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

1880年11月11日（光緒六年十月九日），徐樹錚出生於清朝江蘇省徐州府蕭縣（今屬安徽省）醴泉村。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徐忠清（又名徐世道）和母親岳氏已經生育兩個兒子和四個女兒。當時，徐忠清已有四十七歲，而岳氏也有四十五歲，徐樹錚的出生對他們來說可謂老來得子，因此對徐樹錚格外疼愛，正如徐樹錚所回憶的那樣：“樹錚於昆弟序最幼，先考妣撫愛規教，倍切於兄姊”。

徐樹錚出身於一個耕讀之家，他的祖父徐蘭因躲避太平天國之亂而逃到了徐州城外的醴泉村定居。他的父親徐忠清原本是一個鄉村塾師，1873年被選為拔貢生；母親岳氏為徐忠清之繼室，其家族自稱岳飛後裔。徐樹錚的外祖父岳封叔是個看相先生，因看中徐忠清有富貴之相而將女兒嫁給他。徐樹錚從小生長在這樣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家庭環境中，自幼深受儒家熏陶，並且聰明伶俐，鄉里爭傳他“七歲能詩”，譽為神童。十三歲那年（1892年）考中秀才，四年後以歲試第一等第一名的成績補廩生，可謂少年得志。

1897年，徐樹錚赴省城江寧（今南京）參加鄉試，不幸落榜。此時清朝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失敗，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逐漸覺醒，不少人走上投筆從戎的道路，徐樹錚就是其中之一。此次名落孫山後，他就放棄科舉，認為“儒者讀書，要以致用為宗。頻年朝政日非，喪師割地，為國大辱。釋而不圖，雖皓首牖下何益？”於是徐樹錚將他投筆從戎的志向訴說給父母聽，父母借口他還年輕而不予同意。此後的徐樹錚便“思究兵謀，留意天下政財大略，預為投筆計”。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徐樹錚聽說清政府正在招募士兵，認為這是自己實現夙願的大好時機，便從父親的床頭拿了錢偷偷離家投軍。岳氏發現兒子離家出走之後，親自坐上騾車，追到清江，把徐樹錚帶回了家。兒子膽大的舉動讓父母十分擔憂，為了打消徐樹錚從軍的念頭，父母強逼徐樹錚娶親成婚。新娘是同樣出身鄉村塾師家庭的夏宣。儘管如此，徐樹錚仍割捨不掉他的軍旅情結，夏宣甚至還出奩金資助丈夫追求夢想，徐忠清夫婦見無法阻攔，不得已同意徐樹錚離家投軍。

1901年，徐樹錚離開徐州前往濟南，欲投奔當時的山東巡撫、統領新建陸軍的袁世凱，並上書一封，中心內容大致是“國事之敗，敗於兵將之庸蹇。欲整頓濟時，舍經武無急務”，袁世凱正值母喪丁憂，所以不能親自接見徐樹錚，便派山東觀察使朱鍾琪來代他考察這位年輕人。但徐樹錚與以“名士”自居的朱鍾琪話不投機，被拒之門外，朱鍾琪甚至還向徐樹錚的家鄉寄去了譏諷他的書信。就在徐樹錚落魄於濟南城中之時，他遇到了袁世凱之部下段祺瑞，兩人一見如故，段祺瑞遂聘徐樹錚為記室，徐樹錚遂成為段祺瑞20多年的左膀右臂，並開啟了他事業的起點。

1905年，徐樹錚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東渡日本學習軍事。他先在振武學校學習基礎知識，三年後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就學，1910年學成回國。回國時才知道父親已在幾年前去世，不禁放聲痛哭。

徐樹錚被清政府分配到駐紮北京南苑的陸軍第六鎮，仍歸段祺瑞麾下。不久后又前往彰德拜訪“回籍養痾”的北洋領袖袁世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很快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袁世凱被起複以鎮壓革命，到11月更登上內閣總理大臣寶座。此間徐樹錚為段祺瑞出謀劃策，使計劃起義攻入北京的吳祿貞被暗殺。接著，段祺瑞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徐樹錚隨他駐紮湖北孝感。其後袁世凱授意段祺瑞等部將擁護共和，逼宮清廷，徐樹錚受命為段祺瑞草擬擁護共和的通電，並以總參謀官身份名列49名將領之中。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孫中山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位讓與袁世凱。段祺瑞成為民國政府的陸軍總長，徐樹錚則被任命為其屬下的軍學司司長，旋調任軍馬司司長。1914年升為陸軍次長。當時，段祺瑞因鎮壓白朗起義而不在陸軍部，回京后又因對袁世凱不滿而經常不上班，所以陸軍部的事務實際上由徐樹錚掌管。

1915年二十一條簽訂后，段祺瑞、徐樹錚相繼免職，當時袁世凱正籌劃稱帝，段、徐二人都表示反對。而袁世凱則認為段祺瑞的態度是徐樹錚推動的，所以對徐樹錚尤為忌恨。1916年袁世凱撤銷帝制后，段祺瑞升任國務卿（后改稱國務總理），擬用徐樹錚為其秘書長，由於袁世凱不悅，遂改為副秘書長。從陸軍次長到國務卿副秘書長這段賦閑期間，段祺瑞用美國軍械軍火的回扣錢創辦了北京正志中學（現為北京市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去，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仍為總理，徐樹錚升為國務院秘書長。他在任時行事獨斷，威福自專，氣得黎元洪抱怨道：“現在哪裡是責任內閣制，簡直是責任秘書長制！”連段祺瑞也說“又錚荒唐”。徐樹錚與當時的內務總長孫洪伊對立，一度鬧得不可開交，最後經徐世昌調解，黎元洪遂於1916年11月將二人分別免職。

1917年春，圍繞對德宣戰問題，府院之爭達到白熱化。段祺瑞企圖在日本的支持下對德國宣戰，而黎元洪則唱反調。在段祺瑞的部下中，唯有徐樹錚一人反對，認為中國應在一戰中嚴守中立。但段祺瑞不聽徐樹錚勸諫，於3月14日宣布與德國斷交，5月1日操縱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大總統黎元洪拒絕蓋印，並且在美國公使芮恩施“允為後盾”之下，利用5月18日北京英文《京報》披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1億日元而引起民憤之事罷免了段祺瑞總理之職。段祺瑞離京赴津，試圖東山再起。徐樹錚作為段祺瑞麾下骨幹，為段祺瑞恢復權力而四處奔走，還參加了1917年5月長江巡閱使張勳組織督軍團召開的第四次徐州會議。段祺瑞從徐樹錚那裡得知張勳欲借調停府院之爭以恢復清朝的計劃以後，決定暫時不反對復辟，等到張勳復辟成功后再行討伐，趁機奪回總理寶座。果然，張勳應黎元洪邀請進京后，就於1917年7月1日扶植清朝遜帝溥儀復辟。段祺瑞在7月3日馬廠誓師，自立為討逆軍總司令，以徐樹錚、梁啟超等為參贊，討伐張勳。討逆軍組織前後，徐樹錚並不在段祺瑞身邊，而是南下蚌埠、南京等地，遊說北洋實力派倪嗣沖、馮國璋等反對復辟。不久后返回天津，到7月12日，張勳復辟失敗，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功勛重掌大權，而每一次行動都與徐樹錚是分不開的，正如徐樹錚的朋友陳興亞向他致電所說那樣：“以總理（段祺瑞）坦白無私，而有三造共和之功，實皆兄運籌贊襄之力居多。”

