飼育

《飼育》講述了一個離奇的故事，主人公“我”和“弟弟”以及夥伴們是位於峽谷里的小山村——開拓村的一群孩子。一天，一架敵人的飛機墜毀在村邊山上的森林裡，一名黑人飛行員被村民逮住了，在上級處置命令到來之前，他像牲口一樣被“飼養”在了“我”家居住的村中央公共倉庫的地下室里。因為“我”父親是位獵人，有獵槍，成了“黑人”的看守者，“我”也因此獲得了給黑人俘虜送飯的權利，村裡的小夥伴們對我有機會接觸到黑人非常羨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夥伴們完全接受了黑人，並把監護黑人作為了一種快樂。“我們”打開了黑人腳上的枷鎖，帶他到村子里轉悠，大人們也不再指責，“我們”與黑人快樂地相處。

情節的遞轉突變由鎮政府職員“書記”引起，他從鎮裡帶來了要把黑人押送到鎮上去的消息。於是“我”出於對黑人的友誼，跑去黑人那裡提醒他注意。而往日的黑人朋友卻突然間變成了敵人，將“我”抓為人質，“我”掉進了恐懼的深淵，看著地窖外的大人們，希冀他們看在“我”的份上放棄暴力。然而往日純樸善良的村民們卻是如此暴怒，他們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爹向“我們”撲來，舉起了厚刃刀將“我”的左手連同黑人的頭顱一起打得粉碎。最後引起這場暴力的鎮政府職員“書記”死於非命，峽谷山村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但極度的恐懼，強烈的反差，深切的困惑使“我”大病一場，也給少年純潔的心靈留下了可怕的陰影。

社會背景

《飼育》故事發生的背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四國山區鄉村。童年時代的大江健三郎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的殘酷性給他幼小的心靈強烈的震撼，尤其是發生在1945年的九州帝國大學人體解剖事件，對經歷過戰爭時代而又進入戰後“新時代”的大江健三郎來說，帶來的不僅是心靈的震撼，更重要的是他對戰爭的反思，更是給正處在青年時期的大江健三郎以“靈魂的救治”為主題找到了全新而又寬廣的舞台。

在大江健三郎創作《飼育》的20世紀50年代末期，整個日本還沉浸在二戰後民主主義的思潮當中，“歧視”是一個普遍存在卻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在日本，“歧視”還有著源於歷史的特殊內涵，如賤民歧視問題幾乎與日本天皇制的建立相伴而生。明治維新后雖然頒布了解放令，但歧視問題並未得到徹底解決，對阿伊努族的歧視等也是一直存在的社會問題。

阿伊努族人是日本最初的居民，是赤道人種的一支。據日本史料記載，阿伊努人在公元五世紀時被稱為“毛人”，因為他們的特徵是皮膚比較黑，毛髮濃密而長，使用獨一無二的語言。日本東北部的地名，許多來源於阿伊努語。“阿伊努”一詞，在該族語言中是“人”、“男人”和“尊敬”的意思。阿伊努人原先主要靠漁獵為生，漸漸開始農耕定居，後來與中國和本州居民通商。

個人背景

1935年出生於四國島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的大江健三郎，在被森林和峽谷包圍的山村裡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美麗的大自然風光和與外界隔離的山村給大江健三郎的創作活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我”

“我”出生於二戰期間日本一個偏遠閉塞的村莊。“我”是一名小學生，有一個弟弟，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峽谷村莊”里。“我”對於成年世界，有一種抵制厭惡的感覺，在本該無憂無慮的童年，而“我”卻被強迫著長大。“一個天啟的思緒浸遍‘我’的全身，‘我’不再是孩子了。與豁唇兒的血淋淋的爭鬥、月夜下掏鳥窩、玩爬犁、抓野狗仔——這一切都是小孩子的把戲，而‘我’已經與那個世界無緣了。”

