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太后

馮氏是長樂信都人，出身於北燕皇族，祖父馮弘是十六國時期北燕國君。馮氏的母親王氏，樂浪郡（今朝鮮平壤）人，是馮朗在北燕時所娶。因多年動蕩不安，直到隨夫任官長安后，生活才暫時得以安定下來，王夫人給馮朗生下一個兒子，取名馮熙，即馮太后的同胞兄長。到了441年，王氏夫人又生下了一個女兒，就是後來的馮后。馮氏出生之時，距祖上建立的北燕滅亡已有六七年的光景。太武帝拓跋燾已完成了中國北方的統一，並與南朝宋沿黃河形成了對峙之勢。

馮氏出生后不久，哥哥馮熙就因叔叔馮邈戰敗，沒入蠕蠕（柔然，居於陰山一帶的少數民族），被人帶著逃到氐、羌中生活，多年以後才找回。接著，馮家突然遭遇了飛來橫禍：不知是朝廷對馮后那位曾為北燕王子的父親心存疑慮，還是馮朗果真有什麼不軌之舉。總之，馮朗因受一樁大案株連被太武帝下令誅殺了。按照慣例，馮氏因為年幼又是女孩，就被沒入宮中，成了拓跋氏的婢女。馮氏在宮中得到了姑母馮昭儀的多方照應。

13歲的文成帝登基不久，就選中馮氏做了貴人。這一年，馮氏只有12歲。

馮后離開了撫養自己長大成人的姑母，來到了文成帝的寢宮。婚後，陪王伴駕的生活是和美的，她也更有條件熟悉和了解國家最高層的政治運作了。由於用人得當，特別是由於重用漢族大臣高允，文成帝統治時期的北魏基本處於較為穩定發展的狀態，社會矛盾相對緩和。馮皇后對文成帝不拘民族成分，寵重漢族出身的高允，感到十分欽佩。朝廷之上對漢人的看法也明顯改觀。這對於日後馮皇后當政期間吸收漢法、重用漢人、推行漢化的措施，無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文成帝的施政風格給馮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的感情也與日俱增。

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5歲的馮氏被文成帝立為中宮皇后。馮後主持中宮，除了她的聰慧與才貌外，也與她在宮中生活多年深諳宮內諸多關節有關。因為，宮中嬪妃要得正位中宮，必須先要手鑄金人，若能鑄造成功，則視為吉祥如意，若是鑄而不成，則妃嬪不能立為皇后，這在北魏歷史上屬於“故事”，也就是定製。為什麼要鑄金人才能遂願？史書上只說是“以成者為吉”，但因何“以成者為吉”，沒有言明，推測這恐怕與鮮卑舊俗有關。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是個大學問家，他在《資治通鑒》注中曾說過：“魏人立后，皆鑄像以卜之。慕容氏謂冉閔以金鑄己像不成。胡人鑄像以卜君，其來尚矣。”也說鑄金像是為了占卜。也許鑄像以卜吉凶還有更深的內容包含其中。這與佛教當中造像的本義有無關連，是值得深究的。佛法東漸以後，雖遭魏太武帝拓跋燾毀禁，但民間信仰仍無消減，太武帝晚年就已對禁令有所鬆弛。到文成帝即位后，群臣都一再要求徹底解除對佛教的禁令，足見社會上下對佛教的信仰。興安元年（452年）底，文成帝頒詔各州縣許立佛寺，准許剃度出家，並親自為師賢等高僧剃髮。他在僧侶的建議下，命於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約三十里的武州山南麓，開鑿五所石窟，每窟中雕鑿石佛像一座，像高達六七十尺，遂成著名的山西雲岡石窟造像的緣起。

太安四年（458年），文成帝率兵巡視陰山，車駕深入大漠，使蠕蠕（柔然）絕跡遠逃，不少部落酋長率部求降。馮後為文成帝大揚聲威而歡呼雀躍，並陪他一起觀看了慶典活動。馮后不僅為國家的興盛而感奮，而且也為國家的未來而操勞。