張勳復辟后，黎元洪引咎辭職，由鎮守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1917年8月10日，徐樹錚再次出任陸軍部次長。當時，西南的桂系陸榮廷、滇系唐繼堯等軍閥處於獨立狀態，孫中山也在廣東發起護法運動，湖南自治運動勃興，面對南北分裂的局面，段祺瑞力主武力統一，而馮國璋則主張“和平混一”，使府院之爭再起。徐樹錚與段祺瑞緊緊站在一起，共同進退。1917年11月，皖系的另一骨幹傅良佐在湖南被陸榮廷打敗，武力統一政策受挫，段祺瑞和徐樹錚相繼辭職。

徐樹錚辭職后，繼續為武力統一政策四處活動，他將直隸督軍曹錕拉攏過來，又召集北洋各省督軍和督軍代表（除長江三督外）召開天津會議，於是武力統一的呼聲重新高漲，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又佔了上風。在徐樹錚等人的壓力下，馮國璋被迫贊同武力統一，到1918年2月時，曹錕、吳佩孚、張敬堯、張懷芝、馮玉祥等各路軍閥紛紛南征。

徐樹錚在向馮國璋施壓的同時，又秘密慫恿奉天督軍張作霖率兵入關。他的目的一是為了加大迫使馮國璋主戰的壓力，二是為了截獲陸軍總長段芝貴向日本訂購的武器，四分之三給張作霖，四分之一給自己，三是讓馮國 璋親信王士珍下台，皖系領袖段祺瑞重新出任總理。2月22日，奉軍在秦皇島強行截獲日本軍械，馮國璋和段祺瑞均對徐樹錚勾結張作霖截獲軍械之舉極為驚訝，徐樹錚辯解說他是為了防止軍械落入主和派手中。段祺瑞本欲利用這批軍械編練“參戰軍”，不願其落入張作霖手中，遂召見徐樹錚，指責他此舉是“教猱升木”，徐樹錚反問教長江三督“升木”者是誰（即馮國璋），段祺瑞無言以對。進入3月以後，奉軍在徐樹錚的策劃下陸續入關，擁護段祺瑞重新上台，徐樹錚的計劃遂大功告成。在段祺瑞下台後的幾個月內，徐樹錚在各路軍閥間的縱橫捭闔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獨立完成的第一個“傑作”。當時在正志中學教書的著名學者林紓曾作《匹馬度關圖》以稱頌之。

段祺瑞第三次做總理以後，徐樹錚專註於武力統一，他以奉軍副司令的身份代行總司令張作霖的職權，指揮數萬奉軍南下應援作戰，反覆激勵和催促曹錕、張懷芝率領第一、二路南征軍赴湖南與南軍作戰，並遙控浙閩聯軍進攻廣東，指示川陝劉存厚和陳樹藩堅持抵抗護法軍。起初北軍節節勝利，奪取了岳陽和長沙。1918年4月，徐樹錚與段祺瑞一道“南巡”漢口，召開軍事會議。段祺瑞返回北京后，徐樹錚南下長沙，親自部署戰局。這時湘軍趙恆惕、劉建藩等部已反攻回來，徐樹錚急調一支奉軍迅速入援，自己於5月1日回京，繼續輔佐段祺瑞展開對南作戰。隨著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局勢對皖系越來越不利，特別是段祺瑞政府在1918年5月16日簽訂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披露以後更是引起了新一輪的反戰浪潮。5月21日，徐樹錚受段祺瑞之命再次南下漢口、長沙，穩住前線士氣。

張勳復辟后，段祺瑞就採納研究系梁啟超、湯化龍等之意見，宣稱不要舊國會、不要舊約法、不要舊總統，而是成立了一個過渡性的臨時參議院，並由馮國璋簽署了選舉新國會的命令。徐樹錚遂積極從事於新國會的綢繆，打算成立一個支持皖系軍閥的政黨來控制國會。他認為政黨一詞“為世詬病”，已經污名化，王揖唐乃建議用俱樂部之稱，又因為該俱樂部在1918年3月8日成立於北京安福衚衕，故稱為安福俱樂部。由於徐樹錚是現役軍人，不便直接出面，因此是安福俱樂部的幕後操縱者。1918年6月，徐樹錚自南方前線回京后，更加緊鑼密鼓地籌劃選舉事宜。由於權勢干預，安福系與梁士詒、葉恭綽等的交通系聯手在參眾兩院選舉中大獲全勝，成功排斥了勁敵研究系。徐樹錚大喜過望，於1918年6月29日致電各省督軍說：“各省區參、眾選舉已揭曉者，其成績以奉、皖、黑、晉、熱、察、中央各部及蒙、藏為全勝，吉、豫十之九，京、綏五分四，魯、蘇四分三，直、贛、浙三分二。以上選員得人，為國稱慶，吾兄聞之，當亦為之快慰也。”此次選舉出的國會是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由於安福系包攬70%以上的議員名額，因此又稱“安福國會”。

安福國會出籠后，選舉新任大總統成為當務之急。代理大總統馮國璋並非不想轉正，但他看到國會已被安福系控制，自知大勢已去，不願參選；國務總理段祺瑞雖然在政斗中處於上風，但由於樹敵過多，直系軍閥及國會中的交通系、研究系都不樂見他當選，南方更是誓死反段，所以他也表示不參選大總統。而標榜超然主義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成為眾望所歸的大總統候選人。9月4日，徐世昌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作為這次選舉幕後導演的徐樹錚在現場“面有得色”，並第一時間將此消息通報給各省軍民長官。徐樹錚領導的安福系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出盡風頭，引起各方不滿，儘管他一心維護段祺瑞的地位，但段祺瑞權衡利弊，決定辭去總理之職，專任參戰督辦。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職，段祺瑞和馮國璋也同時下台，由錢能訓代理國務總理。但段祺瑞仍在徐樹錚等人的輔佐下把持著實權。徐樹錚在籌劃國會選舉的同時，殺死了段祺瑞的政敵陸建章。此事雖在段祺瑞的袒護下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各路軍閥的不滿，尤其是陸建章的侄女婿馮玉祥，雖然當時並未流露，卻為七年後刺殺徐樹錚埋下伏筆。

徐樹錚活躍於北京政界之時，南方前線的局面卻越來越糟。先是主將曹錕稱病北返，吳佩孚等前線將領又產生厭戰情緒，私下與南方通款，又發電斥責徐樹錚“堅持武力、得隴望蜀”，甚至公然反對安福系選出的徐世昌當大總統。另一方面，張作霖與徐樹錚也產生齟齬，徐樹錚不得不於1918年10月1日辭去奉軍副司令之職，專任參戰督辦處參謀長，負責編練參戰軍。

