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澄江

池田澄江

1945年日本戰敗，10個月大的池田澄江被生母棄養在黑龍江。一戶好心的中國家庭收養了她，取名為“徐明”。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了回日本尋親之路。通過法律武器，她成為第一個在沒有找到親人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承認其日本人身份的日本遺孤，並在1987年2月3日得到了日本國籍。“徐明”為自己起了一個日本名字“今村明子”。

1994年，在一個咖啡店，“今村明子”與同桌的一位日本女士聊起了天。徐明說自己是一位日本遺孤，那位女士就向她打聽自己妹妹的情況，稱自己的妹妹當年也留在了中國。兩人越說越像。最終，DNA檢測證實兩人確實為親生姐妹。

就這樣，1996年8月，“今村明子”的名字最終變成了“池田澄江”。

剛接電話時，池田澄江用的是日語，一直是“哈依、哈依”。聽到記者說中國話，她用不太熟練的中文回答，磕磕絆絆。在電話里聊的時間長了，她的中國話越說越流利，而且透出一股東北味兒，“你說那個啥？可不嘛。”

65歲的池田澄江的中文名字叫徐明。她是日本戰敗后留在中國的遺孤。1981年，她回到日本。這些年，她一直在為日本遺孤爭取更多的權益。

她把這次回國叫做“感恩之旅”。她說：“我們雖然是日本人，但是我們都有一顆中國心。”

這次是45個日本遺孤，10個律師，4個日本國會的議員。律師和議員都是幫助我們維護過權益的人。45個孤兒是考慮到日本各地，每個地方一個，當然還要經濟條件允許的。

出生后10個月，這個原本叫池田澄江的小女孩被日本生母被迫棄養並最終被一對中國夫婦收養。從此“徐明”成了伴隨她43年的人生符號。1981年前，“徐明”是個生活在哈爾濱牡丹江的“中國人”，普通卻又特殊；此後6年，“徐明”是個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流淌日本人的血液，拿著中國護照。

成了棄嬰

池田澄江的父親是原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軍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蘇聯紅軍帶到了西伯利亞，她的母親只好帶著5個女兒顛沛流離地逃難，後來來到了位於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日本難民收養所。一路上備受煎熬的母親早已經沒有了奶水，收養所里也沒有10個月大的池田澄江能吃的東西，她很快就被餓得奄奄一息，焦急的母親只好背著她在牡丹江的大街小巷求救，看見路過的中國人就苦苦哀求人家收養孩子。後來一對李姓和王姓的夫妻終於收下了小池田，後來又介紹給了一對沒有孩子的徐姓夫婦收養，並給她起名徐明。

被歧視

由於大家都知道她是被抱養來的日本孩子，幼時的徐明因為特殊的身份經歷了一段被人歧視的日子，每次出去玩她都被其他孩子叫做“小日本鬼子”，而她當時甚至還不知道“小日本鬼子”是啥意思。

七歲上小學后，學校里組織看電影《地道戰》，當看到電影里的日本兵燒殺劫掠時，孩子們對日本兵的仇恨轉嫁到徐明的身上，開始有人喊起了“打倒日本”，還有些人指著小徐明說她就是日本鬼子，一些孩子跑過去打她的腦袋，小徐明嚇得躲到凳子底下哭。直到老師從凳子底下拉出了她，並且教育其他孩子壞事都是大人們乾的，和小孩無關。老師的愛讓徐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溫暖，並且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一名教師。

養父母的愛

在池田澄江的記憶中，養母是個心地善良的傳統女性。雖然童年生活異常艱難，但養母卻給予了她超乎尋常的母愛。

由於做買賣的養父虧了錢，每到過年過節家裡會有很多討債的人追上門，養父還因為做黑幫工兩次被抓，家裡就剩下孤苦伶仃的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為了能讓娘兒倆活下去，養母每天早出晚歸，凌晨三點就起床去排隊進冰棍賣，而這對於連路都走不穩的小腳女人來說特別艱難。

