港事件隔天）開始入侵馬來半島（史稱馬來亞戰役），首先在馬來半島北端暹羅領地北大年府登陸並且擊退駐守該地的暹羅憲兵，目標是向西南越過馬來—暹羅邊境進攻馬來半島西部地區。同年12月11日亦有一支日軍在馬來亞北部的哥打峇魯登陸，這與日軍在暹羅的北大年府及宋卡港所實施的登陸行動相配合。
威爾斯親王號被日軍擊沉
日軍利用快報廢老舊輕型坦克快速地突破了駐守在叢林裡面的英軍傘兵坑防線，因為在馬來半島上英軍連一台坦克都沒有，坦克被英軍參謀認為不適合在叢林地形作戰，故英軍在馬來半島上沒有配置坦克。當時擁有9萬餘人佔了人數優勢的馬來半島駐守英軍卻持續敗退，最後不得已只能撤至新加坡，撤退時英軍順勢將連接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兩地的柔佛長堤炸毀、隔絕兩地，讓整個新加坡島瞬間變成一座要塞方便防守。1942年1月31日，戰爭開始僅55天，日軍佔領了整個馬來半島。
• 華人開始備戰
新加坡當時和馬來半島等東南亞區域一樣，也是英國殖民地，駐有英國軍隊，不過新加坡當地居民以華僑為主。面對日本的即將入侵，新加坡的華人積極開展準備活動。一些華人組織的“華僑抗日義勇軍”成立后，正式成員人數達到數千，包括黨員、工人、學生在內的新加坡各地人民。12月30日，新加坡華僑的各派人士成立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後援會”，對“華僑抗日義勇軍”的抗日行動進行資助。1942年2月初，日本開始進攻新加坡。英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白思華隨後宣布新加坡攻防戰開始，並決定防守前線，駐新加坡的英軍開始與日軍交戰。與此同時，千餘名“華僑抗日義勇軍”隊員，在“保衛星洲”的口號下，由馬來亞共產黨黨員林江石率領開往前線協助英軍作戰。當時的英軍宣布新加坡的“華僑抗日義勇軍”將是隸屬於馬來半島英軍司令部的“星華義勇軍”，待遇和不列顛印度軍隊以及英屬澳洲軍隊一律平等。
• 日軍進攻新加坡
阿南上士團隊寡不敵眾，全部壯烈犧牲
1942年2月13日，日軍第18師以猛烈火力攻打鴉片山（巴西班讓），爆發鴉片山戰役，是為日軍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戰鬥。由於日軍第一次攻擊失敗，戰亡400人，所以決定喬裝成英國印度兵。守軍於鴉片山上、僅剩42人的第一馬來軍團的阿南·賓·賽義德·迪上士識破了敵人的詐術，對日軍展開攻擊。最後，馬來軍團寡不敵眾，全部壯烈犧牲，阿南上士遭俘虜。日軍為了泄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並將他用麻袋裝起來倒掛在樹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幾十刀。阿南死時僅27歲。
• 星華義勇軍
日軍渡過柔佛海峽並在新加坡各個海灘登陸
英軍白思華中將和山下奉文簽署無條件投降書
日本攻下了新加坡，日軍將領“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將之改名為昭南島（意指南方光明之島，或昭和天皇在南洋獲取的領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則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為“昭南特別市”。因此，新加坡日據時期也被稱為昭南時代，並由大達茂雄擔任第一任昭南特別市市長，內藤寬一是第二任市長（也是最後一任）。
• 日軍勒索華僑
新加坡淪陷后，日軍開始勒索南洋華僑，要華僑交出五千萬元俸納金。山下奉文當時給的理由是：“華僑支持重慶政府抗日，這筆俸納金，是你們向日軍贖罪的買命錢。”日本人成立了南洋華僑協會，要七十多歲的華僑長老林文慶博士擔任會長，並要他以協會的名義去籌錢。新加坡要負責一千萬元。林文慶已是72歲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軍佔領新加坡后，急需利用一些社會上有名望的領袖人物來為其服務，而當時公認的華僑領袖如陳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銷聲匿跡。於是年逾古稀的林文慶在劫難逃，被迫出面組織了“華僑協會”，並籌集5000萬元的“奉納金”獻給日軍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作為願對日本的軍事統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種表示。
林文慶先生
• 物資短缺
由於資源嚴重缺乏，米價從一斤五元漲到五千元。於是，日本軍政府定量供應糧食，成人每月可領4.8公斤，兒童2.4公斤，致使許多民眾不得不在自家花園裡種植木薯、番薯、香蕉等農作物。同時，政府也發行新的軍用票（俗稱“香蕉票”），使其與殖民地時代的叻幣同值使用。可是隨著軍政府的濫印鈔票，其價值貶到100叻幣可換2380元軍用票。
• 星華義勇軍