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僅國際和平成為人心所向，國內和平也壓倒了武力統一之聲，新任大總統徐世昌公開鼓吹南北和解，美國和日本也不願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繼續下去。在此情況下，段祺瑞與徐樹錚難以堅守武力統一政策。1918年10月24日，徐世昌下了一道和平令，徐樹錚自然不甘接受，徐世昌乃把他支去日本“觀操”。11月4日，徐樹錚啟程赴日，11月16日，徐世昌下達停戰令，武力統一政策宣告破產，等12月16日徐樹錚“觀操”歸來時，南北和平會議已經拉開帷幕，徐樹錚對此無可奈何，遂於12月25日請假回徐州省親，以示不滿。

其後徐樹錚一面繼續編練參戰軍，一面幕後操縱南北和會，徐世昌亦不願受段祺瑞、徐樹錚的擺布，起用徐樹錚的死對頭靳雲鵬、張志譚分別為陸軍總長、次長以牽制之，南方則要求解散安福國會及參戰軍，各方矛盾在此期間交織在一起，使南北和會毫無進展，到1919年5月13日，南北談判破裂。

儘管參戰軍沒有遭到解散，但在國內外追求和平的潮流下，依賴日本借款、挑起南北戰爭的皖系軍閥已成為眾矢之的，最受段祺瑞器重的徐樹錚更是被推上風口浪尖。因此，徐樹錚不得不為參戰軍找一條出路，而這條出路就是外蒙古。辛亥革命時，外蒙古在俄國庇護下獨立，后又取消獨立，改為自治，中華民國僅享有宗主權的空名。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震動，遂生撤銷自治、回歸中國之心，日本則指使出身布里亞特人的白俄軍官謝苗諾夫染指外蒙，這種局勢使外蒙撤治提上了北洋政府的議事日程。

徐樹錚很早就關注外蒙問題，1912年在給當時還是段祺瑞手下幹將的靳雲鵬的信函中就已闡述他力保蒙古的戰略思想。1918年10月，徐樹錚辭去奉軍副司令之職后，負責編練參戰軍，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組成三師四旅的規模。1919年1月，皖系人物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提出條陳，首次公開提出撤治的建議；4月17日，徐樹錚提出《西北籌邊辦法大綱》，不僅主張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與內地一致的同化政策。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7月18日頒布西北籌邊使官制，同時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參戰督辦處改稱邊防督辦處。6月底以後，邊防軍陸續開拔外蒙。徐樹錚動員的駐守外蒙古的邊防軍其實只有第三旅第七、第八兩個團的兵力，其餘大部分邊防軍都駐守內地，以備軍閥混戰之用。

雖然外蒙撤治已成定局，但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兩派圍繞撤治條件問題明爭暗鬥，尤其是喇嘛不願失去既得利益，對撤治頗為抵觸，導致撤治延宕不決。中央政府駐外蒙的代表都護使陳毅則周旋兩方之間，商定了《外蒙善後條例》63條方案，準備由外蒙王公呈報中央政府批准。此時，徐樹錚還陷入北京的政爭之中，他在6月成功推翻了錢能訓內閣，扶植龔心湛代理國務總理，徐世昌為了打擊徐樹錚的氣焰，與曹錕、張作霖聯手，點名要已成為徐樹錚之政敵的靳雲鵬組閣，徐樹錚反對靳雲鵬組閣失敗，開始專心於外蒙古問題。都護使陳毅與蒙古王公方面商量的有條件撤治方案，顯然不符合徐樹錚的口味，他於1919年10月23日自京啟程，10月29日抵達外蒙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11月1日便指出陳毅撤治方案的“七不可”，主張簡括數句，快刀斬亂麻地解決外蒙問題。隨後他排擠陳毅，並對外蒙當局施壓，於11月14日夜晚直赴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住處，出示他新擬8項撤治條件，逼其簽字；或者外蒙先提出撤銷自治，再商定條件，並警告巴德瑪多爾濟說：“寬限一日，夜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巴德瑪多爾濟聽了以後嚇得戰戰兢兢，第二天便趕緊召集王公和喇嘛開會，擬出了請求撤治的呈文，馬不停蹄地交給徐樹錚，徐樹錚為昨日的魯莽向巴德瑪多爾濟道歉，隨後立刻將呈文送至北京。11月22日，大總統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此前一天，徐樹錚已從庫倫返回北京復命。

1919年12月2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樹錚為外蒙活佛冊封專使，12月27日，徐樹錚第二次來到庫倫，1920年1月1日為哲布尊丹巴八世舉行冊封典禮，在恰克圖巡視邊務後於1月24日返回北京。1920年5月10日，徐樹錚第三次赴蒙。不久后，北洋內直奉矛盾陡然升級，徐樹錚於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著，大總統徐世昌於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徐樹錚對外蒙的經營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後，外蒙古在蘇俄的支持下獨立建國。

徐樹錚收復外蒙古，他本人和皖系的威信和實力隨之大為增長，令奉系張作霖和直系曹錕如坐針氈。原本北洋各派系在段祺瑞、徐樹錚的指揮下共同對南作戰，到1920年時已經離心離德，大有劍拔弩張之勢。徐樹錚的政敵靳雲鵬在直奉二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下坐上總理之位，也讓徐樹錚耿耿於懷。1920年4月8日，曹錕在保定以悼念直軍陣亡將士為名義，召集8省代表開會，不僅決議停止對南作戰，還要求解散徐樹錚所把持的安福俱樂部，矛頭直指皖系。1920年5月，吳佩孚從南方前線撤回直隸，直皖關係日益緊張。直系明確提出罷斥徐樹錚，段祺瑞堅決不接受。7月3日，張作霖、曹錕、李純等通電公布徐樹錚“禍國殃民”、“賣國媚外”、“把持政柄”、“破壞統一”、“以下弒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狀，7月4日，大總統徐世昌免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改授遠威將軍，其指揮的邊防軍划入陸軍部。段祺瑞和徐樹錚對此怒不可遏，加緊對直系備戰。7月9日，段祺瑞組建定國軍，自任總司令，徐樹錚任副司令兼總參謀長。7月14日，段祺瑞發布總攻擊令，曹錕、吳佩孚率軍迎戰，直皖戰爭爆發。兩軍從廊坊到高碑店一線展開戰鬥，到7月17日時，皖軍將領曲同豐被吳佩孚生擒，張作霖也通電助直反皖，戰局急轉直下，徐樹錚見大勢已去，當晚從廊坊戰場逃回北京。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辭職，直皖戰爭結束。

皖系戰敗后，安福俱樂部被解散，徐世昌下令通緝徐樹錚等“十大禍首”，徐樹錚逃到日本公使館避難達百餘日。1920年11月14日，徐樹錚藏在一個箱子里，被運離日本公使館，然後自天津東渡日本。

自直系聲討徐樹錚以來，徐樹錚本人一直保持沉默，先是靜觀待變，而後埋頭于軍事部署，未嘗公開以言語反駁。因為他自知樹敵過多，不宜公開發言。直皖戰爭失敗對徐樹錚來說是一次沉重打擊，不僅武力統一的夢想被徹底粉碎，而且他的政治生命也隨著皖系的倒台而基本終結。此後徐樹錚雖圖謀捲土重來，但再也沒有先前在中央政界呼風喚雨的能力了。