在“飼養”黑人大兵期間，“我”擔任了給黑人兵送食物的任務。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夥伴們，甚至於大人們對黑人兵都放鬆了戒心，特別是以黑人兵修理拴在他腳踝處的野豬套索時與孩子們的對話為契機，孩子們和黑人兵正式“破冰”，同時也宣告黑人跟“我”們友好交往的開始。但是好景不長，鎮上押送黑人兵的通知一到，黑人和大人們之間的戰爭爆發，“我”也成了名副其實的“人質”。最終大人砍死了黑人兵，“我”也隨之被解救。

“弟弟”

“弟弟”雖然年紀小，可是對殘忍的行為有著濃烈的興趣。“弟弟”穿上了號子服，加入到少年犯之間。開始的兩三天，好奇與高興使他異常興奮。他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總是熱淚盈盈地和別人攀談，纏著人家告訴他犯罪始末。晚上和“我”蓋著一條毛毯睡覺的時候，總是興奮地久久回味著聽來的兇殘犯罪情節。“弟弟”已經了解了夥伴們炫耀的血腥的過去，所以整天入迷地策劃自己想象中的犯罪，常常跑到“我”身旁，激動得滿臉通紅，告訴“我”他想象用橡皮槍打穿了自己的小女朋友的眼睛等。

“黑人飛行員”

“黑人飛行員”是在敵人飛機墜毀時被俘虜的。他最初就是以一個“獵物”的稱謂出現的。“獵物”穿一身草綠色制服，配以沉重拙笨的靴子、兩隻腳踝上纏著套野豬的套索。當孩子們把黑人腳上的鎖鏈取下來，黑人“眼睛總是被不知是淚還是油脂的粘稠液體濕潤著”，孩子們和黑人飛行員“化敵為友”，黑人飛行員漸漸成了孩子們生活的一部分。孩子們和黑人飛行員一起到汲水場的泉邊洗澡，黑人飛行員從村裡的女人手裡得到了食物。

主題思想

《飼育》的主題：“戰爭體驗”——太平洋戰爭時期一個少年在極端國家主義的日本社會裡的體驗。

故事主人公都是未成年的少年兒童，表現的是戰爭時期成人的瘋狂行為對少年身心的影響。戰爭時期的日本社會是大人們製造出來的令人窒息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大人們變得殘忍瘋狂。在《飼育》里，少年主人公的感受告訴人們，如果沒有敵機偶然飛到山村，如果沒有大人們的兇狠爭鬥，如果沒有村民對逃跑士兵追擊和兇殘的懲罰，少年兒童是覺得戰爭是很遙遠的事情。由於大人們在參與戰爭，本應快樂的生活變得令人窒息。製造戰爭的大人也給少年兒童製造了一個恐怖的世界。在小說《飼育》中，作家寫道：“我和弟弟是被堅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緊緊包裹著的、粘附著嫩皮的綠色小種子。這種子柔軟嬌嫩，只要接觸到戶外的光線，便會痛得顫抖剝落。堅硬的表皮外，在屋頂放眼可及的遠方狹長耀眼的大海邊，那層巒疊嶂的群山對面的城市裡，曠日持久的、如傳說般雄壯卻顯拙劣的戰爭正吐出窒悶的空氣。但是，戰爭對於我們，不過是村裡小夥子的遠征和郵差時兒送來的陣亡通知罷了。戰爭未滲入堅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最近開始飛越村子上空的‘敵’機，於我們不過是一種希奇的鳥兒罷了。”

作為少年兒童不理解大人為什麼要製造這樣一個殘酷的世界，可這個殘酷的世界就是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時期日本專制社會的真實寫照。日本法西斯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嚴酷的法律和一套嚴密的管理體系加強了對日本社會的控制。1937年，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國體之本義》規定了日本全體國民必須無限忠誠於以天皇為首的專制政府，專制政府通過法西斯教育，把整個國家都軍隊化了，並通過《治安警察法》等一系列嚴酷法律，嚴厲鎮壓國民的不滿和反抗思想行為。在當時的日本，“‘舉國一致’、‘萬眾一心’成為國民的口號，因此不允許有反對、批判國家政策的活動。萬一有人做了類似的事或說了類似的話，就要被鄰居作為‘要注意的人’，而受到全村的制裁和排擠，被作為‘非國民’向警察告密的危險性也很大。去告密的人完全不是想做壞事，而是以出色完成‘國民義務’的‘愛國者’而自居。當時，有許多這樣的‘愛國者’，因此，人們只有保持沉默，別無選擇。”