儘管生活艱難，但池田澄江回憶起兒時的生活仍然帶著一點幸福的感動：“到了過年的時候，其他家的孩子又有新衣服又有新玩具，而我什麼都沒有，後來養母看我挺可憐的，為了盡量讓我高興，她就把結婚時穿的小棉襖從鎖著的箱底里拿出來改了給我穿，我長大一點就放開一點。”

由於養母為了養家糊口而早出晚歸，平時母女倆也總是很少能見上面。小時候的徐明常常半夜做噩夢醒來，卻總是觸摸不到原來睡在身旁的養母。“生活的重壓讓養母失去了笑容，她總是悶悶不樂，家裡的氣氛總是那麼壓抑和凄涼。有一次半夜醒來，我還看見養母疊著兩張凳子要上吊自殺，這事後來給我造成特別大的心理負擔，於是我從那時候開始想念自己那不知身在何處的親生父母。”

地理課上老師拿出來地圖，小徐明就偷偷地瞅日本在哪兒，但又不能說出來，怕被其他孩子欺侮。她回憶道：“夜裡悲傷的時候就往東邊瞅，就說媽呀爸呀，來接我吧，以至於後來都成了習慣。”

養父也為徐明的健康傾注了心血，在她剛被收養時，患眼病幾近失明，養父背著她到處求治，終於使她的眼睛復明。徐明漸漸長大，養父母還費盡千辛萬苦，供她上完牡丹江師範學院，而徐明也如願成為了一名教師。

不過在那個講究成分的年代，作為日本遺孤的她並未能到一個好單位，而是被分配到了山溝里的一個小學，一呆就是十年。在這裡，她和一個伐木場開拖拉機的工人結婚。直到中日建交以後，徐明才回到了牡丹江城裡的林業學校工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日邦交正常化成為了她生活新的希望。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后，中日兩國政府經過多次研究協商，決定從1981年開始，由兩國政府有關部門負責，分期分批地組織在華日本遺孤赴日尋親。而徐明也開始積極為尋找自己的親人而努力，並多次給公安局和日本大使館寫信尋求幫助。

尋親之路

時間到了1980年的一天。

徐明的尋親之路有了意外的轉機，她意外地接到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電話，讓她下班後去見一個日本訪華團。不會日語的她是用手語和日本人交流的，還把自己的情況用中文寫成信交給一個隨團的記者。記者回國后報道了她的故事，一位尋找遺棄在牡丹江的女兒的日本老人看到報道后寫信和她聯繫，在經過10多次通信並確定血型符合條件后，這名家在北海道的老人認定徐明就是她的女兒。

徐明這樣回憶了那時候的激動：“終於找到家了，從小困擾我的身世問題終於可以知道了，我特別興奮，恨不得馬上就飛到日本去。”

可是這時養母卻捨不得她走：“我們都是70歲的人了，就這麼一個女兒，她回日本了，我們怎麼活啊？”而養父卻勸養母放下不舍：“這孩子背井離鄉幾十年，能不想家嗎？她的親爹親娘也想她啊。你死攔著，能對得起孩子？”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回日本尋親之路，同行的還有徐明的三個孩子，最大的11歲，最小的6歲。

趕出家門

徐明回到日本后，事情卻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3個月後，當DNA鑒定結果出來后，徐明並不是那位日本老人的女兒，變臉的老人開始攆她出門，每天早上喝酒耍酒瘋摔東西，還說：“你是中國人，趕緊回中國去！”

又過了三天，老人開始不給徐明和三個孩子飯吃，倔強的徐明卻不想因此回中國。她想，要是回了中國也許就一輩子就再也找不到親生父母了。可是她的簽證馬上就要到期了，找日本的出入境管理部門申請延期卻被拒絕。