1921年1月末，徐樹錚自日本返回上海，2月初秘密到達福州，勸說福建督軍李厚基與浙江督軍盧永祥一起推翻直系軍閥。李厚基曾經是皖系成員，並與徐樹錚有表親關係，但他為了維護自己地位，不願接受徐樹錚建議。4月，徐樹錚又遊說盧永祥，盧永祥雖然是皖系軍閥僅存的碩果，但與徐樹錚有隙，為保存實力，也不予理會。這時，孫中山返回廣東，展開第二次護法運動，自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徐樹錚產生了與曾經的敵手——孫中山合作的想法。在此之前，徐樹錚就和孫中山有了一些聯絡，他曾閱讀《孫文學說》一書，對孫中山的主張表示贊成。收復外蒙古以後，又主動電告在上海的孫中山，孫中山也以陳湯、班超相稱許。這時出於打倒直系的目標，徐樹錚開始為皖系和孫中山牽線搭橋。

1921年12月22日，徐樹錚抵達廣州，試圖會晤孫中山，孫中山因公務纏身，派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等代為接見。1922年1月18日，徐樹錚又前往桂林，在獨秀山下靖江王府會見了孫中山，徐樹錚建議孫中山與段祺瑞、張作霖建立三角同盟，打倒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孫中山表示贊成。兩人相談甚歡，孫中山甚至要把徐 樹錚留下來作參謀長，被徐樹錚婉拒。徐樹錚回到上海，致函隱居天津的段祺瑞，建議聯合孫中山，段祺瑞權衡再三，終於同意。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的奉軍敗北，退回東北自保；6月，陳炯明與直系勾結，驅逐孫中山，孫中山回到上海。8月21日，徐樹錚與孫中山在上海會談，徐樹錚擬至福建延平（今南平）策動他的舊部王永泉推翻李厚基，佔領福建，作為反直根據地，請求孫中山調其部隊相助。孫中山表示同意，派胡漢民去延平與王永泉商議合作條件，徐樹錚本人也攜帶段祺瑞撥給他的80萬元經費，於9月7日潛入延平，成功說服王永泉與效忠孫中山的粵軍許崇智部一起打倒李厚基。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獨立，許崇智亦從粵贛邊境向福州進軍。10月2日，徐樹錚在延平建立“建國軍政制置府”，自稱“總領建國軍政制置府事宜”，宣布尊奉段祺瑞和孫中山，在正統政府成立以前不聽從任何人的號令，以其所著《建國銓真》為準則。隨後王永泉和許崇智在其指揮下打敗李厚基，徐樹錚於10月17日進入福州，任命王永泉為福建總撫。但是，徐樹錚的制置府基本上無人支持，不僅直系虎視眈眈，王永泉同床異夢，就連段祺瑞也不贊成徐樹錚另立旗號。福建人民則高呼“閩人治閩”，孫中山方面亦主張“軍民分治”。徐樹錚接受孫中山的主張，以王永泉為福建總司令，閩籍國民黨人林森為福建省長，曇花一現的建國軍政制置府便被取消了。

1922年11月2日，徐樹錚離開福建，經上海前往天津，會見段祺瑞，彙報閩事經過，后又返回上海，隱居近兩年。這期間，他一直在撮合與維持段祺瑞和孫中山的聯盟關係，另外他還在1924年夏秘密來到奉天，會見張作霖，捐棄前嫌，重修舊好，使皖奉一致針對直系。1924年夏秋之際，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與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之間的江浙戰爭爆發，徐樹錚再度活躍，援助盧永祥對抗齊燮元，但盧永祥的浙滬聯軍節節敗退，到10月時只剩下上海，徐樹錚趁機取而代之，通過盧永祥部將陳樂山、楊化昭逼盧下野，然後自任浙滬聯軍總司令。孫中山聽說徐樹錚登台，積極響應，發表了討賊宣言，並鼓舞部下說：“又錚登台必可大振，望各方為之助力，我軍仍決入贛。”不料，10月15日徐樹錚到華界浙滬聯軍司令部開完會後返回上海英租界寓所時，被偏袒直系的英租界工部局拘禁，理由是他在租界從事軍事活動違反相關規定，於是徐樹錚欲在江浙大展宏圖的計劃流產了。

1924年10月21日，徐樹錚獲釋后就乘英國船出國遊歷，逗留香港時聽說政局發生劇變，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如火如荼之際發動北京政變，軟禁大總統曹錕，段祺瑞重新出山，被奉為執政。徐樹錚反對段祺瑞當執政，強調這只是一個傀儡地位，但段祺瑞還是在1924年11月24日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徐樹錚便決定將外游計劃由長期改為短期。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任命在巴黎的徐樹錚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組成一個15人的考察團，考察團先後訪問了法國、英國、瑞士、義大利、德國、蘇聯、波蘭、捷克、比利時、荷蘭、美國、日本共12個國家，徐樹錚會見了這些國家的元首，包括墨索里尼、斯大林、裕仁天皇等，並與法國交涉金佛郎案，為此案的解決起到重要作用。1925年12月10日，徐樹錚率考察團回到上海。

徐樹錚回國時，國內處於極度混亂的狀態。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的奉軍互搶地盤，浙江的孫傳芳崛起，對抗奉軍南下。曾經不可一世的段祺瑞在復出后淪為馮玉祥的傀儡，由“段厲公”變成“段哀公”。徐樹錚一心想將段祺瑞推上總統寶座，重掌大權，打算勸說張、孫兩家息兵，共同對付有“赤化”之嫌的馮玉祥。馮玉祥得到這些情報，自然感到芒刺在背，再加上七年前徐樹錚殺死他舅父陸建章的仇恨，遂對徐樹錚萌生了殺心。

1925年12月19日，徐樹錚自上海乘輪船進京，12月23日在天津上岸，當天乘汽車抵達北京，12月27日身著掛滿勳章的大禮服覲見段祺瑞，表示使命完成。此時北京局勢日益險惡，馮玉祥打敗了奉系李景林，張作霖處死了叛將郭松齡，馮、張雙方勢必有一場惡鬥，因此段祺瑞勸徐樹錚早早離京。等到徐樹錚啟程時，有人在段祺瑞辦公桌上放了紙條，上面寫道：“又錚萬不可南去，去必死”十個字，段祺瑞又連忙派人將紙條遞給徐樹錚，徐樹錚看了后卻毫不介意，笑道：“何人阻我，我豈信此讕言？”

1925年12月29日下午，徐樹錚在眾人送別下乘火車離京赴津。馮玉祥的心腹——京畿警備司令鹿鍾麟將這一情況通報在張家口的馮玉祥，並請示該如何處置。馮玉祥對徐樹錚的新仇舊恨一時湧上心頭，指示鹿鍾麟將徐樹錚逮捕槍斃。鹿鍾麟轉達馮玉祥國民軍第五師師長張之江執行，於12月30日凌晨2時在廊坊截住徐樹錚所乘列車，穿著睡衣的徐樹錚被“請”出列車並挾入張營，隨即遭槍殺。與此同時，馮玉祥將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接到廊坊，讓他出現在徐樹錚的隨從面前，聲言該事件是他為父報仇所為，但事後的各大報紙都披露了馮玉祥殺死徐樹錚的真相。而段祺瑞雖然對徐樹錚的被害感到痛不欲生，驚呼：“斷我股肱！斷我股肱！”卻因處於馮玉祥的控制而無能為力，徐樹錚之死也就沒人追究了。次年4月，段祺瑞因三一八慘案而辭職，隱居天津，皖系軍閥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徐樹錚死後，遺體被他的學生段大洪找到，然後由徐樹錚的衛士張振聲用騾車運到北京，段祺瑞提供棺材，並親自撰寫神道碑，安葬徐樹錚於蕭縣鳳家山之原。1945年，徐樹錚之子徐道鄰以殺人罪起訴馮玉祥和張之江，但有關部門以逾期為由拒絕受理。