《飼育》中的文書人物就是專制統治的象徵。有了文書、村長等這樣的法西斯專制政府的效忠者，整個日本社會完全按照侵略戰爭的需要來運行，所有的國民被動員起來支持參與戰爭。《飼育》中描寫的村民是手持獵槍，聽到號令立刻集中。《飼育》里的村民聽到有敵機上的飛行員跳傘，便像“圍獵野豬的樣子”一起去搜山。

在一個全體國民都瘋狂參與侵略戰爭的年代，在一個由法西斯軍國主義專制統治的年代，日本的成年人讓少年兒童一起參與支持戰爭，一起經受這令人窒息的夢魘世界。《飼育》中的大人們把被俘虜的美國黑人士兵當成牲畜給飼養起來。在孩子眼中，大人的做法是極端殘忍的。“好像冬日圍獵野豬的樣子，大人們嚴肅地抿著嘴唇擁著‘獵物’，前傾著身子走過來，看似有些悲哀的樣子。‘獵物’並未穿灰褐色的絲綢飛行服，而是一身草綠色制服，配以沉重笨拙的靴子。他歪著烏黑髮亮的大臉仰望著落日餘輝殘存的天空，一瘸一拐地拖著雙腿走過來。‘獵物’的兩隻腳踝上纏著套野豬的套索，套索發出嘈雜的聲響。”大人們不僅用逮野豬的方式抓獲了俘虜，更用關押野獸的方式對待這個黑人士兵：“大人們再次圍住黑人士兵開始慢慢地往回走。我們拉開距離跟著沉默的隊伍，隊伍在倉庫一側的貨物裝運口前停了下來。那裡有一個冬天用於貯藏栗子的地下倉庫。人們挑出秋天結出的上好栗子，用二硫化碳殺死硬殼裡的幼蟲加以貯存。那地下倉庫張著黑洞洞的入口，看上去像野獸的巢穴。彷彿一項儀式開始了似的，大人們就那麼簇擁著黑人士兵莊嚴地走下，從里側蓋上了厚厚的蓋板。”從此，這個黑人士兵就腳帶鐐銬，像野獸一樣被關在這個地牢里。

《飼育》中的孩子們承擔起了給黑人俘虜送飯及看護任務，隨著時間的推移，大人們開始關注自己的事情，對黑人俘虜的事情似乎有些淡忘了，而孩子們開始按照自己的意願對待這個黑人俘虜了。“我們這些孩子完全沉醉於黑人士兵了，他佔據了我們所有的生活空間。他像瘟疫般在孩子們中間擴散擴散。但是，大人們有工作要做，他們不會傳染上孩子們的瘟疫，不可能靜候鎮公所那遲遲不來的指令。就連負責監視黑人士兵的我的父親也出門打獵去了。於是，黑人士兵開始完全無條件地、只是為了滿足孩子們的日常生活而生活在地下倉庫里。”

孩子們先是打開了黑人腳上的套索，又經常帶黑人士兵到村子里的石板路上散步，後來又帶黑人俘虜去公共汲水場的泉水池一起嬉水，孩子們從黑人俘虜那裡得到了無盡的歡樂。當鎮上的文書帶來要把黑人俘虜交到縣裡的指令時，“我們墜入了驚愕與失望的深淵。交出黑人士兵之後，村裡還有什麼？夏天將變成空虛的外殼。”