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濬與梁國蒙縣（今河南商丘南）人李氏所生之子。太安二年（456年）二月，也就是馮氏被冊為皇后的第二個月，不足兩歲的拓跋弘被立為皇太子。道武帝拓跋珪學習漢武帝賜死鉤弋夫人的舊例，凡后妃所生之子冊立為儲君，生母皆要賜死，以防母以子貴，專擅朝政。李氏被賜死後，馮后便擔當起了養育之責，將拓跋弘視若己出，竭盡慈愛，使文成帝也深感快慰。

貴為皇后的馮后，深深地理解文成帝為國操勞的艱辛，儘力為他排解各種煩悶與不快，特別在生活上給他以溫存體貼。每次文成帝出征、巡幸歸來，馮后都以她的百般柔情化解皇帝的一路風塵。在馮後身邊，文成帝彷彿忘卻了朝廷上大臣的爭鬥，忘記了柔然、劉宋於南北的威脅。總之，馮后與文成帝的後宮生活是美滿和諧的。然而，天不作美。馮后做皇后尚不到十年，這種偕鴛效鴦的生活就畫上了休止符。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被譽為“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竟英年早逝，崩於平城皇宮的太華殿，年僅25歲。

喪夫之哀，令馮后痛不欲生，她一連幾日以淚洗面，嗚咽不止，既為丈夫離她早去而悲傷，更為自己命運多舛而哀痛。三日後，按照北魏的舊俗制度，焚燒文成帝生前的御衣器物等——這種葬俗至今在中國北方的一些鄉村仍有遺存，謂之“燒三”，朝中百官和後宮嬪妃一起親臨現場哭泣哀弔。當火光燃起，悲哀不已的馮后突然身不由己地高聲悲叫著，撲向熊熊燃燒的大火。周圍的人都被她的舉動驚呆了，待回過神來，急忙衝上去從烈火中救出馮后。幸虧及時，馮后才未被燒死，但煙熏火烤，她早已不省人事。過了很久，她慢慢地睜開眼睛，周圍的人們方鬆了口氣。馮后幽幽地蘇醒過來，突然間似乎對生死之事頓悟了。自己生來如此坎坷多艱，或許正是冥冥之中神靈的安排。既然如此，何不咬咬牙挺過去。想到此，馮后就像換了一個人，悲傷的雙眼透出了一股堅毅的光芒。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死後第二天，年僅12歲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為獻文帝，馮后被尊為皇太后。獻文帝即位后，由於貪權狂傲的太原王、車騎大將軍乙渾欺凌這孤兒寡婦，陰謀篡位，北魏政治中樞又面臨嚴重的危機。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間，乙渾三番五次地對安遠將軍吏部尚書賈秀說：“你應該要求朝廷給你妻子加封公主的名號。”乙渾的僭越用心昭昭。賈秀卻說：“像我們這樣的庶姓哪配稱公主？我賈某寧願死在今朝，也不會自不量力，貽笑後世！”乙渾大怒，惡狠狠地罵道：“老奴官，真是不識相的東西！”侍中拓跋丕（后改為元丕）聽到這一消息，知道乙渾謀反已是迫不及待，便急告朝廷。早已胸有成竹的馮太后立即進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計，下令拓跋丕、隴西王源賀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渾，鎮壓叛亂。很快，令朝野上下怨聲一片的乙渾便被捕殺，夷滅三族。平定乙渾之亂，穩定政治局勢，馮太后表現出果敢善斷的政治才幹。接著，她再露鋒芒，宣布由自己臨朝稱制，掌控朝政大權。馮太后這次臨朝聽政，前後僅有十八個月的時間。她憑藉多年宮中生活的閱歷和非凡的膽識，穩定了北魏動蕩的政局。