徐樹錚於1919年6月13日被任命為西北籌邊使，1920年7月4日免職，期間三次赴外蒙，第一次是1919年10月23日至1919年11月24日，其中在庫倫逗留22天，主要解決撤治問題，全盤推翻了庫倫辦事大員陳毅的《外蒙善後條例》63條，將有條件撤治變為無條件撤治，以雷厲風行的手段迫使外蒙僧俗統治集團向大總統徐世昌遞交請求撤治的呈文；第二次是1919年12月27日至1920年1月24日，主要辦理撤治諸項事宜，冊封哲布尊丹巴及女佛，並巡視外蒙邊務；第三次是從1920年5月10日離京，到6月15日被段祺瑞從庫倫召回，這次是真正著手經營外蒙。每次往返，都是在張家口更換汽車與火車，在外蒙古的時間一共還不到3個月。

外蒙古在清朝時對中央的向心力就不如內蒙古，經過“獨立”以後更加疏遠中國，所以徐樹錚認為治蒙的當務之急是加強外蒙古官民對中國的向心力。他說：“空言統攝，難期久遠，一切要政，不及時措施，終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無。”1920年5月，他擬具了《治蒙要略》，向國務會議做了詳細彙報，並呈大總統徐世昌、邊防督辦段祺瑞審閱。徐樹錚的《治蒙要略》分為庶政、官制、軍事三個部分。庶政方面，他主張大養軍馬，加強中華文化教育，優待俄民尤其是布里亞特人，厲行電報收費，重征煙酒等奢侈品的捐稅，參照清律和民國法律，制定專門適用於蒙古地區的刑律，發展墾牧事業，興辦工商鹽務林礦等各項實業，鼓勵蒙古族牧民走向定居生活。官制方面，他建議外蒙全境設一總制，坐鎮要區，統轄軍民政商一切事宜；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六個地區各設都管一員管理政商屯墾各事。軍事方面，他提議在外蒙的幾個戰略要地駐軍七旅，各旅必須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兵士除戰備訓練外，還可於宜墾地區實行屯田。

徐樹錚所付諸實行的措施，主要是創設邊業銀行、註銷外蒙官府欠中央政府的舊債、派出部分兵力加強恰克圖的邊防。徐樹錚還命令駐蒙士兵引種天津大白菜，結果十分成功，後來大白菜就成了當地的大眾菜。他還調查礦產、籌備鐵路，修建醫院，使外蒙古的現代化事業有序開展。徐樹錚治蒙，尤重教化，他認為“有清以來，蒙部內屬，迄今約三百年，率以愚蒙為策，實大背人情天理之正。此後欲蒙邊日見親洽，即非力整教化，勸諭興學，不易為功。”他創立“政教聯歡社”，試圖籠絡外蒙王公喇嘛的感情，又創立《朔方日報》、多次舉辦戲曲演出、與外蒙民眾聯歡，寓教化於娛樂之中。

然而，徐樹錚身在漠北，心在北京，隨著局勢的變化，他於1920年6月匆匆結束對外蒙的短暫經營，投入到對直系的鬥爭中。徐樹錚被免職后，外蒙商民憂心忡忡，恰克圖商會於1920年7月8日致電大總統、總理、各部總長、參眾兩院，懇求收回徐樹錚免職之成命，電文中說： “國家設官，布政在民，進退之間，惟民是賴。中央更動徐籌邊使，民等逖聽之餘，驚愕罔措，直若大難將臨，曷勝切膚之痛！……徐使一人之進退，關係於蒙疆之得失，及萬民之生死……徐使更動，在外蒙則若中流之失柱石……棄徐使，無異棄外蒙……棄再造之版圖，恐非國家之福也！”但不滿皖系的大總統徐世昌對此置若罔聞。徐樹錚走後，陳毅取而代之，這位文官沒能守護好外蒙，很快外蒙就先後被白俄軍官恩琴及蘇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黨奪走了。

對於徐樹錚治蒙的功過，歷來褒貶不一，徐樹錚在完成撤治后專門致電在上海的孫中山，孫中山回電祝賀，將他與漢代的陳湯、班超、傅介子相提並論。與徐樹錚在政治上對立的交通系要人梁士詒也致函稱讚徐樹錚“冒雪北征，保國安邊，苦心遠識，令人傾倒。”但也有人指責徐樹錚逼迫外蒙取消自治是“失信”、“誤國”，如國民黨內部的凌鉞等人就稱徐樹錚“犯賣國大罪”，指責孫中山對其稱讚“失當”。曾任外蒙古烏里雅蘇台佐理專員秘書長的孟榘回憶說：“外蒙二次獨立，實因徐以兵力壓迫之所致，武人跋扈，不達蒙情，可勝嘆哉！”美國的蒙古學家拉鐵摩爾曾用漢語對唐德剛表示外蒙之失“錯在小徐！錯在小徐！”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嚮導》批評：“徐樹錚迫蒙古取消自治之後，在那邊的中國人，一時氣炎高沖雲霄；官兵姦淫擄掠，商人威壓市塵，親眼看見的人都嘆為日本待朝鮮的橫暴當亦不過如是。”又說：“徐樹錚統率大隊邊防軍到蒙古去了，那還了得，肆行搶掠，任意殺戮，當然是不言而知的事實。”台灣著名蒙古史專家李毓澍則評論說：“徐樹錚的介入，顯然欲攘撤治以為己功，為重振皖系聲名之計。當其抵庫伊始，尚欲另訂簡括條件，重開談判，繼以磋商條件，仍不免曠日廢時，北京各部院核議之條例行將到庫，乃出其武人跋扈之作風，徑以兵力脅迫，自願撤治突變為強迫撤治，不僅摧殘蒙人向華之心，使外蒙撤治的意義亦全然消失。”“徐氏禍蒙誤國，實難辭其咎！”也有學者對此作出肯定評價，指出徐樹錚果斷撤治，粉碎了外蒙當局的分裂陰謀，“外蒙古回歸，有效地維護和實現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與統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同時徐樹錚經營外蒙的舉措“適應了外蒙古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有利於外蒙古的政治穩定與經濟文化的發展”，因此這是“徐樹錚乃至北洋政府的政治活動中少有的亮點之一”。