所以，孩子們想竭力把黑人俘虜留在村子里，黑人俘虜也為了不離開村子就劫持了“我”，結果在衝突中被打死了。面對黑人俘虜的死亡，“我無法忍受包括父親在內的所有大人。這些呲著牙齒，揮著柴刀向我猛撲過來的大人們非常奇怪，我無法理解他們，他們令我感到噁心。”

大江健三郎對於軍國主義發動的那場戰爭的認識是一種矛盾性的批判。這就是一方面揭示了戰爭時期天皇制專制主義國家體制對國民的壓抑，另一方面表現了由於民族自尊而引起的對戰後美軍佔領體制尚未完全克服的抵觸情緒。《飼育》作品是為了表現對戰後社會的不滿，社會猶如一個封閉的實體，四周都是“牆壁”，而自上而下的強權統治和美國軍隊的佔領等則是構成“牆壁”的內涵。

藉助兒童視角，大江健三郎在批判隱藏於人自身內部的暴力傾向的同時，對以戰爭方式表現出來的“國家暴力”的根源進行了影射。

寫作手法

兒童視野中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

在《飼育》中，大江藉助涉世未深的“我”的眼光來講述故事，使故事的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特徵。《飼育》的開頭描寫了“我”和弟弟傍晚時分來到峽谷底的臨時火葬場，尋找用來做胸章的死人殘骨。夜幕降臨，“我”突然想到村裡的一個女人前幾天在這裡被火化的情景，覺得“死屍的氣味象某種甲殼蟲在手指的重壓下溢出的膠狀分泌物一樣，又重新在我的鼻孔里擴散開來。”

從火葬場回來的路上，“我們”遇到了敵機撞山，驚訝得“像掉進油里的飛蛾，動也不能動。”“我們”想象著敵機飛行員的處境，認為外國兵躲在開滿草穗般花朵的高大的樅樹枝上，臃腫的飛行服上沾滿了樅樹花，“把他裝扮成一匹肥碩的冬眠前的松鼠”。然而，被捕的黑人士兵給“我們”的第一感覺是恐懼，“我”甚至覺得關押黑人的地窖的小窗“象傷口一樣張開黑洞洞的大嘴”，自己似乎會被黑人從那裡拉進去。借給黑人士兵送飯的機會，“我”近距離地接觸到了黑人，看見他的厚嘴唇如橡膠一般，一口白牙“像機器零件一樣排列得井然有序”，喝起奶來“像夾雜著氣泡的湍急流水”，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

兒童對死的恐怖、看到敵機的驚訝、對外國士兵潛藏狀況的想象、對黑人士兵的恐懼以及對其旺盛的食慾的描述，都通過與“我”周圍自然界事物的類比生動地展現出來。小說中這樣的描寫比比皆是，體現了兒童思維的詩性色彩。

兒童具有生命的原初體驗，這種體驗尚未經受或很少受到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浸染，使他們的思維呈現出非理性的一面，進而使他們憑藉自己敏銳的感覺和豐富的想象來感知世界。兒童的邊緣地位，兒童未被世俗蒙蔽的眼光，成為感性地反映現實存在的一種很好的觀察點。“以兒童的視界去透視世界，人類的生存世相將會脫離‘習慣性桎梏’下的理解方式，呈現出別樣的意義。”

“我”所呈現的原生態的社會面貌就不同於成人眼中的世界，它形象生動，具體可感。“我們”沒有親身體驗過死亡的恐懼，小說開頭“我們”採集死人殘骨做胸前的飾物這點，充分體現了兒童懵懂無知的天性。對於戰爭，對於戰爭所帶來的生與死，“我們”也毫不關心，在自己的世界里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飼育》中這些新奇的比喻是兒童眼中的世界呈現，它打破了人與物的天然界限，充分展現了兒童的世界認識與自然密不可分這一原始思維特徵。實際上，在這篇小說中，比喻已超越了修辭的範疇，成為兒童視角、兒童感覺的文字呈現。透過這些比喻，我們可以看到兒童與自然本能的親近以及兒童思維的天真無垢。在某種意義上，兒童的成長過程也就是童真逐漸喪失的過程。