第一個恢復日本國籍的遺孤叫今村明子。這個特別的今村明子就是43歲的徐明。“今村”是一個幫助過她的日本人的姓，“明”則是為了紀念在中國的那些難忘歲月。

無路可走

回到自己的祖國卻無處安身，舉目無親的徐明一度想到了死，並且寫好了七封遺書。最後，她看著熟睡中的孩子的臉，想到自己小時候看到養母欲自殺時的遭遇，最後還是選擇了活下去。後來，徐明找到了領事館，並且經過領事館的交涉，徐明一家最終免於流落街頭。

簽證到期的壓力讓徐明備受煎熬，在領事館和其他華人的幫助下，徐明和三個孩子來到了東京，東京的報社把徐明的遭遇報道了出來，“徐明事件”迅速成為了當時轟動日本的熱點新聞，甚至還有熱心人組織了“徐明支援會”。

重獲日本國籍

櫻花共同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幫助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在找了多個機構證明其是日本人後，法院經過五個月的裁判，最終在她還沒有找到親人的情況下，承認她是日本的殘留孤兒。最終，徐明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國籍，成為殘留孤兒恢復國籍活動中第一個得到國籍的殘留孤兒。

隨後，她給自己取了今村明子的日本名字，“今村”是一個曾經幫助過她的日本人的姓，而“明”則是為了紀念在中國的難忘歲月。

艱辛求生

雖然費盡辛苦取得了國籍，但在日本生存下去卻是今村明子所面臨的又一個難題。由於不會日語，難以融入日本社會，又在日本舉目無親，還有三個年幼的孩子要撫養，她的求生之路充滿了艱辛。

她先是在技術培訓學校學了一年做西服的裁縫，並且順利地取得了資格證書。但是她拿著資格證書找了十幾家服裝廠，卻沒有一家願意接收她這個不會說日語的日本人。沒有經濟收入的她陷入了生活的窘境，只好平時靠打些零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她先後在多家餐館里干過掃地端盤子和洗碗的活兒。沒有正式的工作，也就意味著將來沒有養老金，老了以後的生活完全沒有保證。

於是，她又努力去找工作，當時有一家保險公司正好在招人，但是要經過三個月的學習，而且要考到80分以後才能拿到資格證。於是她起早摸黑地努力學了三個月，最後在考試中得了一百分。老闆對她很是欽佩，並最終錄用了她，不過保險公司的收入完全跟業績掛鉤，可是她又不會說日語，後來即使把去了日本的愛人找來幫他拉保險也是毫無收穫。她說：“看著公司業績表上我的名字後面的大鴨蛋，每天我都難過得掉眼淚，我努力了，但是卻還是做不好，最後只能放棄。”

後來，她找到了幫她辦國籍的律師，好心的律師把她介紹到律所試用。在這期間，她每天比別人早一個半小時到辦公室，幫其他人倒垃圾、擦桌子，下班后還看能不能幫人家做點什麼。她任勞任怨的付出最終感動了所有人，她的試用期從一個月、三個月，一直延長到兩年，並最終在1989年成為了正式的員工，法律事務所還把為其他日本遺孤辦國籍的業務交給了她，她終於開始能夠獨當一面了。

一個10個月大的日本女嬰的名字，“池田澄江”這四個字在池田家的戶口本上以“死亡”的面目沉睡了52年後，因為一次咖啡館的偶遇，池田家的女兒澄江重新“復活”了。“池田澄江”從此成為遺孤群體回國的橋樑，並致力於成為中日的友誼橋。

咖啡館里巧遇親生姐姐

重新有了日本國籍，在不惑之年一切從頭開始，學會了日語，找到了工作。但人海茫茫，失散數十年的家人何從找起？爸爸、媽媽又在哪裡？在恢復日本國籍后，今村明子一直沒有忘記去尋找自己的親人，但卻一直沒有任何進展。

人生充滿了巧合和驚喜

1994年的一個星期天，她在給一批歸國遺孤作完入籍演講後到一家咖啡館喝咖啡，同坐一桌的一個日本老太太和她聊起了天，老太太說起自己有個妹妹五十年前也留在了中國，同樣也在黑龍江省的牡丹江。說著說著，她發現自己和老太太丟失的妹妹的相似點越來越多。最後，老太太讓她把當時她家的地圖畫出來，她就畫了牡丹江車站、難民收養所和當時的一些主要道路，當畫到最初收養的李家時，老太太站起來說，你就是我的妹妹。