新加坡被日本佔領后，由於新加坡保衛戰中“星華義勇軍”堅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華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機工曾在中國接受軍事訓練，然後派往滇緬公路服役，與中國國內機工共同抗日等），日軍對新加坡抗日的華人進行了許多報復和整肅，尤其是殺害了許多義勇軍隊員。新加坡人民的保衛戰在日本的猛烈攻擊下最終失敗了，一共堅持了八天。不過，隨後一些義勇軍成員開始了游擊戰術，將抗日行動一直持續了下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間，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抗日力量也對新加坡的抗日力量進行過大量援助。
華僑不分男女老幼前往7個集中地接受甄別
隨著2月15日英軍乞降，新加坡淪陷。馬來新加坡戰役以日軍的完全勝利而結束。日軍佔領新加坡幾天後便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歲至50歲華人男子到四個地方集中以領取“良民證”，但是到了集中地點等待著華人的是蒙著面罩的原英國警察，印度警察和馬來亞共產黨的變節分子的對所謂“反日分子”的指認。被指認出來的華人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日軍捆綁赴海邊，慘遭重機槍掃射。到後來為了節約子彈，乾脆把人綁成一串裝上船，到離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將人推到海里。
日軍屠殺被“指認”的華僑，手段極其殘忍：有將人互相捆綁推入海中用機關槍掃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盡或用機槍射殺、軍刀砍殺的，種種花樣令人髮指。多年來，對於日本修改教科書、派兵海外維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頻頻參拜供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東南亞一些國家和中國、韓國一樣，總是予以密切關注乃至譴責。其原因在於，它們都曾經遭受日本的野蠻侵略，對於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動向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尤其是新加坡，由於經歷過日軍的大“檢證”、大屠殺，所罹受的傷害更深，反應也更加強烈。
• 屠殺目標
1942年新加坡的淪陷是對大英帝國殖民體系的一次沉重打擊，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戰後回憶說，整個二戰期間，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緒最低落的時刻。這個號稱永不會陷落的“遠東堡壘”的淪陷震驚了所有還沉浸在帝國殘夢中的英國人。如果說新加坡失陷對於英國殖民者來說是一記沉重的心理重拳，那麼對於生活在這個彈丸小島上的數十萬華人而言，則是一場真實的噩夢。日本軍部早就對星洲華人慾除之而後快。佔領新加坡后，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便與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參謀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劃了對新加坡華人的“肅清行動”，要求全島日軍在三天把人員肅清。
| 日軍肅清以下華人 |
| 1. 曾經在南洋華僑籌賑會中積極活動的人士 |
| 2. 曾經最慷慨地捐輸給籌賑會的富裕人士 |
| 3. 南洋華僑救國運動領袖陳嘉庚的追隨者 |
|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屬共產黨分子） |
| 5. 凡在中日戰爭以後來到馬來亞的中國出生華人（他們被認為或參加過抗戰，或厭惡日軍侵略及逃避日軍徵用而離開中國的人） |
| 6. 凡是紋身的男性 （在日本人看來，紋身的男子都是私會黨徒） |
| 7. 凡是以義勇軍之身份，幫助英軍抵抗日軍者 |
| 8. 公務員以及可能親英之人士 |
| 9. 凡是擁有武器，並嘗試擾亂治安之人士 |
• 肅清活動開始
日軍對華人展開肅清活動
2月18日，殘酷的大“肅清”開始了。日軍對新加坡市區進行划區封鎖，強令各區華僑，不分男女老幼，攜帶一周糧食，前往7個集中地接受甄別。不到3天，7個集中地的學校、工廠、住宅、街道都擠滿了華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風侵肌，華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驚膽戰地等待著審查。僅僅幾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擠死，悶死。
儘管有《抗日華僑名冊》（新加坡的日本僑民和柔佛州警方有關人員提供）和漢奸的協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內，從七八十萬華僑中甄別出五六萬名“抗日分子”，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整個甄別過程實際上充滿了“兒戲”——只盤問職業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籤抓鬮者有之——總之，是生是殺，完全隨“皇軍”意志支配。
