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驢

酒泉市肅州區境內的“趕驢”，是帶有一定故事情節和戲耍趣味的非常古老的民間社火舞蹈，自始至終，它還有濃厚的啞劇元素，以表演的熱烈歡快、生動曲折、滑稽幽默而引人入勝。富有極強的娛樂性、觀賞性和臨場發揮性，很受鄉村人民群眾的歡迎和喜愛。

社火自古就是民間春節時的自演自娛活動。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祖，是傳說中的火神。在以農耕文明立世的中國，古老的土地與火的崇拜，產生了祭祀社與火的風俗。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認識能力的提高，祭祀社火的儀式演變為規模盛大、內容繁複的文化娛樂活動。趕驢是每年春節文化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內容之一，它以大眾舞蹈的形式將鄉村最普遍的婚姻習俗表現出來，成為民眾十分喜愛的一種社火形式而流傳至今。

趕驢表演的是一段完整的鄉村婚姻生活，有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有扣人心弦的矛盾衝突，也有舒緩有致的情緒節奏。然而卻沒有一句對白和台詞，全靠表演者的領悟和發揮，所以它有啞劇的特點。

“趕驢”作為社火的一種重要形式，以“驢”為主要道具，以驢的犟與倔的脾性為關節而展開，全部過程充滿嬉戲與逗耍的喜劇色彩。“趕驢”是趕社火的一種，它突出“趕”的特點，既有對驢的追趕與驅趕，也有對人（第三者）的驅趕和對時間的追趕。產生以來，其故事內容基本一致，在流傳當中不同的地方產生了微小的差異，但核心內容從未變化。一台“趕驢”最基本的角色只有三個：丈夫、媳婦、和尚。編演中角色的增加要以驢的增加為基礎，每增加一頭驢，就增加三個角色。表演中，故事的發端、插曲、矛盾、高潮、結尾都基本相同，無論有幾頭驢，其表演程式大多都不變。

社火“趕驢”的表演是緊緊依靠鼓點的指揮來進行的。鼓點的快與慢、舒與緩、高亢與沉穩，掌握著故事情節的展開，高潮、矛盾、曲折與結局，同時還起到烘托現場氣氛、引來觀眾、激發演員表演情緒的重要作用。有節奏的鼓點配以鑼釵等敲擊樂器，使趕驢這一富有濃厚民間趣味的社火舞蹈自始至終營造著俗世歡樂而祥和的氣氛。離開了鼓點節奏這一強烈的音樂性，趕驢將無法展示其固有的魅力。

基於社火“趕驢”的基本內核不變，就給表演者留下很大自由表演的空間，演員可以根據自己對“趕驢“的理解以及現場的感覺隨意發揮即興編創。演員的表演越大膽越多有發揮越能受到觀眾的喜愛。同一組演員的表演每一次也都不盡相同，這也正是“趕驢”的魅力之所在。

酒泉有許多種社火形式，而“趕驢”卻是其中最具群眾性的一種。從表演方面來看，一台“趕驢”至少有三個演員，多則可至九人或更多。從分佈情況來看，肅州各鄉鎮都有，而銀達鎮幾乎村村都有。從觀眾情況來看，若有鄉村級匯演，則觀眾達上萬人。所以“趕驢”社火具有較為廣泛的群眾性。

酒泉市肅州區銀達鎮各村的社火舞蹈“趕驢”表演最到位、最精彩，在全區影響也最大最好。而銀達鎮西壩村的趕驢，故事情節更加曲折生動又不乏滑稽幽默。

一對夫妻帶著剛出生才幾個月的孩子回娘家，媳婦所騎之驢陷入溝渠，丈夫怎麼也拉不出來。趕路的和尚前來幫忙，被丈夫誤會，認為是戲弄他的媳婦，將其連打帶推地攆開。除此而外，還認為媳婦對和尚也有私情，對媳婦又是打又是哄。然而驢的犟勁上來，他怎麼也拉不起來，丈夫只好去求和尚，和尚幫著將驢拉出來以後，丈夫過河拆橋，再次將和尚打跑。媳婦勸丈夫不要知恩不報，不料也被丈夫打了一頓了，媳婦賭氣不走了。丈夫為了趕路，又假裝道歉的樣子，先把媳婦哄高興，當著媳婦的面又給和尚認了錯並表示了謝意。可是媳婦前腳一走，他便背著媳婦又惡狠狠地把和尚趕走了。表現出一個蠻橫刁鑽、倔強十足卻又對媳婦充滿愛心的鄉村丈夫的鮮明形象。

全劇只有表演而未有一句台詞，但故事情節卻十分生動有趣，充滿了生活情調。其滑稽、幽默、粗獷的民間文化生活可見一斑。以鼓點的緊與密、緩與急、快與慢、輕與重的變化，以及其他的節奏形式與舞者相配合，調動演員們按著故事情節進行表演。演員們的表演張弛有致，融入了演員自己的理解和即興發揮，非常投入而到位，角色的配合也十分默契，整體效果極佳。在肅州境內，是最為人們稱道的“趕驢”社火。