后，今村明子和老太太去進行了DNA化驗，最後的結果證明了她們就是親生姐妹。1996年8月，在經過長時間的等待之後，52歲的她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池田家的戶口本上，這個最小的妹妹的戶口還一直保留著，池田澄江的名字也是父母在50多年前早就已經取好，只不過註明已經死亡。

今村明子的名字終於又變回了“池田澄江”，兩個月後，當她過生日時，所有的姐妹們都來跟她一起過生日，遺憾的是，她們的母親已經在此前半年去世，而父親則在當初從西伯利亞回日本后不久就去世了。

發起訴訟幫助遺孤群體

在給其他歸國遺孤辦理國籍的過程中，池田澄江接觸到了1300多名遺孤的材料，這一數字接近所有回到日本的遺孤的一半。而遺孤們的悲慘命運讓池田澄江難以釋懷，多數的遺孤在回到日本后都已經是四五十歲，都不會說日語，工作也都非常難找，最後要麼從事最苦最累的體力勞動，要麼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被裁員。最後吃日本最低生活補助的歸國遺孤達到了70%以上，他們平時在生活中也往往遭遇普通日本人的歧視。此外，吃最低生活補助的遺孤還受到諸多限制，比如說不能回國看望養父母，否則就會被扣錢。

池田澄江往往一邊看著遺孤們的材料，一邊回想起自己在日本這些年的經歷，常常會忍不住哭出聲來。她覺得，日本政府應該為遺孤們晚年凄慘的生活負起責任來，是那場侵華戰爭讓這些孤兒受到了傷害。於是她想幫助大家渡過生活的難關，要求日本政府改善遺孤的生活。

於是，池田澄江和夥伴們開始搞起了簽名運動，不管是颳風還是下雨，一群年近花甲的老頭老太站在東京的街頭，呼籲大家簽名關注遺孤的生活。最後，他們徵集到了13萬個簽名，先後交給厚生省和日本國會，但最後都沒有被理會。2001年8月，池田澄江和其他16個夥伴決定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遺孤們的生活問題。於是，他們又開始組織原告團，並且組織了歸國遺孤東京聯絡會，參與訴訟的遺孤越來越多。2002年12月20日，他們開始將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後來全日本又共有2212個歸國遺孤在全國分15個法院分別提起訴訟，但多數案件均以敗訴告終。經過了五年多的努力，再加上溫家寶總理2007年訪日時在國會演講中提及殘留孤兒問題所引起的反響，日本政府於2007年底通過《支援中國殘留日本人法律修正案》，日本遺孤得到政府的援助，現在每位遺孤每月能夠得到大約18.6萬日元的補助，且住房和醫療都免費，之前在出國等方面的諸多限制現在也取消了。

■退休后致力於促進中日交流

上個月，池田澄江已經從供職多年的律師事務所退休，並且擔任著非營利組織“中國歸國者·日中友好會”的理事長，這一組織旨在為返回日本的遺孤們營造一種大家庭的氣氛，並為促進中日友誼而開展活動。

去年的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池田澄江組織日本各地的遺孤們捐款，遺孤們在自己生活也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共籌集到1660萬日元捐給了災區。

11月8日，池田澄江作為團長的“日本遺孤感謝中國人民養育之恩訪華團”又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看望了他們的養父母代表，對中國人民表達了謝意，並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接見。

對這群特殊的日本人來說，中國是另一個家。

“說句心裡話，我有兩個家，一個家在東瀛，一個家在中華……雖然回到祖國，更想中國的家，沒有中國的養父母，誰能把我收養，把我養育大……”這首被改編過的《說句心裡話》，就是包括池田澄江在內的2500多名已經在日本定居的遺孤們的心裡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