日本陸軍中鼎鼎大名的戰爭狂人辻政信當時正擔任馬來方面作戰處主任參謀，他也是“肅清大屠殺”的主要推動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視了負責惹蘭勿殺地段“肅清”工作的日軍部隊。在聽說大西覺的分隊只甄別出了70人後，辻政信大為光火，嚴厲斥責道：“你還在磨蹭什麼？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這一句話便讓大西覺的分隊一口氣抓了幾千人，塞滿了幾十輛汽車，風景宜人的樟宜海濱遂成屠場。
海南華僑是被重點搜殺的對象，因而遇難的比例特別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肅清”案戰犯審訊記》曾有這樣的記述：“芽籠區則為日軍施虐最殘酷慘毒之地區也。華僑居民不問男女老幼，均被驅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場，忍飢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婦孺乃得釋回。男子蹲踞草場，任曝驕陽，稍一動彈，拳足交加，甚或驅上羅厘（貨車），每車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經檢出之教員及識字者、公務人員、義勇軍、南來不及五年者、有五萬以上資產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載往錫叻七里半處屠殺，為數之眾，為各區之冠”。
• 華人慘遭殺害
二戰結束后，新加坡各處挖出無數具的骨骸
日本軍隊在上次大戰中犯下的一次10萬人以上的大屠殺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和菲律賓大屠殺。這三次大屠殺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殺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揮下進行的。有發令者，指揮者和執行者，有鐵一般的證據！發令者是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指揮者是第25軍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執行者是第九旅團團長河村參郎少將。
從2月19日起，日軍即下令所有幾十萬華人分區集中到幾百處場所“檢證”。華僑通常被要求自帶幾天乾糧前往指定地點等候。他們擁擠在一處睡卧不得，連日飽受日晒風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檢之時，便須連過幾關台灣線人和日軍官兵的審查和盤問。由於“檢證”匆忙，日軍並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計劃來，所以實際執行時標準各異，各區軍官完全隨個人的好惡行事。有的“檢證”點專門拘捕有錢人，有的“檢證”點則專門拘捕戴眼鏡者。不幸被“檢證”出來的，即被卡車拉往郊外集中處死；僥倖過關的，則身上蓋一“檢”字放回。
據回憶那幾天新加坡全城婦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風、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風，可能是上天有感應吧！戰後調查，日軍集中屠殺華僑的地點多達幾十處，包括榜鵝海灘、舊樟宜海灘、聖淘沙海灘、東海岸靠近碼頭的地方都是當時的屠殺場地，並有大量遺骸被發掘出來。
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廈舉行日軍投降儀式
最終，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廈舉行了投降儀式。代表新加坡的是東南亞聯軍總司令路易斯·蒙巴頓將軍，日方則本來是由南方日軍總司令寺內壽一簽字，但是因為他在西貢病倒，所以改由馬來半島總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雖然英軍的回來受到人民的歡迎，但是他們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裡，他們已經不是那麼戰無不勝的了。
中華總商會舉辦集會向日本要求賠償和道歉
一些死難者家屬在紀念碑前失聲哭泣
對新加坡日據時期的歷史有興趣的話，請搜索新加坡電視劇《和平的代價》視頻。這部連續劇真實的反映出當年的境況，歲月無聲，人間有情，歷史決不容忘懷，陳嘉庚和林謀盛烈士等歷史人物和新加坡先輩的抗戰經歷和苦難使新加坡後人深為感動！
關於被日軍“檢證”殺害的華人數目
榜鵝海灘二次大戰死難者紀念碑
日本歷史學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戰爭》一書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東亞年報》提供的資料，也說新加坡被甄別出的華僑有7萬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諮詢局進行初步的登記，只查出2721名遇難者。在1947年3月10日開審的檢證案戰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據登記所得，指控日軍屠殺了五千以上的華人。但諮詢局及華人團體都認為不止上述數目，由於“全家遭難或被難者原屬單身，或大人遇難只余童稚，均無從填報，或認為無甚用處，不欲填報”，實際遇害人數要比登記數目大得多。
