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打聽

甘肅省紀委日前印發通知，對違規打聽、過問紀檢監察工作人員執紀問責或查辦案件情況，甚至欲施加影響進行干預的，將如實記錄並報告備案。這無疑給那些“包打聽”幹部的耳朵和嘴上加了一把鎖。

官場“包打聽”由來已久，打聽的領域也不僅限於紀檢案情。有的四處打探組織人事動向，有的喜好收集領導的背景傳聞，有的則熱衷揣測中央決策部署。所有“包打聽”都樂於開個“路邊社”，架個“小喇叭”，散布小道消息。這些“包打聽”們為了更早更多地獲取“有價值”的信息，上竄下跳、四處串聯，搞得單位小道消息滿天飛。

“包打聽”幹部的種種不良做派折射出他們投機取巧的心態。無非是“混”成個耳朵長嘴快的“明白人”、胳膊長腿快的“能耐人”，四處鑽營，佔便宜、撈好處。

“包打聽”的危害性不言而喻。他們把大部分精力用到打探消息、傳播閑話上，自然沒有多少心思來想問題、干工作，而且一些傳聞和所謂的內幕在他們口中添油加醋地傳播，混淆視聽，不僅弄得本單位烏煙瘴氣，還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本質而言，“包打聽”反映出這些人政治紀律渙散。那些熱衷於打探消息、得到一些所謂內幕消息就到處私下傳播的黨員幹部，其腐蝕性、渙散性是非常嚴重的，必須依紀依規嚴肅處理。

甘肅省紀委嚴防“包打聽”的通知出台，無疑再次給此類幹部敲響了警鐘。眼下，地方換屆正有序進行，這個時候各路“包打聽”往往蠢蠢欲動。各地方各部門務必嚴肅政治規矩、嚴格政治紀律，不給那些“包打聽”們以“一展身手”的機會，全力維護風清氣正、人心思進的政治生態。

官場作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關於政策和幹部的各類信息。越是“上層”的機構和領導，越是掌握著重要的“信息”；越是與自身直接“相關”的信息，幹部越有“打聽”的需求。依據“信息”與“打聽者”的相關性程度，可以把“包打聽”者分為“一級包打聽”（信息與幹部本人直接相關，幹部親自直接打聽者）和“代理包打聽”（與信息相關的幹部本人，不便直接打聽，吩咐親信代為打聽，此時的打聽者即為“代理包打聽”）。根據打聽“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聽”所需的信息大致分為幾類。

第一，幹部選拔任用的信息。領導幹部的職位或“官位”，是其職業生涯中最為重要和最為直接的利益，也是幹部最為看重和重視的。

此類“包打聽”者，雖為領導幹部中的極少數，但是卻為最普遍的“包打聽”。預期競爭的“職位”越重要，競爭者越多，“包打聽”者就越多，“包打聽”者所下的“功夫”和“賭注”就越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對幹部選撥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序也越來越公正和透明，但在幹部主要由“上層”任用的體制下，在中國官場錯綜複雜的“人情關係”中，此類“包打聽”還是會有存在的制度縫隙和“操作空間”。

第二，紀檢監察中的信息。紀檢監察，是保持黨員領導幹部廉潔清正、盡職盡責的重要制度，也是發現幹部問題、懲處不稱職幹部的日常機制，對各級各類領導幹部具有強大的激勵和震懾作用，自然也為各級領導幹部所重視和關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巡視的密集展開和嚴格查處，令幹部中的“疑似違規者”或“犯罪嫌疑者”極為恐慌，當紀檢監察組進駐一地或一單位時，幹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為“包打聽”者，或者委託“代理包打聽”。

由於紀檢監察組織多是查處“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財經紀律”等方面的“負面”線索和問題，有“違紀和違法”嫌疑的幹部，多不願“自曝信息”或“自投羅網”，於是多派出自己的“親信”，代為打聽和試探，所以這方面信息的“包打聽”，多為“替人消災”型的“代理包打聽”。

第三，領導個人特徵和愛好的信息。領導幹部的特徵和愛好，影響著地方治理的進程和狀況，也影響著地方下屬幹部的業績和升遷。在決定幹部升遷的“上拔”機制下，主要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響下屬幹部升遷的決定性因素。於是，圍繞著“一把手”等核心領導，各類“包打聽”者頻繁活動。為了“投領導所好、討領導喜歡”，就需要掌握領導的特徵和愛好。領導是否好大喜功？是否偏好形象工程？是否喜好運動鍛煉？喜歡什麼運動項目？是否喜好書法字畫？往往成為各類“包打聽”者酒桌飯局、茶餘飯後的偵探對象和熱點。

此類“包打聽”者探得的“信息”，一是留待以後“自用”，為投其所好“領導”提供依據。二是“待價而沽”，為以後“信息尋租”時，為他人“買通”領導時提供“估價依據”。

第四，領導周邊關係網路和人脈的信息。領導也是社會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種社會關係和親疏遠近。領導一般不太“好見”，越“大”的領導，也越不“好見”。而領導周邊的親近人士，自然相對“好見”一些，故領導的父母、配偶、子女、秘書等身邊人物，就成為各類“包打聽”的“圍獵對象”。特別是一個地方新來了“一把手領導”，馬上就會有人各方打探領導來自何方？籍貫何處？父母安在？妻子是誰？幹什麼工作？在什麼單位？子女是否上學？是否需要出國留學？如果工作了是在什麼單位？等等，甚至主要領導“七大姑、八大姨”的親戚關係也“了如指掌”。還有，“包打聽”者甚至吹噓，能夠掌握領導的“譜系學”：領導以前的“上司”是誰？故吏有誰？導師是誰？門生是誰？領導身邊最好的朋友是誰？領導和“誰”好和“誰”不好？統統了解的“一清二楚”。

此類“包打聽”者，也與上面打聽領導愛好者一樣，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報”和“信息”，要麼自用，要麼他用。此二類“包打聽”，雖不是嚴重的“違法亂紀”行為，但嚴重污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態，是腐敗滋生的土壤。

“包打聽”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處其中的正直幹部也似乎“難免其害”。政治生態的惡化，使很多幹部“裹挾其中”，特別是不良“政治信息”的傳播，很多與“選拔晉陞”和“責任懲處”相關的幹部，很難“明智應對”。不良信息流傳到社會上，也對黨政形象和政府信譽造成影響。

第一，扭曲幹部的激勵機制。“包打聽”者的“信息傳播”與影響所及，會使正直廉潔的幹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機取巧和討好領導的個別幹部，可能得到“晉陞”或“逃過追責”。

第二，污染政治的生態環境。各級各類“官場”，權力巨大、責任巨大，同時“壓力山大”。領導與領導之間、幹部與幹部之間，各種“關係”複雜而敏感，只有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級各類幹部用權公正、各負其責。如果各種“包打聽”者大行其道，不僅扭曲了幹部激勵機制，也嚴重污染了政治生態，各種官場“潛規則”就有施展“負向激勵”的制度空間。

第三，滋生腐敗的條件土壤。腐敗之所以發生和難以遏制，就是因為有其滋生的制度縫隙和制度漏洞。“包打聽”者獵取的各種“信息”，是其“負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礎。斬斷“包打聽”者的信息鏈條，清除腐敗的條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級紀委遏制“包打聽”的制度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