皇興元年（467年）八月戊申，京師平城的紫宮傳來了嬰兒的啼哭，原來是獻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個兒子拓跋宏。馮太后喜得長孫，自然十分愜意。這一天，天氣清爽，她見拓跋宏長得白白胖胖，心情格外舒暢。時隔不久，她就決定停止臨朝，不聽政事，由已經14歲、初為人父的獻文帝親政，轉而擔當起撫養皇孫拓跋宏的責任。獻文帝親政以後，頗有作為。他貶斥了不少馮太后寵臣男侍，並試圖重用提拔雖有才能而馮太后不喜之人，以結成自己的心腹。一開始，馮太后對獻文帝的所作所為雖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沒有立即發作。到了皇興四年（470年），馮太后再也忍無可忍了。事情是從李弈身上引起的。

自文成帝死後，年輕的馮太后不耐守寡的孤寂與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數民族政權，馮太后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選來做伴。李弈是官宦子弟，長得儀錶堂堂，風流倜儻，又多才多藝，善解人意，兼之有朝政之望因而深得馮太后寵愛，經常入侍宮中。獻文帝甚是不喜，以為後宮淫亂，世人也常有異言。皇興四年（470年）秋天，李弈的兄長、尚書李敷的好友和同宗——相州刺史李欣因罪被告發。李欣為了自保平安，自陳李敷隱罪二三十條。

獻文帝藉機下令，將李敷兄弟打入死牢。這年冬天，李弈與哥哥李敷、堂兄弟李顯德等人同時被殺。李弈死後，馮太后失去了一位甚是相得的寵臣，心中極難平靜。據《北史·后妃傳》載，獻文帝誅李弈，“太后不得意”。後來，獻文帝又把李欣擢為尚書，參決國政，使馮太后更無法容忍。於是，她利用自己的聲威與勢力逼迫獻文帝交出皇位。獻文帝本人聰睿夙成，剛毅有斷，並自年少時就已處政甚雅，舉朝稱善。但生性喜好黃老（道）、浮屠（佛）之學，常常與朝中士大夫和沙門（僧人）一起高談玄理，也給人一種雅薄富貴、厭倦國政、不以天下事為意的印象。在馮太后的強大壓力下，獻文帝曾想傳位給素有時譽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聯合反對。無奈，他只得在皇興五年（471年）八月，禪位給不滿5歲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書·天象志三》所說：“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太子拓跋宏即位，即是歷史上著名的孝文帝。獻文帝自己則做了太上皇，這一年，他只有18歲。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宮的太上皇並沒有放棄手中的權力。實際上，獻文帝此時牢固掌握北魏朝政，不僅朝廷大小國務皆親自處理，還屢屢頒布詔書行使大權，甚至多次親自率兵北征南討，取得大勝，頗有世祖太武皇帝之風。延興五年（475年）冬十月，已為太上皇的獻文帝在平城北郊舉行了大閱儀式，天下震動。這一切，使馮太后越來越覺得，自己需要再次出面執掌朝政以防獻文帝對自己不利。就這樣，一場巨大的宮廷事變悄悄引發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嚴，京師氣氛緊張，宮禁之中更是戒備森嚴。不久，太上皇應召前來晉謁馮太后，被伏兵一擁而上擒拿住，強行軟禁起來。隨後，死於平城永安殿。時人多言獻文為馮太后殺害。

馮太后被尊為太皇太后，也就再度臨朝聽政，成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時的馮太后，已年過而立，無論才識、氣度還是政治經驗，都更加成熟了。馮太后再掌朝綱，面臨著新的挑戰。獻文帝死後，政局動蕩起來。不僅如此，獻文帝時所整治的貪污犯罪，在其死後再次屢起，也使北魏統治面臨潛在的威脅。為了北魏長治久安，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馮太后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幹。

首先，馮太后對當初誣死李弈的李欣下了殺手，既給心上人報了仇，又樹立了朝廷整頓吏治的良好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為貪贓被處極刑，長安鎮將陳提等被罰徙邊。一些為官清正廉潔者，則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賞賜。為了大權獨攬，她還以謀叛罪誅殺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兒子和妻子也同時被殺。為了清除隱患，馮太后不惜大開殺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不過，馮太后對那些明顯沒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撫籠絡。如獻文帝的親信任內三郎的婁提，曾因獻文帝被害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馮太后不僅不怪罪他，反而下詔嘉獎他的節義。有些心懷不滿的大臣被她的舉動所感服，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馮太後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還特別注意培養扶植一些賢能之士做親信，組成一個效忠她的領導核心。在這個領導集團中，有拓跋氏的貴族，也有漢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內廷宦官。而其中的漢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寵幸之臣。