柔佛州蘇丹醫生班德拉博士在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面證詞中就斷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軍人外，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處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則極力壓低殺人數目，掩蓋罪行。當時負責檢證而被指控的警備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證他所負責的市區內只有四五千人被殺，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堅持說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認曾經大規模殺害過華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學歷史教材經日本政府審查后，將“檢證”被害人數由兩萬人改為六千人，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極力壓低南京大屠殺遇害人數的做法如出一轍。然而，無論侵略者怎樣掩蓋真相，事實是永遠改變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東亞年報》早就提到過，當年在新加坡共有七萬人被檢舉；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因“檢證”遇難的華人應超過二萬五千名；而新加坡華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檢證”殺害的華人當在四五萬名之間。無論數字的多寡，都不能減免日軍大規模屠殺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日軍在新加坡的“大檢證”
以下是黃添右老先生的敘述。“日本軍隊在佔領新加坡后，在人們還沒來得及清理遍地瓦礫的廢墟、掩埋被日軍炸死者的屍骸的情況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軍就將新加坡劃分為四個“檢證區”。我所在被“檢”的區域叫做水檢證中心，是由日本皇軍警備團和憲兵隊負責“檢”的區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戶驅趕12～60歲之間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帶五天的糧食到其指定的區域內集中。“檢證”中心在海山街。周邊六條街道被用帶刺的鐵絲網圍起來，周圍有坦克車和日本兵監視。”
“我的姐夫葉秋濤帶著剛滿15歲的我，懷著憤怒和恐懼的心情進入了“檢證”區域。天氣炎熱，環境嘈雜，人山人海，個個都汗流浹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極困難。一清早，人們就等待被“檢”，日本兵不許排隊的人站著，只准他們蹲在地上，擁擠中不免秩序混亂，有人爭先恐後時，日本兵就用棍子毆打，打得他們頭破血流。我們屬於瘦弱之輩，當然不敢貿然參與到擁擠的人群中。”
“當我進入“檢”室之前，姐夫囑咐我要鎮定，萬不得已時，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這種心理準備，我倒是鎮定多了，當我們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軍審視時，毫不緊張，日本軍在一張紙條上蓋了印章，手一揮，我們就拿著紙條從另一個門走出去。那張蓋著章子的紙條印著以下的字樣：昭和十七年，“檢”，大日本皇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
“人們拿著這張紙條走出門口時，門房除站著一名日本兵崗哨之外，還坐著另一個日本軍頭目，他手一揮將人們放行，指示走一條街道回家；或另一隻手一揮，命令人們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貨車。那些上了貨車的，都是些身體壯實的人，他們被運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鵝的海邊集體槍殺。人口不到百萬的新加坡就這樣被殺了5萬人。”
“我住的那條街，有三個青年人被“檢”上了貨車，其中一個沒死，偷跑了回來，長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敢出來露面。那兩個被殺的人，其中一個已婚，遺下了老母親和新婚已懷孕的妻子，老母親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個遺腹子，母子倆過著凄慘的日子。另一個被殺者，留下了未婚妻，終日以淚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亞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將其趕出集中營，以致他們餓死街頭巷尾。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謂“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倖存者自述