《飼育》是描述敘述者在童年時代喪失純真，獲得人生經驗的故事。通過大江式的動物意象的運用，年輕的敘述者的這種新的精神狀態和作為物的人這一觀念被展現出來。動物意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推進了敘述且與作品的主題密切相關。

文本中，動物意象幾乎在所有登場人物身上都有所體現。動物意象體現了兒童與自然的親和，小說人物在兒童思維的觀照下通過與自然界動物的類比得以生動呈現。“我”的父親得知敵機墜毀的消息時非常警惕，“像潛伏在黑暗的森林裡準備撲向獵物的野獸”，準備隨時出動圍捕敵人。與大人們的不安相反，孩子們快樂無比，兔唇兒在泉水嬉戲時，“嘴裡發出鳥叫般的笑聲”；弟弟吃馬鈴薯時“象一頭幸福的野獸”；村裡的孩子們玩著爬犁，“像一匹幼獸在草地上飛馳”。

動物意象更多地用於黑人士兵。在爹眼裡，黑人渾身一股牛臊味，“跟牲畜沒兩樣”。在孩童的“我”的看來，被俘的黑人剛開始被關進地窖，“像一頭挨了一頓狂鞭的牲畜”，和他近距離接觸后發現黑人像“一頭笨重的黑色野獸”，“簡直是一頭溫柔馴順的動物”。他造型優美的捲髮，在他那“象狼一樣尖立的耳朵上方翻騰起黑褐色的火焰”。在和黑人士兵水邊嬉戲時，“我”覺得他濕漉漉的健壯的身體豐滿而俊美，“像一匹黑色的馬”，“剽悍的姿勢如同發情時的公山羊一般”。孩子們都覺得“黑人是一匹無比出色的家畜，一頭天才的動物。”這些描寫展現了黑人士兵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像牲畜一樣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黑人最終沒有擺脫被殺害的命運。

兒童視野中的暴力和死亡

在《飼育》小說中，大江健三郎雖然選擇兒童充當觀察世界的視角，憑藉兒童的感性思維方式進入小說的敘事話語系統，但他並不是以對天真純潔的兒童世界的描繪和建構作為自己的最終目標，而是要將兒童感受到的成人世界的暴力和盲目屈從的一面挖掘和呈現出來，以宣洩心中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兒童視角實質上是大江健三郎自己觀察和反映世界的隱喻或載體。

山谷村莊的孩子們，本能地感受到山村和鎮子這種中心和邊緣的對立存在，從而將村民和鎮上的人置於對立的位置。一走進鎮子，“我”便把肩緊靠在爹身上，不去理睬街上的孩子們投來的挑釁的目光。“我”知道，如果爹不在身邊，這群孩子會用口水和石塊迎接我的。“我”對鎮上的孩子，總有著一種像對待令人生厭的毛毛蟲似的厭惡和輕蔑的感情。陽光下這群體態瘦小、目光奸詐的孩子，如果沒有躲在昏暗的店鋪里監視我們的大人，“我”相信，不管是誰，“我”都會把他打翻在地。即使是山谷村莊的孩子們之間，“我們”也能看到上與下的等級差異。

《飼育》的兒童視角雖然表述的是兒童的感受，但是，它只是借用了兒童的詩性思維和純潔心靈，為複雜、嚴酷的當下現實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觀察角度，它關注的焦點仍然是戰爭中人們閉塞的生存狀態，建構的依然是有著戰爭反思意味的社會小說。《飼育》結尾一場暴力的上演把主人公推到死亡的邊緣，主人公“我”孩提時代的純真和幸福在一瞬間化為烏有，猶如戰爭的暴力使日本整個國家陷入困境，變得傷痕纍纍一樣。從“我”感傷的敘述中很容易聯想到政府和當權者不惜犧牲無數生命發動侵略戰爭這一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力給人們帶來的傷痛。