李弈被殺后，馮太后的私生活依舊毫無顧忌，不少健美強壯的男子成為其新寵。馮太后對其中的才幹之士，任以要職，委為心腹，這些人多成為她政治上的得力幫手和股肱之臣。如自稱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叡，自幼傳承父業，精通天文卜策之術，承明元年（476年）后，因姿貌偉麗得到馮太后寵幸，一下就被越級擢升為給事中。不久，又被拜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其後，王叡還曾勇退猛虎，保護了太后與孝文帝，因而更受親重。另一位是隴西李沖。李沖雖然是因為器能優長得到重用，但因其風度不凡，姿貌豐美，也逐漸被馮太后看中，成了她的情夫。馮太后常常將一些珍寶御物贈給他，素稱清貧的李沖，因而成為富室。馮太后臨朝時期，他以心腹之任盡職盡責，太和年間的許多改革措施，多有李沖參與謀划。馮太后死後，李沖對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斷慎密，孝文帝也對他“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史稱“君臣之間，情義莫二”。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游明根、高閭等一時名士也都頗得委重。每當褒美王叡等人，馮太后也會對拓跋丕等一同表揚，以示無私。這些人，成了馮太后臨朝時期的心腹集團。

此外，馮太后還對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來供事宮中，經常生活在帝妃周圍，馮太后臨朝聽政，對其中有才幹者也引為親信。所以像抱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層小宦官得到提拔，一歲之中而進至王公。馮太后利用他們出入禁闈，預聞機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臨朝聽政的時期，並沒有發生宦官專權、脅迫朝廷的現象。這是因為馮太后雖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對其行為作了嚴格的限制。《魏書·皇后列傳》稱：“（馮）太后性嚴明，對閹官雖假以恩信，待以親寵，決不放縱自流。左右之人雖有纖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責，多者至百餘，少亦數十。不過太後生性寬豁仁裕，不計前嫌，事後仍待之如初，有的還因此更加富貴。正因如此，人人懷於利慾，至死而不思退。”

由於培植起一個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團，馮太后的臨朝專政取得了成功，所謂“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而尤為令人稱道之處在於，馮太后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鋼鐵般的手腕，縱橫捭闔，排除干擾，對北魏的政治、經濟和風俗習慣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馮太后在進行全面改革的實踐中，並沒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她倒是儘可能讓他參與，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鍛煉。正是由於馮太后的悉心培養，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來，而且能夠繼承馮太后的改革事業，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這恰恰也是馮太後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成功之處。

馮太后感覺孝文帝過於聰慧，擔心日後對自己不利，便想要廢掉他。馮太后甚至曾經在寒冬臘月北風呼號之時，把只穿單衣的孝文帝關到一間小屋裡，三天沒給飯吃。多虧了拓跋丕、穆泰和李沖等朝廷重臣的勸阻，她才改變了主意。後來，有宦官對馮太后搬弄是非，譖說孝文帝的壞話，馮太后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頓。孝文帝默然接受，並不自明申辯。他對祖母太皇太后，沒有絲毫的怨言與不滿。也許是馮太后被孝文帝的態度感化了，也許是從未生養的馮太后對自己親自撫養長大的孝文帝動了惻隱之心，此後她對孝文帝再也沒有動過火氣，而是以一個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養、訓導這位雅有至性的皇孫。同樣，孝文帝也逐漸感到祖母皇太后是那樣的和藹可親，並且也為她臨朝時那鋼鐵般的性格和無所畏懼的氣度所威懾，對她產生了深深的敬佩與仰賴。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漸成為馮太后得意的事業繼承人。由於馮太后的親自教育與監督，孝文帝手不釋卷，刻苦讀書，日復一日，孜孜以求，不僅對儒家經典的精奧諳熟於心，而且史傳百家，也無不涉獵，成了一位頗有才學的皇帝。據說他的詩賦文章皆即興而作，立筆而就，即使有時因事情緊急，騎在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筆之風度。