“那年我21歲，未婚，住在膠園(現福建義冢附近)，靠割膠為生。3月26日當天清晨6點多，大隊日軍闖入小鎮，著令全鎮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學校對面的籃球場，站著等候“檢證”(甄別)。被令集中者，還包括興華學校校長殷春初，教務主任朱績夫和老師黃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脫掉上衣和短褲，只穿內褲一排排的蹲在球場上。從早上曬太陽到下午四五點。鬼子包圍著球場，有的持槍監視，有的配長劍來回踱步。五六個兵負責檢查男人的身體。據說，鬼子是檢查男子身體有沒有刺青圖紋，特別是在手部拇指與食指間虎口處。鬼子認為，有刺青者，就是私會黨，而私會黨是抗日的。”
“當鬼子來到他身邊正檢查其隔壁的男人時，突然就把那男子帶走。他心跳得很，心想這次沒命了。他說，檢查到他時，他手拿著的衣服，剛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爛過的，已不明顯的黑色五花點刺青。鬼子沒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過了鬼門關，但並沒有被釋放，而是又被拉進學校。過後，又一個一個排隊出來問話。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後剩下二三十人時才出。很幸運的，我順利過關。到晚上才終於被釋放回家。我馬上走入山芭逃難。”
“肅清結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師長。他們被關在學校。第二天校長就押去太平憲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遠的沙叻北火車站附近三和礦場與和合興礦場旁(現今高壓電塔邊)，日本兵用刺刀瘋狂刺殺14人。凄慘號叫聲響徹雲霄，連村子也聽到。”
“怎料到在刺殺過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綁不緊，掙脫繩索突然拔腿飛跑，衝到礦湖邊縱身一跳，在黑夜的掩護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歲左右會游泳的教務主任朱績夫。”
“13具屍體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戰結束后，親人們才到亂葬崗撿拾屍骨。由於無法區分，就全部合葬在現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長，屍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將其名刻在碑上。他親戚王卡也是殉難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馬來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后才搬回沙叻北來。”
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
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全景
建立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的構想始於1962年。在這一年，在新加坡多個地方相繼發現日本佔領時期被屠殺者的遺骸。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不忍讓這些骸骨散棄在荒郊野嶺，於是在2月28日成立了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遺骸善後委員會，負責探查、發掘和安葬等工作。紀念碑於1967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主持下宣布落成揭幕。
李光耀在致詞說，這座紀念碑標誌著一種經驗和教訓，它時刻提醒人們，當他們對未來的事物與發展毫無準備之時，什麼可怕的禍患都可能降臨。“只有我們痛定思痛，認真吸取歷史的教訓，明智而勇敢的鞏固我們的未來，我們許多死難的同胞才不至於白白地犧牲”。此後，每一年的這一天，人們都會在這裡舉行悼念活動。
遠處就能夠看到紀念碑那高達70米的碑身高聳入雲。四支錐形的白色石柱，組成一座巨大的錐形石塔，插入藍天，象徵新加坡的華裔、馬來人、印度裔和歐亞裔所共同擔負的苦難和精神。紀念碑四周環繞著碧水，方形基座的南北兩面由石階分成四個面，分別由四種文字寫著“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1942－1945”。沿石階而行，穿過水池，來到紀念碑的中心。在四支石柱上，各自有一面銘文，記錄著紀念碑建立的始末。而在整個建築的中央，有一尊半人高的方形石台，四面都有不同文字的銘文，中文部分這樣寫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軍佔領新嘉坡，我平民無辜被殺者，其數不可勝計。越二十餘年始得收斂遺骨，重葬於此，並樹豐碑永志悲痛。”