“歧視”視角

透過“歧視”的視角審視《飼育》，可以捕捉到作者顛覆日本既成“歧視”邏輯的多重努力，如對傳統等級體系的無視、對貴賤標準的重新構建等，而其中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對動物邏輯的顛覆。

與“飼育”這一標題相吻合，文本中以動物作比的表達隨處可及。

1、“我們撇下豁唇兒，跑回巨獸般伏在黑暗之中的倉庫。”

2、“外國兵那臃腫的飛行服上也許沾滿了樅樹花，把他裝扮成一匹肥碩的冬眠前的松鼠。”

3、“他濕漉漉的軀體在強烈的日照下閃著光，像一匹黑色的馬，豐滿而俊美。”

4、“我像一匹誤中圈套的黃鼠狼。”

5、“那種剽悍的姿勢如同發情時的公山羊一般。”

6、“黑人像一頭敏捷的野獸朝我撲過來。”

7、“弟弟像一頭幸福的野獸，兩手捧著馬鈴薯。”

考察作品中的句子，可看出動物並未完全納入人類的貴賤體系，在“我”的視線里，動物世界本身並不具有從屬人類、低人類一等的被歧視色彩。對動物的分類有體型（巨獸、肥碩）、顏色（黑色）、習性（敏捷）、生理（冬眠前、發情時）、生存狀態（誤中圈套）等標準，敘述的多是動物的自然屬性或生理特點，而“我”則宛如一個動物的同類，在打量著與自己息息相通的夥伴。小說中一些主觀性較強的表述更是充滿了感嘆色彩，動物常常成為“我”以讚美的口吻稱頌的對象，如描摹最疼愛的弟弟的例句：“弟弟像一頭幸福的野獸，兩手捧著馬鈴薯。”彰顯出“我”的動物觀。

根據重新界定價值體系這一思路，抱有反歧視意識的作者精心設計了另一個具有隱喻色彩的情節：驕傲地展示“父親”扒黃鼠狼皮的技術。

“我總是在心裡盼著黑人能來瞧瞧我們是怎樣工作的，回到倉庫，黃鼠狼皮已經被反釘在一塊木板上，凝聚著脂肪的肉膜和細小的血管在太陽下閃著光。黑人，發出鳥一樣的叫聲，又使黑人發出一陣讚歎。這時，我和弟弟為爹熟練的技術感到自豪。就連爹在幹活的間隙也曾向黑人投去過善意的目光，一張獸皮把黑人和我們像家人似的連在了一起。”

在日本傳統符號系統中，“皮”因為與血跡、內臟等印象相連，往往被視為污穢的象徵，給予人一種隱形卻具有強烈符號喚起效果的歧視印象，日語中“皮多”與“穢多”的漢字讀音也相同。

《飼育》中處理動物皮的這項工作不僅被描述為值得自豪的技術，而且“把黑人和我們像家人似的連在了一起”，作者對日本傳統歧視觀積極主動的顛覆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小說中顛覆傳統貴賤標準的第三處設置較為隱晦，它是通過“書記”的無常之死來實現的。“女教員說你們村裡的孩子又臟又臭，叫人討厭。”如果說女教員的評價還遮遮掩掩的話，那麼“鎮上的居民像對骯髒的動物那樣厭惡我們”則更明確地揭示出“村莊”與“鎮上”這對明顯的歧視結構。作為連接雙方媒介的“書記”則是一個充滿寓意的存在。“我喜歡看書記用假腿再加一根松木拐杖輔佐著他那條結實的右腿在山間小路上跳躍的姿勢。”這裡的“書記”無疑是“村莊”中的一員，歡快“跳躍的姿勢”顯示不出任何殘缺；“可是，坐在椅子上的書記的假腿卻和鎮上的孩子一樣，陰險得令人毛骨悚然”，他雖已失去“跳躍”活力，卻符號化為邪惡的替身，具有表述“陰險”的能力。因此，“假腿”的性質取決於其所屬位置，兩個世界之間的力量角逐決定著它最終的歸宿。