1914年，徐樹錚用購買美國軍火的回扣錢在北京阜成門外禮士路創辦正志中學，大總統袁世凱賜額“成德達才”。徐樹錚任該校校長，以姚永概為教務長，聘請林紓、姚永朴、馬其昶教授經史，宋子揚、於珍等任軍事教官，樑上棟、王肯堂教數學，德國人巴爾台博士教德語及理化等課程。該校每年招收兩班，每班50人，只收男生（后兼收女生）。正志中學最大的特點是加入軍訓課，治學帶有濃厚的軍事教育色彩，同時其外語是德語和法語，而不是通常的英語，這是因為徐樹錚認為德國軍事發達，法國文化燦爛，特別值得中國學習，而掌握英語的人較多，沒必要跟風。另外音樂課也很受重視，這與徐樹錚熱愛音樂、崑曲等藝術是分不開的。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徐樹錚不許正志中學學生上街參與遊行，整個北京學校中僅此一所噤若寒蟬，故該校師生行走街頭時往往被人們嘲笑為“冷血團”。直皖戰爭后徐樹錚倒台，直系軍人王懷慶接收正志中學，改稱“成達中學”，現為北京市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徐樹錚精於書法，擅長詩詞古文，從政后仍手不釋卷，對桐城派大師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尤為喜愛，總是隨身攜帶。徐樹錚留下來的詩大約200首，詞60首。徐樹錚收復外蒙時，在庫倫寫下《念奴嬌·笳》：“砉然長嘯帶邊氣，孤奏荒茫無拍。坐起徘徊，聲過處，愁數南冠晨夕。夜月吹寒，疏風破曉，斷夢休重覓。雄雞遙動，此時天下將白。遙想中夜哀歌，唾壺敲缺，剩怨填胸臆。空外流音，才睡濃，胡遽烏烏驚逼？商婦琵琶，陽陶觳觫，萬感真橫集。琱戈推枕，問君今日何日？”意境雄渾蒼涼，堪稱佳作。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正在歐洲考察的徐樹錚用電報發回輓聯：“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興，一言而喪；十稔以還，使無公在，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該聯用典巧妙，概括精準，頗受好評，被公認為孫中山輓聯中的上乘之作。

徐樹錚酷愛崑曲，他能自輯曲譜，並與徐凌雲、項馨吾、俞振飛等名角同台演出。他擅長花臉和貼旦兩種角色的曲目，聲如洪鐘。1925年他訪問英國時，應邀在英國皇家學院演講，題目是“中國古今音樂沿革”，讓英國紳士淑女對中國軍人刮目相看。

1901年，徐樹錚從家鄉蕭縣跋山涉水來到濟南，欲投效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卻在袁世凱派來考察他的朱鍾琪面前吃了閉門羹。此後一段時間，他滯留濟南，借酒澆愁，卻意外遇到了袁世凱麾下的“北洋之虎”段祺瑞。這一年十一月，段祺瑞到一家旅館拜客。徐樹錚剛好在這家客棧的廳堂寫楹聯，段祺瑞走過廳堂時，徐樹錚氣宇軒昂的神態和遒勁有力的字體引起了段祺瑞的好奇。於是，段祺瑞就主動詢問徐樹錚的情況，徐樹錚告訴段祺瑞他來投奔朋友，結果沒有找到，現在在客棧等待家裡寄錢過來。段祺瑞覺得眼前的這個青年是一個可造之材，便希望將其留在自己身邊，詢問徐樹錚是否願意在他手下做事。徐樹錚沒有馬上就滿口應承，而是不卑不亢地回答說：“值得就則可就。”徐樹錚的反應出乎段祺瑞的意料，也讓他對這個青年的印象越發深刻了。段祺瑞與徐樹錚約了時間長談一次，感到情投意合，相見恨晚，徐樹錚遂留在了段祺瑞身邊，一跟就是二十多年，成為段祺瑞最信賴的謀士與愛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宣布中立。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主要目的是爭奪在中國的利權，尤其是德國已經經營了10多年的青島。9月2日，日軍在山東龍口登陸，10月中，佔領了膠濟鐵路，進而準備攻克青島。德方沒料到日軍從後面進攻，步兵槍支預備不足，就令德國使館武官與時任陸軍部次長的徐樹錚秘密接洽，借步槍2000支，並配以子彈。徐樹錚向來崇拜德國，且與其武官有友誼，就自己作主，趁著中國駐濰縣軍隊調防的時候，給青島的德軍運去一列車的軍火。時任山東將軍的靳雲鵬一連幾個電報質問徐樹錚： “我們是守中立的，怎麼好用軍火接濟其中的一方面？你一向是親日的，怎麼這一次卻反對日本？你瞞住了總統、總長干這件事，萬一事情泄漏了怎麼辦？”徐樹錚解釋說：日本是中國最鄰近的強國，中國是一個積弱的國家，在最近一二十年內，中國想有任何作為，只要得不到日本的諒解，就沒有一件事能夠做得成的，這是他表面上採取親日態 度的原因。但是日本絕非中國的朋友，它不會要中國富強；將來真正能夠做中國朋友的，只有在美洲的美國和在歐洲的德國。現在就青島的局面來說，德國是處在危困中的，他這一批軍火，就是要和德國成為“患難之交”。事情辦好，能為兩國間建立長期的友誼；萬一失敗，國家就拿他個人來治罪，也不至於耽誤國家的大事。所以這件事絕不能向總統、總長說明。這件事成功則國家有好處，失敗了不過個人受損失，希望他能幫忙。

徐樹錚最終說服了靳雲鵬，並得到非他不可的掩護，使事情辦得比較順利，事後段祺瑞也認為幹得很對。不過，日軍還是在1914年11月7日攻佔了青島。德軍雖然失敗了，但徐樹錚接濟軍火的事卻被德國人銘記下來。1925年徐樹錚訪問德國的時候，德國政府對他的招待非常隆重，據說克虜伯兵工廠還無償贈送給他一套製造大炮的藍圖。

1917年府院之爭時，國務總理段祺瑞被大總統黎元洪罷免，徐樹錚為恢復段祺瑞的權力而積極奔走。1917年5月22日，長江巡閱使張勳組織督軍團召開第四次徐州會議，提出了利用調停府院之爭的機會恢復清朝的計劃。徐樹錚亦列席會議，他獲悉張勳的計劃后，決定採取上屋抽梯之計，以收一石三鳥之效（趕走黎元洪、消滅張勳、恢復段祺瑞權力）。在會上，徐樹錚慫恿張勳解散國會；會場外，徐樹錚和倪嗣沖等一些皖系中人商量說：“他（張勳）是復辟的腦子，別的他聽不入耳。咱們就贊成他復辟，等他復辟時咱再想別的法子。”接著一個人附和說：“走，咱去找他（張勳）當面談談。”於是徐樹錚向張勳表示：芝老（段祺瑞）只求達到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計。也就是說只要達到解散國會、驅逐黎元洪的目的，你張勳復辟也是可以的。果然，張勳率辮子軍進京后就解散國會，趕走黎元洪，並扶植宣統皇帝溥儀復辟。段祺瑞則組織討逆軍驅逐張勳，以“三造共和”的功勞再登總理寶座。後來張勳為自己復辟辯護說：“況在徐州會議之時，徐樹錚固曾代表段氏列席贊成。追夫事舉，段氏忽持異議，雨覆雲翻，居心可見。”可知張勳復辟，很大程度上是徐樹錚誘導的結果。