紀念碑下埋葬的，正是上世紀60年代初在新加坡市郊山谷內發現的被日軍殺害的數千具屍骨，他們在此處得到了安息。
梅啟康（中）演出的粵劇，為中國難民籌款。
訪梅啟康、梁后宙後人 追憶抗日義士事迹
歲月悠悠，轉瞬70年過去了，多少人還記得在那烽火連天的年代，多少人為了正義、民族、國家和家園走上抗日道路？多少人慘死在日軍的炮火或屠刀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在新馬形成的眾多抗戰救亡文藝運動中，最具號召力的是戲劇活動。各方言群都熱烈響應，包括廣東幫與商界代表梅啟康，他粉墨登場，親自參與戲劇演出，以實際行動籌款賑災。在檢證中，梅啟康因不願招供而遭處決。梅啟康的生平事迹鮮少被人提起，直到最近其家人在本報刊登了一則追思啟事後，才引起人們的注意。遭遇不幸的也包括梁后宙。梁后宙這位對開發林厝港貢獻很大的先驅人物，一家35人被日軍殺害，僅他和另外五名家人逃過一劫。若不是不久前新加坡歷史博物館接收梁后宙後人捐贈的一批頗有歷史價值的遺物，相信這起慘絕人寰的事件，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煙消雲散。
1942年3月6日，梅啟康被朋友帶去日軍憲兵部。他當天回家時神情沮喪，隔日一早再到憲兵部報到，從此一去不返。新加坡淪陷后，日軍便展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以肅清抗日分子。當年位於史丹福路的英國人青年會總部被改為日本憲兵部，日本憲兵就在這裡以酷刑對付抗日分子。據《新馬華人抗日史料》的記載，梅啟康是被檢查及指名被逮捕的人之一。梅啟康的長子梅保堅說，當時父親拋下一句“不要害人”的話后，便匆匆忙忙上車離開。事後他從朋友口中得知，父親是不願招供而被折磨至死的。
不會唱不會演也要上台講兩句
1896年出生於廣東台山的梅啟康，9歲隨父親南來，抗戰時期是曇花鏡影慈善劇社的名譽會長及海天遊藝會社員。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東南亞各地華人社區紛紛成立籌賑祖國難民的籌賑會，全情投入抗日活動中。本地華社也不落人後，幾乎每一種娛樂形式都動用了，業餘劇社的社員也紛紛參加抗日籌賑，包括先後於1913年和1920年成立的海天遊藝會和曇花鏡影慈善劇社，這兩個社團多以演劇的方式進行抗日籌賑。
梅保堅（89歲）接受本報訪問時說：“父親曾說過中國難民很苦，他們因戰爭流離失所。父親不會唱，也不會演，但也上台講兩句，為籌賑出一分力。”一次，海天遊藝會演出粵劇《呂布與貂蟬》為中國難民籌款，梅啟康還飾演董卓一角。現在，這張劇照就展示在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二戰史料展廳里。梅啟康也是星華籌賑會的廣幫代表之一。本報曾報道，在一份《星華籌賑會主辦救濟英國戰時婦孺遊藝大會第一次會議議案錄》中，清楚記錄梅啟康是出席會議的數十名來自各分區及各方言群代表之一。梅保堅說，其父是星華籌賑會的廣幫總務。
熱心公益和教育事業
抗日戰爭年間，梅保堅已是一名少年。在他的記憶中，父親很少跟家人提起他在外的活動，但記得父親跟吳鐵城有聯絡，詳情則不得而知。吳鐵城是當年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1939年曾奉命赴南洋各國聯絡和爭取華僑捐款資助抗戰。梅啟康走時，留下妻小九人，在八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的梅保堅才16歲。在梅保堅的心目中，父親是個堅貞不屈的義士，為人慷慨仗義，除積極參與抗日活動，也非常熱心公益和教育事業。
有關梅啟康的資料零散且有限。較完整的資料只能在新加坡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二戰史料展廳和國家檔案館梅保堅的口述歷史中找到，而且不多。至於梅啟康的其他貢獻記錄，則幾乎是零。多虧梅保堅，他雖年事已高，但說話條理分明，思路清晰。記者根據他的憶述，找到一些線索，終於從梅汝南堂的《本堂宗親記錄部》《廣惠肇留醫院八十周年特刊》《精武體育會50周年紀念特刊》《精武體育會七十周年紀念專輯》《百年樹人》和《新加坡全國社團大觀》刊物中翻查到一些相關資料，並拼湊起來，才對梅啟康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摘自聯合早報）
克蘭芝烈士紀念碑
■ 伊麗莎白公園烈士紀念碑
■ 陸軍少將林謀盛之墓
■ 舊福特汽車工廠
■ 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
■樟宜監獄博物館
■ 亞歷山大醫院
■ 1984年 中文霧鎖南洋之獅城拂曉（新加坡）
■ 1988年 英文 The Heroes（澳大利亞與英國合制）
■ 1991年 英文 Heroes II: The Return（澳大利亞）
■ 1991年 中文 烈血青春（新加坡）
■1996年 中文 曲終魂斷（新加坡）
■ 1997年 中文 和平的代價（新加坡）
■ 2001年 英文 A War Diary 戰爭日記（新加坡）
■2001年 中文 何日軍再來（新加坡）
■2001年 英文 Changi（澳大利亞）
■1982年南十字星（日本與澳大利亞合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