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孝文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從這年開始，馮太後有意讓他參與朝廷事務，培養他的政治才幹，有關的詔敕冊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當然，孝文帝的行動並沒有超越馮太后允許的界限，所謂“優遊恭己，玄覽獨得，著不自言”，從不過多發表意見，更談不上大事參決。此時的孝文帝還不可能擺脫馮太后而獨當一面。馮太后看著孝文帝一天天長大，親自作了《勸戒歌》三百餘章和《皇誥》十八篇，作為他學習的指南和行為準則，從思想上向他灌輸治理天下的原則，以使他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時，馮太后還特別注意言傳身教，以身作則，現身說法地對孝文帝進行教育和示範。

馮太后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厲行節約。臨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鷹師曹，禁止各地上貢鷹之類的傷生鷙鳥。平日穿戴，皆是些縵繒（沒有花紋裝飾的絲織品），從沒有錦繡華麗的裝飾。至於膳食，她臨朝以後，也改變了原來宮廷之中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花樣繁多的舊制。平日，她在一種寬僅幾尺的几案上就餐，使原來的食譜減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絕了奢侈、鋪張。在馮太后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養成了節儉樸素的性格，平日穿著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騎的鞍轡是鐵木做的，並無金雕玉鏤。對此，馮太后極表讚賞。除了平日聽政、臨朝，馮太后還經常外出巡視。每到這時，她一般都將孝文帝帶在身邊，以便讓他隨時隨地得到磨鍊。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49歲的馮太后死於平城皇宮的太和殿，謚號文明太皇太后。她臨終時，曾降遺旨，並書之金冊，安排了自己的後事。遺旨說：她死後，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務行儉約，其幽房設施、棺槨修造，不必勞費。陵內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

馮太后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內他滴水未進，毀慕哀悼。對太后的陵墓規格，儘管高閭、游明根等鴻儒重臣多方要求按太后金冊遺旨辦，孝文帝仍堅持將墳陵拓寬六十步，實際上這是對國君的葬禮規格。

當年十月，馮太后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選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大同北），沒有和文成帝合葬。孝文帝為了表達自己的孝謹，在永固陵東北約一里處，為自己營造了壽宮，準備死後也埋葬在這裡，永伴撫養自己成長的祖母太皇太后，以體慰她陰間的孤獨。后因孝文帝遷都洛陽，全面實行漢化——這使“太和改制”再奏高歌，將洛陽瀍水以西的北邙阪作了皇家的陵寢之地，方山虛宮後來僅號為“萬年堂”。儘管如此，改革大業後繼有人，並能在以後的歲月里發揚光大，已足以使馮氏瞑目黃泉了。

自從拓跋珪開國，北魏政權各級官吏皆無俸祿，平日都要依賴貪污、掠奪和皇帝隨意性的班賞來獲取財富。這在北魏初建之時，作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採取這種方式是不足為奇的。但是，當北魏政權逐漸在中原地區確立統治地位，這種以掠奪為主的財富分配方式日益給北魏政治帶來嚴重的問題。特別是隨著戰事的減少，戰時掠奪的機會有限，各級官吏為了滿足私慾，便毫無顧忌地盤剝、搜刮民脂民膏，從而導致北魏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統治的危機。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從文成帝時就曾數次下詔禁貪，獻文帝時也作了嚴格規定，並有人提出了給官吏班祿的建議，可惜並未能實施。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馮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兩漢魏晉舊制下達了“班俸祿”詔書。規定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斗，作為發放百官俸祿的來源。內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確定其俸祿的等次。俸祿確定之後，再貪贓滿一匹者，處死。此法的實施，對普通百姓雖有“一時之煩”，但終能得到“永逸之益”。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為代表的鮮卑貴族的反對，他奏求停行班祿，依舊斷祿。馮太后召令群臣討論。中書監高閭奉表駁論說：“天之大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君班其俸，臣受其祿，自堯舜以來斯道未改。二聖（馮太后與孝文帝）稽准舊式典章，行班祿俸，苛慝不生，上下無怨，止貪殘之心，勸竭效為國之誠。若不班祿，則貪利者肆其姦情，清正者不能自保，這簡單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議，不亦謬乎！”高閭的話不僅代表了當時一批具有遠見的官僚的意見，而且也符合馮太后的心思。於是，馮太後下詔依從高閭所議，仍舊實行班祿。