陸建章是安徽蒙城人，一直追隨袁世凱，殺人如麻，有“屠戶”的綽號。他曾作為袁世凱的心腹出任陝西將軍，護國戰爭時被部下陝南鎮守使陳樹藩趕走。後來有人告訴他陳樹藩的背叛出自段祺瑞的嗾使，因而陸建章與段祺瑞結仇。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期間，陸建章被任命為總統府高等顧問，處處與段祺瑞作對。1917年冬，段祺瑞派馮玉祥率部援閩，馮玉祥受其舅父陸建章的指使，行至浦口就按兵不動，段祺瑞對此大為惱火。陸建章又大力主和，反對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並與馮玉祥討伐段祺瑞麾下的安徽督軍倪嗣沖，嚴重威脅皖系軍閥的統治。作為段祺瑞心腹的徐樹錚自然也對陸建章恨之入骨。據說在1918年4月段祺瑞南巡漢口、主持軍事會議時，就當眾口頭下達將陸建章予以正法的命令，在座軍閥均表贊同，唯獨徐樹錚緘默不語，可見他在此前就知道段祺瑞的想法了。1918年6月11日，陸建章受馮國璋密令由上海赴天津，企圖說服曹錕反段，徐樹錚偵知這一情報后，與倪嗣沖及奉軍參謀長楊宇霆商量了除掉陸建章的計劃，並寫信請陸建章到駐津奉軍司令部會晤。

當陸建章來到時，徐樹錚正在吃飯。楊宇霆聽見陸建章來請見，就對徐樹錚說：“此人十分可惡，把他殺掉算了！”又順口罵道： “老混蛋又來找死！”陸建章進入后，見徐樹錚正在吃飯，便問： “為何這時才吃飯？”徐樹錚回答： “從外邊剛回來。”陸建章又問： “從何處回？”徐樹錚回答： “自丹忱（倪嗣沖）處回來。”陸建章即面有不悅之色。楊宇霆與陸建章先到客廳說話，沒過多久，徐樹錚就請陸建章到花園裡去，將其槍斃。徐樹錚先斬後奏，他殺了陸建章以後，就通電控訴陸建章“勾結土匪與亂黨，煽惑軍隊，希圖倡亂”等罪狀，以使其暗殺行動正當化，段祺瑞也不予追究。但張作霖、盧永祥、李純、陳光遠等軍閥均對此頗有微詞。最忌恨此事的還得是陸建章的侄女婿馮玉祥，雖然徐樹錚在殺了陸建章后專電穩住馮玉祥，卻在七年後嘗到了苦果。1925年12月30日徐樹錚遇害固然不僅僅是因為陸建章案，但馮玉祥的幌子正用的是陸承武為其父報仇的名義，可見陸建章案對徐樹錚的致命後果。

徐樹錚收復外蒙古后，不僅大力推廣蔬菜種植以作長久計，還在外蒙修公路、開銀行、辦報紙、建學校，全力推進中國化教育。若能假以時日，潛移默化之下必有大收穫。可惜歷史終究沒有給他很長的時間。徐樹錚還在外蒙首府庫倫修了一個西洋網球場，閑暇之時常同部下官佐們一起打網球健身，並笑稱此乃“絕域蹴鞠”，頗有漢唐時代戍邊將領們的風采豪情。

徐樹錚雖然與其他軍閥的關係普遍不佳，卻同晚清民國的實業大亨張謇肝膽相照。他曾致函張謇，表達自己對他的景仰之情。諸多後生晚輩之中，張謇最欣賞和器重的就是徐樹錚。徐樹錚於1925年11月自歐美回國后，還特地與孫傳芳一起親赴南通狼山會晤張謇，與之談天說地，想推張謇為大總統，以抵制馮玉祥，張謇口佔一絕：“將軍高唱大江東，豈與梅郎角兩雄？識得剛柔離合意，平章休問老村翁。”以示婉拒。等到孫傳芳等離開、徐樹錚單獨留下時，更是五體投地拜張謇為師。隨後徐樹錚北上京津，張謇也不禁為徐樹錚的人身安全擔心。徐樹錚臨走前安慰張謇不用擔心，自己不會有事，但張謇依舊捏了一把冷汗。

一日深夜，張謇已經睡著了，忽然間卻做了一個詭異噩夢，夢見徐樹錚面色凄苦，走至自已的床頭前，口佔了一首詩：

與公生別幾何時？明暗分途悔已遲。

戎馬書生終誤我，江聲澎湃有誰知！

然後徐樹錚的身影倏然消失不見。張謇大驚失色，從夢中驚醒，全身已經冷汗直出。他感到不妙，披衣而起，坐等天亮，同時拿出紙筆，把夢中徐樹錚口占的那首詩記了下來。沒過一個時辰，徐樹錚在廊坊慘遭槍殺的噩耗即已傳來。剛才徐樹錚託夢於張謇的那首詩，竟然是絕命詩。張謇由此終身痛恨馮玉祥。

1922年徐樹錚在桂林會見孫中山時，曾在孫中山面前誇讚時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的蔣介石。後來蔣介石成為中國國民黨領袖后，對徐樹錚的提攜之恩念念不忘，因此厚待徐樹錚之子徐道鄰，甚至延聘他為家庭教師，教蔣經國漢文，所以蔣經國稱徐道鄰為“夫子大人”。而蔣介石在1934年所撰的對日示好的《敵乎？友乎？》一文，就是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的，從側面反映出蔣、徐兩家的密切關係。

徐樹錚著有反映他個人政治思想的《建國銓真》與文學作品《視昔軒文稿》《兜香閣詩集》《碧夢庵詞》等。經其子徐道鄰整理為《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於1962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989年其女徐櫻又推出增刊。

徐樹錚是北洋軍閥中少有的文武雙全的人才，一方面，他出身秀才，飽讀詩書，袁世凱曾形容徐樹錚“一臉的書氣”，在民初武人中可謂鶴立雞群；另一方面，他勤習武藝，曉暢軍事，雖有直皖戰爭之敗，但他所擬的戰爭草案卻得到時人高度讚許，皖系的另一人物曾毓雋還認為皖系戰敗不應歸咎於徐樹錚，反而是因為各路將領沒能好好履行徐樹錚所擬的戰爭草案。徐樹錚的活動是緊緊依託段祺瑞的，他與靳雲鵬、吳光新、傅良佐並稱皖系的“四大金剛”，而他無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賴和倚重的謀臣，因他如諸葛亮揮動羽扇一般為段祺瑞出謀劃策，故人稱“小扇子軍師”。徐樹錚對段祺瑞始終忠誠不貳，魚水情深，在皖系軍閥當權的1916年至1920年間，干出了許多大事，如再造共和、扶段倒黎、引奉入關、武力南征、對日簽約、籌建安福俱樂部、操縱國會選舉、收復外蒙古等等。徐樹錚在活躍於政治舞台期間，為人專橫跋扈、鋒芒畢露，學者稱“徐樹錚做事，往往獨斷獨行，亢直自愛，有時令人難於忍耐”，這種處事風格讓他與許多軍閥官僚的關係搞得很僵，甚至段祺瑞都對此有所不滿。