由此看來，小說結尾“書記”意外死亡的情節看似突兀，但某種意義上可視為作品的畫龍點睛之筆。與黑人士兵遭鎮壓后失去性命不同，“臉上還露著微笑”的“書記”之死雖然無常，遵循的卻是“村莊”的邏輯，屬於自然生命過程中的意外消亡。如同作品開頭主人公“搜尋死人殘骨”“做戴在胸前的證章”一樣，在“村莊”世界里，死與生朝夕相伴，甚至被當作裝點生的華美的“證章”。“人們會用為黑人而收集來的薪柴把書記化做一團青煙吧。”結尾的這個推斷句暗示了一個帶著永恆意象的理想世界，在這個歧視消失的“村莊”空間里，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只在於“死者的表情，時而充滿悲哀，時而又不無微笑”而已。

“對於村裡的人來說, 蝟集在俯視峽谷的山坡上的小村莊的一切，都是那麼充實，陽光下的這群體態瘦小、目光奸詐的（鎮上的）孩子，如果沒有躲在昏暗的店鋪里監視我們的大人，我相信，不管是誰，我都能把他打翻在地。”這裡的“我”自信自足，傲慢不馴，但小說中一個微小的細節卻給“我”的勇敢、積極抹上了懷疑的色彩：

“快吃完飯時，橋上走來一個小鳥般清麗的少女。我迅速地檢查了一番自己的服裝和容貌，自信比鎮上任何孩子都英俊、儀錶堂堂。我把穿著鞋的雙腳伸出去，等待著少女從我面前走過，熱血衝撞著我的耳鼓。少女飛快地瞥了我一眼，便蹙起眉頭跑了過去。我的食慾頓時無影無蹤了。我感到自己無比地醜陋、寒酸。”從“英俊、儀錶堂堂”，到“醜陋、寒酸”，“我”看似堅不可摧的自信居然因為“少女”“飛快”的一瞥便頃刻之間徹底崩潰。“我”的自我認同原來建立在“少女”的評價這種他人認同之上——如此脆弱的心理機制與前文之間產生了完全的斷裂，“我”的勇敢、傲慢、獨立等均在少女的視線中土崩瓦解。因為瞥視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特徵”，以“我”為代表的被歧視群體與以“少女”為代表的強勢群體之間難以逾越的距離，就被濃縮在這極具象徵性的“一瞥”之中，這種典型的歧視目光，以及被這種目光輕而易舉擊敗的被歧視者的不堪一擊，不僅突出了不平等的根深蒂固，也令讀者對此前“我”貌似堅定實則脆弱的態度心生疑惑。

其實，問題從“我”視野中出現“少女”的那一刻起便已產生。當“少女”在“眼中”顯得“清麗”動人時，“我”顯然已經忘卻了彼此間橫亘的距離，而呈現出崇仰接受的姿態。因而從滿懷自信陡然間變得自慚形穢這一看似矛盾的設置，喻示出“我”一旦試圖融入“少女”的世界，便難以避免被歧視的命運。“我”與“少女”相遇的情景形象地描繪出邊緣人對身份迷失的恐懼，同時也交織著作者同情、嘲弄與批判的目光。

經濟發展水平再高，“我”的服裝再挺括，都無法改變“少女”們根深蒂固的歧視目光，在強權與資本邏輯支配的現代消費社會中，改變了鬥爭姿勢、陶醉在虛妄的和諧幻想之中的“我”最終只會徹底喪失存在感。

《飼育》以一種異想天開的卓越的想象力作為創作基礎，是一部具有濃厚抒情性的、藝術手法純熟的作品，蘊含著大江之後的小說創作主題的萌芽，具有從各個角度解讀的可能性。

——奧野健男（評論家）

或許可以將其置換成世界規模的政治性力量關係來解讀。

——小森陽一（東京大學教授、著名文藝批評家）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出生於愛媛縣森林中一個小山村，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專修法國文學專業。代表作品：《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華》、《飼育》、《掐去病芽，勒死壞種》、《廣島札記》、《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