為了切實貫徹俸祿制，馮太后還派使者分巡各地，糾舉食祿之外犯贓者。太和八年九月間，孝文帝的舅舅，時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貪暴無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員坐贓處死者四十餘人。經此整飭，北魏吏治大有改觀，貪贓受賄者也大有收斂。班祿的實施，為馮太後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次年十月，馮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議下，頒布了“均田令”，從而開始在社會經濟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均田令”是指國家對無主荒田以政府的名義定時、按人口分授給農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無居者和蔭附於豪強名下的佃客也擺脫了束縛，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從而增加了國家控制的勞動人口和徵稅對象，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一制度，使北魏落後的社會經濟結構迅速向先進的封建化的經濟結構過渡，同時為經濟結構的靈活運轉補充了新鮮血液。均田令的頒布實施標誌著北魏統治者開始轉向接受漢族的封建統治方式。這一制度歷經北齊、北周，到隋唐約三百年，不僅使北魏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而且奠定了後來隋唐社會的經濟基礎。馮太後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對北魏歷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太和十年（486年），馮太后又主持對地方基層組織——宗主督護制進行改革，實施了“三長制”。自西晉滅亡后，居於北方的豪強世家多聚族而居，設塢壁自保，自給自足。北魏建立后，任命塢主（豪強地主）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宗主督護制。在這一制度之下，戶口隱匿現象十分嚴重。政府徵收戶調時，只能依據戶籍上登記的戶口，但實際上往往三五十家為一戶，千人百口共為一籍，而當時實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戶的自耕農民同這種實際上有眾多蔭附人口的宗主戶等量齊觀的。這樣一來，勢必造成國家賦役徵發在數額、輕重方面的不均，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為了把豪強隱匿的勞動人口編入國家戶籍，既增加政府編戶，又抑制豪強勢力，大臣李沖提出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三長制”。“三長制”即按照漢族的什伍里甲組織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層機構，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五里為一黨，鄰、里、黨各設一長，合謂三長，由本鄉能辦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負責檢查戶口，催征賦役，管理生產，維護治安。任三長者，可優復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馮太后見到李沖的奏疏，讚不絕口，便召集公卿討論。中書令鄭義、秘書令高祐等人提出反對，認為此事實難推行，鄭義還以退為進，對馮太后說：“太后倘若不信，就只管試行，事敗之後，當知臣等所言不謬。”著作郎傅思益更是危言聳聽：“若改行此法，恐生擾亂，三長之制，不可執行。”太尉拓跋丕卻極力贊同，他說：“太后陛下，臣以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另有大臣提出，此時正當農忙季節，猝然改制，新舊未分，恐百姓因生勞怨，不如過了秋收，到冬閑時節再慢慢動手為宜。李沖不同意這樣的意見，他說：“眼下改制，正可使百姓親受其益，使他們明白改制的目的，這正是推行新制的大好時機。”馮太后見眾人莫衷一是，意見很難統一，便將手一揮，止住了眾人的爭論。她用眼光掃視了一下大殿上的群臣，斬釘截鐵地宣布：“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恆分，庇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如此看來，又有何不可？”群臣見她已是胸有成竹，就連那些持有異議者也都閉口緘默、俯首聽命了。在馮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李沖的建議得以付諸實施。這樣，北魏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地方基層組織，既便利清查蔭附戶口，又確定了課徵賦稅的統一準則，防止那些企圖逃避賦役者再鑽空子，從而削弱了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增強了國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權威。