正是由於徐樹錚是段祺瑞的馬前卒，而且在軍閥中人緣極差，所以直皖戰爭後段祺瑞倒台，徐樹錚立即成為眾矢之的而備受攻擊。當時出版的許多關於徐樹錚的著作，如《徐樹錚秘史》、《徐樹錚正傳》、《徐樹錚軼事》、《徐樹錚小鳳合刊》、《安福禍國記》、《安福痛史》、《安福大罪案》、《段氏賣國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徐樹錚加以醜化和抹黑，無不指責他是禍國殃民的罪魁。北洋軍閥倒台後，先後執政的國共兩黨都對北洋集團全盤否定，徐樹錚自然也被打入“反動”人物的黑名單中。但由於他曾收復外蒙古，加上晚年與孫中山的聯合，所以對他的評價不算太過貶低，甚至比起直系當權時略有上升。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思想的不斷解放和史料的發掘運用，人們對徐樹錚越來越重視，評價也趨向客觀，尤其是時下民族主義情緒發酵，徐樹錚以其收復外蒙古的功績而耀眼，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抬高，形象也變得正面起來。總而言之，徐樹錚如同許多近代人物一樣，世人對其是非功過的評說都是毀譽參半、兩極分化，且其評價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是一個形象複雜而頗具爭議的人物，正如為徐樹錚作傳的學者王彥民所說，徐樹錚“有愛國之心之行，亦有誤國之處”，“徐樹錚一生毀譽交加，毀者謂其罪大惡極，以致殺之而快；譽者倍稱其愛國之至，恐繼起者無匹”。

• 袁世凱對徐樹錚的評價是：“又錚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軌，可期遠到。但傲岸自是，開罪於人特多”。 [61]

• 孫中山在聽說徐樹錚收復外蒙古后，致電盛讚道：“比得來電，諗知外蒙回心內向。吾國久無陳湯、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指徐樹錚）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歸復，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 [33]

• 康有為對徐樹錚的評價是：“其雄略足以橫一世，其霸氣足以隘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識通乎新舊，既營內而拓外，翳杜斷而房謀；又揚歷乎域外，增學識於四洲；其喑鳴廢千人，其洞視無全牛；其飛動高歌擅崑曲，其嫵媚清詞追柳、周。大盜竟殺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為人龍而寡儔。哀世亂而內爭兮，碎明月於九幽。” [62]

• 張謇對徐樹錚評價甚高，也對他的死極為痛惜，他所作的輓聯是：“語讖無端，聽大江東去歌殘，忽然感流不盡英雄血；邊才正亟，嘆蒲海西顧事大，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此外他還填了《滿江紅·挽又錚》、《滿江紅·題又錚遺像》六首詞，表達他對徐樹錚的哀悼與追思。 [63]

• 徐樹錚的同僚李思浩的評價是：“段派之中，徐又錚最為芝老所重用，他也最為跋扈，當時敵派對他無不側目，即段派之中，大多也對他不滿。……又錚這個人，有才氣，在我看來，也不能算是壞人，但喜歡用權術，而又心地偏狹，目空一切；凡是才力和他差不多的，或妨礙他獨攬一切的，他都不能相容。靳（雲鵬）是一個，張志潭也是因為受他排擠而投奔直系的。段芝泉對又錚最賞識，真可說是言聽計從，而且處處加以包庇。由於徐的心地偏狹，不能容物，有不少人因而背離了段。” [64]

• 徐樹錚的部下孫仲堯的評價是：“徐樹錚才華橫溢，文武兼資，而又勇於負責，是中國不可多得之人才。徐樹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主張中國參加協約國一方，以及關於西北邊防的籌劃等，都具有遠見卓識。他兵不血刃而能使當時的外蒙取消獨立，尤可以顯示他的應變才能。只是由於皖系失敗，徐氏平時任事太勇，鋒芒太銳，遂成為奉、直兩系和官場中一般滑官老吏的眾矢之的。否則段祺瑞和徐樹錚在歷史上都將會另有一番記載。” [43]

• 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評價是：“小徐其人雖未必是個一流軍官，但此人卻精明強幹，案牘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長人才。以故段氏組其混合內閣時，乃擢升小徐為國務院秘書長。此時段已年逾五十，國事蜩螗，日不暇給，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處理，此在舊式官場里，所謂代拆代行也。當時段氏是全國一人的大總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權傾一時；而小徐的個性，既不像黎總統那樣的菩薩，更不像陳布雷那樣的夫子，他是個光芒四射的幹才。因此對內他固然是段總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對外他就難免變成眾矢之的的憎惡和忌嫉的重心。” [56]

• 北洋軍閥史專家來新夏的評價是：“段祺瑞的統治，主要依靠徐樹錚、張志潭、傅良佐、曲同豐諸人，而徐樹錚尤為寸步難離的重要僚屬。徐樹錚威福自擅、左右政局，是段祺瑞的靈魂、段記北洋政府的決策人。直系軍閥曾通電聲討徐氏罪狀說：‘朦蔽總揆，脅制元首，……國會夭絕，都門禍起。……安福誕生，結黨營私，攬權竊柄。……強分界限，挑撥感情，既思以北圖南，更謀削直禍皖。……欺蔑前輩，藐視王章。’這正顯示出徐樹錚炙手可熱的顯赫權勢，而段祺瑞則倚之如左右手，不可須臾離之，甚至不惜以個人去就維護徐樹錚的弄權。” [65]

• 台灣學者、評論家李敖早年對徐樹錚評價不高，他在1962年撰文批評徐樹錚之子徐道鄰在編寫《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中的曲筆，認為徐樹錚是“一個心狠手辣、縱橫捭闔的宦海人物”，強調“作為一個學歷史的人，我不認為民國史中關於徐樹錚這一段史事，還有多少翻案文章好作，他的為人行事早已為天下人所共見，任何對他的洗刷都難免‘愈描愈黑’之譏”，並指責“他對蒙古的高壓政策帶來無窮的後患與隱憂”。 [66] 但後來對徐樹錚的評價轉變，稱讚道：“不但徐樹錚的才氣不可及，他的功業也不可及。他帶兵收復外蒙古，就是一例。……徐樹錚收復外蒙，如今已經六十年了，外蒙雖在徐樹錚死後二十年又獨立了，但這段歷史公論，卻將萬古長存，不會被歷史家忘掉。我現在重看有關外蒙的一些歷史，深深感到，當年中國若沒有徐樹錚，外蒙早就不是中國的了。徐樹錚以一介匹夫，舉措攸關國家大計，功在中國，中國真幸虧有他了！” [67]

• 徐樹錚在蒙古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惡人、侵略者，蒙古歷史書聲稱他“侵略”蒙古是受日本嗾使的，譴責他在蒙古推行的軍事獨裁和鐵腕政策，指控他禁止蒙古人自由活動，監視、搜查、拘捕、拷打蒙古人民，強迫蒙古人民為其軍隊提供服務和勞役，並恢復1912年外蒙古獨立以來蒙古人拖欠中國商人的債務和利息，成為蒙古人民身上沉重的枷鎖。 [68] 而被徐樹錚處死的蒙古王公達木丁蘇榮，也被奉為民族英雄。在蒙古作家仁親所創作的著名大河小說《曙光》中，亦花費相當篇幅描述徐樹錚在外蒙的活動，將其塑造為一個邪惡而殘暴的將軍，控訴他給蒙古人民帶來的災難。 [69]

註：第三代、第四代如今大多生活在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