馮太后採取的這些重大改革措施，對於促進北魏由鮮卑族落後的生產方式向漢族先進的封建生產方式的過渡，即封建化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為了使鮮卑族逐漸適應漢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禮儀制度，馮太后大興教育，尊崇儒法，禁斷卜筮、讖緯之學，從而開始了鮮卑族的漢化過程。這一點，又為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大規模的漢化措施打下了基礎，清除了障礙。

馮太后在政治上無疑是個鐵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瑣事上卻表現得仁慈和善。有一次，她身體不舒服，服用庵閭子（一種中草藥），主事的廚子卻稀里糊塗地端上一碗米粥，由於粗心，他居然沒有發現粥中竟有一支數寸長的蝘蜓（類似壁虎的爬行動物，俗稱石龍子）。馮太后正要張嘴吃時，用湯匙輕輕一攪挑了出來。在一旁奉侍太后的孝文帝見此情狀，很是惱火，狠狠地將那廚子大罵了一通，並準備處以嚴刑。馮太后卻笑著擺擺手，把早已嚇得體如篩糠的廚子釋放了。孝文帝對此感觸很深，很多年後，他也沒有忘記。

到他親政后，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一次是廚師在進食時不慎將熱湯撒了，燙傷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飯時，也發現碗中有飛蟲之類的東西。孝文帝既沒有對廚師發火，也沒有怪罪於人，只是和馮太后當年一樣，一笑了之。

馮太后在孝文帝身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也贏得了孝文帝對她的格外孝敬。有一次，馮太后帶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國使者、諸方渠帥行幸方山，在靈泉池大擺酒筵，馮太后令眾人各自表演當地舞樂以助酒興。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見狀也紛紛起身，舉杯為馮太後上壽。馮太后見狀，心中大樂，情不自禁地隨著節拍作歌，孝文帝亦隨之放開歌喉相和，並向馮太后再拜上壽。一時間，酒筵之上，歌舞四起，與太后和歌高唱者達九十餘人，一派祥和、歡快的氣氛。

馮太后出身北燕皇族，是燕王馮弘的孫女。馮太後為了追思祖父馮弘以及故國北燕，曾命人在北燕故都——龍城（今遼寧朝陽），修建了一座“思燕佛圖”。思燕佛圖及其所屬寺院成為早期東北佛教的重要傳播源頭之一。思燕佛圖歷經毀壞、重建及修繕，最終演變為朝陽北塔，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魏書·卷十三·列傳第一》有傳。

馮太后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女政治家，主持北魏政權多年，其團隊中主要是中書學畢業的士族大地主，對北魏國家封建化有一定作用。

馮太后加入北魏管理層多年，以個人智慧實現了北魏兩代人的順利交接，北魏太和改革前期是由馮太后實行的，她輔佐三代帝王，為北魏王朝的政局穩定做出重大貢獻。

《文明太后》

《風華絕代馮太后》

《一路芳妃》

《千歲》

《北魏馮太後傳》

《千古一后：北魏文明太后》

《錦繡未央》（庶女有毒）

《啞舍》

在龍門石窟諸多洞窟中，古陽洞是開鑿最早、內容豐富、北魏皇室造像最集中、魏碑書法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是龍門石窟唯一與馮太後有關的洞窟。

龍門石窟研究院一位專家告訴記者，古陽洞的最初開鑿時間要早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由於鮮卑族崇尚佛教的人居多，所以早在遷都洛陽之前，就有鑿窟建寺的傳統。

鮮卑族有為祖先建造佛像祈福的傳統，例如賓陽洞就是北魏宣武帝為其父母所營造的洞窟之一。

北魏孝文帝和祖母馮太后感情很深，他曾在馮太后位於平城的永固陵附近，為自己營造“壽宮”。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為其祖母開鑿洞窟，造三尊巨像，古陽洞為北魏孝文帝為馮太后所鑿。

馮太后和北魏孝文帝祖孫二人的感情之深厚還不僅僅體現在開鑿洞窟方面，北魏孝文帝一到洛陽，就以為祖母馮太后追福的名義，在城南開陽門外的勸學里(今伊濱區佃庄鎮附近)建報德寺，通過建寺來紀念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